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和“鬼气”的对抗中，鲁迅并非处处失败。自从回国以后，他就不再是一个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他赖以对抗“鬼气”的主要力量，也早已不是那种明确的理想主义信念，而是他的生命的渴望发展的本能。不甘心“待死”也罢，想告别魏连殳也罢，都主要是这本能勃发的结果。因此，即便在思想上挣不脱“鬼气”的包围，他也会在其他方面继续挣扎。到一九二五年，他终于在一个方向上打开了缺口，那就是对女人的爱情。
我们都还记得，一直到二十年代初，他的生活中可以说是毫无女性的温馨气息的。为了不使母亲伤心，也为了维持自己的名誉，他甘愿过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但是，虽说自己愿意，这样的日子却非常难捱，一丸一八年初，他的一位生性洒脱的堂叔病逝，他在信中向朋友慨叹：“家叔旷达，自由行动数十年而逝，仆殊羡其福气”，1就透漏出他对自己的不满有多么深切。随着对民族和社会的失望日益加深，又与周作人闹翻，大家庭的理想破灭，内心深处的虚无感愈益弥漫开来，他这不满也一天比一天壮大。他不是看出了原先的那些牺牲的无谓，不想再那样“认真”么？他不是说从此要顾自己过活，随便玩玩，不再一味替别人耕地么？原先重重地压在背上的那些责任感，似乎日益显出它们的轻薄，他也势必要一次次反问自己：你个人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不就是冲出单人禁闭的囚室，寻一位真心喜爱的女人吗？他在虚无感中陷得越深少那背弃孝道和婚姻的内疚感就越淡，我简直想说，正是那“个人主义”的情绪，激活了他追求爱情和个人幸福的激情。他开始和姑娘们来往，有的来往还相当密切。到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之后，他的客厅里更出现了一群聪明活泼的女大学生。有一次过端午节，他请她们在家中吃饭，竟喝得有了醉意，“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之拳骨，”又“案小鬼[指许广平]之头”，2手舞足蹈，开怀大乐，那久受压抑的生命活力，勃然显现。
就这样，在一九二五年夏天，鲁迅终于和这群女学生中的一个--许广平--相爱了。
许广平是广东番禹人，比鲁迅年轻近二十岁。虽是南方人，身材却颇高，好像比鲁迅还要高一些。人也不漂亮。但是，她却是那群女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对社会运动，甚至对政治运动，都满怀热情她敬仰鲁迅，也能理解他，对他的追求就更为热烈。你不难想象，当她表白了爱情，又从他那里收获同样的表白的时候，她的心情会多么兴奋。
但是，鲁迅的心情却复杂得多。他爱许广平，但对这爱情的后果，心中却充满疑虑。这疑虑还是来自虚无感，它就像一枝锋利的双刀剑，既戳破孝道之类旧伦理的神圣性，又戳破个性解放、“爱情至上”之类新道德的神圣性，它固然锈蚀了鲁迅的精神旧宅的门锁，却也会当着他的面，把他打算迁去的其他新居都涂得一团黑。传统的大家族当然是无价值的，孝道也可以说是无谓的，但那新女性的丰采，恋爱婚姻的幸福，是不是也是一个幻象呢？鲁迅早已过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年龄，再怎样喜爱许广平，也不会看不出她的缺陷。社会又那样险恶，在一九二五年，无论北京的学界还是官场，都有一股对他的敌意在婉蜒伸展，一旦他背弃自己的婚姻，会不会授那些怨敌以打击的口实呢？倘若种种打击纷至沓来，他们的爱情能禁受住吗？在写于这时候的短篇小说《伤逝》中，他把涓生和子君的结局描绘得那么绝望，把他们承受不住社会压力，爱情逐渐变质的过程表现得那么可信，你就能知道他的疑虑有多深，思绪也是怎样地偏于悲观了。
所以，他最初的行动非常谨慎。他向许广平表明，他无意和她正式结婚，在名分上，他还保持原来的婚姻。这实际就是说，他并不准备彻底拆毁那旧式婚姻的囚室，他仅仅是自己凿一个洞逃走。他也不想马上和许广平同居，固为条件还不具备，还需要作些准备。首先是钱。为了购置砖塔胡同的房子，他已经欠了朋友八百块钱的债，一直无力偿还；他又才被章士钊革职不久，倘若因为和许广平同居而遭人垢病，打输了官司，那岂不是要落人涓生和子君的恶运了吗？其次，他也不愿在北京与许广平同居，离母亲和朱安太近，同在一座城中，毕竟不大方便。北京的空气又日渐压抑，后来更发生“三．一八”惨案，他自己也几次离家避难，要想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总得另寻一处安全的地方。当然，他最担心的，还是和许广平的爱情本身。这里既有对许广平的疑虑，也有对自己的反省。“我已经是这个年纪，又有这么多内心的伤痛，还能够容纳这样的爱情，还配得上争取这样的爱情吗？”“让她这样与我结合，她的牺牲是不是太大了？”“即便她现在甘心情愿，以后会不会后悔？”“她究竟爱我到了什么程度？”我相信，每当晚上，他躺在床上抽烟默思的时候，类似上面这样的疑虑一定会在他心中久久盘旋，去而复返的。他面前似乎已经浮出了一条逃离绝望的清晰的生路，但他何时走进去，又怎样走进去，却久久下不了决断。
一九二六年初春，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新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的林语堂，是鲁迅的老朋友，邀请他去厦门大学任教。那里远离北京，邻近广东，不但气候温暖，政治空气也总比北京要和暖得多，每月又有四百块钱的薪水，正是一个适合开始新生活的地方。鲁迅欣然应允，就在这一年八月离京南下，适逢许广平要回广州，便一同动身。但是，尽管有这么好的机会，又是与许广平同行，他仍然不作明确的计划。他只是与许广平约定，先分开两年，各自埋头苦干，既是做一点工作，也为积一点钱，然后再作见面的打算。３你看，他还是用的老办法，当对将来缺乏把握，难下决断的时候，就先将决断往后推，拖延一阵再说。
鲁迅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厦门岛。可是，几乎就从第一天起，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来。地方的荒僻，人民的闭塞，学校主事人那样势利，教师中的浅陋之徒又如此众多，再加上若干职员和校役的褊狭懒散，终至使他连声叹息：自己还是太天真了，北京都那样糟糕，厦门还会好么？他尤其恼火的是，他在北京的那批学者对头——他称之为“现代评论派”，居然也纷纷甫下，有的就直接到了厦门大学，和他做同事。譬如顾颉刚，他曾公开说佩服胡适和陈西滢，现在居然也到厦门大学来做教授；自己来了不算，还推荐其他的熟人来，这些被荐者来了之后，又引荐另外的人，这在鲁迅看起来，简直就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４他写信对朋友抱怨：“‘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５远远地躲到厦门来，竟然还是会遇上他们；在北京受排挤，跑到这里来还是受排挤，这怎么能不教他光火呢？他曾这样向人描述自己的心情：“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日：仰东硕杀！我带来者！”６这“仰东硕杀”是绍兴土话，意思就是“操他妈的！”厦门大学竟然逼得鲁迅不断要在心里骂出这样的话，他当然不愿在这里久留了。他到厦门不到四个月，就开始想走。一个学期的课还没讲完，就已经向校方递了辞呈。他原想在厦门大学工作两年，现在却提前一年半离开，当他独自一个人在夜灯下写辞呈的时候，先前那种种走投无路，屡屡碰壁的记忆，一定又会涌上脑际吧。
处在这种经常要骂出“仰东硕杀”的心境里，他对和许广子的爱情的疑虑自然会逐渐加重。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写信对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