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傅斯年家，陈独秀见《大公报》发表的短评《陈独秀减刑了》有“深知悔悟”句，1937年8月25日给申报馆编辑部写了一个短函说：“爱国诚意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
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这天，胡适来看陈独秀。
59岁的陈独秀眼光迟顿，明显衰老了，但态度谦和多了，和以前判若两人。
陈独秀说：“这次出狱，又给你增加麻烦。
胡适问陈独秀下一步打算。
陈独秀说：“这一把老骨头，真不知还能干什么事呢？”
“我觉得仲甫可以进‘国防参政会’，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中正、兆铭都有此意，我现在也是国防参政会参议员，仲甫若进来，我们又可以轰轰烈烈在一起干了。
胡适一面吸烟，一面笑嘻嘻地说。
陈独秀摇了摇头，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胡适见陈独秀提到陈延年、陈乔年之死，知道陈独秀是说内心话，叫他和蒋、汪共事，是不可能的了。
见胡适默不作声，陈独秀也有所悟，便换了语气说：“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胡适走后，傅斯年和陈独秀谈到目前的战争，有些悲观，说：“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
陈独秀劝他不要悲观，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的黑暗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
傅斯年不得不佩服这位老斗士，坐了5年牢，还这么乐观。
一天，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朱家骅来见陈独秀，说：“中正很关心你，我向他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给你们10万元经费和5个名额，你看如何?”陈独秀说：“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出发，现在叫我再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完全成了装点门面。
朱家骅见陈独秀话很硬，坐了一会就走了。
8月下旬，罗汉来见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时，罗汉因不是托派常委逃脱。
此后躲到苏州一家私营漆染厂做事。
抗战爆发后，经上海到南京。
他对陈独秀说：“陈清晨希望你回上海领导反对派工作。
陈独秀摇头，说：“上海那一班人搞不出什么名堂。
罗汉又说：“我到南京后，见到了叶剑英，叶叫我根据我知道的情况，开个保释名单。
陈独秀立即来了精神，两人又捡起5年前的话题。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陈独秀、罗汉、彭述之3人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联合抗日，没有得到回音。
陈独秀问：“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对我们怎么样?”罗汉说：“很好，没有反对情形。
陈独秀沉吟半晌，说：“你再和叶剑英谈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此时，在延安写《矛盾论》的毛泽东写道：“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
8月29日，和郑超麟一起关在军人监狱的贺贤深（何资深）已经放出去9天了。
这天早晨，中央军人监狱教诲所所长沈炳铨对郑超麟说：“蔡元培写信给何应钦保释你，何应钦已经批准，但不需要保释手续，你今天就可以出去。
郑超麟不知道是陈独秀找的蔡元培，蔡元培找了何应钦。
何开始在其信函上批道：“此老爱管闲事，相应不理可也。
陈独秀出狱后，8月25日，何应钦改变念头，复函蔡元培，“通知本人觅保保出监就医矣”。
见到郑超麟，陈独秀很伤感，说：“你还好?”郑超麟摇摇头：“一身病，想到安徽乡下养病。
这时，彭述之、罗世凡去了上海，濮德治回了安庆老家。
“去不去上海?”郑超麟问。
陈独秀摇摇头，说：“反对派的活动，不会有结果。”晚上，陈独秀和潘兰珍睡床上，郑超麟夫妇睡地板，4人连夜长谈。
第二天，陈独秀送郑超麟出门，走了很长一段路。
陈独秀心里清楚，两人从此各奔前程，很可能见不上面了。
从街上回来，潘兰珍老远就喊：“包先生来了。
陈独秀知道是包惠僧，忙带快了脚步。
包惠僧是国民党内政部参事。
中午，陈独秀、潘兰珍留包惠僧吃饭，包惠僧问：“傅先生呢?”潘兰珍说：“前几日这里炸了，傅先生见这里不安全，搬走了。
包惠僧忙问：“你们住在这里行吗?”陈独秀说：“可以，还可以。
包惠僧住在莫愁路一家独院，想接陈独秀夫妇去住。
陈独秀说：“不去了。
哪儿住都一样，常见面就可以了。
隔日，陈独秀、潘兰珍搬到陈仲凡家。
陈仲凡将楼上腾出，让陈独秀、潘兰珍住。
在陈仲凡家，陈独秀上街买来宣纸，抄了岳飞《满江红》一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上款题：“赠惠僧老兄”，落款“独秀”，等墨迹干后，陈独秀换了一件深青色对襟褂子，用报纸夹了刚着墨的宣纸，到了莫愁路包家。
包惠僧见陈先生来了。
忙叫妻子夏松云去做饭。
谈话时，包惠僧说：“听佛海说，胡适推荐你去一家美国图书公司写自传?”陈独秀说：“我生活简单，不用去美国。
我也怕见生人。
胡适去美国前，请人捎信给陈独秀，问他可愿意去美国写自传。
当时美国一家图书公司看中了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自传》前两章。
陈独秀不去，还因为外语不行，身体也不好。
老头子坐了几年牢，大约是怕见生人。
周佛海请陈独秀参加“低调谈话会”，好说歹说，总算把陈先生劝去了，陈先生去了以后，一言不发。
问到他，他才应付地点点头。
谈到今后，包惠僧说：“听潘兰珍说，蒋介石答应你当劳动部长?”陈独秀说：“适之、佛海还叫我参加‘国防参议会’呢。
我怎么能答应呢?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手里，我和蒋介石不共戴天。
他叫我当劳动部长，参加国防参议会，真是异想天开。
我要是做他的走卒，也不用等到今天。
包惠僧劝陈独秀赶快离开南京，这几天日本飞机轰炸更紧，码头上早已水泄不通。
陈独秀本来想等罗汉回来，听听延安消息。
但南京气氛越来越紧张，陈独秀决定去武汉再说。
临行之前，陈仲凡赠诗给陈独秀，诗云：“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 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写了《和玄兄赠诗原韵》：
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豺狼骋郊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1937年9月12日，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
在船上，陈独秀思考写一本抗战小册子。
包惠僧是武汉人，在陈独秀动身前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去信，请他关照陈独秀。
又给同学程仲伯写信，请他去码头接陈独秀。
何成浚请公安局长蔡孟坚照顾陈独秀，这蔡孟坚不是别人，1931年，正是蔡孟坚打开顾顺章缺口，追捕钱壮飞，逮捕诱降向忠发，导致恽代英、蔡和森、柔石、冯铿、殷夫等20多人被杀。
蔡孟坚见到陈独秀就盘问起来，弄得陈独秀很不高兴。
蔡孟坚走后，陈独秀大怪包惠僧办事不牢。
这时武昌一个姓兰的慕陈独秀名气，接陈独秀、潘兰珍到他家住。
陈独秀给耕野(汪孟邹)写了一封信，叫他来信寄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26号陈仲甫收。
几天前他叫汪孟邹来信寄到武昌武汉大学王抚五校长收转。
10天功夫，陈独秀两次去信上海，也不知汪孟邹收到没有。
陈独秀给汪孟邹写信，是因为亚东是陈独秀主要经济来源。
上海《东方杂志》、《宇宙风》杂志给陈独秀的稿费，也是由亚东转给陈。
收到陈独秀的信后，汪孟邹写信和陈独秀商量，由亚东图书馆出《实庵自传》单行本，先将《宇宙风》刊出的前两章印出来，等陈独秀抓紧时间写出其余部分，再出全本。
陈独秀满口答应了。
陈独秀搬到双柏庙后街26号不久，罗汉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
罗汉8月底启程，在傅厚岗叶剑英、李克农手中领了路费及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介绍信，和李侠公于9月2日到西安后宰门旁边的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是林伯渠，两人是熟人。
罗汉北伐时任四军政治部主任，打南昌时四、六军配合过。
经过长征，林伯渠头发胡子几乎全白了，但身体很硬朗。
林伯渠说，“和仲甫一晃有十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内的历史，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
说到这里，林伯渠皱了皱眉头，说：“只是脾气太倔。
罗汉问：“陈先生想回延安，能让他去么？”
“仲甫能否回延安，关键在他自己，如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
林伯渠说。
“仲甫与党中央有过争论，我担心延安不让他回去。
罗汉吞吞吐吐地说。
林伯渠安慰他说：“仲甫曾经站在时代前头，我希望他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
