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胖，我壮，我快乐.”
1942年3月，霍格接到了一一个即将改变他人生的消息。在路易·艾黎的推荐下，重庆的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任命他为双石铺的培黎合作培训学校的校长。从兰州来的公路与往南方的公路在秦岭的一个山谷汇聚，而双石铺就是这个山谷的一个小村镇。学校建造于此的原因在于，这个地方太小，不足以吸引日军的轰炸，同时，这里是山岭地区，地面攻击也不是易事。
霍格接手的这个学校一片混乱。18个月里这里有过7名校长。第一年里就有6名校长被解雇或是自动离职；他将会成为第八个。这个学校一共有三间砖造的教室，位于荒凉陡峭的山坡上，教室前方是一片开阔的土地。学校唯?‘件设备就是一一架可以勉强工作的织布机，一个用来向织布机上送纱的歪曲的卷绕机。教室里没有任何书本或是可以书写的资料。厨房里也一无所有。学校外面有一面国旗，因为太阳的照射已经变白。学校没有床，所注册的35个学生现在还剩下十几个，一部分学生只好睡在一间教室的课桌上。他们倦怠冷漠，长着疥疮，营养不良，全身都是虱子。
难怪当霍格告知宝鸡的工业合作运动官员们他的新工作时，他们爆发出一阵嘲笑。他们立即计划染指于政府给学校的拨款。
大部分老师和学生都随着第七位校长走了。霍格走进学校时，男孩们的神情混杂着漠不关心与敌视，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下一顿食物。第一步是为学生们解决吃住问题。霍格请来当地的一些合作工人，两天之内他们将附近的一家村舍变成了学生宿舍。霍格的现金很少，但是他在镇上建立起了信用，设法购买到了粟和蔬菜。
第二步是使这些房子看起来像是一个组织机构。
教室和宿舍周围建起了泥墙，一个大院就这样形成了。在这个区域内有蔬菜园和篮球场，其中一间教室被改装成了车间，霍格用泥砖和木材在大院里盖了另外一个车间。他从学校毗邻的悬崖的软土中挖掘了两个窑洞。
一个窑洞是校长的卧室兼办公室，另外一个是来访者的客房。数世纪以来，在华北干燥的黄土高原上，住在窑洞里是十分常见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窑洞是从山脉的软土中挖掘而来的，提供了一种便宜、隔热的住宿条件，并且可以扩大，满足一个逐渐增大的家庭的需求。乔治．霍格所做的很多事情被双石铺的人们视为疯狂之举，但是在窑洞中建造住宅不在其列。
这些房子离长江的遥远支流嘉陵江的上游约600码。霍格将嘉陵江视为钓鱼、喝水的理想场所，这里有可能还可以提供能源。他为车间恳求、借或换来装备，很快学校拥有了一架生产纺织品的新织布机、置于椅子之上的卡车发动机、一台小柴油机发动的车床、一台蒸汽机模型、一台印刷机以及其他造纸的机器。
男孩们在6至16岁之间”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了战争。一些是从海滨地区逃到湖南的难民，其他的来自本省，原因是过度拥挤和粮食缺乏迫使一些贫穷的家庭将他们年龄大的孩子送到内陆自己谋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一个男孩在一艘从上海撤出的拥挤渡轮上与母亲失散，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见过母亲或是其他家人。他一直到处飘荡，最后进入了孤儿院。四五个孩子来自东北，日本占领了那里，难民如潮。他们都是难民，他们的故事是每个中国难民的故事：房子遭到轰炸，被迫逃亡，饥荒，穷困，失去朋友和家人。
孩子们说着不同的中国方言。他们的背景与他们的年龄一样五花八门。有年龄大的、年龄小的，有一些孩子上过中学，其他一些则是文盲。东北海滨城市的男孩与西北农村的孩子之间的差别最为明显。有一次，霍格被称为“何克”。
霍格在担任洋秘书视察当地合作组织时，参观过双石铺，所以他对这个地方已经有所了解。他也视察过他接手的这所学校，对于面临的问题非常清楚。这些问题还混合着该镇的穷困问题。当地人口正在与流入难民争夺微少的食品，很多人接近饿死。山坡上正在上演着破坏性森林采伐这一熟悉的故事，农民们将松树砍掉，在山顶附近开辟农场，来勉强维生。采伐森林破坏了山上和山谷的农业种植，原因是短时但却狂暴的夏季降雨涌入低地，将农作物和表层土都一扫而空。
双石铺周围的高地创造了阻止日军进攻的强大沟堑，但是山上还有一个更为黑暗的世界，使得村民、难民和霍格要接手的整个学校都为之颤栗。一位巡回者探访霍格，将这个黑暗世界公布于众。美国作家兼画家格莱姆·佩克已经出版了《穿过中国的大墙》，这是一本半游记、半中国北部历史的书。他正在写作第二本书时，听说了一位英国人住在西北窑洞的故事。佩克被这个想法所吸引，向霍格询问他是否可以体验窑洞生活，霍格允许他暂时搬进来。作为回报，佩克设计了一个陶罐，为合作事业做出了标志性贡献。这个陶罐可以先将沸水冷却，然后保持冷却。霍格报告说，这极大地改善了与当地中国人的关系，因为这表明高鼻子的洋来客真的可以制造出管用的东西来。
