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底的一个傍晚，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历史地理教员的陈独秀，接到凶信：10月3日，37岁的哥哥庆元（孟吉）在东北因肺病逝世。晚间，陈独秀吃了几口饭，再也咽不下去。夜晚，一轮明月悬于中天，使陈独秀倍增了凄凉感。夜深人静，陈独秀进门点燃蜡烛，在跳跃闪烁的烛光中，似睡似醒，仿佛是庆元进门相会。陈独秀担心梦境被晨鸡吵醒，担心长兄早早离去，他死死地拽住了兄长的衣服，不住地说着话，他要在短暂的会面中，说尽一肚子的话……但烛光燃尽，梦终于破灭。
庆元去了，长兄去了。陈独秀知道这已成事实，再也见不到他那阿弥陀佛性子的哥哥了。梦醒后，陈独秀披衣重新燃起一支蜡烛，用手指拨了一下案几上的琴。
其音愈加哀悲，陈独秀恍恍惚惚，如呆如痴。这时，没有插栓的门响了，寒风叩门而进。陈独秀慌忙起身仰视，门外是霜天一色，月光下阒无人迹的马路向远处延伸。陈独秀进屋关上门，脱衣就枕，泪如断线的珠子，顷刻将衾枕印湿一片。
翌年冬，陈独秀告假去东北，迎接庆元灵柩南归。这是一个寒冷的日子。灰色的天空中弥漫着清雪。泥泞的马路上，一只骡子在蹒跚前进。陈独秀侧坐在骡子身上，脑袋半缩在大衣宽大的领子里，北风迎面刮来，不时将陈独秀呼出来的热气裹挟而去。上大路后，陈独秀登上汽车。“ 也许庆元没有死呢？”因为没有目睹兄长之死，陈独秀突然幻想有奇迹出现。入门时也许能听见兄长的声音，能有兄弟俩握手言欢的喜庆场面。
沈阳终于到了。不料一进门，首先跃入眼帘的便是尘封的孤棺。穿着老棉袄的仆人见是小东人来了，“哇”地一声哭出声来。咫尺之间的仆人仿佛是在遥远的边际，陈独秀依在门前叹了口气，这一声长叹，在放棺木的公馆里，久久盘旋，半日才慢慢散去……
夜里，陈独秀写《述哀》诗：“死丧人之戚，况为骨肉亲。所丧在远道，孤苦益酸辛。秋风衰劲草，天地何不仁。驾言陟阴岭，川原低暮曛。临空奋远响，寒飚逐雁群。一月照两地，两地不相闻。秉烛入房中，孔怀托幽梦。相见不暂留，若虑晨鸡弄。牵裙频致辞，毋使薄寒中。言笑若平生，奚以怀忧恸。起坐弄朱弦，弦乱难为理。凉风扣庭扉，开扉疾审视。月落霜天冥，路远空延企。掩户就衾枕，犹忆梦见之。辗转不能寐，泪落如垂丝……”
陈独秀送庆元灵柩取道上海，乘水路运回安庆。这年冬至，陈独秀家请了几位同族的兄弟帮忙，将庆元棺木葬在怀宁渌水乡陈家墓地，了结了一件心事。
嗣父陈昔凡在日俄战争期后扩建了南水关的住房，这时已很气派。西头是先建的两栋毗连的房子19间，东头是后建的一排隔成8间的平房。房子中间，是陈昔凡自己设计的两个袖珍花园，临江的大门是俄式风格，外围用了一排栅栏。老百姓叫“陈家大洋房”。
近60岁的陈昔凡耳大鼻隆，慈眉善目，告老还乡后，吟诗作画，种花养鸟。他以邓石如、刘石庵、王石谷、沈石田四先生为师，称其居室为“四石师斋”。将他画的一幅独钓寒江雪的自画像，挂于中堂。陈昔凡酷爱收藏古玩，不惜花很多钱去收购。每当兴致上来，陈列人前，请友人欣赏。有人假借一二，也大方出手，不计较归还。
在家闲住了一时，陈昔凡去浙江看老朋友、浙江巡抚曾子固。在杭州，经姚通事（翻译）怂恿，陈昔凡和曾子固答应，为英国商人到东北收3万吨大豆，陈、曾以浙江省华商大益公司名义，英商以上海怡德洋行名义，签订了合同。注明英商先预付一笔收购大豆的资金，英商不得私自去东北收购大豆。英商提出政府提供信誉担保，并用陈、曾两人的家产作预付资金的信押。不久，东北大豆价格猛涨，按原约收购大豆，陈、曾两家要大亏血本。一调查，原来是英商私自在东北收购大豆，引起大豆价格上涨。陈昔凡、曾子固提出诉讼，控告英商违约。官司以判决取消合同，陈、曾交还英商预付金了事。不料办理上述手续时，姚通事利用陈昔凡、曾子固不懂英文，在文件上做了手脚，使退金收据与原约不符。当时陈昔凡、曾子固并不知情，以为此事已了结，哪知留下了一个祸根。
