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担心，我过几天就回来。”
霍格用他的应急基金在当地买了3座老房子。房子都是空的，地方上的地主都很乐意把房子卖出去换点现钱。他们把房子都拆了，拆下来的砖头、木头和其他东西都用手推车运到镇外大约500米远的庙里。霍格从兰州不知道怎么雇来的卡车已经由司机开了回去，所以学校里的运输工具只剩下装着橡胶轮胎的手推车。
霍格到达山丹后写的第一封家信让他的家里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不再为他的安危担忧。他在信中这样描述他现在面临的问题：
现在我们在这里，那些手推车整天都被用来运老房子里拆下来的废料……寺庙现在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把老房子里拆下来的材料一点一点地塞进去。最近的能够买到木材的地方也在60多公里以外，所以能从老房子里拆些砖头、木材下来用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当地的村民对他们这项工程很不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一个洋鬼子竟然带头把庙里的菩萨搬了出去。在山丹的前几个星期里，就有人在街上冲着霍格叫骂。在他骑车经过的时候，有人冲着他喊“洋鬼子”。于是霍格和村民进行了深入的谈判，最终大家同意将三尊最大的金箔佛像留在庙里；留下的还有另外两座宝塔和护院的两座门神石像(两座门神很应景地放在了学校储藏室的门口)。这终于平息了当地的舆论，但还是有很多人对学校的那些运输工具感到很困惑。“当地人还没有先进到能发明手推车的地步。这儿没有手推车，有的只是成堆的佛像。”霍格这样写道。他和孩子们都对镇中心一座30多米高的木制佛像惊叹不已。
1945年的3月、4月和5月，霍格和孩子们都在忙着修整学校。刚开始当地人跟他们相处时还有所保留，当意识到学校能带来商机和钱时，他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当地的官员和显贵经常来学校转。校长展示给来客们看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庙里的大厅。三座9米到12米不等的佛像高高的矗立着，孩子们在佛像下边组装哥什机器，把大厅变成了一间纺纱车问。20世纪的中国少年在传承了佛教几千年历史的大厅里利用19世纪的工业技术工作，一定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场景。
霍格用老房子上拆下来的材料在寺院的一侧改建出了几间车间，用来放木工长椅、蒸汽机、一台发电机、几台车床、一台刨机、铣床和纺纱机。教室安排在另外一边。宿舍被建在第三道墙旁边。寺院里的钟被用来挂在了教室外面，但钟舌不见了。他们就用一柄大锤子敲钟来代替，结果大锤子把钟敲裂了。于是大锤子又换成了小锤子，这样响亮的钟声每天都会传遍整个小镇。
这段时期只有两位中国老师在帮助霍格，路易·艾黎为了让重庆政府认可新学校而在外奔波。没有工业合作运动的官方认可的话，当地的地霸(多是地方官员和地主)就会来插上一脚。
霍格在这里如鱼得水。在从兰州翻山越岭去往山丹的旅途中，霍格过了他的30岁生日。一直以来他都在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的家人也问过：他在中国到底在干什么?现在他有了答案。几年的走南闯北、在合作社运动中的工作、写书、写新闻稿，一切的一切在山丹变得有意义。他在战乱之中建起了一个学校。他战胜了重重困难把学校转移到了偏远的戈壁滩边上。他又重建了学校，让60多个孩子有了安全的栖身之所。
那些年长的孩子记得重建学校时，校长和他们一起工作。他情绪高昂，还时不时和他们打闹嬉戏。范文海说：“记得在那个时期，一家之长，一校之长或者公司的领导人代表着一种威严。有时候你很尊敬他们是因为你怕他们。但霍格不一样，他总是和我们在一起。不管他是和我们一起唱歌、一起运动还是一起在教室里工作，他总是在我们身边。那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那么爱他。”
