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下旬，陈立夫同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等同飞重庆。
陈立夫到重庆后，深居简出，不肯随便露面。
一天，王难三来看他，说：“我们打算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会，请你和调查处的工作人员见见面，讲讲话。”
陈立夫立即把脸沉下来，冷冷地说：“时局已如此艰难，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必搞欢迎会。”
王难三说：“现在大家心神不宁，情绪都很低落，你是代表中央来的，代表蒋总裁来的，给大家鼓鼓劲，提提精神。”
陈立夫说：“劲还是要鼓的，但不要大张旗鼓，虚张声势，现在不是气候。你找个较为清静的地方，我和大家见见面，谈谈陷。”
王难三点点头。
陈立夫再三嘱咐王难三，会议规模不要太大。
王难三按照陈立夫的旨意，决定在江苏同乡会举行。
会议由皇后餐厅承办六菜一汤的湖北菜，参加的人都是内调局科级以上人员及重庆调查处骨干，还有重庆市党部委员中及重庆市参议员中的中统分子，立法委员、国大代表中的中统分子。
会议规模不大，人数不过百人。
这天，陈立夫准时来到江苏同乡会，他知道自己是为稳定人心来的，应该有一种处乱不惊的气概。
陈立夫装作十分轻松自如的样子，一见面就说：“我代表委座来看望大家，祝大家，身体好，工作好，家庭幸福。”
有人鼓掌，但不很激烈。
往下说点什么呢，尽管陈立夫满腹文章，但现在面临这种局势和自己的心境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想了想，他竟从重庆的战略位置说起：“从地理上讲，大西南包括云、贵。川、康、藏五省区，以重庆为轴线，北有大巴山脉横亘川陕边界，东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纵贯川、鄂、湘、黔边境，成为西南诸省北部和东部的天然屏障。
“长江自万县以东，穿巫山注人湖北，形成西起奉节，东至宜昌的近百里大峡谷，乃川鄂交通之咽喉，地形极为险要。”
陈立夫观望了一下大家的情绪，接着说：“云南省位于我国南部边疆，跨云贵高原西南部，与缅甸、老挝、越南交界，国境线长达3000多公里，是我国西南出境的大门。
“西藏、贵州、西康均为山地，尤以西藏、西康山高路险，加上少数民族众多居全国之冠，外人很难插足。因此，大西南易守难攻，是我们与共党战斗到底的最佳根据地。”
陈立夫介绍完重庆的地形，喘了一口大气，与会的人员也跟着喘了一口大气，大家不知道陈立夫带来了中央的什么消息，没想到，陈立夫上来先扯了一大堆没用的话题。
陈立夫干咳了几声接着说：“上次委座来重庆时说：‘今日之重庆，将再度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再度负起艰苦无比而又无尚光荣之历史使命。希我全体将士乃至全川五千万同胞，振作抗战精神，为保卫抗战成果，为完成民族大业而努力。’委座的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呀。”
陈立夫有些激动：“只要我们咬紧牙关，度过眼前最困难的时期。我相信，不到三个月，最多半年，国际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到那时，我东南、中南、华南国军就可以大反攻，共产党的末日不会遥远了厂’
陈立夫的话很有煽动性。但大家听了却没什么反应。
宴会开始了，陈立夫站起来，以演讲的口吻说：“从国际形势上看，美国原来的政策是‘欧后亚’，由于中国现在形势的变化，看来‘先亚后欧’的论调抬头了。”
大家频频举杯祝酒，并认真听陈立夫的演讲。
陈立夫来了精神：“我去过美国，拜会到杜鲁门总统，我认为美国决不会放弃中国，抛弃国民党。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短时间内一定爆发。”
陈立夫鼓励大家说：“只要美国一介人中国战争，国民党一定能够转败为胜。希望在座的各位一定安心留在大陆，做好准备，以实际行动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作复兴党国的中坚！”
陈立夫的话在少数人中引起一阵波动。
这时，有人附和着说：“陈先生说的对，美国人一定会支持我们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能爆发，蒋介石一定会打回来的！”
而一部分人却耷拉着脑袋，心猿意马，各打各的算盘。并不怎么理会这位党国要人的讲话。
陈立夫见自己的煽动并没引起什么效果，便找了别的话题，草草结束了讲话。
此后的数日，陈立夫便不在公开的场合露面了。
陈立夫连日来行踪诡秘，有时突然出人一些特务据点，有时找一些特务来个别谈话，面授机宜。
陈立夫心里很清楚，内调局在大陆马上就要寿终正寝了，要紧的是在重庆留下几个通讯点，以便将来与台湾联系通报。
陈立夫找来王难三，交给他300美元，指示他选定可靠人物在重庆买一部潜伏电台。
王难三按照陈立夫的交代，选定曾任中统重庆区电台台长的彭衡办理，并向陈立夫再三保证：这个彭衡绝对可靠。
但就是这个彭衡，在重庆解放后，马上向人民政府自首，交出了这部电台。
不久，内调局四川调查处，重庆调查处，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即土崩瓦解。
1949年11月23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攻打重庆，蒋介石虽坐镇重庆，但已无兵可调，无将可造。
重庆危在旦夕。
蒋介石离开重庆，飞往成都。
11月29日，国民政府迁至成都。
内调局更为恐慌，季源溥走后再也没回重庆。
副局长张益民见势不好，无法维持残局，竟仓惶逃往香港。
第一处处长张庆恩由华北来到重庆。
特务们推他主持局事。
张庆恩在重庆停留了两天，见风声不对，借口华北事忙，立即离开重庆。
内调局残部乃由第三处副处长袁更，第一处代处长邹春生率领，仓惶逃往成都。
内调局逃至成都后，暂在南门三巷子四川省党部内办公，成员则住东城根街的一家旅馆。
当时主要活动一是办理四次资造，每人发给黄金2两。
二是在党部日夜焚烧文件，销毁各种电报、会议记录及文字资料。
三是未资遣人员等待中央统一分配撤逃台湾的飞机座位。这些机位名单排定后，先后起飞8批，内调局人员得到的机位是不够的，谁都想争得一席之地。
内调局整日乱哄哄的，谁也没心思开展工作，有的抓紧清点自己的财产，有的安排自己的家属子女，为飞往台湾做准备。
陈立夫不在成都，内调局有人骂他危难时刻光知道顾自己，把内调局给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