佩克研究了当地历史和民间传说，发现了一个具有幽灵和神秘力量的世界，这些幽灵和神秘力量塑造了双石铺人们的生活。他在第二本书《两种时间》中描述了山脉的农民群体。
贫穷使他们衣衫褴褛，使他们只有在出生、婚娶和死亡时才会洗澡。除此之外，他们还遭受着如此多的未知疾病。没有人有钱去看难民医生，这里也从来没有过公共卫生服务。一些人跛脚，一些走路倾斜，一些人一步一拐，许多人都有奇怪之处，这些怪僻几近精神病的程度。但是关于使他们残废的坏骨头、外伤或是怪癖，他们一无所知。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内部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已经被封死，就像他们希望封住宇宙外部的超自然威胁一样。
折磨当地人们的精神和身体疾病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极度贫困，以及随之而来的甲状腺肿高发率。甲状腺肿由碘的缺乏所致，导致脖子下方的甲状腺肿大，结果是下巴以下的球根状膨胀物，女性的发病率尤其高。碘的缺乏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良影响了这一地区三分之二的人们，弱智、侏儒以及其他非正常婴儿的出生率高居不下。
双石铺位于从320英里远的成都北上的唯一一条路的岔道口。道路在城镇分开，一条支路伸向东北，直到宝鸡、西安以及以延安为中心的共产党根据地；另一条路向西深入山脉，指向甘肃省会兰州。这个村庄横跨嘉陵江的两岸，嘉陵江向西南流入长江，环绕着双石铺的河流、六千至八千英尺高的山脉、秦岭的偏僻位置。对于那些从东北海滨城市穿越西安南下或是西上的无止境的难民流来说是一块磁铁。1939年乔治．霍格视察这一地区时，人口尚不足?一千。他成为当地工业合作运动学校校长之时，这一数目已经增长了两倍，随着政府在这一地区部署军队，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加。
这个城镇有一条主要街道，街道上有商店、一两个旅店，甚至还有一家银行。当地的合作运动成员们装配了水力发电机来提供街灯，还有一一家传统澡堂，疲倦的旅行者们在这里泡澡，去除旅途中的疼痛。
来自河南河北的难民将主要街道变成了一个全天候市场，有香烟摊，食品摊——一般只有蔬菜，还有一排便宜布匹摊。白天聚集在村庄中的难民中有理发师、车库技工、建筑者和木匠。讽刺的是，难民们比大部分当地农民要富有得多，后者在山上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他们将从贫瘠的土地上刨出的一切东西带到镇上，在一周一次的集市上出卖，其中包括原木、引火柴、树皮、树根，偶尔会有瘦弱的绵羊或是小鸡。
1942年的春天过去，夏天来到，学校渐渐地开始成形了。从混乱中逃走的男孩们开始逐渐回来。很快学生人数达到了35名，霍格草拟了日常事务表和课程表。
学校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吸收年轻男性难民，教育他们成为合格工人，这样他们可以在村庄的合作组织中劳动；第二个目的是招募合作组织中现有的男孩，教授他们读写，提高他们已有的技术水平。一旦对于织布机和发电机之类的基本机械的基本作程序熟悉之后，小伙子们会被作为“突击手”送回合作组织。
霍格丝毫不为难民到达的混乱状态感到吃惊。他的两个领养儿子曾经在学校上学，他通过计算他们衬衣上虱子的数量来衡量难民数目的下降。一个星期他就在一件衬衣上掐死了96只虱子，最后认为烧掉这件衣服可能是最简单的选择。
让他吃惊的是孩子们对于他们的新校长“洋鬼子”的强烈憎恶。霍格的普通话现在已经非常标准，虽然他的口音很重，但是所有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他的话；只是他们不理解他开始建立的这套制度，并且与他反抗。他们中大部分人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他们将自己的困难生活归结于外国帝国主义的罪恶，其中不但包括日本，还包括西方。
就像霍格是“洋鬼子”一样，他的新规则也被视为“洋规则”。霍格直面他的批判者们：“我们上了一些关于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以及诸如此类的严肃课程。当他们意识到虽然我们的鼻子高度不同，但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见解相同时，所有的憎恨就都平静了。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过去所处的环境，在于两年中7名校长都没有领会学校的真正目的。”
