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陈布雷是很信任的，对陈布雷的工作态度是十分赞赏的，陈布雷完全把这个委座当做主公，深感知遇之恩，所以有些问题上本有矛盾和看法，但也仅仅是看法而已，在日记中为了修改文章问题，只是发点小牢骚而已；蒋介石有时对侍从室工作，对宣传工作有批评和要求，陈布雷也奉若圣旨，不胜惶恐之至；对蒋介石的荣辱也非常关心。
如1944年4月27日日记中：“……四时参加特别小组会议，检讨宣传业务，出席者十四人，张部长报告毕，总裁作结论指示宣传方面之缺点，谓最大之病在精神上受人胁制，不能坚持党与主义之立场，尤以戏剧、电影漫无别择，引为痛心，语极悲痛，六时卅分散会归，反躬自责，不怡者久之……”因为宣传方面陈布雷主管，所以他“反躬自责不怡者久之”。8月23日日记中对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表示是攻击领袖：“……阅陈伯达在解放日报上所著‘评中国之命运’一文，长约三万余言，任意诋毁，殊堪痛愤，中共近月来竟直接攻击委座，想见其企图之恶毒矣……”，8月26日日记，陈布雷又记：“……读8月2日解放日报范文澜之论文，与陈伯达所作‘评中国之命运’，同为直接攻击委员长之文字，共党态度突变至此，显冀独立一帜，与本党正式抗衡，此必有国际背景，不可谓与苏日问题无关也……”，陈布雷多病痛，蒋氏夫妇均十分关心，9月3日日记中：“……委座来余室中小坐，殷殷询病状，嘱不可误服药而去……”又，9月4日日记：“……委座此次对余病状特表关切，嘱令今日勿工作，且讶余为何不检血液……六时，委座下山赴渝，命余且留山中休息一天，甚体恤周至，真令人感激无似矣……。”1944年3月3日蒋介石又“痛言党内宣传之不充实，无气力，言之甚为忧愤，观其容态，殊悒悒不怡，既而约余外出散步十分钟，在山下新舍小憩，与余所言多沉痛之语，一时后始回官邸午餐餐罢，略坐，殊觉无言可以慰藉之，乃辞别返室……”。陈布雷正在为蒋介石起草《精神总动员纪念广播词》，3月11日将二改稿送蒋介石，“……委座将广播稿修改发下，再为整理，即复缮写，十一时毕，山舍清静，十二时孙哲生院长奉约来山，余陪之小坐，即到官邸谈对苏外交等各事，午餐已二时，餐毕送其下山，委座又将广播稿发下，竟将广文中段完全抽去，而以五年前颁发之纲领嵌入，意在唤起各方注意，然文气夹杂甚矣，小睡未熟，五时许，自诚等将稿抄记，为略阅之，不暇详对也……”，文章改来改去，“文气夹杂甚矣”，陈布雷不免发点小牢骚，但是陈布雷是忠实于蒋介石的，3月21日日记：“……午餐后不复睡，杂阅书报自遣，得沦波书，论新闻检查事，‘新华日报’有‘甲申三百年’文字，意欲煽惑暴动，此等文乃不扣禁，实新检之失职也……”郭沫若之《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共产党把其定为警戒文，而陈布雷却把其作为“煽惑暴动，”可见其思想与蒋介石之一体深矣!而陈布雷对蒋于己之关切真是念念不忘，7月29日一天他阅读文件和修改(起草)大量文件后，“……流汗工作至黄昏始止，然余念委座对季陶所言，布雷最劳苦之语，则又自愧无以副其实也……”(7月29日日记)。对蒋介石改文稿，一改再改，陈布雷是最感头痛之事，9月3日日记记：“……九时卅分，委座约谈交下开幕词稿命再整理补充，又指改易次序，受命而退，……十二时卅分委座始来阅……三时卅分起改开幕词，若拆开再拼凑即与重撰无异，心甚烦闷，最后往请示，奉谕次，仍须补充，其时脑筋涨痛，以车至复兴关，周游而归……九时后修改文字，十一时卅分毕事，十二时就寝。”9月12日日记又记：“……四弟携来张部长治中拟稿之关于中共问题商谈经过书面报告之件，……此件重要，觉非先为商核不可，……阅读张部长之报告稿，文长一万六千字，其中包含文件十一件，觉脉络要点尚欠分明，然时间甚紧，只能说明部分为删其较刺目之字面，并于结语中为加入一段，说明军令政令统一之必要，政府对于民主自由之态度及仍不放弃期待之意，既成后，于十一时到行政院谒委座面陈，谈十五分钟而退回寓已十二时矣，”陈布雷下午又处理了许多事，“四时卅分，委座约谈，交下张拟之报告，命加入前文一段，余再四陈述不必加，且实有困难，但委座坚以为非加不可，且中间有商改之处，即往访文白谈五十分钟……”，陈布雷真是头痛极了，“余实疲乱不能运思，拟以此繁杂之件嘱希圣起初稿。”陈布雷只好一推了之，这恐怕是第一次。10月10日为了蒋介石一篇广播稿“……至夜十时，委座电话络绎不断指示追改文稿凡八次……”，11月10日日记：“……十一时卅分委座约往谈，交下文稿，面示修改之点，修改处虽不多，然余此文乃一个中心主意到底，而委座欲于每段加一子题，其难实无以复加……”，陈布雷在日记中不得不叫出“其难实无以复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