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6年12月12日起至1937年5、6月间，西安事变以及为蒋介石编《西安半月记》可以说是陈布雷的主要工作，从陈布雷这一时期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夫妇对陈布雷的信任，也可以看出陈布雷对蒋氏夫妇的忠诚，真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但是在西安事变中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的局面，使陈布雷心情十分矛盾和痛苦，以至5、6月间又萌生了引退之念。另外有一点很大的变化是，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要适应全民抗日的潮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似乎已不能再继续了，国共合作、全民一致抗日的气氛已经形成，蒋介石和陈布雷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一点。民心不可违也!这为七七事变后，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一系列有关慷慨激昂的抗战文告，打下了思想基矗从1936年11月11日和12日两天日记中，完全可以看出陈布雷处世的人生哲学，陈布雷与陈诚一向关系较好，他与陈诚互相交换意见中劝说陈诚：“……(十一日)今日陈辞修君离洛回汉，临行走别，余妄有箴规，竟蒙采纳鄙言，殊感其虚衷纳言之雅，辞修勤劳刻苦，律己谨严，遇事负责，确为值得敬佩之人，唯委员长信任既专，各方不免注目，辞修激于当世之媕啊，亦更奋励激发，愿挺身而分尽怨谤，余故婉言规之，谓将来正有非常重任待君来担当，宜稍抑纵横扬溢之热情，保留为来日之用，若锋棱太露，徒招不必要之怨尤，亦非所以善尽此才之道也，辞修初颇不以然，继乃颔其首……”，11月12日，有一个何姓知交，与陈布雷长谈，陈布雷记：“……无所不说，最后谈及人生观与处世哲学及伦理观念……余曰：‘对己淡泊，对事负责，为人热心，持此十二字，终身行之可也。’……”
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陈布雷在12月12日记：“……午后……忽接果夫先生电话云西安有兵变……心急不安……始知张学良等竟以兵力劫持介公及中央各军政长官而发出通电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如此奇变，真出乎意料之外，身为侍从人员，适在后方，未能患难与共，此心何以自安……”，12月13日日记中又记：“……归家午餐，心中悲愤忧急，且以事前不及觉察，坚决劝谏，引为重大失职，益感难过，遂不复能下咽……”陈布雷马上去找蒋夫人“……作短笺问介公起居，托端纳君携陕面呈，并与夫人孔先生谈……”之后，几乎每天去见宋美龄，12月16日记：“……忧愤悲痛，焦思无策，至六时往访立兄于其寓，相对太息，觉国事自此荆棘日多矣，晚餐也不能食……”12月19日记：“……闻蒋夫人将飞洛阳，即往孔宅访之、旋至机场则蒋夫人临时中止西行，由子文先飞陕，遂送子文上机，郑重握手而别，二时卅分归寓，慨念时局忧心忡忡……四时天下雪，渐大，往佛海家与井塘、茂如、君强诸兄谈时局，五时卅分归，蒋夫人约往谈，多愤慨语，极力释慰之……”这里的宋美龄多愤慨语当指国民党内部的勾心斗角。一直到12月22日宋美龄飞陕，陈布雷在日记中记：“……闻蒋夫人今日决赴西安，日前屡屡谏阻，然其意甚坚，不可复止，奈何奈何，十时至通济门外机场送行，同行者子文、铭三诸君，雨农亦西行……十一时视机起飞后乃归，感痛泪下……”12月26日日记：“十一时卅分即往通济门外机场迎委员长，此时已下机，向余点首，嘱即至公馆相谈，遂回军委会入官邸晋谒，见其面容憔悴，睡床上颦蹙呼骨痛不已，余趋前握手，几乎泪下，命余就旁座，口述在陕对张杨训话要旨……”12月27日日记：“八时卅分到军委会侍从室两次入见委员长承命发粤川各一电……晚餐后……又闻蒋介卿先生今午逝世，与蒋夫人商不令委员长知之……”连日来，陈布雷见蒋介石和宋美龄，不但承办各事，而且连蒋介石大哥蒋介卿死了之事也敢暂不告蒋介石，可见蒋陈之间关系之密切。