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0年到1942年，陈布雷对大哥与四弟和子女仍寄以极大关心，特别是对他的爱女陈琏，因1941年“皖南事变”，一度失踪，陈布雷更是日夜焦虑，他托他的外甥翁泽永给郭沫若当秘书之便，向周恩来打听过下落，1942年初得悉陈琏行踪后，在日记中几乎有20几次记到怜儿怎样怎样，一片爱女之心跃于纸上。
1941年9月14日日记中记到对子女教育，那一天是星期日，陈记：“七时起，为迈、远、遂三儿各书一自省课目，召集讲解之，盖性行各有偏至与缺点也，讲毕付之保存，细儿亦与于听讲焉，致泉儿皓儿各一书……”，这时陈琏已失踪几月了，陈布雷觉得非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和管束了。1942年元旦，正逢其妻子王允默50岁生辰(1月26日)，陈布雷在元旦日记中记：“……十一时到官邸谒委员长。行礼毕并报告数事，旋奉命至交通银行访友未遇，留剌而归，即偕九妹、细儿等回老鹰岩，今日为阴历十一月十五日，并预祝允默五十生辰(一月廿六日)，特在山寓备酒肴汤团，集家人作一日之欢，肴馔系四弟望弟所备，到四弟、七弟、二儿、三儿及实之、积祚等十六人，欢叙至四时始散……余饮白兰地二杯余，酣睡至七时始起，精神愉快，八时略进稀饭，集家人欢叙一室，并听广播，以终年劳碌，今日完全休息，十时即就寝。”这可以说在战时陪都一次家人的难得的团聚，就是缺了一个他心爱的怜儿。但是过了一个多月，陈琏突然有消息了，实际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琏根据组织上布置，离开西南联大，转移到云南农村隐蔽，后来党组织见一个女孩子，在农村长此以往不很安全，就指示她可以回到重庆，所以她先与在云南昆明的八叔联系，1942年2月7日，陈布雷日记中记：“……七弟、细儿来，闻怜儿有消息，且悲且喜……”2月8日日记中又记：“……今日续有二喜讯，一为六弟安抵肇庆，一则怜女已有来函告行踪也……”陈布雷在日记中还坦露心境：“……七时，惟果伉俪携儿女来，留共晚餐，此心乃怡悦，余近年最爱与十岁以下小孩接近，殆老年心境欤。”但陈布雷心境还是烦忧的，2月12日日记中记：“今日天气严寒，为四川所罕有，余心中忽感繁乱与凄苦，竟日不欢……自七日以来此心即感极端之沉闷，强自镇抑，不使发作，允默知余心境，遂亦留此相慰，余细思烦闷之由来，当有数因：(一)时局日益紧张，今后一切应付，弥感艰难，孱躯今冬较去年更为疲滞，精神委顿，深恐不称联任；(二)诸儿服务地点未定；(三)积叠工作太多，又无力即予处理；而(四)最大之原因为祖望、省吾、子猷以至学素等工作之不如我意……自憾无用人能力，至于此，今后时事日艰，恐振作更不易矣，此意难为人言之，言之徒增愧耳……”可是2月28日陈布雷心境又好了些，他在日记记了：“……接八弟电，怜儿将以车来渝云云……”3月3日，他又悲喜交集：“……接怜儿自昆明发一函，天真纯洁，骨肉之爱溢于字里行间，展诵三次不胜悲喜交集……”可见陈布雷对这个女儿是很爱切的。3月10日陈怜回到重庆，“……晚六时卅分，怜女回家，殊为欢慰……”3月11日“……午后与怜女略谈，客来不已……”3月12日：“……午后招怜女来谈，教诲而慰勉之……”，3月22日“……嘱皓儿转告怜儿今后求学之注意点……”当时陈琏拟转学到中央大学历史系，正在提交论文，陈琏的姐姐陈琇(细儿)正在中央大学就读。3月28日日记中记到：“……细儿、怜儿制松花团，以豌豆泥为馅，食之尚甘美，明乐两儿自校中归……”，陈布雷对万里之外的大哥陈屺怀仍切切在心，如1942年5月17日有记：“……上午读各报研究战局推移，对浙江情形悬念不置，大哥全家在金(华)永(康)之间，不知其心绪如何烦乱矣……”此时，陈琏大概论文已通过入学，5月3日日记中记：“……覆怜儿一函，颇致嘉勉……”6月6日日记：“……午后，九妹、怜儿自校归，皓儿亦来，与彼等谈话约一小时……”，陈布雷对子女的教育是抓紧的，8月26日日记有记：“……午前阅明乐两儿之英文课，各为作范句十句以示之，明乐天资亦均在中人以上，惜不能专心用功耳……”8月27日“七时起致细怜两女一函……”9月5日日记：“上午与默及细怜皑诸儿闲谈，示皑儿以作文之道，戒其不可刻意求之，以失自然之趣……”陈布雷也感到生活担子太重，9月20日日记中记到：“八时卅分起，上午在老鹰岩寓休息与家人谈今后生活日艰，宜事前准备，儿女长大，尚鲜能自立者，余之家庭负担将重矣……”陈布雷对故乡仍念念不忘，9月24日日记：“七时卅分起，今日为旧历中秋节，遥念故乡，沦于敌伪之手，大哥诸侄备尝流离之苦，加以天时阴晦，身体精神疲乏不振，甚觉怅怅……”陈布雷可谓性情中人，一身淡泊，两袖清风，既怜念子女家庭，又怀念故乡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