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公元1925年底。
一个落霞的傍晚。
新闸路培德里的一幢石库门房。
神秘偏僻的地方迎来了一位神秘的人。此人高高的个头，长长脸形，头戴礼帽，眼戴墨镜，身穿长布衫，手拿一份报纸———这是暗号，准时地叩开了石库门房。石库门房的主人迎了出来。
“先生，你讨要的报纸我给送来了！”神秘的不速之客道。
“好，好，请进屋里谈。”主人把神秘的不速之客引进屋里，吱呀一声紧紧关闭了大门。
且说这神秘的人是谁？这神秘的地方又是哪儿？
这神秘的人就是从中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刚刚毕业的高材生毛泽民；这神秘的地方就是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根据组织需要，共产党员毛泽民是奉中央之命来这里主持全面工作———出任出版发行部总经理。因为当时党还在暗处，为了保守党的机密，毛泽民改名为杨杰，人称杨经理。
为更好地保守党的机密，中央组织部考虑得很周密，在他上任不久，又把一位名叫钱希钧的女同志介绍到他身边工作，与毛泽民结为夫妻关系为掩护出版发行部的外部形象。
再说这位钱希钧，原是上海杨浦怡和纱厂的工会会长。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尹宽同志找她谈话，说她的工作有变动。为了加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的力量，调她去出版发行部工作，为了保守党的机密，要与发行部总经理毛泽民结成夫妻关系。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党的机密大于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
“都是党的人，我服从命令。”钱希钧二话没讲就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尹宽同志也找毛泽民谈了话。毛泽民也是二话没讲，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转天，钱希钧怀揣着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心情激动地叩开了出版发行部的门。
“你找谁？”
“我找杨杰经理。”
“你是谁？”
“我是钱希钧。”
“杨经理，钱希钧同志找———”那人向里屋喊。
此时毛泽民正在伏案，双手打算盘，这是杨经理的一绝。这不是表演，而是算账。听到有人喊，车过身来，毛泽民上下打量着姑娘。钱希钧躲过对方的目光，把中组部的介绍信递给了毛泽民，说：“杨经理，我来报到了。”
“好，好，快坐，快坐！”毛泽民一边让座，一边去倒茶，然后送到姑娘手里。
钱希钧嗔怪道：“你这个地方真难找，害了我找好半天！”
“是吗！”毛泽民问了钱希钧一些自然情况，向她介绍了中央出版发行部的情况，然后说：“我们机关是党中央的宣传部的‘咽喉’，既是‘咽喉’工作，我们就要像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他，保护他，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关于你的工作，除了搞好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要经常去中央机关及一些领导同志的家中联络。这个工作更重要，机密性更强。做好这一工作，一方面要灵活，同时还要严格保密，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别人来往……”
后来他们真的结为夫妻。
就在钱希钧来中央出版发行部的时候，这里人手不多，大部分是党内同志。他们的任务不仅是负责上海地区的出版发行，还要负责全国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可以说是行政、党务、后勤、财务兼任于一身。毛泽民很能吃苦，为党的宣传品、文件、书刊的印刷和发行，印刷厂的建立和发展，四处奔波，逐步制定和完善了发行部和印刷厂的规章制度，就连钱、财、物收支账本的建立等事情，也都凝结了他的不少心血。
钱希钧来的时候，出版发行部仅出版发行《向导》一种刊物，接受的资金，仅有70.308元。那时党中央每月只拨给《向导》广告费60元，其余一概自理。而《向导》每月在《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三报上登广告所需费用就达72元。这样，出版发行部的一切经费，包括人员薪水，基本靠本身的收入开支。经过毛泽民和同志们的努力，他们很快使《向导》在全国销到8万份，由中央发行部直接印发的就有4万份。再有《共产主义ABC》一书，半年之内销数多达3万余本。书报供不应求，形成书尚未印，就有预订金到手的好局面。①
