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果夫与陈立夫主持下，成立了两个小组织：一个为“青天白日团”，一个为“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两个组织都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在领袖之下设干事长，陈果夫为干事长，陈立夫为副干事长。陈立夫说：“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１
1931，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整个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3000万同胞惨遭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但国民党政府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却一再退让。
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抵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
由于民族危机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动尧分化和分裂。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在九一八之前，就已在广东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实行武力对峙，他们更利用全国的民气，极力逼蒋下野。在全国抗日运动的怒涛冲击下，也在国民党内部反蒋派别的咄咄进逼下，蒋介石考虑到自己的不利形势，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实行下野。12月15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常会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务。但实际上，蒋介石仍躲在浙江奉化幕后操纵政局。军阀政变相互争斗，国民党统治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蒋介石为此伤透脑筋，经过再三斟酌，于1933年元旦通知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迅速前来，有紧急事情商谈。二陈惴惴不安地急奔蒋介石的官邸，见蒋介石铁青着脸，一言不发，端坐上首沙发上，在座的还有张厉生、余井塘、张道藩、叶秀峰、刘健群、戴笠等人，都肃然危坐，默无声息。一看这个气势，兄弟俩便知道今天的召见非同寻常。
蒋介石见人数到齐后，便开始讲话。他先谈当时国内形势，越谈越激动，先是训斥众人，到后来便气势汹汹地谩骂起来，骂特务组织无能不中用，无法对付共产党，连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无法解除，是一群笨蛋，一堆废物。众人被骂得哑口无言，胆颤心惊，直冒冷汗，整个房子里充满了紧张、压抑的空气。蒋介石整整骂了一个小时，自己也感觉有些疲劳，觉得刚才自己有些失态，话说得有些过火，于是，马上换了笑颜，语气也缓和多了，装出十分诚恳的模样，要求大家消除误会，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互相配合，有效地对待国民党中各派系以及共产党和其它党派，以渡过目前的危机。并让大家献计献策，集思广益。
众人被蒋介石骂得晕头转向，哪里还能猜测到蒋介石的用意，当然就谈不上出主意想办法了，蒋介石说完后，一个个都目瞪口呆。蒋介石看到众人的反应，知道他们没有明白自己的旨意，于是便暗示他们，为了加强团结，统一指挥，可以分别成立两个秘密的法西斯小组织，以这两个小组织为基础，形成国民党的中坚力量。他向众人表示，小组织成立后，他将在人力、物力、财务等各方面予以全力支持。经蒋介石一点拨，大家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完全领会了蒋介石今天召集他们开会的旨意。于是，众人唯唯诺诺，表示尽心竭力，立即成立小组织。不久，黄埔系方面的人便组织了“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陈果夫、陈立夫从蒋介石那儿回来后，立即召集其亲信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日夜开会，进行密谋，商讨如何准确无误地执行蒋介石的旨意，迅速成立小组织。他们深知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于是决定把这一组织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法西斯组织，作国民党反动派的核心。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领袖，使之成为中国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际“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专制统治。不久，陈立夫直接派人到德国、意大利进行考察，研究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模式，对其有了感性和理性上的认识。
这样，在陈果夫与陈立夫的主持下，以CC派骨干为基础，成立了两个小团体，一个为“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一个为“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这两个组织的章程从文字上虽不尽一致，但实质上如出一辙，政治纲领的主要内容为：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等等。虽然名为两个组织，实则是一套人马，因此，组织成立不到半年，“青白团”取消，只剩下“同志会”一个组织。
这两个组织都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在领袖之下设干事长，干事长为陈果夫，副干事长为陈立夫，常务于事则为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领导机构实则有上述7人组成。但组织讳莫如深，外人知之甚少。他们不仅对外虚伪地多次申明无此组织，且对未加入此组织的CC分子也加以否认。实际“青白团”“同志会”在秘密中发展，极其严格，人团手续多在南京陈氏兄弟螺丝转弯故居办理。陈立夫、张厉生、余井塘、徐恩曾等，就在阴暗气氛中叫人团者面向孙中山先生遗像和蒋介石像前举起右手宣誓：永久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完成了中世纪封建神秘的仪式后，监誓人向人团者致威胁训词：“违犯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云云。
