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出版)有一小节提到他奉命住在杭州新新旅馆编蒋介石命他写的自叙《西安半月记》，思想上很矛盾，戳坏了几枝笔头。这一事实陈布雷日记中并未明载，只说是“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说白了，就是陈布雷自到侍从室后，确实把自己整个身心依附在蒋介石身上，凡蒋介石想要向国内外表达的意思，几乎都要用陈布雷的一枝笔表达出来。不料，宁波有一个人，从陈布雷亲属中借来日记后就著文在报上不指名的指我，“美化”陈布雷，其理由是，陈布雷在日记中并未有反对蒋介石的话。从陈布雷来说，自从他跟上蒋介石以后，其政治立场当然与蒋一体，这有大量描述，我是客观公正的，并未有任何美化之话，陈布雷一生一直到自杀，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一直视为是自己的主公，没有一句公开反对的话。这位先生意谓我这几十字描写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幸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版界比较自由和开放，不会无限上纲，扣上我什么帽子。其实，我这几十字描写还是有依据的，这就是陈布雷的妻子王允默和五妹陈静娟，当时都在杭州，看到陈布雷心情烦躁，都劝说过他，而最早把这一细节用文字公诸于众的是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也就是五妹陈静娟和翁祖望的长子。我认真查看了陈布雷的1935年至1936年的日记之后，陈布雷虽没有明说，却屡屡记下了心中的矛盾和痛苦。首先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陈布雷从内心讲确实是不愿从政的，只是因为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陈布雷是在报纸中写文章出名的，当时的思想是颇为自由的，人格也是独立的，进入侍从室后，蒋介石和宋美龄确实也待他不薄，因此他始终处于心理的矛盾状态中，日记中也略有反映，不过比较隐晦，有时倒也直露心胸。如1935年8月7日日记中就有记载：
……代拟致各省府注重水利行政及指示国民经济建设要点一电，自晨九时着手至下午四时仅成其半，心思拙滞，不能下笔，因此文同一题材已重写三次也，遂暂置不复再写，往山下散步约四十分钟而归，觉汗出呼水擦身，晚饭后继续为之，至十时卅分始完，内容夹杂、文字之恶劣，为余生平所仅有，思之怅然……
陈布雷还只是写指示国民经济要点等一般文件，尚且“心思拙滞，不能下笔”，“思之怅然”，如果政治性大文章，有时那就更加难以下笔了；试想，一个人，一年到头，整天到晚，绞尽脑汁，为蒋介石一个人写文章，蒋介石此人并非文盲，也有文字水平，但他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有他的思路，叫陈布雷改来改去，有时改了十七八遍，这叫任何一个人也受不了，有时非要按蒋介石的思路去写，陈布雷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所以他只好徒呼“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过了两天，8月9日日记中又有一记载：“……委员长核定致各省政府治水利及国民经济建设之电稿即交××等(字迹不清)，分缮数份，下午四时拍发，一面专送中央通讯社发表，并交与秘书译英文，数月来几经斟酌之一篇难文章，今日告一段落，心中为之一快，然此后如何实行，又一难题也。”这篇难题文章算暂时批准通过了，可是今后还有“难题”，此难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官样文章是否能实行?一是今后这种难题文章是否还有，陈布雷后来还是碰到许多次，陈布雷所以心中始终想脱离侍从室，跳出这一圈子，这种心迹，在日记中多有反映，何况不仅仅是写文章，还有政治圈子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更使这个书生难于应付，如1935年11日30日日记中记载了“一中全会后之中枢政局兼华北情形”有一段记载特别明显：