后来，他们还印发《中国青年》、《红旗》、《实话》等报刊和党的文件、传单，还有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小册子。几乎是同时，毛泽民又在全国奔波，建立了包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在内的发行网。就连香港和法国的巴黎也有发行部的代售处。
随着大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向中央出版社发行部订购书报的读者越来越多。另外，他们还要印大批书报、传单，以备北伐军打下上海时散发。为印刷发行这些东西，需要大笔经费。一天，毛泽民到陈独秀总书记的办公室，请他帮助先借一些钱，以满足扩大印刷的需要。陈独秀回答：“钱是没有，但任务必须完成，你自己去想办法。”
开始，毛泽民早出晚归，四处活动，但借得无几，急得他寝食不安。夫人钱希钧也急得团团转，总想为丈夫分担点困难，想法帮助借点钱。可她的工作性质不允许在社会上抛头露面。钱希钧只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此来给丈夫点安慰。
好在毛泽民在上海创业已有名声，印刷界都知道有个杨老板，讲究信誉。于是毛泽民转向同乡、熟人、亲戚、朋友挪借，向进步书店预支。不管怎样，总算完成了党的任务。
再说钱希钧每天跑印刷厂，到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地，拿稿件或送清样。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谢觉哉、郑超麟等的住处她都去过。钱希钧回家往往比泽民要早。于是每次回来，钱希钧总是把饭菜做好，等泽民回来吃。
毛泽民爱吃辣的，有了辣椒，胃口顿开。但是他有胃病，是在安源搞工运时曾经动过盲肠手术，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好几年了，刀口愈合不好，经常疼痛，所以医生不让他吃刺激性食物，特别是辣椒。钱希钧当然是按医生的意见办，但是话说过来，粗茶淡饭好人常吃也犯腻，有胃病的人就更难下咽了。毛泽民倒没有因此而稍有愁眉，可钱希钧心里过意不去，总尽量买些他爱吃的空心菜。这种菜倒便宜，但营养价值不高。
钱希钧何尝不想为丈夫买些好吃的补补身体呢，但他们的津贴太少，无能为力。他们是住机关的，基本上是职业革命，除组织上每月发给15元钱外，没有任何别的收入。这15元包括吃饭、穿衣和一些日用品开支。为了掩护身份，仅穿戴一项开销就很大，能用在吃上的就更少了。毛泽民中午有时候回不来，只得吃碗阳春面或买两个烧饼在印刷厂就开水吃。就是在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毛泽民一直是为党忘我地工作着。
“四一二”事变后，中央派毛泽民前往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当时，汪精卫还没有公开叛变。这张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权却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大多数编辑是党内同志，董必武担任社长，沈雁冰曾任过总编辑。因此，报纸的内容以及办报的方针都是党中央宣传部确定下来的。此报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董必武兼职多，很忙。毛泽民去后，报社的行政事务工作都交给了他。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清党，公开叛变革命。毛泽民出头露面多，早就引起了右派的注意。他不得不撤离武汉，8月到了长沙。在长沙、湘潭一带搞农运工作。
不久，传来秋收暴动。暴动失败后，大哥毛泽东带领部队撤往井冈山，行动秘密匆忙。当毛泽民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化装成商人，坐轿昼夜兼程地去追赶大部队。
应该说一路顺利，眼看要追上毛泽东的队伍，但到了湖南与江西交界处时，轿子被地主民团截住，说要检查。
“轿里是什么人？”
“郎中。”
“这武器该作何解释呢？是不是有‘赤匪’之嫌啊？”民团团长哈哈地笑了。
毛泽民走出轿子，巧妙地回答：“你们看不出吗？这里山高林密，土匪经常出入，再者兵荒马乱，我才带几个人和几支枪，可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说得可轻巧！”
他们在此耽误了一两天，民团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不敢处置，但又不让他们继续前进。毛泽民只得后兵变前兵，打道回府，返回长沙。11月份，他又奉命回到上海，仍担任他的出版发行部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