霍格按照所有英国公立学校认可的原则组织学生。他将男孩们分成三组，每组选举出一个组长，组长负责照顾组员，保证他们吃饱，并且偶尔的医疗需要也会得到满足。组长晚上在宿舍组织小组讨论，为周六上午学校大会上讨论的问题提出解决之道。
学校任务被分配给了组长们，组长们将任务派遣给破坏规则或是表现恶劣的组员作为惩罚。衣着整洁或是课堂表现不错的学生会得到表扬，而做错事的孩子会意识到不向新的制度看齐只能使学校回到混乱状态，就这样，纪律得以贯彻。
孩子们负责六个学校委员会，其中包括食品、运动、图书馆和板报(孩子们贴上关于学校的信息和意见，由霍格和其他老师做出回复)。他们也自己开商店，在那里他们用自己每个月1英镑的津贴购买毛巾、肥皂、牙刷、草鞋、铅笔和画笔。这些东西都由当地合作组织生产，供给充足。其他如牙膏之类的东西非常昂贵：孩子们一般用食盐替代。
学校采纳孩子们的意见，重组的每一步都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一开始还争论不休。霍格说，民主推行了，但是这要比专政困难许多。
新校长的第二项任务是恢复学校课程表和时间表。这一项没有经过民主讨论就推行了。学生们必须每天花五个小时的时间在教室做功课，花三个半小时在学校车间或是附近的合作组织参加实习。另外，针对年龄小和教育程度低的男孩子们开设了中文课，针对教育程度较好的男孩子们开设了会计学、经济学以及高级地理课。所有孩子都学习时事新闻，接受卫生和急救教育。作为车间课程的准备，学校开设了机械课，其间特别提到了内燃机和机械设计的运转。
霍格自己负责灌输纪律观念。他同时教授英语、经济学和地理。他做校长初期，花费了大量的时问激发一些归来的中国老师。
霍格所做的第一件为他在学校树立威信的事情就是阻止孩子们穿越一位农民田地，抄小路去河边。这个农民曾经提出抗议，但是孩子们没有理会；很快村民们跟着孩子们践踏他的田地，去往水边。新校长找出罪魁祸首，他“认为他们喜欢吵架、不守规矩、浪费时间”，命令他们开垦一条小径——在其穿越农民田地的两头各建一面石墙，农民自然很是感激，参与这个工程的孩子们保证他们和村民不再走这条捷径——否则他们知道他们必须重复这些工作。
数月之后，霍格认为，学校的成功运转依赖于合适的学生比例。在选择新学生这个问题上——申请者总是超出学校容量——他从不羞于社会工程学。他认为，学生的主体应该是工人阶级，迟钝的农村孩子和敏捷的城市孩子达成均衡。只有10％的学生属于“学生阶级”，他们因为富有的家庭背景受到过一些高等教育。
霍格认为，有特权背景——虽然这一词组在中国是相对而言的，决不意味着舒适的生活——的男孩子会把他们的坏习惯、留长指甲工作、对于不事生产的官场作风传递下去。但是，有些时候就是这些“长指甲态度”的男孩子能掌握趋势，成为出色的领导者。霍格举了一个学生为例，他“几个月前傲慢，不愿合作，是个彻头彻尾的害群之马，然后做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成为学校最为优秀的学生”。这一系统成功地运转着。学校飞速地回到常态，但是一个大问题悬而未决。这是一个霍格在他剩余的生命中一一直纠缠的问题。民主奏效了，但是两大地区团体——东北人和西北人之问的激烈争斗没有减少。地区和阶级的界限从一开始就使其瘫痪了。老师们和后来的领导们一直无法解决城市男孩与遥远的西北甘肃受到较少教育的农村孩子之间的激烈冲突。职工和学生们分成不同的宗派，将学校视为一个方便的躲避战争的陌生的外国慈善团体。
东北人来自于工业发达的满洲区，长期以来受到外国影响，满洲区1931年沦入日本人之手。这些男孩们独立、自我，也学会了在困难的时候团结起来。
西北人来自中国最贫穷的地区，很多人来自甘肃。他们被认为是经济落后的乡巴佬，他们对此也心知肚明。从海滨来的中产阶级孩子不得不融入内地农村孩子的行列。
在学校生活中，两大集团的暗涌逐渐浮出水面，董：不仅仅局限于宿舍混战。有一次，整个学校正在努力合唱一首老的甘肃民歌，突然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男孩子跳起来，大声喊道：“把我们的口音学得那么像，他们就以为自己聪明了?’愤出嘎然而止。
霍格意识到，大部分孩子们都在下意识地通过某种方式寻找在战争中失散的父母亲。他也在战争中与父母失散，他的目的就是把学校变成这些孩子的家庭替代品。这同时也是他的家庭替代品。
一开始，学校花费了大量时间聆听悲哀的倾诉、修补膝盖的破洞、擦洗肮脏的后背，以及涂抹硫磺药膏。学生甚至购买磺胺片、鱼肝油，将孩子们送到西安检测眼睛……彻底治疗疥疮、疟疾、眼痛以及痢疾。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疯了，但是在我看来，最疯狂的事情莫过于花钱培养他们，然后让他们生病或是没有忠诚感就离开学校。
