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给蒋介石写文告，实际上是一个苦差使，因为从文告之结构与文字，所要表达的意思，基本上都是蒋的观点和思路，按照陈布雷自己说法，余今日之思想已与他人一体，完全没有自己独立思考之余地，蒋介石也不是一个草包，他也懂得文字结构，又不能糊弄他，他会反复按照他的思路修改，这就苦了陈老夫子了。1941年11月13日，为了起草参政会开幕词，这么一篇并不大的文章，陈布雷就花费了三四天，11月13日日记：“八时十分起，准备起草参政会开幕词，而口授要旨，繁复曲折，颇觉行文组织，难于自然，而说理陈词，未能惬当，彷徨绕室，几乎不能下笔，至晚八时，犹只成八百字也，委座五次来电话补充要点，愈重视此文，余愈不敢下笔矣……十时始凝神定心，专意撰拟，二时卅分完成，凡六千言，三时(夜)就寝。”但事情还没有完，14日日记中记：“十一时卅分(中午)委员长将文稿核阅后发下，谓大体可用，嘱再加以修改，午后三时及七时，又速送条谕二叠补充，陆续修改至夜九时始完毕，然知此文断不能就此作为定稿，以委座每写一文，陆续修改补充不止，此历年之惯例，而近年尤然，然余之拙笔有不能追赶之苦也……”11月15日日记又记：“……十一时卅分归，则委座又来条谕，嘱余将此文归并为四个中心要点，如此实际等于拆开重写矣，午餐后小睡至二时卅五分起，静心思虑，安排全文改造之组织，先后改定第一张，四时往官邸会谈……”11月16日再记：“……委员长对讲词再有条谕，为研究之，午餐后小睡约一小时，二时承委员长召，往官邸谒谈，以改正稿再命整理，加入三段……七时将文稿整理完毕，即缮送呈……(晚)十时一刻，委员长将演词最后核定稿发下，又增删数次，如此反复修改，难乎其难承命执笔者矣，十一时起，为亲摘要点，二时十分送董显光翻译，三时就寝。”怪不得陈布雷与李惟果谈“文字工作之难，相与叹息”了。
这样改来改去的文章不知有多少次，后来，陈布雷的四弟陈叔谅到了重庆，也到侍从室来帮忙，有的文稿就是由他代拟，陈布雷再修改，1942年7月1日日记记：“九时卅分起，近来晏眠迟起几成习惯矣，盥洗毕，即就四弟所拟告青年初稿为之修润，此文本不易作，而委座指示，系荦荦大端之要道，甚难将其精义表达，使青年真能认识发扬民族哲学思想与造成独立人格及独立思想之必要，尤以近年各校教训方针凌乱，中学教师程度低落，大学一年级生甚有不能举中国历史上著名人物者，欲于此抗战重要关头，提高其对民族哲学传统之认识，甚难措辞圆满，而达预期之功效，苦思许久，几不能下笔，自十时至十二时仅改定前言一段，天气酷热，脑力更觉疲滞，午餐后未及小睡仍赓续为之，其间呼理发匠间断者约四十分钟，至五时改定五分之四，惟果兄来访，辍笔与谈又约一小时，并阅六组批表等件，薄暮更热闷，挥汗完成之，至七时五十分始完稿，既成自视非完善之作，不得已交缮呈核，甚望此文能不发表也。”9月2日日记续记：“……今日再阅昨晚写成之告青年书，觉文气尚连贯，惟内容稍空虚耳，以昨晚签呈自认文字衰退之语为太过，恐委座阅之不乐也。北非情形紧张，亚港已垂危，浙赣线敌寇达横峰，甚为忧愤……”7月4日又碰到一致罗斯福文件，日记中记：“……晌午亮畴先生来谈，商致罗斯福文件内容，亮畴意最好请不发表，否则亦须大大删节，余意亦有同感，近来委座对英国之无识、美国之专断似颇感焦急，为全局着想，亦难怪其，然刺激之言自仍以避免为当……”7月5日日记：“七时五十分起，约王亮畴、王雪艇两先生来寓，共同研究七七告军民书初稿，对于第3段论及太平洋战略及美国应操之行动者，均觉语意太急直，乃删节补充修改若干语，十时卅分商酌完毕，十一时缮与送核……三时卅分委员长约往谈，以核定稿交下，并谕将重要部分摘要先交翻译，拍发外电……”，7月6日又发生了一件孙科一文出了问题之事，日记中载：“……公展兄来电话言哲生院长有抗战五周年感想一文，其末段关系甚重大，但已迳送各新闻机关，而各报已有付排制版者，嘱即转呈总裁请示，乃约新闻检查局李中襄同志来谈，细阅全文，乃知其末段所论者为抗战胜利后之对日休战议和条件，除归还甲午以来之侵地外，尚有极具体之十二条件，包括五十年内中美两国驻兵日本境内等条款，不仅言之过早，且亦是授敌寇以反宣传之机，实觉有考虑之必要，乃与李同志同赴国府，请委员长亲阅后，约雪艇部长来商，率由委座删去之……”陈布雷不仅要为蒋起草文告，还要为孙科等文章操心，真是心劳日拙。陈布雷内心对此种文字工作实际上是不愿干的，在1942年8月27日日记中就有透霹：“……今日在回渝车中，忽自省数年来言行，缺失甚多，而尤以对友明交际过于落寞，在不知者必以为倨傲，此不仅足以败德，亦足以害事，细思致此之由，实因我始终对政治无兴趣之故，因‘不愿入官’之念，乃至一切近于怪僻之行为，均以‘我本无志周旋’之一念自恕，然即摆脱政治，亦真岂能遗世独立者，欲作一现代之人，不可不善于处群也。”陈布雷将自己对政治无兴趣，不愿作官，现代人又不得不处群之矛盾心理讲得再也明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