“听林主席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
罗汉笑道。
“现在山洪爆发，我一时去不了延安……林伯渠沉思了一下，说，“此事须党中央拿意见，我即给延安拍电报，请示中央，你稍住几天”。
林伯渠给延安电报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
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七贤庄以前是外国人经营的旅馆，有几座西式庭院，又宽敞又安静，罗汉便和李侠公住了下来，等候延安回电。
当晚，刚从太原来陕的王若飞来看罗汉，他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
王若飞在“六大”上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被否决。
大会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
1931年回国，被国民党逮捕，几乎和陈独秀同时放出，此时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
9月10日，接到林伯渠电报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给林伯渠发了一个电报，提出陈独秀回党工作的3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
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见到中共中央电报后，罗汉打道回宁。
到南京后，才知道陈独秀去了武汉。
在傅家岗，罗汉见到了博古、叶剑英。
他们告诉罗汉，陈独秀去武汉前，和叶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以后又和叶剑英单独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博古说：“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出任何具体结果。
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闹翻的危险。
不如候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者会圆满些。
且不久必武会回武汉，他自然和独秀先行交换意见。
博古30来岁，自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至遵义会议，任中共中央总负责。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又看了看中共中央的“三项条件”，说：“前一条我已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
说着，陈独秀找出一份手稿，上面写到：“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陈独秀曾请包惠僧将声明交《中央日报》总编辑程苍波，他答应帮忙，但没有刊登。
1937年10月2日初的一天，华中大学学生会的许俊千和同学焦传统找到陈独秀住的四合院，穿着旗袍的潘兰珍开了门，问：“找谁？”
许俊千说：“要见陈独秀先生。
说着，将同学会的邀请信递了上去。
潘兰珍看了说：“呵，你们是大学生。
说着，请客人到天井旁边一简陋的书房等候。
一会儿，陈独秀来了。
许俊千和焦传统起来向陈独秀鞠躬。
陈独秀笑嘻嘻的，伸手让坐。
陈独秀头发灰白，背有点驼，一口安庆地方话。
声音也不大洪亮，但态度谦和。
许俊千道出了来意后，陈独秀低头沉思了一下，点头答应了。
因为离学校只有几百米，约定了演讲的日期后，客人告辞出门。
10月6日早晨，许俊千和焦传统到了陈独秀家，陈独秀穿了新的绿色长袍、布鞋。
潘兰珍整理了一下陈独秀的衣领，对许俊千两人说：“同学们慢走。
怕其他人围观，许俊千和焦传统带陈独秀走女生宿舍后侧进了武昌华中大学大礼堂。
这天，武汉文化界也想邀请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因和华中大学事先约好，推辞了。
陈独秀上了讲台，掌声不绝。
窗前门后，都挤满了人。
陈独秀说了一声“大家好”，开始了《抗日战争之意义》的演讲：“全国要求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要抗战？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日本欺压我们太厉害。
这话固然不错，可是，未免过于肤浅了，一般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明了更深的一点的意义，抗战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而有深长的历史意义。
陈独秀的讲话，不断的引起热烈的掌声。
结束时，许俊千等人请陈独秀走后门回家。
在校园，陈独秀精神很好，留连忘返。
到了家，潘兰珍请许俊千等进去坐，许俊千见陈独秀的书桌上有纸笔，想请陈独秀题字，但又不好开口。
出门时，还是忍不住说了。
陈独秀满口答应，说：“你去弄点宣纸来。
许、焦二人在外面买了两张宣纸，并在小纸上写了“敬求大笔，赐乎俊千”字样。
陈独秀嘱他过两天来取。
焦传统也留下了名字。
陈独秀给许俊千题了“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给焦传统题了四字横联。
他们来拿书法作品时，陈独秀谈到，中国的历史书太少，只有夏曾佑编的《中国史》上下册可读。
毕竟坐牢久亏，从华中大学演讲回来，陈独秀就病倒了。
双十节前一日，淅淅沥沥下起雨来，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淋，天空灰暗一片。
这时一位陌生的年轻人撑着雨伞敲门，见潘兰珍开门，忙拿出名片说：“我是《抗战》周刊记者，想采访陈先生。
躺在床上的陈独秀见记者上门，忙穿衣起床。
记者说：“明天是国庆节，所以今天冒雨来了，想不到先生病了。
陈独秀笑着说：“不妨，不妨，难得雨中来客。
问了一些集中现金、征集壮丁问题后，记者问：“听说陈先生要办一个刊物，确否?”陈独秀说：“没有这个意思，现在各派杂志都肯登我的文章，我何必自己办刊物呢?”“报纸上说，陈先生今后要去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我的个性不大适宜做官，但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的。
“明天是国庆日了，陈先生准备发表一点东西吗?”陈独秀说：“武汉日报约我写一篇国庆论文。
打算只写几百千把字就够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看长文章。
记者看了一下表，已是下午6点钟，起身告辞，说：“我还要过江。
10月15日，陈独秀恢复了一点精力，到汉口青年会讲演《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胜利》。
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不能盲目反对唯武器论。
《扫荡报》刊登了陈独秀在华中的讲演稿后，有关方面下了禁令“暂缓登载”。
陈独秀演讲热情不减，他打算请亚东图书馆出版《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小册子。
在汉口青年会讲演后，罗汉偕董必武来见陈独秀。
谈到“三个条件”，董必武说：“我劝你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面检讨，回党工作。
”陈独秀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董必武见陈独秀任性，不好再劝。
事后，陈独秀写了关于抗战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去南京。
罗汉去南京又找了博古和叶剑英。
博古说，陈独秀的抗战七条纲领和中央路线并无大的分歧，但根据中央电报，陈独秀还要有一个书面检查。
闲时，陈独秀给濮德治写了几封信，说：“我无时不念兄，而兄忘念我耶?……
故乡非久留之地，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也。
濮德治将家里安顿好了后，11月中旬来到武汉，在武昌双柏巷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见濮德治来了，十分高兴。
递了《宇宙风》49期给他看，上面有《实庵自传》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陈独秀说：“现在亢德又来信催我要稿，怪我没有按时写下文。
他抱怨说：“一日几千字我也不愿意。
现在市场坏书充斥，都是一日赶几千字人造出来的，有谁看啦?”谈到上海那一班人，陈独秀将罗世凡、孙煦、陈其昌等人来信给濮德治看。
濮德治看完信说：“他们对罗汉意见很大，担心你与斯大林派合作?”“与斯派合作，原则上是可以的，他们这些人，乱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理论，现在反斯派，至少策略上不对。世凡、其昌不对，超麟更不对。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陈独秀越说越气。
“彭述之没有来信?”“老彭这个人，即使和我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还有长子。”陈独秀说。
濮德治知道，“长子”(尹宽个子矮，绰号长子)和彭述之打得火热。
“他们对你似乎很失望。”濮德治又掠了一眼陈其昌的信。
陈独秀说：“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绝对不怕孤立。
