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在陪都重庆后期(自1943年到抗战胜利)，一方面是为了抗战，一方面是为了报蒋知遇之恩，带病工作，内心仍极痛苦和矛盾，时时作引退和隐遁之想，而且经常自责自问，回顾从政几十年之心境，在日记中杂感、回溯最最明显。
如1943年7月20日有一“杂感补记”颇详而真实：“余体质荏弱，学问无根底，而性情过执，感觉敏锐，且行动最苦羁束，不能堪紧张繁复之生活，及自十六年一至南京以后，以深感自身决不宜于政治上作事，而以因缘牵率，终不能重归我新闻记者之旧业，自二十一年到南昌，次年受任侍从室职务，初虽不惯，后亦安之，自谓此职较之其他独当一面之职务于我尚属比较相宜，且介公左右，有一比较淡薄而无企图之人，以文字给乎其间，或亦有此必要，而我能有所裨补，然自三十一年以后，抗战局势日益开展，已自觉此职非余所宜久任，以魄力不足学问不足，而体格精神更不足也，入今年来则自觉不适宜之点更多，其最大症结为接触承办之事务单位日多，一般同志之作风喜向外铺张，而余为主张收敛范围，趋于平实之一人，此于调协见解，不免劳而无功德，徒然结怨，再则介公以精勤惕厉之心，入本年来屡次暗示扩张侍从室之业务，且从种种方面督率侍从室向愈紧张愈繁复之途径以趋紧张，已非所胜，而繁复纷冗，治事益棼，更为余内心所不敢苟同者，此数月间内心痛苦，要以此事为最甚，辄复记之。”1944年10月10日日记中陈布雷又作了一简短回顾：“……今日为国庆日……念光阴迅速，匆匆三十二年，当武昌起义之时，余适在天铎报，少年意气凌厉，曾撰《谈鄂》十篇，鼓吹革命，以此因缘，许身党国，今建国之业未就，而余已年逾五十，居机要之职位，无丝毫之贡献，不禁感慨系之……”。陈布雷在自我回顾自我反省同时也常常摘录一些别人著作中之心得体会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以修身，如1944年4月7日日记中就摘录了黄岩柯君之著作《修省杂纪》并自我说些心得。“△天下无苦境，亦无逆境，问其人能否顺受，能否利用。△病从劳来，则纵以逸；病从逸来，则故使劳；病从悲起，则慰以快，(余以为病从忧生)宜养以宽；病从静得，则处为闹；病从闹发，则处以静，(余以为病从闲，即空虚寂寞而仍放不下繁思杂虑，得宜药以事。无论看书、作文、访友，乃至写信均可，使此心有所寄托而凝聚)。△人生之所以不能无疾病者，一由于醉梦富贵心，二由于怕老病死心，三由于荒嬉贪嗔心(余于一、二两者庶几可免，惟名心太切，执著太过，要好之心太强，而力不足以副所愿，则戒之应在贪嗔心也)△最能透明事理处，在每天黎明两小时。△四时花木，四时风景，四时食物，以及人生过程皆造化所以赐人，日新情趣能领略之，都为乐境。”7月7日陈布雷在记下了一身之病后说：“……五十三年不应自叹哀老，以此三年间，实已年不如年矣……”陈布雷连纪念典礼也请假未去了。7月10日，他在日记中自嘲自解了一番：“……今日心神怡定，不看书不访友，亦不作他事，惟与家人闲谈，游行田野间，以畅胸臆，自念在此战时，余之处境远较他人为忧裕，而公私之际，自问亦能依原则做人，不改十余年之初衷，天之待余不薄，余之自待亦应黾勉勿辍也……”1945年陈布雷在休养中，年初就写了《新春杂记》，洋洋二千言，直抒心胸，袒露心迹，这杂记最能说明问题。
新春杂记
△余今年五十有六矣，检点往事，去日苦多，读书无成，作事无恒，修身立志，亦未能刚毅自强，而浪窃虚声，蹉跎遂至此日，古人有言，壮不如人，余今且老矣，时事日艰，工作日繁，如何能作此负荷乎!