这期间，霍格的家信都反映出他的积极心态和做这些事时快乐的心情。他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在这片荒凉的地区建起来的学校是什么样的。而且他喜欢待在远离——他是这么想的——战争和官僚的地方。他毫不夸张地说他一打开后门，面对的就是群山，山的那边就是蒙古。而他的前门面对的山脉一直绵延到可可诺尔——当时那里还归西藏管辖。但当他发现寄往兰州的信要花一周的时间才能到那时，住在边远地区就慢慢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没有报纸，这里什么都没有!”他哀叹道。学校的生命线就是锅炉、蒸汽机和发电机。这些机器正常运转才能给那台教学用的机器提供动力，同时也能在难熬的冬天供暖供电。夏天的时候还要来20个孩子和更多的教工，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学校人数估计会有100个。很多的新学生就来自当地的镇上：家长们会领着自己的儿子到学校门前，请求让他们入学。
镇上没有电，但当地是露天采矿的中心地区，于是霍格提议用电来跟镇上换取免费的煤炭，但这项计划在他有生之年都没有实现。山丹也给校长提供了一间屋子而不是一个窑洞作为住所。装货物的箱子被用来搭了床，做了书架。从他的小房问里俯视下去就是一座荒废的宝塔，更远一点就是包括了整个学校、教室、食堂、车间和宿舍的围场。所有的东西都在一处有一个优点：“以前我在双石铺要花一天做的事情在这里(山丹)一个小时就能做完，而且还不会那么累。”
那时一个由乔治·伍兹带领的英国代表团来到了山丹。这位尊敬的神父是位工党合作派下院议员。虽然他当时已经59岁了，在阅读了霍格的《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一书后，他还是决定千山万水从伦敦来到这里，亲眼看一看在中国大西北的荒野里建立起来的这所学校。这样的访问很花时间，因为霍格一整天都得带着他的访客去山里参观；但他们给学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庇护。伍兹给他带了一本《画报》杂志，上面有一则小麦片的广告。逼真诱人的谷物照片让霍格想起了家乡让他最想念的东西——英式早餐，哪怕只是战时简易的早餐。
在山丹，整个学校的人都被迫省吃俭用。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鱼也没有乳制品。最开始的日子主食一般都是馒头、小米汤，偶尔有点马铃薯；低质肉——往往是肥牛肉和羊肉——一个星期吃两次，有时候也会有点心。霍格总是期待着星期天的早餐，那天老师和孩子们会吃牛肉汤、煮水煮蛋。鸡蛋实在是太稀少了，所以不奇怪有一次他在家信的开头就写他早餐吃了四个煎蛋——不过都是小小的中国鸡蛋，他解释道。
霍格总是和孩子们一起吃饭，他们都难过地感叹山丹伙食变差了。1945年春天，学校的访客都发现霍格又瘦又憔悴。计划学校的转移事宜，带着孩子们跋山涉水，再从头开始重建学校让一个健康的年仅30岁的年轻人倒下了。凯瑟琳·霍格后来说，她觉得当时她儿子对感染的抵抗力估计是非常弱的。她几乎是说对了。为了改善伙食，男孩子们在河边种了蔬菜，希望秋天能有个好收成。在双石铺，河流给他们提供了游泳和早晨洗漱的场所。
此外，通讯非常闭塞，偶尔的访客会带来一些消息。霍格知道欧洲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我们这里的战争还得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我觉得会有新的转机出现。”他在1945年5月5日这样写道。
到了1月份，学校逐渐成形。最大的寺庙的墙刷上了白色，柱子刷成了红色，一块木匾高高地挂在学校门口，匾上金龙盘绕，仿佛在自豪地宣布山丹培黎学校成立了。一块篮球场被划了出来，旁边留出了一块地来满足校长日常体育运动的爱好。煤的供应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当地的地霸控制了煤矿，好在他们还算能够找到足够的煤来给发电机和机器提供动力。