11月1日，托洛茨基致伊罗生信：“关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争论。
你确实是袒护马林而没有公平对待陈独秀了。
一天，陈独秀对濮德治说：“听说罗章龙在河南大学教书，你去一趟郑州，看看罗可愿意出来，我们一起合作还可以干点事。
罗章龙1931年1月因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与何孟雄等人成立了“第二中央”，被开除党籍。
在这之前，罗章龙、何孟雄等人曾发起“调和派运动”，其中也反对开除陈独秀党籍。
濮德治去郑州回来说，罗章龙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活动。
他房间有一个摩登女士，两人像是谈恋爱。
陈独秀说：“差不多了。
1937年12月，刚出狱不久的王文元(即王凡西)到了武汉，住到双柏巷陈独秀家中。
陈独秀曾托人到国民党中统局打听王文元被捕后的下落。
王文元来了后，常和陈独秀、濮德治谈论局势。
王文元提出办刊物，陈独秀不同意，说：“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必得抛弃，必须采取新的方法。
陈独秀主张和第三党、救国会及一部分民主人士接触，组织一个联合战线。
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
当时，谭平山、朱家骅想拉陈独秀组织第三党，但陈独秀不愿受人摆布，没有同意。
提到组织联合战线，濮德治想起陈独秀上月刊登在《宇宙风》52期上《我对于鲁迅之认识》文章，陈独秀认为鲁迅并不根本反对联合战线政策，但反对与土豪、劣绅等都一概联合。
当时宋哲元部下179师师长何基沣在汉口养伤，陈独秀计划让王文元、濮德治到何基沣军队做政治工作。
何基沣很尊敬陈独秀，见面执弟子礼。
他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准备带王凡西到师部，平汉路的车票已经买了，不料动身前夜，何基沣被免职，3人计划落空。
与何基沣联合的计划失败后，王文元、濮德治热情一落千丈。
12月24日，吴甲原到陈独秀家，看同乡王凡西。
吴甲原是个画家，他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便写了“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
题赠甲原先生”和吴甲原同来的青年，也乘机请陈独秀赐墨宝。
陈独秀有求必应，写了不少字，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写得最多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时，罗汉从宜兴逃难到武汉。
他赞成陈独秀独树一帜的“联合战线”思想，鞍前马后为之奔波。
就在这时，王明、康生在报刊上讲陈独秀、罗汉是日本间谍。
两人大吃一惊。
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飞抵延安，到延安后第五天，《解放》刊出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称“日寇侦探机关……
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半个月前，《解放》刊登署名“冰”的文章《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于今，《解放》的调子突然转了180度。
罗汉也疑惑，在南京时，周恩来曾告诉他，“在中国托派中，陈独秀和你是主张抗日的。
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
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他们不知道，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与他们有关的政治局会议。
会上谈到中共中央提出的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王明反对说：“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
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针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的反驳，王明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
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
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当时，苏联正在审判布哈林、李可夫“右派和托派反苏联联盟案”。
1938年新年伊始，刚创刊的《新华日报》及《群众》、《解放》杂志突然登出许多文章，说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
其中，康生在《解放》周刊29、30期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事实”：“1931年‘3·18’事变……
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就后再增加之。
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了……
美国的托匪格拉斯……
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
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组织……
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
这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3月16日，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锡朋、梁寒操、周佛海等人在《大公报》、《武汉日报》发表信函，为陈独秀鸣不平。
信上说，“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
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为表白。
第二天，《扫荡报》也将此信转载。
《新华日报》发表了“幸之”的短评，驳斥王星拱等人来信，谓“此风不可长”。
林庚白看了报上的信，发现与原来签字的信有出入，原文是“为新文化运动起见，”现在成了“为正义为友谊。
于是林庚白去信《新华日报》，提出对该信不负责任。
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发表了一个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说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为断”。
陈独秀看了这个评论，十分气恼，原来是这样定我为汉奸的呀!他对罗汉说：“他们见我不跟他们走，便捏造罪名陷害我，真是不讲道德。
当晚，陈独秀写了一封《给〈新华日报〉的信》，信上怒气冲冲，《新华日报》拒绝发表陈独秀的信。
在其短评《不容含糊和小心上当》中，有“我们再一次坦白声明，陈独秀现在还是否托派汉奸，要由陈独秀本人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的话。
陈独秀把他给《新华日报》的信寄给了《扫荡报》，后者于3月20日刊出。
陈独秀在信中说：“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
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
中国是否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
我们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
最后他质问康生等人：“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是这样吗?!”次日，《新华日报》发出短评说：“以曾经是中国托派首领身份的陈独秀，声明他今天未参加汉奸党派……
在托派汉奸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敌时，陈独秀有这种表示，足见其尚有羞耻之心，这是值得赞同的事……
可是，他仍然不愿意起来反对他过去的伙伴和部属，不愿意起来反对那些丧尽天良的托派汉奸，而且还力为洗刷辩护……
不能掩饰陈独秀的不愿反对日本间谍的托派汉奸的本意，这首先是因为陈独秀在今天思想上仍然是与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同时，《新华日报》刊出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叙述了他们3次和陈独秀会见的经过。
说明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表示脱离和反对托派的情况。
于是，陈独秀将去年11月21日给陈其昌的信公开发表。
《新华日报》没有立即做出什么反应。
战争阴影下的武汉报纸，因陈独秀是否汉奸闹剧，热闹了一阵子，终于安静了。
4月，徐特立约何之瑜(何资深)从长沙到汉口，调解这场笔墨官司。
这期间，周恩来也托人到陈独秀寓所，劝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徐特立来看他说：“事情是解决了的。