陈独秀送庆元灵柩回安庆后，陈昔凡已卧病在床。
就在这时，陈家来了一位年轻的异性客人，给陈独秀沉闷的生活带来了生机。
1909年岁暮，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高君曼（小众）到了安庆，住到了姐姐家。高君曼1888年出生，小陈独秀10岁，此时20出头。
高君曼乌黑浓密的短发，两眼灵活顾盼，衬托着来自京城的新女性的不俗。
高君曼对姐夫的革命活动和留学生涯十分熟悉，常常夸口于同学之间，引以为荣。这次到了姐姐家，高君曼有事无事，总喜欢和陈独秀聊天。陈独秀见到小众，也是喜上眉梢，话特别多。一日，陈独秀和高君曼在房中闲谈，话题一转，不知不觉谈到婚姻问题。陈独秀说：“中国的婚姻就是不如西洋、日本，洋人别的不好，有一条好，婚姻男女双方可以自己作主。不像中国，父母包办，媒妁之言，男女双方作不了主。”高君曼愣神地望着眉飞色舞的姐夫讲东扯西，姐姐进来也没有在意。看到高君曼兴奋绯红的脸颊，高晓岚的脸色顿时暗淡下来。凭着女人的直觉，高晓岚看出，和自己不多话的丈夫喜欢上小姨妹了。这时她恨不得小众早一天离去。陈独秀和高君曼仍然是没完没了的在一起唠，像是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事。
隔日，陈独秀和高君曼谈到退婚的话题。陈独秀说：“我主张男女都可以退婚，男的找了坏女人，女的找了坏男人，怎么不可以退婚呢？这样终身抱恨委曲求全在一起，男女双方都受罪，与己与国都不利。婚姻不幸福，天天不是东家吵，就是西家闹，闹得国家不得安宁。”高君曼笑着说：“你和姐姐怕也是受罪的一对吧？”姐夫的话对高君曼又新鲜又对胃口。
陈独秀看着小姨妹秀气的脸和令人怜爱的神态，沉吟了一会，说：“你姐姐是坏女人么？”高君曼摇了摇头：“当然不是。”“我主张退婚，并不主张滥退。再说，退了婚找不到合适的，不如不退，找到适合的，可以不退，又何必非退不可呢？”陈独秀说完这句话看了小姨妹一眼。高君曼的脸便红了，她侧过脸去，但姐夫还在看着她，像是要把她看穿。
不久，他们便超出了姐夫和姨妹的关系，有了肌肤之亲。一个是旧礼教的挑战者，一个是新时代的摩登女。恪守三从四德的姐姐无意中成了搭桥人。因为是同父异母，妹妹便少了一半自责，又因为是包办婚姻，丈夫也多了一份理由。高晓岚寻死觅活，大闹起来。陈昔凡在病榻上不住地嗳气：“翻生货！翻生货！”谢氏也站在老实、本分的姐姐一边。
高君曼受不了众人的指责，新年伊始，和陈独秀双栖双飞，一起登轮而去。陈独秀和高君曼离开安庆时，高晓岚已有身孕。第二年孩子生下地，是个男孩，即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
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授课任务并不重，课余除了和高君曼游山玩水，就是到其他教师、朋友处走走，以此消闲。一日，陈独秀到同校教员刘三（原名钟和，字季平）家闲坐，见新挂了幅字迹流畅的五言古诗，落款“沈君默”。“沈君默是什么人？”陈独秀撩起竹布长衫，坐下问。刘三说：“沈君默也在校任教，去过日本。”“诗写得很好，字却不怎么样，流利有余，深厚不足。你的字要高一筹，腕力到家，力透纸背。”陈独秀说。刘三说：“昨日，沈君默在我这儿喝酒，回家乘酒兴写的。他爱好书法，15岁便为人写扇面，但底气不足。仲甫若有兴趣，哪日我带他去你处坐坐？”陈独秀忙说：“不必，不必，还是我去看看他吧。”