头几个月对木材的需求成了最大的问题。要弄到柴火和建筑木材非常困难。山丹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给骆驼商队提供补给最重要的站点，这使得它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随着财富越积越多，小镇越扩越大，当地的森林资源也慢慢消耗殆尽。木头都拿来建造成百上千的寺庙，然后小寺庙又扩建成大寺庙，用来炫耀小镇日益扩大的名望。另外，为了防止野兽接近家畜，镇上的人还经常在干燥的夏季放火烧山，好让树带界线后退到山里。过度放养的山羊和绵羊也席卷了周围山坡的植被，只留下几个光秃秃的山头。
为了弄到木材，学校经常派出小队去祁连山北部5、6十公里远的地方。那儿山脉延伸到今天的青海省，山里到处都是杉树。霍格跟孩子们要在那花好几天的时间砍几棵最高的松树。然后再用牛车把卡车拖回到大路上，这样他们就能坐着卡车回山丹。山里有很多狼和土匪，但他们那段时间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情是有一天暴风雨来临，刮走了他们的帐篷，孩子们被迫在荒郊野外淋了一晚上的雨。
最初的时候，霍格很乐观地想，到了山丹他们就能远离腐败的政府和复杂的政治，不用再像在双石铺时那样担惊受怕。但是当学校建立起来，窑场开始生产出陶器，纺纱机开始产纱时，当地的地霸就盯上了他们。学校的资金来自工业合作运动。现在，学校成了当地地霸的商业对手。国民党的势力还没有强大到能对这样一个偏远地区施加压力，所以甘肃省实际由国民党官员和军阀马步芳联合管辖。当地的政府原本应由镇长管辖，但事实上实权都掌握在由商人、地主和山里的土匪组成的地霸手里。
学校受到了粗鲁的恐吓。有一天去镇上的时候，霍格和艾黎被镇长请去吃饭。镇长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前一天在小镇东门外四、五公里的地方，10个村民被土匪砍死了；另外，他要求培黎学校的老师去当地的学校上英语课，每天一小时。霍格提出了一个交涉建议：为什么不让当地的学生到培黎学校来上学?这个建议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很快，当地的许多居民吵着嚷着要让他们的孩子去上学。
过了没多久，学校又面临来自国民党军队的相同压力：从兰州来的国民党官员宣称所有年长的男孩都应该应征入伍。同时这些官员也一如既往地不忘指责学校是亲共阵线。在长达几个小时的当地宴会上，霍格疲惫地反驳着这些指控——他在信中痛苦地抱怨这些事情——他不得不一遍一遍地指出，如果学校真的是共产党的组织，为什么它还要建在离共产党的延安指挥所一千多公里远的地方?它又为什么要以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名字命名?它在重庆的时候又怎么会接受国民党政府的资金?路易·艾黎争取工业合作运动对学校的官方认可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这一努力，再加上1945年5月重庆方面工业合作运动秘书长和高级官员的到访，终于解除了这一危机。
学校似乎转危为安了。它得到了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政府的认可，又无须遭受当地地霸的骚扰。由于五位熟练工人的到来，机器又开始正常工作，尽管蒸汽机和锅炉还是时不时地会运转不良。霍格在5月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员工非常优秀；年轻人抱着‘绝不错失良机’的态度??我们一起解决了问题，一起努力建立必要时别人也能来工作的系统。”
他仍旧没有时间写作，尽管他每周都给自己预留了一天的时间来写他的第二本书——《周日》。但周日总是会时不时地浪费在别的事情上：“上个星期天都浪费在银行的宴会上了。你必须得去参加，不然就会有人说你高傲、不愿见人。那样的话，一切就都完了。”