4月8日，陈独秀给长沙化名贺松生的何之瑜去信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既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在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诬蔑……
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
何之瑜2月初写信邀陈独秀避住长沙，陈担心乡间土匪多，写信称“湖南非乐土”，没有答应。
因为康生文章中几次提到罗汉有汉奸行为，罗汉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4月24日在汉口《正报》发表，他在信上说：“康生君一文，真可谓极尽诬蔑造谣之能事……
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300元成交。
真可谓廉价之高峰……
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先生们，你们只管造谣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此事后来传到晋察冀阜平聂荣臻的司令部，萧克对聂荣臻说：“康生在延安发表过一篇文章，说陈独秀是汉奸，每月从日本人那里领取300块大洋。
聂荣臻沉默了一下，说：“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到了的吗？”
1938年4月3日，阴历三月三，张国焘以祭黄陵为名，逃向汉口。
中共中央于4月19日发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提到张国焘脱党前“曾见过陈独秀一次”，在党外去寻找反党的同盟者。
看到报纸的当天，陈独秀给贺松生（何之瑜）写信说，“张特立到武汉事，你们想已在报上看见(今天的新华及大公)，我并未遇见他，有人造谣他已来见我，真可笑”。
但几天后，张国焘在汉口公安局长、特务蔡孟坚的帮助下，找到了搬到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
10多年没有见面，又都是被中共开除党籍之人，两人免不了唏嘘一番。
张国焘富态多了，肥头大耳，腆着肚子。
但气色不好，松松塌塌的方脸膛看上去很疲惫。
陈独秀说：“你不是一直干得很好吗?”张国焘长征到达延安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张国焘唉声叹气，将长征途中另立中央事说了一遍，接着说：“现在王明回来了，我的日子更不好过，和软禁一样。
听说张国焘投靠老蒋，陈独秀顿生反感。
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应付张国焘。
张国焘仍然兴致勃勃，提出重建第三党事。
陈独秀说：“我以前就说过，你我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
成立一个党不是容易事，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你好像没信心?”“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
话不投机三句多，张国焘告辞了。
4月的一天，安徽太平老乡、武汉大学文学院老师苏雪林拜访了陈独秀。
苏雪林反对鲁迅，自视为胡适派。
她最初听到陈独秀的名字，是“五四”前在安庆听陈慎登先生上课，谈到陈独秀办《新青年》诋毁纲常，老先生因生气晕倒在堂上。
课后，大家议论开除陈独秀的乡籍，苏雪林说：“顶好带一支枪上北京找到陈独秀，叫他吃一颗子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第一次见陈独秀，是上一年年底在武汉大学听陈独秀演讲《动员民众》，但那天人多，苏雪林无法和陈独秀单独交谈。
这天，陈独秀家客人很多，等人陆续走了，苏雪林才有机会和陈独秀讲话。
陈独秀说：“我读过你的作品，你的《唐诗概论》和《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见解独到，多发前人未发之论，足见很下一番功夫。
听说苏雪林不久随校入川，陈独秀说：“拟到重庆，或许能在渝碰面。
一天，刘仁静来访，陈独秀很不愿意见到他。
去年10月，刘仁静还给李福仁、伊罗生写信，对陈独秀汉口演讲表示失望。
刘仁静来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老彭他们很生气。
他们认为你采取了‘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陈独秀说：“老彭不是还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他骂去，我和老彭他们到此为止。
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明天还要来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
潘兰珍说：“他要是坐等不走，怎么办呢?”陈独秀想了一会，写了个条子递给潘兰珍，说：“你把条子递给他，他就不等了。
第二天，陈独秀早早出了门。
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丢了条子，知道陈独秀不想见他，条子上说：“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
他请刘仁静好自为之。
刘仁静没有落座便走了。
潘兰珍知道老头子不喜欢他，也没有留他再坐。
春天，邓绳侯外孙葛康寿随其五兄葛康俞由安庆到武汉。
一夜，他们去看陈独秀。
陈独秀老了，穿着布衣，须发斑白，但精神饱满。
见到葛康寿，惊讶地说：“真像他爸爸。
葛康俞妻子是陈独秀二姐的小女儿，因此随妻子称陈独秀“舅”，与陈松年以兄弟相称。
葛康寿、葛康俞母亲是邓绳侯之女，邓仲纯、邓季宣之姐。
因此称邓仲纯、邓季宣也称舅。
因为是亲戚，谈到陈年旧事，时间很快，直到二鼓，客人才告辞出门。
6月，武汉形势开始紧张，陈独秀请包惠僧帮他找船，打算离鄂入川。
川资是以前刘辅丞给的500元钱。
包惠僧从南京到汉口时，陶希圣拿出200元钱交给包惠僧，请他转交给陈独秀，说是北大的几个同学凑的。
当时，国民党决议恢复毛泽东、陈独秀等人的国民党党籍，“你打算怎么办?”包惠僧到德润里和陈独秀谈起此事，陈说：“由它去吧，当初国民党开除我，我没有声明，现在恢复我，也用不着声明。
6月12日，日军侵占安庆。
陈独秀请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将刚从安庆逃难来的嗣母谢氏（陈昔凡夫人）、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和春天才出世的孙女长玮送到了四川宜昌。
谢氏因孙子、孙女、媳妇的死，打击太重，两眼已经失明了。
隔日，陈独秀给小儿子陈松年去信，叫他到宜昌二马路平和里17号找史岳门，陈独秀准备明后日乘行营开往重庆的差船，在宜昌换船时，上岸找他们。
信是寄给宜昌天后宫29号夏智安转恽子世，再转陈松年。
但陈独秀并没有如期到宜昌。
原来，陈独秀的大姐一家人也逃难来到武汉。
其中有大姐的儿子吴季严。
他们辗转打听，在汉口吉庆街165号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弟兄4人，哥哥、二姐早已去世，只剩大姐。
姊弟30多年未见，此时见面，不禁悲喜交加。
“三十未见姊，见姊在颠危。
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
大姐来后，陈独秀又寄信给陈松年，叫他先去重庆。
将大姐一家安排走了以后，7月2日，陈独秀、潘兰珍及包惠僧、夏松云夫妇登上了“中、中、交、农”四行包的专轮直接去了重庆。
估计陈松年已达重庆，陈独秀没有在宜昌停留。
当时下船换船票，十分麻烦。
和陈独秀夫妇同船的，还有郑学稼、胡秋原夫人及其母亲等。
船到重庆，陈松年一家已到，住绣壁街。
陈独秀、潘兰珍暂住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办事处。
在重庆，《新民报》、《新蜀报》张恨水、张慧剑等人为陈独秀接风洗尘。
陈独秀很少吃菜，张恨水问他：“吃辣菜，习惯么?”陈独秀笑着说：“可以，还可以。
张恨水四十三、四岁，脑门宽阔、头发后梳，五官匀称。
他的祖籍是安庆潜山，与怀宁接壤。
在金陵狱中，陈独秀读过张恨水的《啼笑姻缘》。
《时事新报》请陈独秀为主笔，一篇稿子三、四十元。
为了生活，陈独秀便隔几日写一篇文章，或应邀演讲。
7月14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邀请他去演讲，他把四川军队歌颂了一番，并劝四川同胞戒掉鸦片。
从李仲公处，陈独秀发现四川人好吃鸦片烟。
北大的老朋友沈尹默来看他。
见陈独秀身心憔悴，沈尹默作了一首诗赠他：“声名晦已久，不挂齿颊间。
时乘逐入市，曲尽宜归山。
陈独秀作诗和之，末四句云：“但使意无违，王乔勿久待；俯仰无愧怍，何用无吝悔。
见到“俯仰无愧怍”句，沈尹默心里“咯噔”了一下，使他想起当年和汤尔和等人怂恿蔡元培撤销陈独秀文科学长的事。
一日，陈松年对父亲说，在从宜昌到重庆的船上，葛康俞说他舅舅在江津，看看我们能不能到江津去住。
陈独秀说：“试试吧。
几天后，邓仲纯到上石板街15号通源公司大资本家黄某家找到陈独秀。
邓仲纯就是陈独秀留学日本时的朋友邓初，即邓以蛰的二哥，在江津开了一家医院。
谈话中，邓仲纯邀请陈独秀到江津去。
他说：“江津是小城，比重庆凉快，目标小，敌机袭击也少，江津白沙镇驻进了不少国民党大机关。
不少人还经常提到你。
陈独秀一听，兴趣大增。
江津到重庆去，120里水路，坐船半天就到了。
邓仲纯走后，陈独秀和陈松年及吴季严哥哥吴景羲一商量，都赞成去江津。
吴景羲想在江津租屋开店，他的父亲吴欣然曾在安庆大新桥开“吴家顺”酱园。
1938年8月3日，陈独秀、潘兰珍带了行李，登上了去江津的小轮船。
轮船由北向南在江水中“突突”了四五个小时，便到了江津。
