众所周知，华人大屠杀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检证"过程的随意性。大约惟一可以预测的反对人士就是英国殖民政府的前雇员们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者们。他们当中一些人由于包庇本地的告密者而被处决，这些人被从"列队辨认嫌疑犯"中挑选出来，当做积极参加新加坡防卫工作的人。几百名其他的人也被挑选出来处决，仅仅因为他们身上刺有纹身。在日本，这些纹身是一种符号，一种罪犯身上的印记。在华人中间，它们仅仅是一种流行的装饰品，但却被日本当局认为是秘密社会成员的标志。
这些处决都由可怕的行刑队监督执行，他们是日本人的警察部队。那些倒霉的人或者被当场枪杀，或者被斩首，或者被刺刀刺死，或者被用轮船运出新加坡港口推到海里淹死，或者被驱逐到沙滩上，然后在沙子上架起机关枪，对着海边疯狂地进行扫射。
在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中，有一个名叫陈冲冠的人，完全凭借着个人的运气幸存了下来。他被一辆卡车运输到了海滩上，同行的还有大约400名华人。他们被绳子捆缚着，一排排地站立着，每排11个人，一直排到海边。"我站在靠近机关枪的第五排，"陈冲冠回忆说，"他们向我射击……我倒下了……其他人，都被打死了，压在了我的身上……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苏醒过来是因为海水涨潮了，淹到了我的脸上。我……发现附近海滩上有一块锋利的岩石，借助它能够磨断身上的绳子。于是我爬过去磨断绳子，然后逃掉了。"
新加坡的屠杀是日本人发泄愤怒和沮丧情绪的方式，这些愤怒和沮丧是由于中国战场上持续的僵局而引起的，这些漂洋过海的中国人坚定地支持他们祖国大陆的抵抗运动。随着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投降，日本人解决掉了另一个绊脚石。
发现大量的油田被放火焚烧，日本人被激怒了，他们向政府官员和石油公司的有关人员发泄了愤怒。在荷属婆罗洲的巴厘巴板，所有的白人都被流放了；同时还有一些人被扔进大海或者枪杀了。在爪哇的塞普，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白人头上；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被带走，接着是反复的强奸，这时日军指挥官就在旁边观看着。
一般认为，日军对待军事战俘还是遵守了国际条约中的人道主义条款，这些条约是于1929年在日内瓦制定的。在1942年上半年，通过中立国的调节，盟军部队告诉东京，他们打算考察一下日军的战俘，看看日军是否遵守了日内瓦会议的规定，他们要求日本互换战俘，因为它是这个条约的签字国之一。在回复中，外相东乡茂德指出，日本的国会从来没有批准这个条约；不过，他补充说，他的国家将遵守"已作了必要的修正"的条约。
"已作了必要的修正"，这个简单的拉丁词语，一个常见的法律用语，给了日本人一个很大的回旋余地，使他们能够随意地愚弄条约。
实际上，日本人是按照他们悠久的武士道--照字面上的翻译就是"武士的行为"--传统来处置俘虏的。这在日本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这种信仰促使他们反对批准日内瓦公约。武士道精神等同于漠视弱者。
在古代传统的基础上，现代日本人也制定了战场上的一些行为规则。如果必须从一个战场撤退，每一个就医的士兵都相信，他可能被值班的军医开枪打死，或者交给他一枚手榴弹告诉他赶快自杀。病人和伤员是"被毁坏的商品"--这些人"完全"不再需要了，因而他们是可以牺牲的了。
最重要的是，向敌人投降是被绝对禁止的。日本的士兵要求以自杀来代替投降，否则在他们的国人和家人眼中就是永久的耻辱。甚至士兵因重伤昏迷不醒而被俘虏，等待他们的也还是这种无知的行为。
日本的战俘们面对的是同他们完全不同的宗教信条。这些战俘们把自己当做活人来对待；没有耻辱的想法，他们很高兴能够幸存下来，他们要求把他们的姓名和住址寄回家中，从而使他们的家人能够分担他们的痛苦--也就是根据日内瓦公约赋予他们的一种权利。而对于俘获他们的人来说，战犯们完全生活在耻辱中，因而他们每个人都是可以虐待的对象。
总之，日本人在他们征服的土地和本国的母岛上建立了大约300个战俘集中营--在那儿，他们的经营和管理没有任何要遵守的规则。在一些集中营里，战俘们得到了很好的待遇，至少在大部分时间中是这样，纪律也不严格。在日本的仁元，那儿关押着投降的关岛守军，战俘们穿着日军废弃的军服，每周定量供应30支香烟。在爪哇的万隆，荷兰的战俘被准许开设小卖部，可以出售添加了洋葱的焖熟的牛排。在新加坡岛上的参吉，守军的看管有时候非常随意，特别是在帝国的假期期间，一些大胆的澳大利亚人曾经走出战俘营的大门，在马路边搭起台子，向过路的行人出售隐藏起来的储备石油，每加仑5美元。到他们被抓起来的时候，已经赚到了好几千美元。