△世上誉毁，只宜作参考自省之资，至于个性长短则如昔贤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惟疾病亦然，人之病弱，决不能以貌测，譬如我等神经哀弱者，有的未尝不面色充盈，然而脑力竟有不能使用者。自本年一月以来，常患脑眩目昏之症，脑力衰竭常如无源之水，往往写一短文对纸茫然，久久不就而且思虑不能集中，记忆力亦锐就减退，余之基本工作，在于整理文字，长此以往，何能胜记室之任。
△世人视我为愚人亦可，诋我为孤僻为骄傲亦可，甚至斥我为庸妄亦无不可，然切不可以清静宁谧誉我，盖此正我之短处，若问何以能宁静，能淡泊无竞，则请试观学校内家庭内之弱儿，往往驯谨无华，故此仅为我幼年时代身体衰弱所养成之一种习性而已。如有人问我自视为何等人，我只有一语曰“草草劳人”。
我之入侍从室，十年以来，不敢言劳，不敢乞退，乃实践我民国十七年对蒋公“只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之宿诺，我自视只为一个秘书，只为供文字之役之一记室而已。然他人之看法或不然，忆季陶在数年前对余与张文白言君二人乃一将一相，余以为戏言。及去夏在黄山，季公又为此言，论古人为相之道，余闻之几如惊天霹雳，若侍从室之地位与职责真为如此，则余谬尸要位，旷职误事之处必擢发难数矣。
△今春某日委座在官邸约餐亦有“侍从室应积极尽辅弼之责”之语，然则，委座近来之重视侍从室，又适与戴君季陶看法相近矣，顾舍何人哉，余岂能胜此重荷乎？
△自去年春间国外舆论受共党影响而有显著之变迁后，我中枢对国事之措置更觉艰难，自此迄今又一年矣，以我国当前之人力，悉力以从事抗战尚且不遑，而何堪更加以政治上外交上之应付耶?余亦备位中枢之一人，预计今年一年内，有第六次代表大会，有四届参政会之集会，又须举行极关重要之国民大会，此皆需有周详之准备与各方面之配合而听命于领袖之决定者，然余于此配合之道，实又无以为计也。
△近来党内最大症结，即为意志不能协同，认识不能一致，彼恶意者分化吾人，谓为“改革派”、“改良派”、“保持现状派”乃至所谓“左派”、“右派”，固不值一哂。然实际上确有两种相异之看法，一种见解为“巩固根本为重”，一种见解为“适应环境为志”，此二者实皆有理由，但如只知巩固根本之重要而无作法，或只知适应环境之重要而放弃立场，则两皆失之，如何折衷并融而统一之，乃为极重要之事。此一点如无解决之方，将日日感觉矛盾彷徨之日深，无时不在夹缝中受痛苦，含衰弱之神经，实不禁此忧虑也。
△昔人箴言有曰“过去事勿追思，未来事勿逆忆”，然在神经衰弱者，则偏偏易于预想未来之忧患，明知其无益而欲抑不能，揆以“思而不学则殆”之义，余如此冥思驰想，其将成心疾矣。
△心有余而力不足，是人生最大之痛苦，自知短处而积习难移，更是一种绝大的痛苦。
△今年常有一种不能自抑之“自责”“自弃”心理，屡欲驱除此念而不能，尝为惟果兄言之，甚觉无以自遣也。
△周来常常梦见先父母，殆忆家之念所感乎?故乡沦陷，何日收回，思之但有怅惘!
△第二处加强人事，第一步拟以道藩、芷町两兄为副主任，余或可腾出时间以办特交之件，今日始奉书面批准，于心略慰。
△物价与生活影响与职责之工作精神，而第二处第五组所受影响更为显著，余最不善于督导而忝为主任长官，睹此散漫情形，痛感自身责任之未尽也。
△连日又感剧烈之失眠，手寒头眩，不能用脑，尚有三月十二日之文字待撰，为之奈何。
△迭闻委座对于编纂事略之指示，备致不满之意，以此自省余旷废职责，咎戾甚矣。督导无方，启迪无法，又不常与各编纂接触讨论，苦无时间校读其初稿，蹉跎因循，此皆余之过也。于孙王诸编纂何责焉。
△大局日艰而辅弼无状，身体日衰而不能自振，其退乎?将何异于临危而去之!其进乎?又何以自免于覆诫！上有贤劳之领袖，中有难以协和一致之各单位，下无愿其患难而多数尽职之同僚部属，思之思之，何以善其后。
△神经紧张过度忧思无计，烦闷而无出路，此心之苦无人能喻，计惟有作短期休息，稍自排遣而已。
△到山寓以后神经紧张，略见松弛，然而怅念身世，自憾微躯力薄，消极引退之念，仍复扰于胸中。
△某日与允默闲谈，默告我与明儿谈话经过，明儿数学成绩不佳，有改学文学或社会科学之志，默谓汝父一生辛苦，皆因学文科之故，盖生不逢治世，最苦者莫如置身于政治，汝既立志学电机，何故忽然易志乎?明儿谓此或不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儿辈乃有此语，余闻之始猛省最近消极之念之非，今后其以此语自儆乎!