在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陈独秀见到了一脸苦相的邓仲纯，他身后的邓太太见潘兰珍脚下堆的大包小包，拉下脸扭头就走了。
见邓太太闭门谢客，陈独秀心往下一沉，嘴里仍然对邓仲纯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桐城人方孝远和方太太商量后，接待了陈独秀这位老乡。
此时陈独秀进退两难，千谢万谢地答应了。
晚上，陈独秀对潘兰珍说：“幸亏祖母未同来。”隔日，方孝远妻子挪出楼房一间，给陈独秀、潘兰珍住。
中午很热，潘兰珍说：“这回跟你享福了，比牢房还差些。
陈独秀笑了笑说：“比住小客栈总好些。”安定下来后，陈独秀和邓季宣谈到外甥来租屋开店事，邓季宣说：“生意外来人不易做。可以开米店，在江津收谷辗成米，再拉到重庆去卖。因劳累，陈独秀一时不能低头写字。闲下来，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给汪孟邹，告诉他自己到了江津。9月23日，胡适在瑞士得到通知，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
汪孟邹于10月21日给胡适写信，谈陈独秀已有60岁，胃病、高血压病经常发作，他想请胡适把陈独秀搞到美国去。
汪孟邹写道：陈独秀“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
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
当时广州陷落，胡适正忙于争取美经济援助，没有回汪孟邹的信。
好在陈独秀对去美国教书兴趣不大，他觉得血压太高，飞机不能坐，美国有钱也去不了。
方孝远家楼上太热，陈独秀搬到了江津东门郭家公馆楼下，室内敞亮，堂厅放有一张大桌子，偶尔，陈独秀兴致来了，挥毫作书赠人。
天热，陈独秀和潘兰珍喜欢坐在楼外树荫下纳凉，老远就能看到从江北重庆来的轮船。
陈松年和安徽同乡在重庆筹办国立九中，不久，陈松年一家、祖母随该校搬到江津。
10月19日，是鲁迅去世二周年纪念日，重庆抗战文艺协会举办纪念会，住在江津白沙镇的台静农受老舍之约，到会作鲁迅生平的报告。
次日下午，台静农到江津“延年医院”，看青岛山东大学的好友邓仲纯。
见到台静农，邓仲纯大嚷：“静农到了。
原来，陈独秀、台静农的父亲等都在他家。
这是台静农第一次见陈独秀。
坐了一会，陈独秀对台静农说：“我同你去看柏先生去。
柏文蔚留着长胡子，用红头绳扎起，戴着僧帽，看上去像个江湖道士。
白沙黑石山的聚奎中学正巧举行成立60周年的校庆和创办人邓蟾秋70岁的大寿庆典。
邓蟾秋是邓仲纯的哥哥，在江津农工银行任总经理。
邓蟾秋对陈独秀说：“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年几次要我请先生去一趟白沙镇，住一段时间。
台静农父子也希望陈独秀去白沙镇玩，那里有国民党不少机关。
江津到白沙镇水路走3小时，船到时，台静农父子已在岸上等陈独秀。
台静农住在江边柳马冈的一栋小别墅里，是租住邓燮康的。
晚饭后，陈独秀和他们父子聊天。
台静农问他：“听说先生过去喜欢背诵杜诗，那作的诗一定不少？”
陈独秀听了，笑吟吟的，接过台静农准备好的纸笔，写了《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诗。
次日早晨，台静农准备了文房四宝，请陈独秀赐墨宝。
陈独秀在4尺宣纸上写了几行草，说：“多年没有玩此道了。
见陈独秀的行草雄健浑成，台静农十分惊异。
陈独秀高兴，又写了一副对联：“尘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
前句是明人诗句，后句是陈独秀自己的，他说：“这是我早年集的。
台静农很惊讶，这么久了，他还没有忘记。
题款时，陈独秀称台静农父亲“丈”，其实，陈独秀比台静农父亲大3岁。
台静农想，这大约是老一辈的风范吧！到了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年请陈独秀到校礼堂给中学师生讲话。
陈独秀穿了往常的蓝布长衫，外面套了一件马褂，脚穿布鞋，和周光年并行到校礼堂。
这是校董邓鹤丹1929年修建的，形式模仿罗马歌剧院，结构模仿重庆的台大剧院。
邓蟾秋捐献了一万多银圆，所以门扁上有“鹤年堂”3字（邓蟾秋名“鹤年”），陈独秀看了看，说：“写得好。
礼堂占地1000平方米，可容纳1400人，号称川东第一大礼堂。
师生见陈先生来了，便起立鼓掌，周校长说：“陈先生是教育前辈，今天来到聚中是大家的荣幸。
陈独秀颧骨突出，下巴留有几根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
他的背有些驼，面容清癯。
走路很慢，讲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教育的措施时，倒剪双手，慢条斯理的讲了起来。
他先从匡衡凿壁偷光讲起，引经据典，劝学生惜时如宝，后又讲到抗日中要一致对外，反对卖国投降。
学生听得寂静无声，有时，陈先生的安庆方言，引起学生一阵阵笑声。
40分钟后，陈独秀讲话结束，师生起立，两旁鼓掌，陈独秀在周校长陪同下微笑点头走出鹤年堂。
出了礼堂后，周光年说：“听先生讲话，如诉家常，像是一位老私塾先生，平易近人，不像大政治家满口大道理。
陈独秀说：“我本来就很普通，现在想当一个私塾先生，只怕没有人要呢。
周光年听了，笑着说：“先生客气。
陈独秀夫妇在白沙镇时，正赶上邓蟾秋70大寿，邓请陈独秀题字留念。
当时，陈独秀住在大礼堂前左侧一室，他在餐厅用大笔写了“大德必寿”4字，又写了隶书体“寿考作仁”4字。
邓蟾秋笑容满面地说：“谢谢。
陈独秀说：“按年龄，你比我大，论财富，你比我多，怎样写都不过分。
邓蟾秋高兴极了，如当珍宝，收藏了起来。
周光年说：“陈先生的话，不仅是可以适用邓先生一个人，大德必寿，寿考作仁，其实是条公理，不如将来找个人，刻在校内，如何?”邓蟾秋笑笑说：“好、好。
这是陈先生给我们的学校增添了景致呀!”天气渐冷，陈独秀夫妇又搬回江津，这次邓仲纯做通了夫人的工作，同意将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后院房子腾出四五间，让陈独秀住。
房子多了，陈独秀将嗣母谢氏也接了过来。
学生听得寂静无声，有时，陈先生的安庆方言，引起学生一阵阵笑声。
40分钟后，陈独秀讲话结束，师生起立，两旁鼓掌，陈独秀在周校长陪同下微笑点头走出鹤年堂。
出了礼堂后，周光年说：“听先生讲话，如诉家常，像是一位老私塾先生，平易近人，不像大政治家满口大道理。”
陈独秀说：“我本来就很普通，现在想当一个私塾先生，只怕没有人要呢。”
周光年听了，笑着说：“先生客气。”
陈独秀夫妇在白沙镇时，正赶上邓蟾秋70大寿，邓请陈独秀题字留念。
当时，陈独秀住在大礼堂前左侧一室，他在餐厅用大笔写了“大德必寿”4字，又写了隶书体“寿考作仁”4字。
邓蟾秋笑容满面地说：“谢谢。”
陈独秀说：“按年龄，你比我大，论财富，你比我多，怎样写都不过分。”
邓蟾秋高兴极了，如当珍宝，收藏了起来。
周光年说：“陈先生的话，不仅是可以适用邓先生一个人，大德必寿，寿考作仁，其实是条公理，不如将来找个人，刻在校内，如何?”邓蟾秋笑笑说：“好、好。这是陈先生给我们的学校增添了景致呀!”天气渐冷，陈独秀夫妇又搬回江津，这次邓仲纯做通了夫人的工作，同意将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后院房子腾出四五间，让陈独秀住。
房子多了，陈独秀将嗣母谢氏也接了过来。
潘兰珍问陈独秀：“他们每次邀你吃饭、玩牌，你为什么没有话?”陈独秀说：“酒食应酬的事我不太习惯。
一日，高语罕正和陈独秀闲谈，戴笠、胡宗南来到陈独秀家。
戴笠是特务头子，胡宗南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戴笠说：“蒋先生一直挂记陈老，他没有时间来看你，特地叫学生和胡司令来看你。
一位随从模样的人将苹果和茅台酒摆到了桌上。
陈独秀说：“谢谢。”
胡宗南拿出剪报资料，递给陈独秀，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陈独秀一看，是去年3月15日《大公报》上傅汝霖等人写的公开信。
“今天特来请教，……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陈独秀说：“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言世界大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出门后，胡宗南说：“我知道，要白跑一趟。戴笠说：“都是张国焘，黔驴技穷，出此馊主意。”
他把共产党开山祖请出来，以此搪塞校长。张国焘叛逃后，到戴笠军统从事策反活动。
他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陈独秀的舆论对付延安的宣传，比叶青等人反共文章的作用大。
蒋介石看了陈独秀讲话记录，说：“陈独秀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
戴笠、胡宗南见蒋介石满意，也没有二话。
胡宗南、戴笠走后，潘兰珍兴奋地对来坐的高语罕说：“县长到那里去，要打扫街道；来看老头子的人，比县长大几倍，也没有人打扫街道。
高语罕说：“胡宗南、戴笠是微服私访，如果县长知道了，一定会来的。”
1939年入夏后，敌机轰炸重庆、成都加剧。
日机轰炸重庆、成都，来回要经过江津。
每次飞机过后，陈独秀都要大口喘气，歇息半日才回过神来。
一天，他给杨鹏升写了一封问候信。
杨鹏升任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少将高参，两人在武昌认识。
发信路上，陈独秀在一个旧书摊前停了下来，上面有不少线装书。
有一本线装《皇清经解》手稿，引起了陈独秀的兴趣，作者是杨鲁承，他问卖书人：“杨鲁承是谁?”卖书人说：“只知道是江津鹤山坪人，清朝进士，其他的不知道。
陈独秀翻了一会，见书便宜，把书买了下来。
隔日，陈独秀和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在茶馆中闲谈，陈独秀提到这事。
邓蟾秋说：“杨鲁承是清朝二甲进士拔贡，写过不少书，家中有几箱子手稿，来不及整理就死了。