1937年1月蒋介石去溪口养伤，带着陈布雷去，陈仍日夜与蒋在一起，蒋介石并将“蒙难”日记交给陈布雷看，例如1月7日日记中：“夜续阅委员长蒙难期内日记不觉夜深，摘记其每日自省自厉之格言于下：(十二日)成仁取义；(十三日)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十四日)明礼义知廉耻，今日幸能无负；(十五日)以至暂至轻之痛苦，得永久之胜利；(十六日)人生几何，为唯留正气在人间耳；(十七日)读圣贤书，受圣明礼，此时不树万世之楷模，何以对生我之天地父母；(十八日)临难毋苟免，庶不愧为黄帝子孙；(十九日)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二十日)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二十一日)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二十二日)其为气也，取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今人奇怪者，陈布雷录蒋介石“蒙难”之经过，日记中已记明“录毕觉张(注：学良)之轻忽，杨(注：虎城)之阴狠……”1月14日日记中还记上蒋介石招子文、张学良、陈布雷等同餐，“余与之(注：对张学良)一点首，即觉忸怩，不知彼心中感觉又何如耳……”
但是陈布雷心中仍很矛盾和痛苦，他在1月21日日记又发作起来：“……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想不通的人这样多呢?又为什么要勉强一个已经看透一切而害神经过敏的人，来感此痛苦呢?烦闷之至!无味之至１1月23日日记中记：“……以见我近日太疲顿也，蒋夫人来谈，对予多激勉语……”1月29日日记中记有与蒋氏夫妇同游慈北一事：“……过龙山虞洽卿老之故乡，又过沈师桥而达观海卫，余愧为慈溪人而到慈溪北乡尚是生平第一次也……”2月3日日记记：“……西安昨发生兵变……王以哲被害……”这时已奉命写《西安半日记》至杭州，2月10日日记记：“……以今日为旧历除夕，外人商店放假多来杭游览也，乃决定移寓于新新旅馆……午后小睡至三时起，着手起草西安半月记……至夜九时仅成三页……余亦倦于执笔遂中戥…”2月11日“继续起草西安半月记，至九时完成，全稿一万二千言……余文字近年来实不如二十余岁时之警练简劲……”但《西安半日记》2月11日完稿，2月13日蒋介石命修改，2月14日修改完毕，2月15日又修改，2月18日日记中陈布雷拟新生活运动3周年纪念广播稿又发作：“此等文字工作，最易落窠臼，用思甚苦……”陈布雷身体也支持不住，2月23日日记中云：“……十二时面请蒋先生给病假两天，以连日实感精神太倦也，蒋先生似不愿予请假，勉之，”过了二天，2月26日“头晕仍剧，且骨痛未已，然假期已满，不愿再续……”2月28日“……夜应蒋先生召商半月记文字，并有所指示，10时归寓，觉眩晕未已……”大概，陈布雷身心确实疲惫之至，又萌引退之念，4月9日日记中明载：“……今日神思忽忽不乐，又萌引退之念，盖侍从室环境特殊，余来此二年余，对国事迄无深切之情，彼等待人均抱敬而远之之态度，而余于彼等亦常觉格格不相入，盖大多数人言不及义，思不及义，唯知以挈较权利为急务，稍便则酒食征逐，只要瞒得过首领而已，余虽抑志相从，推诚相与，然征逐既非所喜，随和亦不能无限度，故终不能相水乳也……”，这时陈布雷又随蒋介石到了溪口，蒋经国也回到溪口了，蒋介卿要出丧，陈布雷为蒋介石写祭兄文，4月15日，蒋介卿出殡后，4月18日又随蒋介石赴杭，4月22日记又露出退意，云：“午后无事在寓，与允默商进退问题，颇思俟委员长病愈，摆脱侍从室职务，以既管理不善即应引咎，而让贤也……”4月24日日记中记：“……余连日心情不佳，幸而滞留杭州，尚可不发神经病，此种痛苦，非同病者不能知也……并校定西安事变半月记与回忆录之文字……”奇怪得很，从1月写西安半月记已完稿，到4月还在校改，心中一直想引退，5月1日日记中又记：“……十一时到大哥家午餐。与大姐等谈家常，近日，予心境不舒畅，坐立行止，觉一无是处……”5月5日日记中记“四弟来谈……觉心中苦闷实甚，在兄弟之前又欲稍露词色……”5月6日于是又请病假5天，5月7日日记中提到知友采访“对余之健康个性与工作困难问题均以无法解决……”5月12日日记中记得更明白：“……抑郁焦躁之病态又显露无遗，傍晚五妹挈细儿来寓相视，劝余决心引退……”陈布雷在5月22日日记中最后讲明：“午后，又试为文字工作，乃竟不能下笔，苦闷之至，焦急之至……余病实伏于西安事变时透支，精神太过，今乃觉之……”可是西安半月记还要改，5月23日日记中记：“七时卅分起，覆阅西安事变回忆录，将文中语意之不妥者标出修改之，得十八条。”5月26日日记中又云：“……今日精神又不佳，心思极不宁……不思饮食，即纸烟亦觉无味，六弟来谈劝余往沪上休息，以为较之蛰居京寓当胜一筹，然予自知此疾非移地所能瘳，须待其自愈也。”5月27日日记：“……午后力子先生来谈甚久，以静心澄虑相劝，知其意终不能行，奈何奈何，今日觉彷徨更甚……”5月29日日记中记“……自牯岭来电话，西安半月记暂缓发售，夜心绪不佳……”5月30日记：“……午后电委员长商西安半月记事，仍请及早指定一发售之确期……”说来十分奇怪，这本仅1.2万字的西安半月记写就不过一二天，而出版一拖四个多月，而陈布雷心理状态极复杂，不断出现引退之念，又有难言之隐，内心痛苦与矛盾跃然于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