霍格想要成为学生的校长、父亲和母亲的愿望没有立即被当地人理解。当其中两个男孩子被发现需要做包皮手术时，一位医生和两个护士从宝鸡赶来，带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装着棉絮和锐利器械。虽然使用了局部麻醉剂，但其中一个男孩在手术的时候开始大声喊叫。一位当地农民从窗户中窥探发生了什么，当即向双石铺的人们汇报说外国人要阉割这些孩子，这样他们可以变胖。知道手术受害者微笑着向居民展示自己时，随之而来的狂怒才得以停止。
学校发展壮大，新的职工加入了教师团队，其中包括一名特别的苏格兰人，他是一个霍格肯定会在旅途中注意到的怪人。安迪·布莱德作为一名贵格会会员来到中国，在战争地区驾驶救护车。他被公谊服务会借到了西北的工业合作社，工业合作社又将他转给乔治·霍格。
布莱德不会说中文，但是他有自己的语言，很快他的语言就风靡全校。作为一位忠诚的苏格兰人，他旅行的时候总是带着自己的风笛。在用他的乐器的悲鸣征服学校之后，安迪·布莱德继续讲授苏格兰高地舞、踢踏舞和苏格兰民歌；他还吹口琴，他称自己吹出的声音为美国爵士。
这位苏格兰人更加官方的贡献就是每天花上几个小时解释成本会计和卡车发动机的秘密，这总是在口译人员的帮助之下进行的。但是他最大的胜利是在学校需要人将学校的猪都阉割掉的那天。布莱德自告奋勇：“我在苏格兰的时候曾经养过猪。我想中国猪跟我们的猪一样吧!让我试试。”学生们曾经认为外国人毫无价值，只会坐汽车或是用叉子吃饭，此时他们对于布莱德的敬畏早已如黄河滚滚。
霍格在一封家信中描述了这个奇特的苏格兰人，显然回信中父母对此表示了怀疑，他不得不在下一封信中对布莱德做出更多的描沭。
他高大英俊，无所不知，对其中一些事情还非常精通。他是一个不错的会计师、农民、风笛演奏师、舞蹈家(舞厅的、高地的)、卡车技工和老师。他是一位有经验的护士，经营着工业合作社门诊部，保证了我们所有学生的身体健康，他们在这一带已经成为神话……他现在将要和一位夏威夷出生的中国女孩结婚，这位女孩现在在教授社会科学。为了向学生灌输秩序，新校长引入了一套日常生活体系，这使那些习惯于随意起床、上课的男孩子们非常震惊。60年以后，老二聂广涵仍然能回忆起新的严酷体系执行的点点滴滴。“我们早上6点被老师——通常是校长拉铃叫醒；然后带着毛巾和一小块香皂去往河边——毛巾是发的，香皂是从商店里买的，我们一周发两块钱零花钱——我们洗脸，然后做运动。”
对于他的清晨制度，霍格这么说：“每个人都得早起，去河里游泳，有疥疮的人往身上擦硫磺药膏，摘虱子。我对他们做过调查，百分之六十的男孩子认为长虱子是正常的。健康的谈话和游泳能够很快纠正他们的错误观念。”
在河流中清洗过后，霍格强制执行了一套早操制度，这套制度在所有的英国预科学校都在执行：户外运动，伸伸胳臂，起立蹲下。7：30吃早餐，总是粥(中国大米粥)加馒头；有的时候会有蔬菜：白菜、辣椒、西红柿，这取决于菜园子里有什么菜。
聂回忆说，这套制度比一般英国预科学校要严格得多：“早餐之后我们都要抬起头，张开嘴，霍格拿着一个小型注射器走过来，给我们喷射维他命A。早饭过后上午8点开始上课，一直上到12点。我记得期间没有休息，我们不停地学习直到中午，然后吃午饭。午饭一般和早饭一样，是米饭和蔬菜。”午饭过后课程开始变得实际，男孩子们在车间的机器上从1点干到4点。然后是90分钟的运动时间——排球或者篮球。5：30吃晚饭，还是米饭和蔬菜。7点到9点是晚上的学习时间，9点孩子们回到宿舍。没有电，学生们就在煤气灯和蜡烛下做功课。煤油短缺，所以孩子们一回到宿舍，蜡烛和灯就熄灭了。
学校秩序一成不变。霍格像他的学生们一样身板很硬，他早晨5点钟起床，7点钟和学生一起做30分钟的运动，每天无论去哪一律走路或是骑自行车。他觉得骑二三十英里去参加一个会议没什么。晚上10点的时候，校长和他的学校就睡着了。
除此之外，学生们还会唱歌。每天课问或是晚上不做功课的时候，学校就开始练习合唱。霍格教学生们合唱，并对有天赋的孩子进行个人辅导。
大约60年以后，当霍格收养的孩子被问到他们对于收养自己的父亲兼校长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他们一致认为是他对于歌唱的热爱，以及他如何将唱歌作为学校的共同语言。老大聂广淳说：“歌曲是我们的共同语言．学榕里右著不同的方言，有的时候相互之间的理解颇有难度，但是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对方。我们几乎每天都一起唱歌，所有的人都参与。他教我们英国儿歌、革命歌曲、抗日歌曲以及中国传统歌曲；他还为我们写歌。他尽可能多的跟我们一起唱。我们学的第一句英文是唱出来的。他教我们英文歌，同时也在自己的旅途中搜集古老民歌。他会把这些歌曲带回来给我们，教我们唱。，他问孩子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知道什么好歌吗?”