在其他的时间--同一个集中营或者别的任何地方--日本人就变成了残酷的监管者。对澳大利亚人的大胆行为施加的惩罚--在炎热的阳光下，两个星期没有冲洗一些设施和公共厕所--同在其他地方施加的一些残忍行为相比还算是温和的，侵害也更小一些，或者说根本就不算侵害。在马卡萨，那儿关押着大量的爪哇海战的幸存者，这些人定期遭到铁管的毒打，每次要打到200下，足够把活人的身体打成肉酱。在驶往上海的一艘航船的甲板上，5名从威克岛押来的美国战俘被斩首，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和解释；他们可能没有得到允许就说话而被判定有罪，或者四处走动，或者爬到了轮船的阶梯上--根据上船前制定的战俘守则，所有这些行为的惩罚都是"立即处死"。
即使战俘没有被挑选出来处死，他们的遭遇也是悲惨的。数百名战俘拥挤在狭小的空间，而这本来只打算容纳12个人的。他们一般睡在泥土上，或者光秃秃的坚硬的地板上，或者是没有弹性的铺位上。公共厕所是临时搭建的。少量供应的药品也在逐步减少，直至没有。
定量配给的食物很少，战俘们经常处于饥饿状态。在菲律宾的打拉，温赖特和他的军官们在科雷吉多岛陷落之后投降了日军，他们每天的饮食主要是大米，"每一周或两周，才有一盎司或者两盎司的猪肉或者牛肉。"温赖特回忆说。日本人后来主张提供给温赖特将军和他的士兵同样的食物。但是对温赖特来说，这些食物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够。在4个月的时间中他瘦掉了40磅。
在这样的情况下，诙谐幽默成了惟一能够让人轻松的东西。当日本人要求他们保证说自己不试图逃跑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嘀咕着答应了："只有在被禁锢的时候，我会不逃走。"他们当中有人解释给满脸疑虑的看守军官说，这是一种古时的风俗，当签署重要的文件时，人们经常这样祷告。一名年轻的英国军医，斯坦利·帕维尔德上尉，为他的难友们设计了一种"职业治疗法"。正如他后来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跟踪和捕捉臭虫和虱子上面，当捕捉到足够数量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们放进日军士兵的小屋中。"
帕维尔德上尉和他的战友们最艰苦的日子还在后面。到了1942年的夏天，他们接到通知，将要向北转移到马来亚山区的空闲营地里；日本的管理人员向他们保证，在那儿他们将得到更好的食品和清洁卫生的环境。这些人确实向北转移了--沿着众所周知的桂河，乘坐轮船转移到了泰国缅甸边境线上茂密的丛林中。在那儿他们了解到这次旅程的真实目的是：和日本的铁路建设部队，以及从爪哇和苏门答腊岛迁来的战俘们一起，加上在当地征招的劳工，砍伐这片原始森林，开辟出一条新的铁路线，从而连接曼谷和仰光（这项工程后来为虚构的《桂河大桥》提供了背景素材）。
根据1947年在海牙签订的47国公约，日本承诺不使用军事俘虏进行任何同战争相关的劳动。泰国缅甸铁路工程对日本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盟军在海上的进攻，进一步增加了日本建设曼谷和仰光铁路线的要求，他们需要这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来维持日军的供给。
当地的气候条件，加上完成这条铁路线的压力，给战俘们带来了难以容忍的恶劣环境。欧内斯特·戈登，曾经在阿盖尔郡和苏格兰高地南部地区担任过一家公司的经理，后来这样描述了他的痛苦的经验："每天早上天刚亮……我们就从楚卡出发，为开垦铁路线砍伐开路一直到晚上很晚才能返回……每周天天都是如此。我们丧失了全部有意识的时间概念。今天是星期二，第四天，或者是星期五，第七天？谁可以说话？谁可以得到关爱？
"除了身上很小的一块遮羞布，我们几乎赤身裸体地劳动着，赤裸着双脚站立在炎热的地面上，地表温度达到了华氏120度。我们的身体，不断遭受着昆虫和跳蚤的叮咬，我们的脚被锋利的石头擦伤和划破了……在一些地方，守卫士兵叫喊着'快干'。他们用竹子做的棍棒疯狂抽打着我们，好像它们也在叫喊'快干！快干！快干！'这样的声音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耳朵旁边，甚至在睡梦中也是……当我们不能更快地劳动满足他们的要求--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他们就抽打我们。"
一些被打的受害者仅仅"滑落到地面上就死去了。"戈登回忆说。其他人死于干渴、饥饿或者是劳累过度；还有人死于霍乱、痢疾和热带溃疡。最后所有死掉的人大约占参加修路工人总人数46000人的1/3--还有将近75000人的当地劳工。当最后的数字被了解到的时候，据估计，在250英里长的铁路线上，每英里有64名盟军士兵和240名当地工人死亡。而且，根据日军估计，他们自己也有1000士兵葬身在那里。
总体上来说，在征服浪潮中被抓获的敌国平民，很少像战俘那样遭受到赤裸裸的野蛮行为。有一种狡猾的折磨方式：日本人仅仅把他们关在守卫森严的收容所里，让他们在那儿自生自灭。