第二日，陈独秀敲开沈君默家的门。陈独秀进门就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沈君默听了，觉得刺耳。天下还有这样的人，素不相识，见面便把人贬一通。但转而一想，自己的字确实平常，忙招呼客人坐下。
陈独秀超逸不俗、谈笑自若，沈君默情绪受了感染：“我的字受了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至令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我的父亲是练隶书的，从小叫我临摹碑帖，少习馆阁体。”陈独秀见沈君默虚心求教，话更多了。
沈君默说：“前日，刘三请我和哥哥沈士远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九时，乘酒兴写了那幅字，让你见笑了。”“我是快人快语，你别介意。”陈独秀摆了摆手。
陈独秀当头棒喝后，沈君默细研包世臣的《元舟双辑》，临摹汉碑，每天写完一刀尽8纸方罢休，如此不断。他打算坚持三年后，再转而临摹北魏隋唐体，以消俗气。
在杭州，陈独秀有时和刘三、马一孚、谢无量、沈君默等五六个人一同去郊外，徜徉湖山之间。游西湖孤山北麓放鹤亭时，陈独秀吟《咏鹤》一首，借鹤咏志流露了他内心深处苦闷：“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邦，犹自绝追攀。
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道逢王子晋，早晚向三山。”刘三看了说：“你这是宋江浔阳楼题反诗啊？”两人大笑。
1910年春，陈独秀将自己写的诗交给王无生。王世居杭州，安徽歙县人，在于右任办的《民立报》上开辟了评诗专栏——《小奢摩室诗话》。陈独秀感怀诗20首渗透着新婚的喜悦和春风得意，其一云：“委苍有佳人，颜色艳桃李。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相遇非深思，羞为发皓齿。门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王无生评价陈诗“说者谓有陈伯玉阮嗣宗之遗”。陈伯玉是唐代大诗人陈子昂，阮嗣宗是魏国大诗人阮藉，对陈独秀诗评价不低。
一日，陈独秀抚琴一曲，突然悲上心来，想起革命几年，未有所获，却已先后失去吴越、何梅士、汪稀颜、熊子政、章谷士、葛循叔战友，而赵伯先、章士钊、孙毓筠、郑赞丞、江彤候、苏曼殊等活着的友人，又都一一不在身边。新婚虽乐，终不能替代朋友的友爱啊！遂吟《存殁六绝句》。其一写已故的吴越和在世的赵声：“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
其六写已故的葛循叔和在世的苏曼殊：“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耽玄有异闻。南国投荒期皓首，东风吹泪落孤坟。”苏曼殊在南洋，还是去年迎兄灵柩经上海时，听邓秋枚说的。邓秋枚也是陈、苏在日本留学时的朋友。他只知道苏曼殊是受好友陶成章的邀请，到南洋去教书，但不知道在南洋什么地方。
朱少屏告诉陈独秀，苏曼殊在南洋爪哇中华学校教授中国文史，和他在一起的有黄水淇、许绍南、周施仁等。陈独秀即给苏曼殊写信：“仲别公后，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赞我乎？”写完信，陈独秀将《述哀》长诗及《存殁六绝句》等诗一古脑的塞入信封，寄给了苏曼殊。章士钊对陈独秀这段春风得意有不忘的印象，写诗赞日：“江南三月噪阳春，胜友连翩六七人；最是怀宁陈仲子，平生思归迈苏程。”
