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随蒋介石退至武汉将近一年，日记从未间断，从日记中看，一年中所有军国大事都有记载，也有不少可资参考，可以看出其待人接物和个人经历及体会。
如对汪精卫言行已有所察觉，1938年1月14日日记：“八时卅分起到中央银行参加第43次常会，王外长报告德使转来消息，知敌方以十五日为限期，欲威胁我屈服，席间，汪孔张发言甚多，汪所言‘战无把握和无保障’(即谓敌方不守信义，且贪欲无厌)八字概括之……”，陈布雷在1月17日日记中特别记明：“……日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真能与日提携之新政府之成立……并闻敌已召还川越，通电各驻外使领，声明与国府外交关系，业已停止云云……”日方已发出诱降讯息，而汪精卫在这个节骨眼上却散布此种言论，已伏汪之投日动机了。2月3日，陈布雷在日记中也提到周佛海，“……余今日劝佛兄积极作事，所言稍切直，不知能无忤否……”可见周佛海思想也很消极了。相反，在1月26日日记中陈布雷却记下了：“……委员长有极沉痛之演说，期望鼓励……”陈布雷“奉命往官邸见委座有所指示，退至办公室核阅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之讲稿拟发表……”对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937年自苏联归来，陈布雷早有接触，印象颇好，在武汉期间对蒋经国更有好感，1月13日日记记：“八时起阅经国兄所著《欧游十三年》一书，盖书体例新颖，用每年均选择一日之日日记汇编而成，其生活丰富，经历艰困，而始终乐观，足证其意志之坚定，文字亦流畅通达，殊为佳著……”，1月22日日记中又记：“……经国兄来谈，一种活泼精进气象，令人感动，其见解亦多从实地经历而来，有极精到处，唯对于推动民众之方法，则颇觉其观点太偏，未能了解中国社会问题之真相也……”蒋经国后来到赣南去当专员，大刀阔斧搞改革了，陈布雷对蒋经国总的是赞赏的。
陈布雷其实心里还是很矛盾的，1月31日日记：“今日为废历元旦，自兹余乃四十九岁矣，老之将至，志业无称，奈何奈何……”，令人奇怪的是在2月26日陈布雷有一详记，看来是对以前几十年记录之综述，谓：“此册为余二十七年之生活记录，其时余脑病益深，时时失眠，时时于初醒时或临睡时作呓语，又时时于梦内与人讨论极复杂之问题，或处理极复杂困难之问题，或处理极紧迫重要之事件，或起草极难动笔之文字，往往大叫头痛而醒，醒而思之，并无此事，并不需作此文，然梦中则迫促严重极矣。如是几日以为常，余之神经受伤如是深重，一时又决无法脱离工作(盖义不可，情理亦不可也)，天天感到责任未尽，应见应访之宾客均不及见不及访，应做之工作未做完未做好，对僚属不能督促不能安排，对介公未尽辅佐之职务，如其所想像希望于余者，因之灵魂不安，心里苦痛，长此以往，必成往易之疾无疑。此种致病之原，皆因体力太坏，治事能力本差，又拙于肆应，怯于交际，心太切直，习惯太随便，看事太认真，忍耐力与豁达度均不够，如此而置之于政治纷扰之场，忧患丛集之地，几何其不左支右绌，如坐针毡者，一日不得安者也，一日犹然，况十年乎，后之览者，庶知而哀之。”陈布雷这段自白真是透彻极了，在当时写在日记中，是心灵的独白，是不会给人看的，难道他自己知道几十年之后“后之览者，庶知而哀之”吗?真真奇哉!还有一点令人不明者，在“七月份之回溯”一段日记中最末有几句话“此一月中有一事足以特记者，即某次对外谈话稿，竟以直言诤谏得以中止甚感领袖之伟大也，”这就是说陈布雷给蒋介石进谏，蒋介石居然也听进去了，不知是哪一篇谈话，日记中未记，所以陈布雷兴奋，记下“此一月中有一事足以特记者”。