现在书差不多完成了。有人给他寄了英文版《我看到了新中国》的书评。这本书是由维克多·戈兰茨在1月份出版发行的，当时它还是左派读书俱乐部的1月推荐书籍。其他方面也对它好评如潮：《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观察者》都发表了正丽的评论。评论家们都为一个英国人能在那个年代在中国偏远地区写出这样一本书震撼不已。来自英国的消息实在太少了。欧洲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以及在亚洲愈演愈烈的战事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关注。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描述中国的战争，这样的书让人耳目一新。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匿名评论者以间接的口吻讽刺了霍格：“这是一份非常吸引人的记录，很幽默，但作者谈不上有什么风格或者口才。整本书读起来就好像作者只是为了自娱自乐而写，而不是为了出版发行。”不过他倒确实赞扬了合作社运动以及霍格帮助中国人民的精神。
当这本书试着直面现实——它的坦诚会给那些习惯将中国形象理想化的人带来震撼——作者对于合作社运动会对中国做出的贡献抱着坚定的信念。和很多英国人一样，他和中国人相处一点也不觉得困难。中国人的风趣幽默和谨慎的判断给他带来了很多乐趣。书的最后几行是这样写的：感谢上帝我们身上很脏，这个想法让人宽慰。别人能轻易地看出他想表达什么。中国合作社运动是建立在信念和衣着肮脏的人的劳动之上的。我们的敌人是衣着光鲜的官僚以及那些将外国同情者募捐的资金中饱私囊、叫嚣着中国的独立主权受到“外国干涉”的虚伪知识分子。
《观察者》上的评论也差不多：“乔治·霍格没有任何企图，也不是为了宣传。这本书敢于直面现实、不矫揉造作，但绝对是对他旅行的生动记录。”
随着5月过去，6月到来，夏天的燥热开始在整个小镇——包括镇中心的新学校——蔓延开来。干旱影响到了小麦的收成。一天之中，一支敲着锣的队伍要经过小镇的各条街道好几次。这支队伍里有学生、地方官员，还有当地的老人。队伍往往是走到某间庙宇停下来，开始为小镇祈雨。高级官员总是被要求带着队伍跪着菩萨致敬。霍格很高兴地发现，因为只参加这个仪式3个小时，镇长就被很多村民指责。
与此同时，霍格给工业合作运动写了好几封信，详细陈述了学校需要哪些物资。学校里没有足够的教工，他特别需要一个数学老师。持续的供电不足，特别是对哥什机的功能不足，意味着学校还需要一台柴油机。6月10日霍格给艾黎写了信：“必须要有现金。现在只剩下150万了”而且还有很多重要的事等着去做??如果我们不快点的话，到了冬天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6月底的时候，霍格遇到了一位由英国剑桥大学调任到兰州华西大学的地质学家。这位学者名叫布莱恩·哈兰德，他当时正在山丹地区做调查。在听说了新学校和那些有趣的英语老师的事迹后，他对学校印象深刻。但他的某些思想霍格似乎很不认同：
他们成功地领会到了英国公立学校系统中最具价值的东西，并屏除了这个系统中学术专业化和阶级势力等次要的东西。这种教育形式十分昂贵，因为这意味着要全副运行纺织机器、制革机以及其他需要被用来让孩子们实践的机械设备。
哈兰德在剑桥大学时就有卓著的学术成就。霍格极力邀请他来教书，但他拒绝了，因为“这意味着要像乔治·霍格当初那样，放弃其他所有的东西”。7月3日霍格写信给母亲，让她宽心：“瘦了一点点，但更壮实了。”信的结尾他也一直在安抚她：“很多爱，不要担心。我会回去的。”
5天以后，乔治·霍格写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封家信。那是一封长长的信，信里面都是他的所见所闻，充满了快乐。他告诉他们，他正在撰写书的最后一章，还向他们讲述了几个养子的情况，讲述了窑洞里的学校生活，以及有一个孩子差点死于伤寒的事情。
霍格刚读完约翰·斯坦贝克的短篇故事集《长谷》。他很希望自己也能写出那样的书。他提到了那些英国书评，包括《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所说的他“说不上有什么风格”：“我努力尝试去形成一种风格。书评里说整本书读起来有一种青春风味，他说的很对。我被某种东西所吸引??此刻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一天镇上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庆祝保佑当地寺庙的菩萨的生日，霍格在仪式上发了言。让人惊讶的是，他像往常一样只说了40分钟。