东京认为没有责任去照看他们和提供食物；收容所管理人员的心情决定了他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微薄待遇，如果心情不好则什么都没有。卡尔·麦丹斯，一位在马尼拉的圣·托马斯大学被拘留的《生活》摄影师，后来评论说："我不能说我们的占领者没有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或者说不充分的食物。在最初的6个月期间，他们根本就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食物。"如果没有菲律宾朋友和他们以前忠诚的仆人--他们并没有被校园周围高高的、铁制的警戒栅栏所吓倒--每天透过栅栏向他们提供一袋袋的食品，麦丹斯、他的妻子以及他们周围的难民们就将挨饿了。在其他地方的被拘留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的生计依赖于从占领者那儿收集的垃圾袋。
生存变成了考验个人机智和毅力的一件事情--对个人能力的一种考验，在缺少医药、被褥、足够的衣服、像样的避难所的情况下人们如何生存。圣·托马斯，向四周延伸到足足53英亩的范围内，和其他地方相比它的不同之处是，日军把它设计成了收容所。一个新加坡的监狱，设计拥有600间房屋，可以容纳2800名英国人；在婆罗洲，33名妇女和小孩，包括作家艾格尼丝·基思和她的小儿子，生活在一个离检疫站的麻疯病患者收容所仅仅1/4英里的地方，那个地方原来是英国政府用来收容引入的亚洲人的。"臭气熏天的粪便，腐烂的怪味，空气不流通，没有灯光，木质窗户的建筑，"基思夫人后来写道，"是给我们欧洲人的一个报复，它以前曾经关押过很多其他的人。"
精神上遭受的痛苦也和肉体上的一样严重。麦丹斯回忆说，他曾经睁着眼躺在地板上"评定我的感受：失败的，身陷囹圄的，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所有这些我都可以承受。但是令所有囚犯不能承受的是，缺少自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人没有完全建成任何收容被拘禁者的监狱。犯人们被强迫要求设计他们自己的监狱，草拟解决大范围的可能遇到的问题；在这些人中间包括教师、传教士、商人、医生和工程师。在苏门答腊岛的巨港监狱，按照所用语言的不同分别进行设计，包括荷兰人、英国人、马来亚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德国人、苏联人和日本人。同时在巨港监狱还新建立了一个工程师协会，他们定期召开座谈会，讨论很多有关技术性的问题。
日本人允许被拘禁者自己管理他们监狱里的事务--圣·托马斯集中营里的居住者自己栽种蔬菜，每周都要打扫他们的居住地，保持着最干净的状态。他们还出版了一份报纸（《拘禁者报》），举行不同的演出（第一场参加演出的有：一位轻盈的跳舞演员，两个声音模仿者，一把单人手风琴）并把演出搬到校园中一些分散的居住区，那儿一般是用竹子和泥巴棕榈叶搭建的简陋住宅，他们称之为"蛙穴"和"红椿乡居"。
但是即使是在最松弛的集中营里，监狱的守卫者也到处表现着绝对的权威。被拘留者们要求看到监管人员要鞠躬，否则就要遭受鞭打或者拳打脚踢--或者类似的惩罚行为。行刑队的幽灵一直笼罩在所有人的头上。在任何时间，也无论有没有借口，这些看管者都可以把居民从房屋里赶出来进行搜查--发现一个短波收音机都意味着主人将被处死--或将他们带走进行审问或者严刑拷打。
在马尼拉的圣地亚哥要塞，16世纪西班牙人进行审问建造的深邃的地牢和行刑室，超过12个被审讯的人拥挤在一间10平方英尺的小屋中，里面到处都是蟑螂。没有能够躺下睡觉的空间。"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要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站着，日复一日地站着。"弗雷德里克·史蒂文写道，他是一个在圣地亚哥呆了7个月的美国人。
这种痛苦可以在行刑之后的昏迷过程中得到暂时缓解。囚犯们被强迫灌了很多水，然后横跨在两块行刑木中间，这样他们的痛苦就集中到胃部。其他的酷刑有，双手被反捆在背后，然后手腕被吊起来，直到脚尖刚好离开地面，接着用脚踢打，这样一直要被吊几个小时。一天，一个被激怒的审问者从史蒂文的手上切下来一块皮，强迫他吃下去。"其他的日本人都站在旁边，嘲笑着发生的一切！"他说。到了晚上，囚犯中间回荡着不同的声音："遭受酷刑折磨和毒打的囚犯们发出的痛苦的呻吟声……脚上铁镣发出的丁当声和拖曳的声音……黑暗中人内心情绪发泄的痛苦声，"史蒂文写道："……有些人禁不住叫出声来，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抛弃了我？"
东南亚的土著居民带着复杂的感情，注视着他们的前殖民地主人所遭受的屈辱。一些人心满意足；另一些人则感到心惊胆颤。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坚持他们最初的看法，日本人的胜利将会给他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