陈独秀问：“不知他家还有什么人?”邓燮康说：“杨鲁承有3个儿子，都已去世，只有一个媳妇杨彭氏还健在，家中事都由她料理。
陈独秀说：“如有可能，想和杨家后代见一面。
邓氏叔侄便托鹤山坪人江津一中施怀清校长带信给杨彭氏。
杨鲁承有一个孙子，叫杨庆余，很想出版祖父遗著，希望有一位名人作校正并作序，听说陈独秀对他祖父书稿有兴趣，正中下怀，立即赶到了县城。
陈独秀见杨庆余来了，十分高兴，留他用饭。
陈独秀问：“祖父书稿都是些什么内容?”“有《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解〉》，这便是先生买的那一本，还有《群经大义》、《杨氏扈林》、《龙溪日记》等。
听说鹤山坪夏天凉快，陈独秀和潘兰珍决定去住一阵，好则多住，不好则少住。
这里敌机太吵，而且，潘兰珍和邓太太不和。
家在鹤山坪的施怀清校长听说陈独秀要去整理杨家旧书，邀请陈独秀夫妇住到他家——施家大院。
陈独秀想，给杨家整理旧书之余，还可以写自己的东西。
汪孟邹来信劝自己完成自传。
去年3月7日，汪孟邹在《实庵自传刊者词》中说，“现在陈独秀先生正在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已允许续成各章归我们刊印单行本，这当是读者所乐闻的。
但陈独秀准备写完《小学识字教本》后再写自传。
他写《小学识字教本》的目的之一，是使学习者知其所以然。
诠释文字的来龙去脉，陈独秀运用了许多新兴学科知识，克服了古人的局限。
7月，几个挑夫随着陈独秀、潘兰珍两顶滑竿，走了20里地到了鹤山坪。
陈独秀住在施家大院，每隔几日，到杨鲁承旧居翻翻书稿，杨鲁承旧居又叫石墙院，离施家大院两里地，没有大路，不通车辆，但走石板路，来去很方便。
初来乍到，陈独秀感觉很好，敌机的声音很少听得到，也少了许多来往应酬。
陈独秀每月有北大资助，交给施家作伙食费。
后来，九中的何之瑜、儿子陈松年以及邓仲纯等人常来看陈独秀，潘兰珍就自己生火做饭。
邓仲纯来时，身上总背上一个药箱，顺便为陈独秀看病。
何之瑜在罗汉出事后，代表北大同学会照顾陈独秀。
住了一阵，杨庆余邀请陈独秀住到他家来，陈独秀也嫌施家小孩子多，便答应了。
进石墙院，主建筑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大瓦房，拾3级砖砌台阶而上，是宽阔的过厅，两边是偏房。
左边有一折门对着过厅，是陈独秀和潘兰珍的卧室。
对着院子的窗子上有八九根窗格棂，中间一根横档。
房屋很高大，在大窗子上面还有一个小天窗。
屋顶没有天花板。
杨家另给陈独秀夫妇让出一间书屋，是7间正房中东边的第二间，20平方米，南墙有窗户。
这间房子是杨二太太彭氏住的，陈独秀来了，彭氏让了出来。
陈独秀住宅的东头一间是杨家的灶房，陈独秀和潘兰珍的灶房安在进门处。
杨鲁承家藏书很多，陈独秀开始静下心来整理杨鲁承的遗著。
潘兰珍做家务之余，新开了一块菜地，两人各得其所。
一次，陈独秀夫妇上江津县城，邓氏叔侄邀请他俩到大什宇菜馆吃饭。
邓燮康问：“怎么样?”陈独秀知道问整理杨氏遗稿事，说：“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看了几遍，写得不错，有价值。
邓燮康说：“章太炎不欣赏杨鲁承的东西。
有一次杨鲁承听说章太炎到了四川，便带着《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解〉》去见章太炎，章太炎先生在杨氏书稿后写了“杂乱无章”4个字。
杨鲁承十分恼怒，没有多坐就走了。
陈独秀哈哈大笑，说：“杂乱无章没有关系，只要稍加整理，就会有理有章了。
章太炎很小气，想不到给人家看稿也这么小气。
陈独秀想起章太炎在日本借钱给人要本息的事。
回到鹤山坪，陈独秀继续整理杨鲁承书稿，慢慢的就没有兴趣了。
一次，龚灿宾县长来鹤山坪见陈独秀，谈起杨鲁承书稿的事，陈独秀说：“开始看还不错，看多了，就不对胃口了。
陈独秀认为，杨老先生对群经的创见不如四川的廖李年，对诸子的阐述，不如胡适之。
独居山村，陈独秀常写诗赠给朋友，排遣孤独的心情。
一夜秋雨后。
陈独秀吟《自鹤山坪寄怀江津诸友》诗：“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
干戈今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
与君共日月，起坐待朝暾。
陈独秀还书自赠方孝远小诗给葛康俞：“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杨鹏升妻子和平女士来信索要诗，陈独秀写诗：“前年初识杨夫子，过访偕君昨日情。
寂寞胭脂坪上月，不堪回忆武昌城。
1937年年底，陈独秀到武汉时，和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衔参谋兼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办公署主任杨鹏升认识，故有“前年初识杨夫子”和“不堪回忆武昌城”句。
在德感场练习书法的葛康素写信向陈独秀请教书法，陈独秀回信谈书法三事：“一、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二、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间；三、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矣。
笔划拖长宜严戒，犹之长枪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
郑学稼来信问他做官事，他回信说：“某生救国皆不一定要做官，人各有所长所短，若用所短，于谋生救国均不适宜。
10月中旬的一天，陈松年来看父亲。
从国立九中到鹤山坪，先要过江北上，再步行20里。
虽是深秋，陈松年走了一身汗。
陈松年送来一封川康绥靖公署杨鹏升寄自成都西顺城街的信，里面有某先生托杨鹏升寄来的钱，陈独秀大喜过望。
陈松年吃过午饭就回去了，陈独秀写了短函，叫陈松年带到江津寄。
因为有了钱，潘兰珍也喜滋滋的。
但他不知道某先生是谁。
入冬后，陈独秀耳鸣症状稍减，但血压仍然很高。
这时，杨鹏升来信邀他去成都住一阵。
听说住在成都顺城街的杨鹏升家距离商场近，潘兰珍羡慕地说：“好久没有逛过商场了。
陈独秀说：“听说成都海拔高，去了怕对血压不利。
再说，万一遇上飞机，炸死倒痛快，炸残废了就麻烦了。
“就那么巧，没有炸别人，单炸了你。
潘兰珍不以为然。
陈独秀说：“将来我们到芜湖，重开科学图书馆去。
12月30日，陈独秀给搬到成都骡马市街的杨鹏升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日内去重庆看病，因为一直没有诗作，便将昔日写的《告少年》诗寄去，以答谢杨鹏升夫人和平女士赠的画笺。
在《告少年》诗里，陈独秀骂斯大林是独裁者。
1940年元月4日，陈独秀夫妇由鹤山坪到江津县城。
头一年二月到重庆的章士钊来信说，为陈独秀看病的医生去歌乐山，要陈独秀推迟几日去重庆。
在江津县城住了一个多月，国画家阎松圃来看陈独秀，谈到医药费用的事，陈独秀说：“倘有编译局约购一稿，可以支用，我不想累及别人。
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拟为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预支稿费5000元。
自祖母去世后，陈独秀一病10个月没有写字，书稿没有动笔，已成一心病。
阎松圃说：“你是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
陈独秀笑笑，说：“幸亏有朋友帮忙，有的人连面也没有见过，就寄钱来了。
2月6日，阴历腊月二十八日，何之瑜陪陈独秀、潘兰珍到了重庆仁和医院。
章士钊来看陈独秀，见面说：“你很好，我像小瘪三样。
陈独秀说：“你找弱男回来管管好了。
吴弱男是清末诗人吴彦复的女儿，20年代末，章士钊有姨太太奚夫人、殷夫人后，他们就不在一起过了。
章士钊说：“快过节了，到我家过春节。
当时章士钊从重庆国府政乐庐搬到中三路聚兴村5号住。
陈独秀摇头说：“乱哄哄的时候，饭都吃不好，还过什么春节。
他答应出院后，到章士钊家住一阵子。
奚夫人带女儿章含之此时滞留上海。
章士钊说：“杨先生给我刻的印章样本，我已收到了，你替我谢谢他。
陈独秀感慨地说：“杨先生真是热心人，三番五次地支持我，我现在欠债太多。
这时何之瑜进来，叫他们说话轻些。
陈独秀住2号病房，医生替他看血压、心脏和肠胃，认真地检查了一遍。
医生对陈独秀说：“你的病，不在药好药孬，根治在静养。
出门后，何之瑜对医生说：“陈先生是个名人，望医生一定要尽力。
医生低声说：“你是他学生，可以告诉你，陈先生可能活不了3年。
陈先生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
何之瑜说：“千万不要告诉陈先生和陈太太。
正月里一天，包惠僧来看陈独秀。
陈独秀躺在病床上劝他说：“不要再认死理，找找人，搞个一官半职。
现在物价这么高，守在那里总不是事。
包惠僧应了一声，说：“先生来重庆一趟不容易，出院后，我来接你去我家住几天。
当时包惠僧家住陈家桥。
陈独秀说：“年老多病，行动不便，还是不去了。
本来打算到行严家住几天，也不想去了。
潘兰珍插嘴说：“重庆太吵，先生烦得很，天天吵着要回去。
2月20日上午，陈独秀从医院启程回江津。
下午3点，船到江津。
延年医院离江岸不远，邓燮康家就住江边，依山傍水，后面是一个小庭院，到鹤山坪的小路也从他家门前而过。
重庆来往小轮也在他家附近停靠。
陈独秀喜欢这个地方。
一次陈独秀笑着对邓燮康说：能葬于此，死得其所。
从重庆回江津，陈独秀在邓家住了下来。
邓燮康说：“住了两个星期医院，看去精神好多了。
陈独秀也很满意，说：“今天坐了8个小时船，我当心病情要加重，还好。
隔日，章士钊从重庆寄来一封信，内有杨鹏升寄来的300元汇票。
杨鹏升没有想到陈独秀提前离渝。
陈独秀连声说：“这怎么好，这怎么好，又要人家破费。
邓燮康劝道：“能赠你钱物的人，也不是一般之人，想他生活比你要好。
陈独秀说：“300元不是一笔小数，想必要他一月薪金。
邓燮康沉吟了一下，说：“一个少将参事，一个月怕也只有300元。
陈独秀说：“真叫我为难，收下惭愧，却之不能。
初春，身体稍好的陈独秀在江津城郊散步，吟诗《郊行》：蹑屣郊行信步迟，冻桐天气雨如丝。
淡香何似江南路，拂面春风杨柳枝。