学校唯一的一件乐器是二胡，这是一件手拉而非使用乐弓的二铉乐器。霍格成为了一名多才多艺的二胡手，并积累了很多民歌保留剧目，曲调他已经烂熟于心，他从来没有把它们写下来，因为他不懂作曲。
霍格设法从排得满满的时问表中挤出时问来使学生完成另一项任务——每个人都必须帮助改进学校地面环境。他买来了锄头和铁锹，这样孩子们可以组成团队相互竞争，没有人可以找借口不做。“老男孩们”承认刚开始辛苦的工作时他们颇受震动，一‘些学生对洋鬼子的疯狂做法颇有微词，但是这给了他们一种条理性和安全感。
这套制度一周要实行六天。周日会有些许的放松，学生们或是上山徒步旅行，或是在河边上游泳课。上山徒步旅行是为海滨的城市男孩提供的教育，虽然他们也曾经从甘肃省穿越群山来到居住在高原之上的幽灵和超自然力量组成的熟悉世界。在全天的行走中，学生们发现死人突起的坟墓和为安抚当地人们的灵魂而建的神庙要比他们经过的活人的房屋多得多。坟墓和神庙总是位丁山上的某个特别位置，一块奇异的石头，或是地面的凹陷处，从这些位置中当地人可以推断出一一些隐藏的含义或是神灵的讯息。
从甘肃农民家庭出来的男孩子，有着信仰超自然和敬奉祖先世界的家庭传统。周末旅行的时候，孩子们经常会在山坡的坟墓歇息许久，讨论当地人的传统。在这些谈论之中，甘肃农村孩子总是会胜过海边精明的城市孩子。
霍格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取得了男孩子们的信任。他与他们一起歌唱，一起游泳，一起运动，一起在山问行走。他在有意识地为许多孤儿或者几乎没有希望再次见到父母的孩子们创造一种家庭感；他意识到他自己也在寻找着他丢弃在英格兰的东西：家庭，朋友，结婚、生儿育女的机会。他写道：“通过某种方式，家庭发展过程奏效了??如果孩子们在下意识寻找他们的父母??我们也在下意识地寻找孩子们。”
一个周末，孩子们进行了为期两天穿越秦岭45英里的远足，在返回途中的最后一段旅程，他描述了学校精神：
一起走路，一起露营，一起在新的好玩的池塘里游泳，有的时候一起挨饿，一起前行，直到我们又热又累，一起到达一个新地方，在陌生人面前歌唱，见证了许多新的合作组织的成立，这些合作组织都是我们的“家人”，所有这些对学校而言，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在我们回家的最后一段旅程上，我们转过弯，看见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片山脉，山脉下面躺着我们的学校，此时大家自发的感到振奋，过后我们都感到非常温暖，非常自豪。从那天开始，我知道我们的学校大有作为。
学校的传统惩罚力方式是在国旗前面跪下，红色的背景下白色的太阳发出十二道光芒。在正午时分，这是一项残酷的考验。霍格停止了这项惩罚。
但是纪律一点也不松弛。霍格因为上课严格而被大家所牢记。在课堂上，他将表现良好定义为注意听讲，对老师和同学都恭敬有礼：如果违反规定男孩们要被命令站起来解释原因。霍格在教室外也不容忍破坏纪律。关于其中一个事件，他是这么说的：
一个下午，我们都下河，用真正的海洋和河流制作亚洲沙图。最后我们都拿大块石头轰炸日本，直到石头沉入河底。有一个学生非常喜欢这个主意，他开始拿石块轰炸农民的鸭子，理由是那些是日本潜艇。这严重违反了命令，不久之后他就穿着衣服在河里端坐。他大声哭喊了一天，但是这是一个里程碑。
校长、教学职工、他收养的儿子们，以及学校的所有孩子经常性地感染疟疾。这对于当时在中国西部工作的所有人来说都是职业病，常规的治疗方案是大剂量的奎宁。如果一个孩子的体重持续24个小时超过华氏106度，他就会被放到手推车上，穿越秦岭一直到达宝鸡的医院。这一旅途通常会花费6到8个小时。
令霍格出乎意料的是，职工们的问题比孩子们的更大。培黎学校脱离了中国和西方的教育传统。最大的区别就是，孩子们被授予了经营自己委员会的责任，这也给了他们对于学校管理层的一些控制权。中国人坚持自己的传统以及他们从西方继承过来的传统。这些传统都号召着自上而下的学校管理方式以及采用惩罚体系来对待学生。他们将霍格的方式视为异端。
霍格纪录了他与41岁的康老师的对话，这段话总结了这一问题。康老师抱怨说：“孩子们顽劣不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礼貌。”
霍格回敬说：“对。我希望康老师可以尽全力帮助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连礼貌都不懂，我们试图教他们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不需要如此牺牲自己的精神能量。”说完，他转头离开了学校。
