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1940年初，蒋介石由于对封疆大吏和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不放心的缘故，想利用经济情报来观察这些属下的动向，这个极密任务派谁来负责好呢?他想起了陈布雷，因为陈布雷这个人谨慎小心，与外界接触极少，嘴巴也很紧，而且比较廉洁。蒋在重庆的黄山官邸召见陈布雷，开门见山地说：
“布雷先生，我想在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内成立一个‘经济情报组’，由你负责。”蒋介石对露出惊愕之色的陈布雷安慰说：“有些封疆大吏，远离中枢，你可以派专人专门搜集他们在经济上的开支，钱用到哪里去了?从中分析他们的政治态度。这事很重要，只有你能胜任。”
陈布雷有点惊讶，因为封疆大吏，党、政、军、警、宪的高级官员，大部分都是蒋的嫡系，蒋对他们犹不放心，政治这个东西确实太可怕了!另一方面他又有点受宠若惊，因为这样秘密和重要的事由他来做，这说明蒋介石对他的高度信任。
“蒋先生，布雷遵命，但是不知怎样去做?”
“这样吧，具体可以由第四组组长陈方负责，其中一般性经济资料，可由第四组一二人负责整理，较为重要的经济情报，则可以由陈方、李惟果，加上军需署署长陈良会同进行分析、判断，最后交给你。”蒋介石布置得很具体，“你还可以在每一个高级军、政官员身旁找一些人，要可靠一些的，叫他提供经济情报，逢年过节也可以发一些津贴给他们。”蒋介石特别指出，譬如对张治中，也要派人监视他的经济开支情况。蒋介石问：“你看派谁好呢?”
这下可使陈布雷傻眼了!他与张治中私交不错，他也知道张治中是蒋介石颇为信任的人，但是张治中政治态度比较开明，思想比较进步，同中共领导人较为接近。这是不是使领袖心中对张治中不放心呢?
后来，陈良提出了一个监视张治中的人眩陈良与张治中关系也是不错的，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时，曾委任陈良为军校的经理处处长。此后，经张支持，陈先后担任军政部会计长、军需署长。1941年，陈良有一个学生魏锡熙在署内任上校设计委员，这时张治中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面嘱陈良代为物色一个中央团部的财务组组长，陈良遂把魏介绍给张治中，张治中很相信陈良，因此对魏也深信不疑。陈良说：
“布雷先生，我看就叫魏锡熙来担任侍从室的经济情报员，可以吗?”
陈良把魏叫到侍从室，陈布雷对魏说：“这是领袖布置的特别任务，要绝对保密。你可以把张在三青团的政治性经费开支，以及各项专项和私人机密费等情报，及时报送经济情报组。每年年终侍从室将给你二两黄金津贴费。”
魏锡熙先后把发展三青团组织、建立三青团各级团部、建立各地青年馆、举办各地青年夏令营、召开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等经费预算、开支情况，还有张的特支经费等情报，密报陈布雷。这类经济情报，表面上看是一般统计数字和资料，实际上可以看出张治中的政治动向。蒋介石说：“钱用在什么地方，这很要紧，经济决定政治么!”
抗战胜利，蒋介石准备在东北设立东北行营，原来内定的行营主任是张治中。当时新疆发生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事变，新疆省主席吴忠信急电告急。张群、白崇禧、陈诚三个人都主张张治中去新疆。当然，张群是想排斥张治中，调虎离山；陈诚则是由于宿怨，因为张治中一向反对陈诚“几个月消灭共产党”的叫嚣，他想把张调离蒋之左右已非一日。于是熊式辉当了东北行营主任，以张治中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仍旧把魏锡熙带到新疆任省府会计长兼西北行营迪化办公厅第6组(财务)少将组长。陈布雷密嘱魏：“一如既往，继续监视张治中经济上的开支，要看出张的政治动向。”
魏锡熙先后将统一新疆币制，为解决邮电、公路交通而拨给三区的经费，三区民族军粮饷，召开新疆参议会经费，张治中视察伊犁和南疆开支，新疆军垦计划及经费预算，修筑迪(化)、哈(密)公路、飞机场经费，西北民生实业公司资金，张治中赠送各民族头目犒赏费、文化活动费，还有张治中机密费等，详详细细，原原本本不断密报给了陈布雷。
1946年12月底，魏锡熙随张治中从迪化到南京，向行政院商洽新疆财政问题时，秘密去见了陈布雷和陈良。陈布雷说：“魏少将，委座对你工作甚表满意，以后继续和侍从室联系，有关张在新疆的政治活动也要报告。”
第二年3月中旬，魏锡熙从航空班机中寄了一封密件给陈布雷，陈布雷拆开一看，这次魏锡熙写的完全是政治情报。说：“今日，张在迪化新大楼西北行营召集会议，到会的有新疆警备司令宋希濂，西北行营秘书长刘孟纯，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新疆省民政厅厅长王曾荣，迪化市市长屈武等，密商与三区决裂后新疆局势。张在会上说：‘我这次回南京，和健生(白崇禧)、礼卿(吴忠信)等长谈，他们都劝我不要再兼省主席。蒋主席也希望我能抽身参与商讨中央决策大计，省主席继任人选，中央同意以麦斯武德充任。’……”
陈布雷把情报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点点头说：“张文白(张治中)采取强硬态度对付三区，能贯彻中央意图。我看，叫姓魏的停止监视吧!”
陈布雷舒了一口气。因为对知友进行监视，他心里感到十分痛苦。到这时才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