散步回来，陈独秀给濮德治(西流)写了一封信，谈世界战争及前途。
起因是《新华日报》载文认为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世界大战的重演。
即战争双方都是为了奴役本国人民和维护其殖民地战争。
陈独秀不同意。
他不主张把列宁的理论搬到这次战争上来。
认为打倒希特勒，就不能主张打倒希特勒的敌人。
在云南教书的濮德治没有马上回信，陈于4月24日又去了一信。
这回，他提出反对德俄两国社会主义最重要，比一切反帝斗争更重要，甚至认为此时发动的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
当时希特勒和俄国签订和约，陈独秀将德俄并列视为共同的头号敌人，说：“谁打倒死狗和希特勒，我都向他叩头，我情愿做他的奴隶。
他希望濮德治把此信多给几位朋友看看。
濮德治收信后，根据陈独秀意见，将信寄给上海的托派临委，并给陈独秀回了信。
他不赞成陈独秀只依赖英法胜利，而丢掉大众的民主。
潘兰珍问：“你不是说不与他们联系了吗?”陈独秀说：“小濮和他们不同，谈谈心里会舒服些。
等天暖和到鹤山坪，写信也不方便了。
3月9日，陈独秀给台静农写信说：“兄与老舍来此小聚即别，未能久谈为怅！……闻蔡先生故耗，心颇悲痛，留白沙之北大同学有举动否？留江津者不知有几人，能否合而公祭之否？”
几天后，何之瑜来坐，谈到3月5日蔡元培的去世，请陈独秀写篇纪念文章。
何之瑜走后，潘兰珍问：“为什么不开心?”潘兰珍不认识蔡元培。
但高君曼认识，还在一起吃过饭。
1920年在上海一品香送蔡校长赴法，记得高君曼也去了，但高谢世竟也十年了。
陈独秀说：“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援救电文，此次在金陵狱中，又承蔡先生照顾。
蔡先生去世，实在是件令人痛心的事。
鹏升叫我为他父亲写一个墓志，现在哪有心事写呀。
潘兰珍说：“杨先生寄了许多钱，连信封、信纸都寄来了，他求你之事，你也应该尽力办到。
陈独秀说：“说的也是。
但写墓志不是件小事，待我精神好时再写，只是蔡校长去世，北大同学建议我写一篇文章悼念他，我不能不写。
潘兰珍走后，陈独秀沏了杯浓茶，点上一支烟。
杨鹏升寄来的军用信笺上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写了蔡先生坚持大节和容纳异己这两点美德后，陈独秀用大段文字回忆了蔡先生、适之及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情况。
这晚，陈独秀久久不能入睡。
北大的三只兔子，一只死了，一只在国外，还有一只，怕不久于人世。
这篇2000来字的悼文3月24日刊登在《中央日报》。
1940年5月上旬，天气转暖，陈独秀叫了一顶轿子，颤悠悠地回到鹤山坪。
潘兰珍身背一把雨伞，紧随其后。
江津县城到鹤山坪有20多里地，潘兰珍坚持不要轿子，说走得动。
陈独秀也说，能省一点钱就省一点，邓燮康也不再勉强。
走前，陈独秀将自己的自传手稿送给台静农，他在后面写道：“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兹赠静农兄以为纪念。
台静农在帮助陈独秀油印《小学识字教本》上，出了不少力。
到了鹤山坪，陈独秀继续忙他的《小学识字教本》，他在给沈尹默的和诗里说：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
大姊原打算一起到鹤山坪小住，临行又犹豫了。
“送我西廊外，木立无言辞。
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
这是陈独秀和大姊最后一面。
6月，大姊因脑溢血，死于江津上游40余里地的油溪镇，年69岁。
大姐去世后，陈独秀在给沈尹默的和诗里写道：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陈独秀给台静农写信说：“尹默先生住何处，兄如知之，乞将答诗转去，为荷。
”陈独秀早年当面说沈尹默的字“俗入骨”，这会认为沈尹默的字工力很深，但字处无字，和30年前没有大的变化。
他在台静农信里谈到王羲之和王献之，说：“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诸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尊见以为如何？”
在鹤山坪，陈独秀几乎每月给杨鹏升去两封信，有时听说敌机乱炸蓉城，便寄去名信片问个平安。
5月30日，周恩来在成都会见了地方实力派和一些民主人士。
住在蓉城的杨鹏升写信告诉了陈独秀。
陈独秀是一石击起千层浪，情绪波动很大。
去年上半年，朱蕴山来看他，还劝他去延安。
他回信杨鹏升时说：周恩来和其他人比，稍通情理，“然受一班小人挟持，也难以自拔”。
陈独秀不知道1938年苏联处决米夫后，王明已失势。
7月10日，陈独秀给台静农写了一封信。
陈独秀收到台静农6月份和7月1日两封信，谈到刻印陈《小学识字教本》事，说：“编译馆书向归商务出版，其预算中想无印刷费，特意筹款刻本书，恐怕是一句搪塞的话。
陈可忠馆长5月13日呈文预支陈书稿费5000元，教育部长陈立夫批准后，刚寄陈独秀3000元。
陈独秀还没有写收据，他想将此款退回，作刻印费，并请台静农转告陈可忠。
夏天，连根(王文元)来信，讲托派临委做出决议，认为陈独秀致濮德治(西流)的信，视托派为极左派，仍坚持机会主义路钱，所以无法接近，无法合作。
几天后，陈独秀回信认为托派错误的根由，是不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含义，从列宁到托洛茨基都不懂，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全部否定了。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无产阶级民主只是实施范围狭广不同，内容上都一样。
托派刊物《破晓》载文为苏联征伐芬兰辩护，陈独秀认为这样会导致和“死狗”妥协。
陈独秀的信发出不久，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人暗杀了。
石墙院外有大黄桷树，夏天树叶茂密。
树旁有一个小杂铺店。
吃过晚饭，陈独秀喜欢站在树下和村人闲谈几句。
陈独秀方言很重，川南人听了似懂非懂，只是笑。
8月2日夜，黄桷树叶一动不动，整个山坳子像闷在蒸笼中。
坐在树下，陈独秀漫不经心摇着扇子，想着如烟的往事。
身旁的竹床上，潘兰珍已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半夜时，昏昏欲睡的陈独秀叫醒了潘兰珍说：“房间里像是有什么东西?”“野猫吧?”潘兰珍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
再听了一会，没听到动静。
潘兰珍翻过身，又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黄桷树叶终于摇动了，陈独秀叫醒潘兰珍，说：“进屋吧。
进门时，潘兰珍差点给地上的被絮绊倒，她双手发抖地点上灯，橱子里的里外衣服、被褥行头散落一地，她的驼绒被、羊皮袄，还有陈独秀的皮袍都不翼而飞。
陈独秀的一箱书稿，也遭横祸，不见了。
杨彭氏劝潘兰珍：“明天我陪你去石桥镇报案。
陈独秀说：“幸亏杨老先生遗墨不在这里，否则也遭殃了。
到鹤山坪后，陈独秀帮杨家整理了《皇清经解》、《杨鲁承先生遗作六种》。
杨家在合作印刷所自费印了1000本《皇清经解》。
陈独秀的几个印章也一起丢失，其中有杨鹏升在武昌为他刻的阳文“独秀山民”印。
第二天，陈独秀写信给杨鹏升，对失窃事淡淡写了几笔后，便转笔请杨鹏升写字，请杨夫人和平画画，他想找4个好友写4幅字，4个女士画4幅画，拼成4条屏。
潘兰珍提醒他说：“你不是答应为他父亲写墓志吗?”“以后再说吧，刚刚失窃，鹏升也不会来催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帆折又遭顶头风。
我们是流落异乡之人，小偷竟不放过，真是坐以待命了。
潘兰珍劝道：“你不是说天无绝人之路吗?”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江津虽好，盗风太炽，不知鹏升有没有朋友在赤水、江安，我真想移到那里去住。
失窃后，整个8月，陈独秀没有心思动笔，连濮德治转来守一(王文元)的信，也没有回。
9月15日，陈独秀将五、六年前在南京狱中写的《中国古史表》寄给台静农，请他油印20余份。
陈独秀一时无力整理出版，所以想油印出来寄给同好。
他写道：“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
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以遗同好，免完全丧失也。
台静农回信后，陈独秀又收到侄孙女陈秀清从德感坝来函，她从白沙镇刚回，说台静农卧病在家。
9月25日，陈独秀给他去信说：“敌人不入川，则到处可居，倘入川则大难矣，弟尤大难。
如果真有此一日，不知邓六先生有可靠之亲友在乡间能容我避住否（总需离场稍远）？语罕万家山不知情形如何？敌人入川，土匪必蜂起，黑石山必不可能安居也，兄此时住处尤不妥。
“邓六”是邓鹤丹。
屋漏偏逢连夜雨，帆折又遭顶头风。
我们是流落异乡之人，小偷竟不放过，真是坐以待命了。
潘兰珍劝道：“你不是说天无绝人之路吗?”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江津虽好，盗风太炽，不知鹏升有没有朋友在赤水、江安，我真想移到那里去住。
失窃后，整个8月，陈独秀没有心思动笔，连濮德治转来守一(王文元)的信，也没有回。
9月15日，陈独秀将五、六年前在南京狱中写的《中国古史表》寄给台静农，请他油印20余份。
陈独秀一时无力整理出版，所以想油印出来寄给同好。
他写道：“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
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以遗同好，免完全丧失也。
台静农回信后，陈独秀又收到侄孙女陈秀清从德感坝来函，她从白沙镇刚回，说台静农卧病在家。
9月25日，陈独秀给他去信说：“敌人不入川，则到处可居，倘入川则大难矣，弟尤大难。
