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汉口，陈布雷就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召他到牯岭，起草《告国民书》，3天后回汉口。这时侍从二处移到武昌胭脂坪，既是办公的地方，也是陈的住所，只有两三个助手，包括缮写人员、机要文书，机构也够精干的了。
陶德曼有一天，外交部次长徐谟来报告，德国大使陶德曼奉其政府训令，愿以双方传言人资格斡旋中日和平，并转述日方与驻东京德使谈话接洽之概况，要求见蒋介石。汪精卫一听，高兴地说：“和平有一线希望矣!”但是参加国防会议的多数人认为陶德曼所提乃如何接洽停战的手续，“而未能看出日方有企求和平之真意”。
陈布雷对汪精卫怯战之色颇为反感，这个善于反复，追求权位，出没政潮，旋进旋退，事急则出国，既平则复来的所谓政治家，在陈布雷心目中已产生了憎恶之感。陈布雷与张群商议，马上以长途电话与蒋介石联系，蒋介石已先得到这一消息，回答说：“陶德曼来一叙也可，由徐次长陪来。”汪精卫更高兴了，说：“蒋先生是明智的，与日战则亡，既然陶德曼有意斡旋，我们可以接洽，停战、和平，此四万万百姓之幸也!”
陈布雷很少在公开场合驳斥大人物的话，这次他却高声说：“此当为蒋公尊重第三国友谊，不能拒绝其好意，未可即视为接受可能。”
不久，陈布雷得悉，日敌所提为四个条件：一、要中国政府放弃抗日及反“满”政策，与日本共同防共；二、必要地区，划不驻防区，并成立特殊组织；三、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四、要有相当赔款。蒋介石的态度是：“日方之条件、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可决置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引起纠纷。”陈布雷也说：“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当然无考虑余地。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日本政府见蒋介石拒绝了陶德曼的“诱降”，即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声明，并且提出双方召回大使。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我与于右任、居正等先生都交换过意见，以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布雷先生，我要发表一个谈话，以严正立场昭告世界。”
蒋介石的谈话说：“……昔者，宋人亡于外寇，乃由主和者日盛，主战者日衰之故。余之刻苦奋斗，不惜牺牲，誓以生命报国，亦是以使岳武穆未伸之壮志，终得伸于七百载之后。虽然，甘心为秦桧者，恐未易完全断念，吾益当努力图之。”这话已经谈得很明白了，现代的秦桧指谁呢?
蒋介石是1937年12月13日退出南京的，接着日寇就侵占南京，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军民，死亡30万。蒋介石到了汉口，向陈布雷倾吐衷曲：
“我撤离南京后途径长沙，前一日敌机大炸长沙车站，盖日寇侦知我将过长沙。日寇南京大屠杀，灭绝人性，玉碎宫倾，激励了我抗战到底的决心。”蒋介石这时的心情确实很激动，“暴日之处心积虑，势必非亡我国家不止，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此其时也。”
陈布雷说：“蒋先生，当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你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由中央军官学校住室移居中山陵园花房办公，日机深夜空袭，将附近一处花房夷为平地。日寇必有奸细引导，暴日欲加害先生，布雷甚为深忧。”
“不妨事，不妨事。”蒋介石说：“自辛亥光复以来，我数度遭到艰危，但都安然度过。抗日大业全赖先总理在天之灵，全体将士浴血奋战。”
陈布雷对抗战以来，全国民众将士同仇敌忾一致抗日之英雄事迹，深为感动，他满含泪水说：“蒋先生，抗战以来，我将士前仆后继，以血肉之躯，阻挡敌人坦克，悲壮激烈，可歌可泣。更有谢晋元八百壮士，身陷重围，孤忠可嘉，震惊中外，永垂国史。”
蒋介石这时有点气愤地道：“可是也有不顾民族大义者，如韩复榘不战而退，满载三卡车金银、珠宝，率兵擅自进占河南。据范绍增副军长密报，刘湘、韩复榘联合反我，此种小人蟊贼，可耻之至!”
“这是真的吗?”陈布雷对范绍增这人印象不佳。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活埋中国平民“他们之间往来密电都有了，我派何应钦把这密电拿给刘湘看，刘住在汉口万国医院养病，吓死了。”
陈布雷道：“蒋先生英明，抗战以来劳苦功高……”
蒋介石挥挥手说：“布雷先生，3月底，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内拟召开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有一些文件，劳你代为撰写。”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被推为总裁，汪精卫副之。汪精卫很不高兴，在即席演说中，满脸尴尬之情态，陈布雷看在眼里，想在心底，这个政治商人，大概又要玩什么花样了?
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此文件的初稿拟出后，经陈布雷、张群、陶希圣、陈公博、王世杰等研究修改然后提出。代表大会的宣言由汪精卫起草，蒋介石皱皱眉头，说：“语意轻重未尽当。”戴季陶说：“毫无足龋”
代表大会还决议设国民参政会。蒋介石不久又筹划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说：“我们的党要有新鲜血液，要培养革命活力，才能完成抗战建国任务。”
陈布雷认为蒋介石这一时期精力特别旺盛，举措也深得民心。他问道：“蒋先生，国民参政，不分各党各派，敢问你对党派问题的看法，是一个政党还是各党各派参政?”
蒋介石在庐山上向全国同胞宣布对日作战蒋介石挥挥手说：“我以为中国问题，不仅在对外，而尤在对内能否集中民族力量以建国。中国之困难，亦不在战时，而是战后如何奠定民族永远之生存。若当此抗战，而犹不能造成一个信仰，一个政党，一个意志，则暴日驱除以后，内部思想斗争之排拒，仍伏争夺相杀之端，而眈眈旁伺者何止倭夷一国……”
“蒋先生之理想……”陈布雷小心问。
“我以为与其用政治力量抑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党派于一信仰——三民主义，于一个组织之下。简言之，即化多党为一党。我考虑中共和其他党派可能以合并为宜，则国民党可更改党名，或酌改组织，以泯吞并降服之嫌猜。”
但是，蒋介石的“合并”之谋，只有青年党表示接受，而中共负责人秦邦宪则坚决拒绝说：“合作可，合并则不可。”
7月9日，三青团正式成立，设干事会与监察会，蒋介石根据陈布雷建议自任团长，陈布雷被蒋介石指定为常务干事。陈布雷回忆说：“自五月至七月，蒋公筹划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余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制度，颇费心力。蒋公设置此团，起意于去年在南京时。刘健群曾为拟《宣言》及《告青年书》稿，但蒋公必欲余改撰。余自京至汉，对于此稿，凡五易其稿……”
陈布雷请调陈方为侍四组组长，又主张“延揽专门学问更通晓政理者若干人，以备咨询或研究审核专门问题”，蒋介石均一一照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