学校里又来了一个姓常的新生。他家的房子被征用来建空军基地了，所以他们一家子被赶了出来。他说得一口口音浓重的方言，学校里只有两个孩子能听懂他的话。
学校里的64个孩子组了一个合唱团唱了五首歌。之后他们表演了一出四幕短剧，剧情讲的是上海地区的抗日斗争。镇上的居民和从几公里外赶来的农民都挤在这个室外舞台的周围看表演，直到戈壁滩吹来的沙暴吹灭了舞台周围的照明灯。于是人群开始骚动，有人报了警。镇长和镇上其他显要人物在第二幕剧开演的时候才到：“不管怎么样，这出戏很有意思。”
每封家信里他都不忘提及食物。他喝了整整一脸盆放了24小时的山羊奶。“浓稠，还有一点点酸。很提神，也非常营养。’他深情地结了尾，说他明早5点还要早起和孩子们去河边试用瑞典钻孔机。
7月第二个星期的某天，乔治·霍格正和男孩子们一起打篮球。孩子们非要他跟他们一起玩。赛前还出现了小小的混乱，因为两队人都抢着要让这位身高1米80几的校长加入他们队。他穿着平常的短裤和露趾凉鞋。打球的时候，他绊了一下，割破了脚趾。几天以后他抱怨说脚趾又痛又肿，就用碘酒擦了一下。那天他的下颚开始疼痛，还变得僵硬。当地的医生来了以后诊断说是流感。第二天霍格本来要带孩子们到山里去远足，但他已经下不了床了。路易·艾黎就代替他带着孩子们出去了，留下布莱恩·哈兰德照顾霍格。
几个小时内霍格的情况迅速恶化。他发着高烧，还时不时痛苦地全身抽搐。焦虑的哈兰德赶紧出去找孩子们。他替艾黎领着队伍好让艾黎赶紧回学校。现在我们已经很明白，当时霍格是得了破伤风。这个病的潜伏期大约有2到50天，但一般在一周内开始发作。多年以后艾黎说，仔细回想一下，在霍格病重之前他就已经明显表现出破伤风的症状了。在割破脚趾的第二天，他说他的脖子和胳膊僵得厉害，而且开始轻微的发烧。医生下了诊断之后，他们就发电报到兰州要求派一名医生带血清过来。两个男孩开着摩托车，踏上了长达八百多公里的往返旅程。
那时已经太晚了。3天之内，霍格受尽了疾病痛苦的折磨。得了这样的疾病的病人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往往只有一个结果——痛苦不堪地死去。尽管不断抽搐让腹部、颈部和背部的肌肉一天一天绷得越来越紧，霍格的意志力却从未被削弱。他仍然很清醒，只是由于脸部肌肉绷得太紧无法言语或是叫喊——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病被叫做破伤风20时至今日，每年全世界约有50万人死于破伤风，死亡率为50％。在战争年代的中国，死于破伤风的人数以及死亡率要比这高得多。
没有去远足的孩子——包括范文海——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帮助生病的校长。他们试着往校长已经绷紧的咽喉里灌些水进去。当时已经17岁的文海仍然记得校长最后的几天：“大部分时问他都躺着，没有办法动弹。我在另外一个男孩的帮助下给他翻身。他的下巴和前额都在冒汗。有时候他会用非常虚弱的声音要水喝。最开始的时候我还能用汤匙喂他，但没过多久他的嘴就张不开了。我只能扶着他的下巴，然后从他的牙齿缝里灌点水进去。我们都努力去帮助他。我们试着让他的嘴巴张开好喂点汤，但是已经不行了。”
尽管疾病让他的全身越来越紧，尽管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霍格的意识却很清醒，他很明白自己是怎么了，也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路易．艾黎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我真是恨死我自己没早点发现这样的老房子和泥地会让细菌滋长。我恨死我自己没有找到治疗的疫苗。我们发疯一样地给所有的人打电话，但我们就是找不到疫苗。乔治和我们一样愤怒。
终于有人找到了兰州一位有血清的医生。但是一次又一次地耽误，先是要找车，然后要找司机，还要找燃料。最后两个医生出发了，同时他们发电报过去说，如果霍格能在他们赶过去的两天中挺住，他就有救了。但是救治队伍出发的太晚了，他们也不可能一夜之内翻越两干多米高的山。当他们终于在7月23目的下午赶到山丹时，霍格的出殡队伍正缓缓地穿过街道。他在前一天的下午两点去世了。