△连日克制繁思，屏除杂念，然此事不能勉强，必使此心有所寄托，乃可。就渝寓取昔年箱箧内文件，逐一整理之，先后费去三天之光阴，身体亦因此略有劳动，整理甫毕，颇觉心绪为之慰安。某日文白来访，见余案上堆卷夹垒垒谓“此何得谓休息，殆休息其名而清债其实乎”!闻此言为之莞尔。
△此次来山中休养，原以十日为期，嗣以委座面告可多休养二三天，且值出发期间，因后延迟二日。然此来休息，实未得圆满效果，以山中阴雨转寒，而余又不能一概排遣公务不思索也。最后数天，实等于不休息，今决心提早返渝，先行清理各事。回念委座体贴之深，余家人爱护之切及僚友相助之雅，今后何可不勉自振作。惟有彻底改变观念，努力以赴而已。
蒋介石对陈布雷的要求不仅仅是为他写写文告，当一私人秘书，而是要他尽辅佐之责，可是陈布雷没有这个政治野心，因此深感矛盾，引退之念时时萌生。
1945年的1月23日日记中记得很详细：“……今夜委座约本室组长以上同人会餐，席间指示谓，侍从室各单位处事谨慎细密，守成有余而开展不足，今后应积极推展业务，并应汲引人才，加强对各方面联系，此与卅二年二月之训话词旨略同，余只愧个性不宜，体力精力不足而已……”1月24日日记中陈布雷又详细抒发了内心世界：“……晨起以后，仍系念侍从室工作之调整事，甚感不怡，我本不愿参加党政方面任何重要之工作，初意只愿为新闻工作而服务以终其身，盖自知体力不够，精力不够，个性既拘谨，又怕烦，本无经纶，亦更无献替与积极贡献之意也。我之许身于蒋公，自十七年在督署西花园‘他无所愿，只愿为新闻记者，必不得已，亦只能为钧座之私人秘书’之一诺为始。由此一诺，自谓不可失信，故二十五年在浙教育厅时来电见召，既以‘文字工作需兄佐理’为词，又不得不应命。亦因此故对二十四年侍从室二处主任之命，所以甘受而不辞，且扶病忍苦以至于今也。今若责以开展，望以积极，则如驱蚊负山，其为枘凿，盖可知矣。然蒋公既公开言之，我又不便漠然置之，无已，其及早引退乎。……”陈布雷只好在日记中提出及早引退了，可是陈布雷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处于极度矛盾之中。2月4日，他本来：“……考虑侍从室如何加强机构之问题，愈思愈不得端绪，拟写一自我检讨，据实报告于委座，盖余入侍从室已十年矣……拟写之报告仍未能着笔乃中止焉……”还是没有写，于是专门向蒋介石当面报告“……十一时往谒委座谈二十分钟，陈明自身衰弱不堪任事之情形……”但是蒋介石仍旧不放过他：“……委座对侍从室业务更张有所指示甚详，谓今后业务不应以专办公文与文字为主，此语乃余第一次闻者……”陈布雷第一次听到侍从室不要专办文字，2月7日日记中又有记：“……连日委座督促工作之严，可云以前所未有，余羸弱就衰之年，兼之性耽闻定，最怕繁剧，何能堪重荷，此数日未常为此一念所苦，而殊无以自脱也……”2月11日，陈布雷又叫苦连天：“……以二处业务，今后更繁，恐非残躯所能应付也……”2月23日日记中：“……近日杂虑纷乘，苦于无以自处之道，实因体力日衰，脑力日弱，而当年一念认识之差误，妄以为服务本室，只要以文字工作给事于领袖左右，黾勉尽瘁，庶告无罪者，今乃知元戎之期望于我者不止于此，外界之观测于余者亦有异于此者，荏苒十年，若以严格以绳余，乃为最未尽职之一人。误公之罪，擢发难数，今年时局转趋繁复，反攻临展开之时，国内有分离之象，彼别有用心之徒，嚣张凌侮以削国势，将无所不用其极，而余之体力，似勉可支撑，内则衰颓益甚，继续强勉则不能，退就闲散又不可，进退之际其有局脊无所感矣，为此一念所劳者已四五旬于兹。而近日之彷徨痛苦更甚也……”陈布雷在这一段时期内心确实颇不平静，在3月间几乎隔三两天都谈到这一内心痛苦，3月8日日记：“……诚不胜彷徨痛苦之至……既感疲劳，又觉寂寞凄凉，恐工作愈繁，此身已难长此服务矣……”3月13日日记：“……夜与允默谈话，忽闻明儿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语，颇有会于吾心……”3月15日日记：“……上午心思甚感烦郁，怅念身世，时有隐遁之想……”3月16日日记：“……此次既为休养而来，应使稍纾烦郁，不可内心煎迫太甚，想念及此，姑以自宽，当再强忍艰难，再试一个时期，以观其后而已……”3月17日日记：“……读皓儿复函及四弟复函，四弟劝我宜从‘浑’字与‘拙’字痛下功夫……”3月21日日记：“……检点箧笥，尚存可用之毛笔三十四枝，若每月一枝，亦仅两年可用，届时抗战当已结束焉……”陈布雷一惯用毛笔书写，连这一百五十几万字的日记也都是用毛笔写的，如果累计起来恐怕已用了毛笔三四百枝焉，陈布雷在1945年3月间算剩下之毛笔还可用两年，这句话倒真成了谶语，因为他在1948年终于在矛盾和痛苦中不能解脱而再也用不上毛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