“青白团”和“同志会”实质上是CC派的核心，因此，吸收的成员主要以CC派骨干分子为主，再加一些投靠他们的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委员、官员和党员中对蒋介石极为忠诚的分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十分严密，对“青白团”
和“同志会”管束很紧，他们强调该组织严密的纪律性，加入组织的成员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这两个组织只有纵的组织关系而无横的联络。所谓“我们自己人”只限于人团者那个地方内，别的地方就不能知，也不得问，问了就是违犯纪律的行为，倘越戒律半步，将受到严厉制裁。与此同时，二陈还规定，所有加入组织的成员都有维护组织、发展新成员的义务；有破坏共产党组织、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职责；还有监视其它党派甚至国民党员的言行，并向上密报的责任；必要时还得接受组织分派的特殊任务。
“青白团”与“同志会”分子为数不多，俱为各地、各部门中的核心人物，领导策划该地或该部门各种工作。二陈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到各地组织各种名称的秘密团体，以团结那些反动分子，渗透到各方面，进行或明或暗的破坏活动。如派张道藩到浙江，派吴醒亚到上海，派叶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苏，派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后，也按中央的一套严密系统，统治当地国民党、市党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其中主要有：
北平、天津的诚社。
张厉生到华北后，秘密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联络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诚社”。参加该组织的成员达100多人，其纲领强调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诚”字上下功夫，拥戴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统治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诚社总书记为张厉生、副总书记为胡梦华，总干事为李白虹，副总干事为张光涛、赵在田、史国源。陈果夫、陈立夫对该组织十分重视，为此项拨出专项费用，作为组织活动经费。诚社办有《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上海的干社。
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了一些CC主要成员，于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纲领与章程和“青白团”、“同志会”大同小异，而且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它的组织形式、领导建制、政治纲领完全以德国法西斯党为蓝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他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扑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匪徒”等反动的口号。干社的社长为吴醒亚、副社长为潘公展，干事长为丁默屯。二陈对上海干社也十分重视，专派他们的嫡堂弟陈宝骅任该社事务组主任。干社还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并以此为阵地，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干社成立后，积极参与逮捕、绑架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在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袭击捣毁经理销售左联出版的书刊杂志和鲁迅著作的书局分店、抢占上海青年中学和民光中学等罪恶活动中，干社都充当了主要角色。因而，这一组织成为国民党CC特务的中坚。
除此之外，在东北关内青年学生中有以齐士英领导的“东北青年学社”；在南京有以徐恩曾、萧铮、洪陆东领导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在河南有以陈伴岭领导的“武德社”和陈伟岭、刘不同领导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在上海有以潘公展、吴开先等领导的“上海协会”；在浙江有罗霞天组织的“五友社”；以山东有王潜组织的“学行社”等等。这些组织建立后，积极拥蒋反共，破坏抗日民主运动，插手文教科学机关，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于了大量的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
陈立夫不仅看重组织活动，而且很重视宣传教育，他认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马列主义、肃清马列思想。当时他曾信心十足地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和陈果夫等，到处发表讲演，宣传法西斯主义，陈立夫在北大、清华讲演中还说，他一年之内要在京沪汉等大城市对10万学生发表讲话。除此之外，他还网罗一些反动文人帮他写了反对唯物论、否定阶级斗争学说的《唯生论》；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所谓文化建设运动，要一些反动文人办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刊；还和叶楚怆一起主编吹嘘蒋介石为法西斯领袖人物的《墨索里尼传》；发动王新命、何炳松。黄文山、陶希圣等CC系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他们的领导下，各种反动学生组织办的报刊，那就太多了。
二陈和徐恩曾等在学校中培训反动学生，建立、发展特务组织的活动中，值得特别说的是，贯彻执行蒋介石提出的“寓训练于参观之中”，特工总部和复兴社特务处，在南京和北平都遵照蒋介石的旨意进行了这项活动。
1934年，徐恩曾在南京常府街48号，召集特工总部的卢斌和专管“学运”的项本善，以及南京国民党市党部做“民运”的李永懋等，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组织大中学校学生到江西参观，就是对他们训练，是寓训练于参观之中。要使“学运”