那天早上霍格要了笔和纸，用简单的言语写下了他的遗嘱：“我的一切都留给学校。”两个男孩见证了这个过程：范文海和范寇强。早先的时候他虚弱地打着手势，从紧闭的齿缝中挤出几句话：“我知道我会熬过去的，但总要有人做好准备??我只有几件衣服和一个相机。你可以把它卖了作为学校的经费。”
当一位医生到达最近的武威镇时，他证实霍格的剧痛是由破伤风引起。但当时做什么都已经晚了。乔治·霍格在他的学生的围绕中于1945年7月22日逝世。终年30岁。
懂木工的孩子们在当天晚上做了一口木棺。第二天霍格被葬在了山丹镇南fq#t。镇长选的那块地往下一直通到绿树成荫的小河边，往南远眺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山脉。全校人在一面旗帜上签了名，把它盖在木棺上。六个孩子抬着木棺走在前面。全校100多名教工和学生戴着黑纱，慢慢地走在木棺后面。镇上几百个居民自发地加入了出殡的队伍。在木棺下葬的时候，所有人都深深地鞠了三躬。孩子们抓着铁锹，给木棺上土，堆出了一个高高的坟头。
随后，学生和老师们在坟上建了一座小小的凉亭状的陵墓，立了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霍格名字的缩写“GAH”。
当天晚上，路易·艾黎在河里游完泳，回过头去望着坟墓，发现3个小小的身影正在新坟前鞠躬。霍格的养子们承受不了失去父亲的痛苦。那之后的几周里，老三和老四一直都会带食物和水果去坟墓那里。他们在那吃早饭，然后唱着霍格曾经教他们的歌曲。他们会跟霍格说上好几个小时的话，问着不会有人回答的问题。60年过去了，霍格的孩子们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但在跟他们亲爱的校长和父亲说话时，他们仍然止不住地泪流满面。
很明显，如果霍格的症状早点被诊断出来，或者兰州出发的医生带着血清早点赶到的话，霍格还有得救。就像布莱恩·哈兰德在给霍格的父母的信中说的那样，不管在给霍格的治疗过程中出了什么样的错误，整个学校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救他。学校所有的应急资金都被用来雇卡车、私家车去接武威和兰州的医生了。雇车的钱和葬礼的钱总共加起来有8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300英镑。霍格知道的话肯定要震惊了。
三天以后，凯瑟琳和罗伯特·霍格接到了一封从兰州工业合作运动发来的电报，信中惋惜地讲述了他们儿子去世的消息。路易·艾黎于7月25日，霍格去世三天后写的信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到了哈彭登：
我知道你们一直都在等乔治的消息。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你们。此时语言已经太苍白了。当我现在坐在他的床上，给这些用他的打字机打出来的信贴邮票时，我真的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前段时间收到了你们的一封信，所以，据孩子们说，他非常的高兴……我知道我们必须要准备治疗破伤风的血清。我前些日子订了一些，但不知怎么的一直没拿到。为此我很自责……自从来到山丹以后，他从没那么快乐过。我觉得在这里，工作中的挑战、周围的环境和各种可能深深地吸引了他。但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病了。我甚至怀疑在让我们知道他的病情之前，他已经偷偷地承受了不知道多少痛苦……
在布莱恩．哈兰德的信中，霍格夫妇第一次了解到了他们儿子遭遇的完整过程：
我并不急于再次细数整件事，正如你们并不急于重读整个过程并思考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怜的路易一直在想“当时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生活没有任何的“如果”，所以我想乔治也不会希望我们一直这样无谓地思索。乔治总是坦然接受事物原本的面貌，他接受每一个人，接受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忧伤。他看着朋友去世，看着他们的希望破灭。乔治在这个世界生活过。不管是生时还是死去，他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正如遗嘱所说，霍格的所有私人财产都移交给了学校。那些值钱的东西，包括雷明顿打字机、蔡司相机和手表都被拍卖了。这给学校带来了一笔不小的资金。