1911年暑假，刘三、沈君默外出消夏，陈独秀从马一孚处借了《铁云藏龟》，研究文字说，闲时临摹《说文》上的篆字。因天热，陈独秀病了一场，他在《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诗中写道：“病起客愁新，心枯日景沦。有天留巨青，天地着孤身。大火流金铁，微云破石鳞。清凉诗思苦，相忆两三人。”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和他的新夫人的宁静日子结束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不久，安徽新任都督孙毓筠拍电报，邀请陈独秀赴皖作都督府秘书长。
12月，陈独秀、高君曼取道上海回到安庆，住宣家花园。孙毓筠见到陈独秀，十分高兴，拉着陈独秀的手说：“我正担心你不能脱身呐。皖省独立十分艰难，凡事百废待举，正缺像仲兄这样叱咤风云的人物，来了就好。”安徽独立过程一波三折，后来，安徽旅沪人士向同盟会推荐了孙毓筠。孙毓筠比陈独秀大10岁，说话时，有些慵倦，打了一个哈欠。“还抽大烟么？”陈独秀看着孙毓筠略黄的脸孔问。“少来一点。”孙毓筠咧了一下嘴。
1912年1月初，陈独秀走马上任。同在都督秘书科的有邓艺孙、洪海闿、江津本、李德膏、卢光浩等人。陈独秀性急，恨不得一日干三日的事，常和同事发生口角。管理文书的张啸岑劝他：“莫坚持己见。”陈独秀哪里听得进去：“改革不大刀阔斧，不提高人民生活，和旧官僚有什么两样？”一日宣布开会后，孙毓筠和往常一样，闭目养神，由陈独秀滔滔不绝地说，问到一句，孙“哼”一声，不问则不鸣。散会后，陈独秀问孙毓筠：“为何话少？”孙毓筠皱眉头说：“仲甫，宣统已宣布退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了，革命已经胜利，我们可松一口气，凡事不可太性急，已有人在我面前说你了。”陈独秀说：“说我事小，我倒认为推翻清朝，事属破坏，今后建设事更多，应利用手中的政权，多干些事。”“别人说你，好马不吃回头草，果然不假，性子太烈，只怕众口难调。”
其时，安徽的庐州（孙万乘）、芜湖（吴振黄）、大通（恭钟岳）三处军政分尉不听孙毓筠的指挥，形成割据局面。陈独秀见孙政权内外交困，孙毓筠又不支持他的兴皖计划，一气之下，将职位让给李光炯（德膏），自己去新恢复的安徽高等学校了。
孙毓筠在安徽左右不了局势。孙中山、黄兴派率部驻军浦口的柏文蔚协助他。4月，孙毓筠对柏文蔚说：“烈武，安徽太乱，我的身体不好，还是你来做都督吧。”５月，孙毓筠应袁世凯重金聘请，去北京任袁的高级顾问。
见安徽群龙无首，在安徽高等学校任教务主任的陈独秀向校长马其昶告假。马其昶（通伯）是桐城派传人，1855年生，不习惯陈独秀教育上的激进方法，见他要走，忙答应了。６月，陈独秀到浦口找到柏文蔚。柏文蔚笑：“想不到仲甫亲自来了。前几日安徽地方团体来了许多人，我也没有下定决心。”“郭应龙部发生闹饷风潮，皖省人心不定，留守府撤销后，各地军心已散，浦口已无战略意义，回到安徽，尚可保留一部分革命力量。”陈独秀晓以利害，劝柏文蔚接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点头，“浦口确无战略意义，我可将军部迁往蚌埠，但我任都督，需你任都督秘书长，不可只顾办学，对我甩袖。”陈独秀忙说：“那是自然。”
６月底，柏文蔚到安庆上任都督兼民政长，陈独秀、赵字臣为秘书。陈独秀辅助柏文蔚尽心尽力，柏对陈也是言计必从。当时袁世凯想拉拢柏文蔚，陈独秀主张“虚与委蛇，决不为之所动”。柏文蔚是体育教师出身，长得像个将军，大头大脑，相貌堂堂，人称“柏大头”。