陈布雷在1938年日记中也记下了对各方面人物的行踪和看法，如6月18日日记中有“……今日病实未愈，头痛欲裂，郁闷异常……萧化之偕郭沫若君来访，强起而酬对，郭君丰采仍如卅余，询之知四十七岁矣，十载沧桑，不胜慨息……”7月2日为了“告日本国民书”，又致沫若一函。10月13日日记中记：“……往政治部第三厅访郭沫若、胡愈之两君……六时卅分到官邸座谈，到骝、鸾、博、沫若、芃生、愈之诸人……”对于中共代表也有记载，7月18日日记中有：“……与林伯渠及周君(注：应是周恩来同志)同见委员长……”12月11日日记中记：“……四时至官邸，偕立夫、淮南(注：即张冲)入见，谈对于中共决议之对策，四时卅分，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四人来谈，委员长以革命大义相勉，谓共党如认清环境，为国家利益及远大处打算，应取消组织，加入本党，秦等表示不可能……”在九一八7年纪念时，陈布雷在日记中记有：“七时卅分起，今晨天气转凉快，秋雨霏霏，令人起愁郁之感，追念七年以前之国难，弥觉余痛在心……遍取今日之报纸读之，冯焕章、陈辞修各有极好之纪念文字，不知为谁之手笔……季鸾来访谈战局极焦急，胡政之君谓季鸾忧国之心高于常人，诚哉不诬也……”
陈布雷在1938年日记中对每月工作都有一个简单总结，谓之回溯，如《十月份之回溯》中写“本月共卅一天，参加会议及会谈五次，拟重要电稿八件，撰双十节告国民书，为日寇侵略粤告粤军民书及海外侨胞书……及委员长重申抗战决策告国民书，审阅外交报告及宣传要点等五件，财政金融之报告二件，选辑讲词并审订目次各一件，代中央党部修改书稿二件，代蒋夫人拟电稿二件，见客六十二人，访友十五次，……自十五日以后，粤海告警，敌势益张，忧愤百端，莫可名状，卒于二十四日转移阵地，放弃武汉，自兹抗战转入更艰难阶段，个人生活及工作亦将与以前十六阅月迥不同矣，孱躯薄植，居于最高当局近侍之地，而毫无靖献，以分忧劳，往往中夜警醒，不知何以自处也，二十三日王家洲遇敌机扫射，幸免于害，实属危城一发，留此微躯，俨同再世，倘复不知奋勉，其将何以为之乎。”
陈布雷在日记中也常常透露思念家乡及亲人，如4月5日日记中记：“……今日为旧历清明，念家人星散，庐墓无人祭扫，悲感万端，何日扫靖敌氛，俾得摆脱职务，归而展谒乎……”8月5日日记中连“午睡一小时余，梦在官桥老家与亲戚共话”也记下。11月24日日记中记：“……昨夜梦在慈溪与君木师谈话，连日念家乡甚矣……”12月23日，陈布雷已到重庆与家人团聚，所以在日记中留下一段特别亲切记载：“……至公园路，旦文姨及明儿福芷出迎，余巡视舍内外一周，觉甚明洁，位置适宜，左对嘉陵江，开窗眺望，风景如画，可以怡情悦性，旋怜儿、乐儿先后自学归，欢跃迎迓，时已日暮，诵陶诗‘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之句，真有行旅归来之感矣……”
抗战声中，陈布雷一颗爱国之心，怦然跃动，在7月7日抗战周年纪念日记中流露无遗，“七时卅分今日为抗战周年纪念日，武汉均设献金台……嘱望(翁祖望)代为献金一百圆，今日茹素一天，然此不过形式上纪念而已，将士同胞牺牲之惨痛，非任何仪式表示所能追赎也……”
实事求是地说，在抗战中，陈布雷是爱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