霍格的父母收到了很多送给他们儿子的感人礼物。8月24日，《曼彻斯特卫报》发布了一篇讣告，有部分内容是这样的：
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培黎学校建成了像早期丹麦民众高等学校那样充满活力而又现代的学校。他很擅长运用常识，把他从自己所受英式教育中学到的东西拿来解决中国教育中的问题。来自中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聪明而又坚强的年轻人组成了这个学校的学生团体。
1945年上半年，日本人深入中国西北地区时，学校必须要撤退到甘肃走廊上的山丹镇。那时他们已经计划在其他地区按霍格的指导创建类似的学校。要组织学校的学生、教工、机械设备(包括一些重型机器)在运输工具如此稀缺的情况下，转移本身已经非常不易了。也许到最后这样的转移并不必要，因为战争比预先想象的结束得更快。在这样一个缺医少药的边远地区，霍格在感染破伤风时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
伦敦的《新闻编年史》在9月发表了一篇呼吁文章。这篇文章的灵感来自于香港英国国教的大主教罗纳德·霍尔和尊敬的乔治·伍兹议员：
寻找六名愿意冒生命危险的人
我们正在寻找6名愿意去中国为工业合作社工作的勇敢的人。他们将代替原先在这个岗位上的乔治〃霍格。这位才华横溢的牛津大学毕业生曾在这里独自肩负了6个人的工作，最近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治，在离重庆两千多公里远的西北地区，因为感染破伤风去世了。去世时年仅30岁。
如果有这样的人愿意承受这样疾病的威胁、忍受各种不便的条件、只吃中国菜、学说中国话，如果有人愿意接受这份工作，请尽快联系以下地址：伦敦SWI邮政区维多利亚街34号中英发展协会秘书(收)。不准备承受这些风险的人员请勿投递。
有将近六千名年轻人回应了这份呼吁。
第二年的3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纽约州北部的萨拉多加泉回信给凯瑟琳她之前的一封信——凯瑟琳曾写信请求史沫特莱同意将提及她的几封霍格的家信在一本记录霍格生平的书籍中公开。史沫特莱的信读起来让人感觉似乎她预料到她的信会被联邦调查局调查，而事实也是这样的。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一直在调查她的过去，审查她的朋友以及她工作过的单位。他们甚至在她巡回演讲时一步不离地跟踪她。他们想要证实她不仅仅是一个公开活跃的共产党支持者，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苏联特务。史沫特莱从不承认她是共产党员，尽管她经常直率地宣称她是中国共产党狂热的支持者。她对凯瑟琳的请求非常支持，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才华横溢，心胸宽广也彬彬有礼。他在中国工作时英勇无畏，同时又无私地奉献。”
那么多的礼物中，有一件礼物历久弥新。这件礼物来自他亲手建立的学校——当年他一手创办了墙报。现在，在他去世后，这份礼物出现在了墙报的第一期，由许多孩子一起写成：
乔治〃霍格是一个成功的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当他找到想要的东西后，他又有能力将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他知道怎样献身于他一手创建的学校，而且他乐在其中。他仍然在我们中间，而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一切将会引领我们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