当时安徽有两派：军务部长管鹏派与柏文蔚派，两派有隙。一日，一个管派人到柏文蔚处来，想找几句话恭维柏文蔚，找来找去，说：“今天能见到柏公，实属三生有幸，像柏公这样庸庸碌碌的将军，真是海内仅有。”陈独秀一旁听了哈哈大笑，也不顾忌柏文蔚一脸窘态。陈独秀回家对高君曼说：“此话实在恰到好处，妙不可言。”就在这时，陈家灾祸来临。
一日，儿子延年喘着粗气来到都督府，要陈独秀赶快回家。原来，两年前和陈昔凡签合同做大豆生意的英商，利用辛亥革命后浙江巡抚倒台之机，通过英国官方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陈昔凡交还收购大豆的定金。陈昔凡接到英商讼诉状，只好叫回陈独秀，商量对策。后陈昔凡带病去上海，查阅文字，方知当年上了姚通事的当。有口难辩，只好按约赔偿预付金，用财产契约顶了债务。
陈昔凡忧愤成疾，回安庆后病倒在床。谢氏几次上京，找曾子固交涉求情，保下了南水关两幢房子及贵池300亩卖不掉的地。陈家交不足部分，由曾子固代为补交结案。当时陈家在北京、奉天古玩店因不在合同信押之内，得以幸存。陈昔凡败诉后，陈独秀心绪不宁，高君曼产期又近，陈独秀辞去都督府秘书，仍兼安徽高等学校教务主任。
1913年初春一日，苏曼殊和陈独秀闲谈说：“安庆真无聊，无书可读，无花可观。”去年12月13日，苏曼殊应陈独秀之邀，到安庆安徽高等学堂任教。和苏曼殊同来的有柳亚子内兄郑桐荪和沈燕谋。陈独秀忙陪着笑脸，说：“明天我请你去吃小蓬莱的烧卖。”“已吃腻了，每天都吃三四只，但总比不上上海小花园的八宝饭好吃。”月底，苏曼殊和郑桐荪回上海。
不久，安徽高等学校闹学潮，目标指向陈独秀，加上陈独秀和校长马其昶在教育上的矛盾已很突出，陈独秀仍回到都督府任秘书长。
5月18日，陈昔凡去世了。陈独秀回家忙了几日，尽了孝道。
1913年6月，袁世凯先发制人，先后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人职务。６月30日任命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安徽都督。
柏文蔚被免职后，去南京暂住。隔日，陈独秀提出辞呈。７月７日，国务院代总理段祺瑞呈报，批准安徽都督秘书陈独秀辞职，但在此之前，陈独秀已携高君曼和一岁的女儿子美离宜去宁。他在辞呈中说：“旧病复发，迫不及待。”在南京，柏文蔚、陈独秀两家合住一院。
7月12日，李烈钧等人于江西湖口起义，宣布独立，标志“二次革命”开始。黄兴发表讨袁通电，并请柏文蔚出山，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和陈独秀立即赶赴上海。在上海，陈独秀意外地见到了苏曼殊。但苏曼殊要赴日本江户，陈独秀要回安徽讨袁，两人匆匆分手。临行前，陈独秀赋诗一首《曼殊赴江户余适皖城写此志别》。诗云：“春申浦上离歌急，扬子江头春色长。此去凭君珍重看，海中又见几株桑。”
不久，柏文蔚宠信的部下“反复再三”的胡万泰叛变，倒向袁世凯，率兵攻打都督府。柏文蔚被迫离皖，逃到南京。８月７日，安徽宣布取消独立。再次出任安徽都督秘书的陈独秀逃亡到芜湖。胡万泰倒戈反柏，芜湖驻军龚振鹏没有率部救应，其部下在芜湖杀人无度，陈独秀十分愤怒，和师长袁家声进了龚指挥部，指责他“按兵不动，是何居心？”
龚振鹏一听，命令部下：“给老子绑了。”龚振鹏曾是柏文蔚手下一个旅长，７月在高语罕家乡正阳关开会，两人为权位产生了矛盾，所以这次不救柏文蔚。对龚振鹏来说，陈独秀不过是柏都督的秘书，又是落难之人，有何资格当着他的部下的面指责他？袁家声见龚翻脸，慌忙阻拦，龚振鹏正在气头上，大叫：“一起绑了。”