在处理自己职工的问题上，有的时候这位新校长残酷无情。一位中国老师晚上进入学生宿舍，用直尺敲打那些没有做功课的孩子。这在当时的中国学校是正常举动，孩子们也预料到并且接受这种约束。乔治·霍格则不然，他在每周会议上讨论了这件事，并解雇了这位老师。
霍格还解雇了一位学校会计，他曾经试图在霍格第一年任校长时借”16000元法币(大约是800美元)。霍格逼他交待罪过，这位会计开始哭泣。钱回来了，会计乞求霍格能够原谅他，忘记这件事，但是霍格一样也做不到。他不停地质问他，最后会计坦白说自己想成为职业音乐家，需要这些钱来购买乐器。霍格解雇了这个不幸的人，之后此人就在战时的中国漂泊，除了参军他几乎无以为生。
霍格将会计偷窃学校资金的高明手段视为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的表现。可能事实确实如此，但是他的毫不宽恕有点自负狭隘的味道，这是他性格中不招人喜欢的一面，遗传自他的母亲，偶尔在他们之间的通信中有所展示。他自己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他的家信中，他对于自己对会计的处理自我辩解了一番：
如果一切事情都飘忽不定，人们每天在变，金钱、价格在变——那么道德呢?应该有一种东西能使每个人保持自己内心的信条，不管他人作何评论。
从那时开始他和孩子们自己计算账目。学校出售给合作组织毯子、鞋和纸时有一些盈利，这个时候他们就进行很多的庆祝活动。
霍格试图提高老师们的道德标准，改变他们的教育保守主义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政府官员对于工业合作整个概念的全盘攻击。美国新闻记者们为成百上千个中国村庄的工业革命而欢呼，认为这勾画着未来的蓝图，中国官员却在使用媒体谴责迁移到农村地区的小型工业，认为这在战争时代不合时宜。霍格觉得非常讽刺。他生硬地说：“如果工业真的只是战争的权宜之计，那么为了国家的未来训练合作运动的先行者就毫无意义。”
从1942年3月到1944年12月的两年半以来，霍格一直住在山上的窑洞里，俯视着双石铺。他向自己的母亲解释说，一一半是窑洞，一半是房屋。房屋扩建了，用木框做了一个大窗户，玻璃的部分用纸代替。没有?-个人可以真的看见外面，但是至少可以进些许光亮。一年之后终于从西安来了一件奢侈的窑洞家具：一块真正的玻璃，一扇真正可以看到外界的窗户形成了。
窗户使得霍格更容易看到窑洞生活的大问题：跳蚤。跳蚤是整个学校的问题。孩子们已经被教会了去河边冲洗，然后仔细筛查驱除虱子，但是跳蚤又与之不同。激烈的跳蚤大战大约持续了一年：窑洞的地板铺上了石灰，学校的两只小狗洗澡并被消毒；小鸡们被杀了吃掉；但是跳蚤依然猖獗。几罐基廷杀虫粉是从遥远城市的朋友处搜集来的，却被跳蚤吃掉了，吃不够下次再来。学校请来一位大学化学专家来给建议，专家说跳蚤们无法忍受食盐。于是学校从当地市场买来数百磅食盐，用脚把食盐铺满了窑洞地面。偶尔到访学校进行医务治疗的当地农民看到如此浪费的情形感到惊骇。他们中大部分人不得不将辣椒作为盐的替代品，以至于得了地方性甲状腺肿。
窑洞的一半是炕，作为老鼠的天堂，炕最终坏掉，碎石块铺满菜园子。同时霍格和他的学生们发明了自己的蒸汽杀菌池，他们洗澡前把衣服丢进去。跳蚤开始渐渐消失。
但是老鼠还在。它们开始喜欢上了用来往窑洞项糊纸的面粉做的浆糊，晚上的时候它们就会到处乱跑，噬咬纸糊的天花板。霍格一向喜欢新奇的点子，于是决定在天花板的老鼠洞周围剪出漂亮的形状，并在它们外围涂上红色涂料来增加效果。这种窑洞里的很具美感的装饰印证了双石铺大众的看法：他们门口的洋鬼子疯得不轻。
其他的窑洞装饰品就是钉在墙上的照片，大部分是著名访问者，他们逐渐成了霍格的朋友。亨利·卢斯和他打扮入时的妻子克莱尔·布斯·卢斯在宝鸡一个合作毛衣制造厂的合照，美丽的尼姆·韦尔斯即海伦·斯诺的半身照，艾达·普鲁伊特与一群美籍华人工程师的照片也在其列。
校长书房从不存在，霍格就在窑洞里睡觉、生活、工作、写信、接待访客。石灰墙边的窗前有一张木桌子，桌上是一尊佛像，沐浴着日光。窑洞的墙壁上凿出大教堂窗户形状的佛龛，在每个佛龛中，霍格都放入“马可·波罗不知名的同时代人”的有胡须的塑像，这些塑像是在洛阳挖掘出护城河时出土的。无论这些同时代的人姓甚名谁，他们确实吸引了很多传教士来到这个窑洞，许多传教士留下来，喃喃自语着进行这种异教崇拜。