的核心分子实地见识一番，看看国民党“剿共”的“成绩”，了解一番共产党的各种情况，以便研究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参观旅途的食宿费用，全部由公费负担。当时决定，特工总部的参观团，以卢斌为团长、项本善为秘书，下面分三个小组，第一组为中央大学，第二组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第三组为中学生，共计56人。其中有CC分子，特务分子和部分思想落后的分子。他们从1934年7月ZI日出发，8月29日回归，历时40天。在参观中，国民党把他们杀光、烧光、吃光的“三光政策”造成的恶果，诬蔑说是共产党和红军干的；把苏区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说成是“匪行”。“参观”回来后，在陈立夫的导演下，成立了一个由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洪兰友等5人组成的“学运指导小组”。学运指导小组在9月14日，召集参观团成员和各大中学校的CC骨干共16）人，在四象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简称“同盟”）．的组织。“同盟”的成立仪式严肃而又神秘。叶秀峰、张道藩亲自领大家举手宣誓：“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分。”监誓人徐恩曾做了长篇讲话，说什么“同盟是选择优秀学生组织起来的”，今天是大家走上“光明的政治道路的开端。只有绝对服从蒋委员长才有前途，反对蒋委员长的都是我们的敌人。”仪式后把人们分成8个小组，宣布了五项纪律，基本内容是：一切听组织指挥，绝对保守秘密，内部情况不许外泄，接受任务不许推倭，不许擅自脱离组织等。当时还规定，每半日一次例会，地点在临时指定的秘密机关，内容由同盟办公室主任项本善布置，主要有：汇报校内各种团体、组织的活动情况，院会、系会、演说会、辩论会、同乡会等统统在内；讨论如何支配、掌握这些组织和团体；接受“调查”任务等。要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有亲共反蒋表现的人。比如，在中央大学调查过生物系教授欧阳翦先生，原因是有人密报他对社会不满，发过牢骚，历时一年多没抓住他的把柄。再就是西北军阀马家送中央大学学习的一批人，也都被列人过调查对象，还为他们写过“专案报告”。为了有把握完成调查任务，徐恩曾还教给他们一套手段，如要伪装，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倾同学面前装“左”，在右倾同学面前装右；要千方百计往同学们的团体中钻，钻进去就要争取当领导，等等。为了培养这批同盟成果，还举办过一期“专题讲座”，陈立夫讲的是《唯生论》；戴季陶讲的是如何俯首帖耳供蒋驱使的“青年修养”；梁凤林讲的是“中国历史人物证论”，中心思想是说蒋介石为中国理所当然的最高领袖；徐恩曾的任务是轮流约组长到“餐馆”吃饭，谈话，做具体深人的教育。
北平的“寓训练于参观之中”，是由张厉生导演，在胡梦华主持下进行的，以诚社成员为主，叫做北平大学生暑假南下考察团，有50人参加，历时1个月。他们在武汉参观了汉阳兵工厂、张之洞祠堂，在南昌参加了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
中的“清洁整齐运动周”，“靠左边去”和“新生活星期日识字运动”等活动；搜集了江西省政府经济统制和对苏区经济封锁的资料；到南城参观了毛炳文、康泽对“江西民众剿匪自卫大队”的检阅；从南城到南丰的路上，看到沿途蒋军修的“乌龟壳（堡垒）”，听顾祝同吹嘘“围剿”中的“赫赫成果”；在广昌由罗卓英、樊松甫引导着参观了所谓“卤获胜利品陈列所”；也看到了红军刷写的“苏维埃政府万岁”，“工农兵团结起来粉碎白军的围剿”等标语，以及由于群众信仰共产党，蒋军所占地区群众跟红军撤走后的萧条景色。最后这个团还上庐山接受了一周军官训练团的反共训练，听了蒋介石、陈诚、贺衷寒等人讲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攘外必先安内”和“尊老师敬父母服从领袖”之类的讲话。为了散布考察团贩运的毒素，诚社的《存诚月刊》刊载了长篇报道记事，天津诚社刊物《理论与实践》还出了专号。
“同志会”和“青白团”与国民党中的各派系争权夺利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在政治部门中和以张群为首的政学系作斗争，在经济部门、金融部门中和以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裙带派作斗争，在特务组织中和以黄埔为核心的复兴社作斗争。
1938年3月武汉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吴稚晖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大会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解散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所有过去小组织成员可就地参加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会场起立，一致同意。于是，“青白团”与“复兴社”在汉口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解散，从此CC又成为封建关系的派系，并且日趋分崩离析。首先背叛CC的是张厉生。张厉生因破坏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而为蒋介石所赏识，1935年继陈立夫掌国民党组织部。他谋自起炉灶，另建派系，但时受制于陈之亲信，心怀愤懑，遂于1938年跑到陈诚那边，以组织部长身份任陈诚的总政治部秘书长，不顾其它CC分子的责难，而处处和陈立夫作对。其后他更联合孔祥熙和二陈为难，凡孔祥熙所把持的部门，四联总处也好，财政部也罢，都对CC关着门。朱家骅继张厉生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CC分子仍处于多难之秋。朱家骅对各级党部中的CC分子虽不能逐个清洗，以自己亲信代之，但处处设难，使彼等陷于困境。
另一个背叛CC的是刘不同。刘不同于1938年由英回国，二陈在汉口设宴接待时，刘不同说的第一句话说是要登报声明退出青白团。随后高宗禹和何思源等也离开了CC；其它没有公开背叛者亦对二陈存有贰心，自找出路，各奔一方。
“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的建立是二陈CC派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CC派设有下层组织，他们进行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主要是靠二陈的亲信骨干分子联系、指导工作，自“青白团”和“同志会”建立后，他们便从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严密的、系统的组织，他们以此控制国民党各级党部，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于是，在全团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渗透各部门、各阶层的一个庞大的法西斯特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