龚振鹏的部下蜂拥而上，将陈独秀、袁家声绑了起来。陈独秀脸色变白，但口气很硬：“要枪决，就快点吧。”龚振鹏说：“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死个明白。出个布告，罪名是临阵脱逃，扰乱军心，明日里拉出去毙了。”陈独秀在皖已很有名声，范鸿偃劝龚振鹏：“陈仲甫是社会名流，杀不得。”但龚不听：“有什么杀不得？”定远人、旅长张子刚时任皖军副司令，他知道后，大吃一惊，连忙带领手枪卫士到了龚振鹏司令部。龚振鹏一见张子刚兵谏，胆怯了几分，没有敢立即下手。刘叔雅等人速派人送信给在南京的柏文蔚，请他火速来救陈独秀。柏文蔚见龚已起杀心，到了芜湖不敢贸然上岸。他在船上给龚振鹏写了一封信，说：“恳求龚兄刀下留人，以反袁世凯为重任。”龚振鹏见柏文蔚如此客气，乐得下了台阶，亲自赶到江边见柏文蔚，两人握手言和。
陈独秀得救后，勉强和龚振鹏拉了拉手，急急逃离是非之地，避往上海。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爪牙倪嗣冲部冲进安庆，成了安徽督军。1913年8月27日，倪嗣冲派统领马联甲带人查抄陈独秀嗣父陈昔凡家。病中的谢氏忙叫延年、乔年从后门逃到渌水乡老家陈家剖屋躲难。当时昔凡去世不过百日，棺木还厝在家中。光绪进士、三等侍卫马联甲不愿久留，走时抢了一些陈昔凡的古玩字画。
“他是陈仲甫的儿子么？把他带走。”出门时，马联甲指着陈永年说。陈永年是庆元的小儿子，与延年同岁。永年吓得往谢氏怀里钻。谢氏气急地说：“不是。
他是庆同的侄子。”马联甲不相信，说：“侄子也和我们走一趟，真要是侄子，你找人来保！”延年、乔年连夜逃往渌水乡堂亲陈遐文家。陈遐文的妈妈把床拉开，在床里边搭个铺，把蚊帐撑着，让他们在里面睡了3夜。后来倪嗣冲、马联甲发现永年确系陈独秀侄子，同意由保人出面保出永年。谢氏见风声小了，叫人到乡下把延年、乔年找了回来。
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告，通缉“二次革命”皖省重要革命党人。陈独秀冠之榜首。罪名是“均系柏逆文蔚、龚逆振鹏死党，蓄意谋叛之犯。”陈独秀在上海听说后，恨恨地说：“以我之气，恨不得食其人。”
冬日的一天，陈独秀拟了《新体英文教科书》写作计划，叹了一口气。以前是一张嘴，现在是四张嘴了。放下笔，陈独秀去亚东图书馆坐。家中已是揭不开锅，但他是条硬汉，轻易不张口借钱。汪孟邹见陈独秀坐了很久，知道他家又断炊了，说：“要拿一些钱吧?”陈独秀点点头。汪孟邹便拿一点钱，陈接了汪孟邹递过来的一元两元钱，再坐一会，回去了。
1914年春天的一日，汪孟邹告诉陈独秀，章士钊在日本办《甲寅》杂志：“行严请王先生在上海搞发行，王先生告诉我的。”汪孟邹说。“我先给行严去封信，如果有了着落，我便去日本，总比在这里等着饿死好。这一个冬天，没有你，我们怕熬不到今日了。”因为有了新的希望，陈独秀点燃了一支香烟，脸上也出现了笑容。
从日本来的消息并不好。章士钊计划旅行欧洲，而且，《甲寅》能否办下去，尚属天命。6月，天又开始热起来了。在烦躁不安的沉闷气氛中，陈独秀常常静卧在床上，睁着大大的眼睛，凝视着斑驳尘封的天花板。“真的要饿死吗?”高君曼小心翼翼地问。“天无绝人之路。”陈独秀安慰高君曼。接着又说：“现在，我倒真希望外人分割中国了。”
1914年7月，陈独秀到了日本。章士钊说：“仲甫，你来了不是好事，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要过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有无数虱子的生活。”“穷就穷吧，不饿死就行”。陈独秀见到了章士钊，又恢复了昔日无拘无束的性格。
