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跟上蒋介石有21年时间，前10年开始是作为客卿身份，从1934年开始，作为侍从室主任，可谓形影不离，但是这21年中最为重要的是抗战八年从南京而武汉，1938年下半年起武汉失陷，就随侍蒋介石到重庆一直到抗战胜利。1937年初到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西安事变刚刚结束，蒋介石被逼抗日，蒋介石和其所属部队在正面战场确也抗击过日寇，特别是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寇，陈布雷这人确实也是爱国的，所以在他为蒋介石所撰写的文告中，抗日热情，奔泻千里，也使蒋介石成为世界瞩目和全国军民拥戴的抗战领袖。
1937年的6月1日，陈布雷在日记中有记载云：“余自四月初迄今，身心交病，已近两月，当去年西安事变发生，家人即以余工作太劳为忧，乃自委员长由洛到东后，受命治事，较前加繁而并不感觉特别疲劳，盖当时神经兴奋，他事均不遑计耳，此次突然颓丧，且恢复如此之难，均出意计之外，今既发现非常贫血，即应针对此症而下救治，连日注射药剂，似已渐渐生效，听其自然，唯当忍耐持久，以观其后，盖摆脱既不可能，即当屏除杂念，听其自然或较有益也……”这段日记披露了陈布雷的身体确实病得不轻，但“摆脱既不可能，即当屏除杂念，听其自然”语，当不仅指病身，亦有摆脱政治圈子之意。因为，他对蒋介石知遇之恩念念不忘，所以抱病从政，何以见得，6月3日日记中有记：“……自卅日起病体似显有进步，血色转和，精神亦佳，乃最近二三天又转劣，骨病较甚，意绪甚恶，休假已久，何能再续，心烦不止……”但是他在妻子王允默帮助下“继续摘剪报纸上之材料，自晨九时至午后五时始将三、四、五三个月之旧报整理毕，再为归类粘存于参考册内……所剪存者大抵为(一)演词(二)要电(三)经济建设事项(四)国民大会事项(五)中国问题(六)英美中心之国际关系(七)德义轴心之国际关系(八)灾况等等……”工作是够辛勤的，“夜接学素函荻浪函附下委员长手函一件惓惓相念，真不知何以报之”，蒋介石一纸手纸，陈布雷怀“何以报之”之心，于是又抱舶屏除杂念”，奋身相从了。陈布雷当时是在杭州休养，6月5日陈立夫去看望他，6月5日日记有记载：“……十一时，立夫来谈，询予病状，切劝绝对静养，勿萦心于外物之变迁，谓烦恼何人皆有，贵在善自排遣，我等既无特殊嗜好之娱乐，则应别求心思之寄托之所，或思索真理，或研究问题，均可使当前扰我心曲之烦恼暂时退避，因述彼近年竭力阐明唯生哲学者，诚知不免僭妄，然亦痛苦中强自排遣之一方法，劝予亦作而行之，并述其对于建立民生哲学之理想，谈约二小时而去，接谦夫函，贻予以《圣经》上之二语，谓“Peace lgine unto fovene theqhenoild giueik!”“Let ie．tce oqraid，”6月6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又记下：“……接牯岭委员长来电，复余支电，嘱令安心静养，既感其意，亦复自愧，盖余之大病即在‘不能心安’之四字，每思克治，而不久即故态复萌，行年五十……殆将以悔吝终其身耳，可悲可叹……”6月8日日记载：“……午后疲惫抑郁，坐立不安，苦痛之至，允默以为不可使蒋先生久待，乃由默函蒋夫人告不能即行之故……”陈布雷在休养中思想翻来覆去，斗争十分激烈，也十分痛苦，然其对救国之法却极关心，6月9日他接待裴复恒，记下裴君“……近两年专心办学，极肯用真实工夫，为余谈其办学之心得及对现时教育之意见，有极警切中肯者，如谓目前第一需要在训练各种技术人材，……从此着手而从实质上将国家现代化！则理论左右之争，绝不值得重视而将自然消灭也，此语真有见地……”陈布雷非常赞赏科技救国的做法，对于政治上之纷扰内心是反感的，而他的大哥、四弟也一再劝其继续休养，如6月10日日记中记：“……九时，谦夫先生来访，坚劝余以身体为重，应立下决心，请一较长期之休假，不宜因循忍耐以自贻误，彼此次接两函知病状如此，极不安，故特由沪来京专为此事，向余切劝，并携来大哥一函有‘弟宜直告介公，请三个月之病假，方是疗养办法，若带病苦干，真是与生命相搏，决非介公所待弟之意，介公若知弟真病如此，必不相强也’之语，手足朋友之关切，殊令余感动……”6月11日日记中载：“……接四弟来信，劝予向委员长直陈病况，请假二三月，移地疗养，其惓惓想念之情欲言又止之意，充溢于字里行间，五妹亦函允默，询余病状，骨肉关切至此，而余终无法以慰……”陈布雷在杭州因病体和工作之苦，正在矛盾中，而蒋介石已派他任庐山训练团之团附了，6月12日日记中载：“卢参谋集贤自牯岭来，携来学素函及铁城、辞修各一电，知余被派为第一期训练团团附——又携来蒋夫人所赠之回忆录英文本一册，蒋夫人并有覆允默函，嘱余安心静养，勿亟亟去牯，且谓委员长已知余病中之情况，决可相谅云云。午后小睡一小时，读回忆录之英文本，描写生动，理致清晰，自是佳著，然措辞有太激直处，对西安事变中军政当局采取严峻政策不无指责过当，是其疵病耳……”可见宋美龄对西安事变中某些人是有很大看法的，且公诸于众，不过，陈布雷却认为是“指责过当”。
陈布雷还是准备上庐山，6月19日日记中记：“晨6时醒，忽然杂念纷起，觉非即去牯岭不可，百计镇静，不能入睡，七时十五分，接学素来函谓余病殆由忧患所致，为根本治疗(一)唯有积极兴奋(二)则决然引退，如两者均不可能，则将始之终之为忧患所困而不能自拔矣。其言极不确当，即覆彼一函，告以检验后之病状，以山中事繁，拟即扶病来牯，进退问题，当俟暑期终了后考虑之……今日精神极苦闷极彷徨，忽忽若有所亡，又郁闷难忍，如此下去，真成心疾矣，奈何奈何……”
但是陈布雷毕竟是爱国的，他对日本之野心表示极大之关注与警惕，6月21日日记中载：“……阅报载近卫内阁，将对川越茂归任新训令仍以广田三原则为出发点，先谋中日间为悬案之解决，将先从易解决者，如某项交通问题及华北经济开发着手云云，各报登此消息，均不免作悲观之猜测，以余观之，殆为日方事前一种试探，故略放此项消息也，自西安事变结束后，日方高唱‘对华新认识’。而实际则为静观主义。静观者何。即欲觑我之隙而猛以乘之也。国人一面苟安，一面虚怯。乃竟以为日本将自动转换方向，此本乐观太甚。宜其又有今日之悲观矣１
陈布雷是7月2日登上三北公司轮船，下午1时抵九江，7月3日上山的，7月7日参加训练团第二总队升旗典礼，还作了精神讲话，题为“我们受训后如何达成救国建国之任务。”他在当天日记中记下参加听讲者约1084人。7月8日记下：“……接王外长电话，昨晚我卢沟桥驻军突被日军进袭云云，即报告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