1942年春，霍格接手了这个只有35名学生的学校，1942年秋天学生人数增加到60。这个学校再次成功启动的消息传到了合作组织的广阔地带，他们开始主动将自己年轻聪敏的成员送到双石铺学习行业技能。霍格的学生们在磨练他们的机械技术的同时，双石铺的培黎学校已经发展为学校和培训中心的综合体。
1942年夏天，许多年龄较大的孩子被送往四州省会成都的一个新工厂接受锻炼。他们秋天的时候归来，带回来一台新机器的部件，在霍格的余生中他为了这些东西茶饭不思。
我们现在正开始在这里装配重要的机械，并把我们的孩子们从成都调回……这在学校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在学校建立的早期，在把我们最好的学生塑造成形时，把他们送到成都，同时开始塑造下一批新人，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现在我们的新学生得到了良好的培养，同时老学生也回到了学校，学校整体感觉非常强大。
重要的新机械是高什纺花机，用来生产羊毛和棉线。它原产印度，用板条箱经由滇缅公路运到中国。这台庞大的装置超过两吨重，学校车间无法容纳，霍格只好把它安置在河岸上，他计划通过水车来发电。他找来一群难民从主流引出一条沟渠，来为车轮提供足够的水流。这是一个技术难题，但是霍格和其团队最终使得通过用水力发电使机器正常运转了，从此这台机器就可以生产出和城市工厂相媲美的纺织品——至少他是这么宣称的。但是机器刚刚开始运作没多久，洪水来袭，将其毁掉。直到1944年末，霍格才最终报告说，机器重新投入使用，为合作组织造福。
除了学生们之间的宗派斗争，以及学校对于新员工的不停招募，新校长面对的最初问题是钱和食物。重庆工业合作总部将学校拨款寄到宝鸡的地方工业合作总部。从那里拿钱总是噩梦一场。1942年夏天，霍格有时不得不骑60英里的自行车穿越秦岭到达宝鸡，为了学校的拨款苦苦恳求、苦苦争取，然后再在当天骑车回去。经过两个城镇之间的通道时，他扶在卡车的后面，这样他就可以在当天回来。返程的时候一般是在晚上。有两次他都遇到了埋伏在路边的强盗，但是他最终还是骑着车甩掉了他们。
金钱如此短缺，以至于学校经常要向当地商人借玉米粉，但是，他们只会赊所有学生各吃一顿的量，就这样数个月学校都处于仅能糊口的状态。饥荒迫在眼前。离学校不远的地方，价格控制已经被用在树根和树皮之上，人们只有这些可以售卖，只有这些可以为食。
霍格经营的底线是，只有利用了所有可利用资源，学校才能存活。这些资源中包括涌入这个穷乡僻壤的难民流，日本的“三光”政策一‘杀光、烧光、抢光’一使得大片农村地区无法居住。这一活动从1942年开始在共产党根据地施行，12个月内将共产党控制下的人口总数从4000万减少到2500万。日本这一战术是毗邻的河南省饥荒的主要原因，1942年全年，成千上万名难民都在学校所居河岸的对面安营扎寨。
霍格从难民中招募了劳工来为他的水车挖掘河槽之后，他又把他们送到山上工作，把一个废弃的石灰窑重建，砍伐剩下的少量木材，沿着河岸种植菜地。其中一些难民是泥瓦匠，霍格利用他们的技术制造石锤，用来从干燥的泥浆中将砖块敲击出来。
霍格27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校长，一所按照当时中国的混乱标准隐含着巨大问题的学校。但是他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并迎头解决。就好像他此前人生中的所有历练都是为了他训练、教育、培育不受规矩的中国战争孤儿而作准备的。
他的热情、与孩子们打成一片的能力不用说，他还具备一种高尚品性，多年之后仍然健在的、当年的孩子们仍然记得：他从自己做的每件事情中都能获得很大的乐趣。他很开心，很享受，他将那种享受感传递给周围所有的人。1942年的一封信总结了他的心情。
亲爱的妈妈：
今天我很开心。天气晴朗，河水冲击着即将建成大桥的混凝土桩，玉米越长越高，但是还没有变成金黄色，我们的桃树结满了直径2厘米的小小绿色果实，除了这些我仍然感到开心——这可能意味着我是从心底里高兴吧!这可能跟月亮的状态有关，抑或没有……我早餐喝豆奶的时候加入了一些咖啡，心情好可能与此有关吧!消化不好了——这是自从3周之前的疟疾以来的第一次——一定与好心情相关；消化不良昨天晚上神奇消失。之前我勉强拖着汩汩作响、不断抽搐的胃向上游走了两英里，及时赶到食堂，坐下来吃了一顿户外晚餐：自己钓的鱼、家里种的马铃薯，还有一种瓜。
在这封信中，食物是不断出现的主题。在英国，食物已经使用配额制，除了富人和儿童(后者吃鳕鱼肝油、喝橘子汁，生活得很舒适)之外所有人的饮食已经减少，他的家人读到学校厨房为孩子们和校长提供了如此多样的饮食，一定会觉得非常诱人的吧!