出入章士钊《甲寅》编辑部的有高一涵，易白沙和李大钊等人。24岁的李大钊是去年残冬季节冒着风雪来到日本的。春天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读书，住在下户冢的基督教青年会内。
一日，章士钊将自己署名为“烂柯山人”的《双杆记》递给陈独秀，请陈独秀写“序”。借给《双杆记》作“序”，陈独秀发内心之忧愤，写道：“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书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
作者及社会不祥之痛苦，予不获尽情痛哭道之者也。呜呼!”章士钊读后说：“仲甫，你谈个体权利与团体成立关系，言犹未尽。见你文章，有冲天怨气，似有一肚子话没地方说，不如痛痛快快写出来，和‘序’一块发表，免得心闷。”陈独秀一口答应了。
11月10日，《甲寅》1卷4号发表“《双杆记》序”(署名：独秀山民)和《爱国心与自觉心》(署名：独秀)，后文在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陈独秀从“人心者，情与智二者”出发，由中国人心较乱无情推出爱国心，无智推出自觉心，从而得出“二者”俱无，“国不必国”的不要国家的结论。陈独秀说：“国家国家，示行下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骂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独秀是谁?”因为陈仲甫第一次用“独秀”笔名，不知情的人纷纷打听，义愤填膺地写信到《甲寅》杂志社，口诛笔伐。章士钊拿着十几封信对陈独秀笑着说：“扰祸啦!扰祸啦!”一个读者在信中说：“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面有怒容，说：“这样批驳，才是真狂徒呢!都像这种疾呼爱国而无半点自觉性的人，亡国只是迟早。”章士钊点头赞同：“仲甫一石击起千层浪，能引起海内义士深醒，功在今日，且你本意是恨其不争，以唤醒沉睡的国人，所谓汝南晨鸡先登坛唤是也。”
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李大钊，对章士钊说：“仲甫的话，似于国于民都无可为，过于灰心丧气了。”章士钊沉吟了一会，说：“守常，仲甫个性刚烈，所谓回头草弗啮也。有闲时，不妨也将你的话托出，从容讨论之，如何？”李大钊点头称是。
1915年初夏，汪孟邹从上海来信，高君曼染肺疾咯血，催陈独秀回国。陈独秀去年走后，丢在上海的高君曼及两个孩子的生活主要靠汪孟邹照顾。一次，汪孟邹给高君曼送来陈独秀编的《新体英文教科书》的一点稿费，发现高君曼病卧在床上，脸色苍白。汪孟邹抱起哭作一团的小鹤年，连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赶紧叫仲甫回来吧。”高君曼连咳了几声，喉咙里一股腥味，用手帕捂住嘴，是殷红的一口血，汪孟邹赶紧倒了一碗开水让高君曼喝下，说：“我回去就给仲甫写信，血都咯出来，还等什么。”
这次回国，对陈独秀来说，是他生涯的转折点。在海船上，他酝酿自己创办一份杂志，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