如果真有此一日，不知邓六先生有可靠之亲友在乡间能容我避住否（总需离场稍远）？语罕万家山不知情形如何？敌人入川，土匪必蜂起，黑石山必不可能安居也，兄此时住处尤不妥。
“邓六”是邓鹤丹。
陈独秀对邓燮康说：“夫子曰，耕者，食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
像我这样的人，随便写本书都不饿饭。
邓燮康附和说：“那是，倘若先生身体好，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审查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书稿时，说：“内容无大碍，‘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开来。
陈独秀听说后，生气地说：“陈立夫懂得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字一字也不能改。
国立编译馆见陈独秀不同意改，不敢印《小学识字教本》，只说筹集刻书费，但前后寄送的5000元预支钱也没有来要。
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书没有印，这5000元不能动。
春天，陈独秀血压病又加重了。
邓仲纯问：“要不要去重庆看看?”陈独秀摇摇头说：“不去了，好不了的。
杨鹏升邀他去成都，他嫌成都米贵。
当时杨鹏升一月开销500元。
陈独秀从案几上又找出一本《连语类编》递给邓仲纯说：“北大寄钱给我，我也没有什么报答，便将这本油印稿送给北大。
邓仲纯说：“我只喜欢看你的《实庵自传》，写得真好。
1938年，陈独秀到武汉，《宇宙风》编辑陶亢德还找到他，到江津后，陶亢德、汪孟邹还催过。
陈独秀答应写完《小学识字教本》，再写《实庵自传》。
他认为，“学者以文立身，《小学识字教本》是学理研究，对中国文字学意义大，可以流传下去”。
2月中旬，歙县许际唐的儿子许伯龙律师来汪孟邹处坐。
他手上有30幅左右宋、元、明洋庄画，想带到美国卖，作孩子留学费用。
汪孟邹2月25日代他写信问胡适美国行情，顺便说，今年已63岁的陈独秀自入四川后，患高血压症，医生说，“四川地太高，移地较好”。
陈独秀老而多病，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
这次，汪孟邹没有提胡适帮陈独秀去美国的事，但告诉他陈独秀住在川东江津县黄荆街83号。
陈独秀对邓燮康说：“夫子曰，耕者，食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
像我这样的人，随便写本书都不饿饭。
邓燮康附和说：“那是，倘若先生身体好，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审查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书稿时，说：“内容无大碍，‘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开来。
陈独秀听说后，生气地说：“陈立夫懂得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字一字也不能改。
国立编译馆见陈独秀不同意改，不敢印《小学识字教本》，只说筹集刻书费，但前后寄送的5000元预支钱也没有来要。
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书没有印，这5000元不能动。
春天，陈独秀血压病又加重了。
邓仲纯问：“要不要去重庆看看?”陈独秀摇摇头说：“不去了，好不了的。
杨鹏升邀他去成都，他嫌成都米贵。
当时杨鹏升一月开销500元。
陈独秀从案几上又找出一本《连语类编》递给邓仲纯说：“北大寄钱给我，我也没有什么报答，便将这本油印稿送给北大。
邓仲纯说：“我只喜欢看你的《实庵自传》，写得真好。
1938年，陈独秀到武汉，《宇宙风》编辑陶亢德还找到他，到江津后，陶亢德、汪孟邹还催过。
陈独秀答应写完《小学识字教本》，再写《实庵自传》。
他认为，“学者以文立身，《小学识字教本》是学理研究，对中国文字学意义大，可以流传下去”。
2月中旬，歙县许际唐的儿子许伯龙律师来汪孟邹处坐。
他手上有30幅左右宋、元、明洋庄画，想带到美国卖，作孩子留学费用。
汪孟邹2月25日代他写信问胡适美国行情，顺便说，今年已63岁的陈独秀自入四川后，患高血压症，医生说，“四川地太高，移地较好”。
陈独秀老而多病，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
这次，汪孟邹没有提胡适帮陈独秀去美国的事，但告诉他陈独秀住在川东江津县黄荆街83号。
这篇文章五六千字，时写时辍，直到腊月二十五日才写好。
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时，第一次肯定了陈独秀：“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虽然王明早已失势，但陈独秀的确犯了不少严重错误，加上战争环境，所以毛泽东说：“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陈独秀没有听到毛泽东对他的重新评价，等待他的是自己文章发表后的风波。
3月29日，江津县举行市民大会，纪念黄花岗72烈士。
县长罗宗文主持大会。
请各方代表讲话时，辛亥革命的元老、双目失明的凌铁庵老人在女儿搀扶下，走到前台，指责陈独秀，说他在3月21日《大公报》上发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散布悲观情绪，不利于抗战。
凌铁庵是安徽定远人，辛亥革命后，任第5师师长，1913年任讨袁护国军淮南司令。
事后，《江津县政府公报》报道了此事。
其实，《大公报》刊登陈独秀文章前部分的次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就以“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为名，禁止刊登下半部分。
陈独秀不服气，断断续续写了三四千字的文章《再论世界大势》，推断大战后人类将丧失数百年自由、民主，进入法西斯的专制时期。
文章给《大公报》后，该报拒绝刊登。
4月初，陈松年带来了杨鹏升的信，里面又有某先生1000元钱。
这次杨鹏升告诉陈独秀，某先生即“晋公”。
陈独秀对陈松年说：“这个晋公与我素昧平生，却三番五次寄钱，算起来，已寄了2200元了，如何是好?”陈松年劝父亲说：“以后再感谢人家吧。
陈独秀就手给杨鹏升回了一封信，叫陈松年代寄。
暮春，陈独秀将去年秋天在江津城写的诗《对月忆金陵旧游》抄给台静农：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
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
陈独秀诗稿上注道：“辛巳秋作，壬午暮春写寄静农兄，独秀自鹤山坪。”
这篇文章五六千字，时写时辍，直到腊月二十五日才写好。
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时，第一次肯定了陈独秀：“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虽然王明早已失势，但陈独秀的确犯了不少严重错误，加上战争环境，所以毛泽东说：“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陈独秀没有听到毛泽东对他的重新评价，等待他的是自己文章发表后的风波。
3月29日，江津县举行市民大会，纪念黄花岗72烈士。
县长罗宗文主持大会。
请各方代表讲话时，辛亥革命的元老、双目失明的凌铁庵老人在女儿搀扶下，走到前台，指责陈独秀，说他在3月21日《大公报》上发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散布悲观情绪，不利于抗战。
凌铁庵是安徽定远人，辛亥革命后，任第5师师长，1913年任讨袁护国军淮南司令。
事后，《江津县政府公报》报道了此事。
其实，《大公报》刊登陈独秀文章前部分的次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就以“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为名，禁止刊登下半部分。
陈独秀不服气，断断续续写了三四千字的文章《再论世界大势》，推断大战后人类将丧失数百年自由、民主，进入法西斯的专制时期。
文章给《大公报》后，该报拒绝刊登。
4月初，陈松年带来了杨鹏升的信，里面又有某先生1000元钱。
这次杨鹏升告诉陈独秀，某先生即“晋公”。
陈独秀对陈松年说：“这个晋公与我素昧平生，却三番五次寄钱，算起来，已寄了2200元了，如何是好?”陈松年劝父亲说：“以后再感谢人家吧。
陈独秀就手给杨鹏升回了一封信，叫陈松年代寄。
暮春，陈独秀将去年秋天在江津城写的诗《对月忆金陵旧游》抄给台静农：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
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
陈独秀诗稿上注道：“辛巳秋作，壬午暮春写寄静农兄，独秀自鹤山坪。”
湖北人民出版社刘社长和其他社领导热情地支持了《陈独秀风雨人生》的出版，吕薇老师编辑此书时，从书名、体裁、篇幅、插图以及具体的写作要求，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责任心，为此书增色许多。
我很感谢他们，同时感谢刘约维、徐雁苗先生对本书稿的推荐和关心。
花落水流，陈独秀去世已60多年了。
自1982年初我接触陈独秀史料后，每到春天，紫色的蚕豆花夹在黄色的油菜花、红色的红花草中竞相开放时，我就想到了因误食发霉的蚕豆花而中毒并诱发脑溢血去世的陈独秀，想到了当年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老头子”曲折的风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