这些日子吃得很好。菜园子里的西红柿长势旺盛。使馆朋友送来的成牛肉还没有吃完。刚从一位即将退休的传教士处购得一台饼干机。今天饼干机投入使用了，蛋白被作为发酵物分开压榨。现在是马铃薯的时令。豆浆通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西藏边界地区的蜂蜜纯粹透明，比当地牌子的好吃多了，后者经常有麦芽味，我的意思是掺有次品，我怎么能这么笨。
1942年，在一封家信中，霍格写到他对于湿脚问题的观察，这表明他在中国的偏僻角落生活得非常惬意。
我很胖，很壮，很开心。只有那些试图像外国人一样生活的人才会觉得生活困难，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注意和记住的事实。比如说湿脚。公路是湿的，小径是泥泞的，没有出租车，没有公共汽车，没有体面的鞋子，没有胶鞋，回到家之后没有地方可以晾鞋。你怎么办?尝试你所能找到的所有东西，并担心“英格兰不会是这样?”不对……买一双能抓泥的布鞋，不穿袜子，走出去，去踩你能看见的所有水坑。用可爱的淤泥覆盖住你的脚，玩个痛快……这是最健康、最美妙的。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他位于赫特福德郡的家人接到了战时中国生活的描述，这与英国的战争生活相比真像是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留声机交替播放着《万福玛丽亚》、《骑士》以及冷流卫队乐队的一些歌曲……我们的母鸡马上就是第21天孵蛋了，它绝望地对着摆放在面前的食品咯咯直叫……一群小男孩学习跟着中国民歌的曲调跳苏格兰高地舞，两只小狗滚来滚去，对着对方身上的跳蚤狂吠，有人在挖蔬菜……这一切都酷似家乡。这里比不上威弗林，但是仍然是一个家啊。没有女人，所以一切都有些零乱。
疟疾卷土重来，但是霍格发现这一疾病的周期性侵袭很有意思，于是做了如下描述：
首先是手指关节疼痛，食量增多，然后脊骨开始颤抖。这个时间我总是会感到充满冒险精神，就像在火车站等待一位好友……有一次，我在机械修理店，脊骨开始颤抖。这是一个炽热的夏日，人们在炼铁。我尽可能地靠近火炉，这样火光可以照在我的背上，可我还是冷得发抖!当然，真正开始颤抖的时候就不再好玩了。那个时候人就开始想家。中国实在算不上是个好地方。无论如何我已经在此7年了。生活很有趣味，但是我不指望有所成就。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我们。
霍格的疟疾最严重时，他就会在昏迷中幻想着回到英格兰的舒适和安逸：“周日的晚上，吃着冰巧克力、喝着小麦片，在收音机前读书，从妈妈的卧室看一轮圆月??渴望回到家乡。再也不来中国。”
但是一旦他好起来，他就转变主意：“或许没有必要马上就回去”。为了使他的父母安心，他补充说：“你们不要把我当成一个疟疾病人。我只是一年得一次，并且很快就能康复。疟疾容易反复。”
在幕后，路易·艾黎为了支持学校而努力着，并将联合政府双方错综复杂、敌对的政治关系告诉霍格。虽然他不教书，但是他经常待在双石铺的学校窑洞中，与孩子们共度时光。
男孩子们读着图书杂志，不停地朝艾黎发问。男孩子们摆弄留声机，唱得跑了调。男孩子们用他的肩膀跳马，或是被他颠倒着抓起来。他给男孩子们灌肠剂，给他们的疥疮涂抹硫磺药膏。男孩子们站在铜盆里，把肥皂水弄得四处飞溅。男孩子们连内裤都不穿，靠着火炉相互敬酒(艾黎下部的伤疤表明他自己也沉浸于这种娱乐之中)。男孩子们抓艾黎腿上的毛，或是用手指摩挲他的大鼻子。艾黎说：“男孩子们在哪都一样。他们要是在新西兰该有多么开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