……邹海滨先生来访提出意见十项，除积极对外及中枢改造外，其余皆为人事问题，而蒋先生有所要求予，不愿参加意见，允为转达，但心中非常不快，以为天下最苦之人莫过于有权可以给人一些什么的人，而天下最舒服的人乃是昂头天外可以伸手向人家要求什么之人也。趁火打劫有挟而求则又当别论矣，对付此等人之办法唯有请君入瓮，使之易位而处，俾不复得站在圈子以外，以名位自居而也要尝尝“被人家等逼迫，被人家责骂，还要忍气吞声来敷衍人家”之痛苦，但自民国十六年以来，更迭上下亦既多矣，忽而参加中枢，不负责任而去，忽而倦于反对，又思不负责而来最丑劣之局面，无过于民国二十一年之春，然而当时拂袖离京，置国家于孤注一掷之政治家，至今仍腆然列中枢要地，而不知愧也，此负责者所以终不能将国事整理之总原因欤，在政治舞台静观若干年，大抵皆“只见和尚吃馒头，没有看见和尚受戒”之垂涎者流，苟知僧必受戒，此次中委选举，亦不致光怪陆离，有此现象，至如余者明知做了和尚必须受戒，且自知这一副皮肉是禁不起灼热的香来燃烧，但亦不知不觉间被动的剃度了，做一名啼笑皆不由己之香灯侍者，真不知前生作了什么孽，乃蒙此不白之大冤也。……十二时寝。 这一长段日记并非是指蒋介石，而是指中枢中一翻来覆去之大政客，我疑是指汪精卫，因有十几字被用墨笔涂掉了，这一段日记的关键是陈布雷自拾做了和尚必须受戒”可是“自知这一副皮肉禁不起灼热的香来燃烧”，“但亦不知不觉间被动的剃度了做一名啼笑皆非皆不由己的香灯侍者”，而且还大发牢骚“真不知前生作了什么孽”，陈布雷不愿从政，而已经从政，卷入了政治圈子，心中懊悔不已，这就是后来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最根本的原因。
紧接着1935年12月6日日记中陈布雷就记下了想辞职的想法：
……以昨晚谈话太迟，且闻有将任予为中政会副秘书长消息，心甚紊乱，予自审作一秘书，承命为例行工作，必勤必慎则就为之，若责以周旋肆应，综览会务，则个性绝非所近，数年来浮沉人海，唯赖心无希冀，得免他人之忌，今必强之，居繁要之地，几何其不公私两毁乎，念之殊为悒悒……
但是，蒋介石一定要陈布雷这个“皮肉禁不起灼热的香来燃烧的”“香灯侍者”上台，陈布雷真是苦恼极了，第二天，也就是12月7日日记中记下中常会、中政会选出中常会胡汉民为主席、中政会汪精卫为主席，“均以蒋先生副之”，下面就是有关他自己的事了：“中政会设正副秘书长，顾孟余为正秘书长，而以予副之，昨晚专函辞谢，竟不发生效力，今日在大会又不便单独言辞，任务日重，孱躯如故，念念殊为惴惴，会毕后偕佛海回寓，谈商久之，终不得摆脱之法，”下面还记下了程沦波、蒋伯诚、邵力子夫妇与其谈话，陈布雷辞职之心还不死，“夜八时赴军校官邸，谒蒋先生，对中政会事仍拟恳辞，未获允许……”以后，陈布雷心情一直很坏，且看12月13日日记：“……昨晚虽睡定八小时，但连夜多恶梦，心思烦乱不宁，今晨虽强起，精神疲倦已极，闻电话声及户外电铃声，辄觉心跳不已，晌午又觉体中发冷，手颤脑晕，心思极度烦躁，午饭时勉强到餐室对食欲呕，急上楼休息，念近日中枢改组之际，人事必极纷繁，散乱如此，勉强留京，必致疲于应付，而心病势必加剧，与其公私两误，不如暂时请假，遂决意向蒋先生陈明实情，请假一月，四时作函一缄，命学素至军校，托汪秘书(按：汪日章)转呈，六时卅分，学素偕汪秘书来，得蒋先生覆函，准假一个月，汪秘书言，蒋先生接阅余函，叹喟不已云……”12月14日，陈布雷想动身去上海转杭州休养，他在日记中还是叹息：“……偌大首都除力公(按：邵力子)及佛兄(按：周佛海)外，竟无真切知余者，处世之拙如此，自思可慨甚矣，回首都门，惘之无尽，此行情绪与二十年冬离京时又不相同矣……”12月17日在上海日记中记：“返沪休养已三日，每睡必梦，自知此种症候，完全由于忧思太过之故，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予之所患即在此心太不空闲，无事时忧有事，有事时虑其事之恶化或扩大，甚至某事略有朕兆，而予已觉其事必演成不可收拾之景象，大哥昔日评余所患为‘怯帛，年末虽勉自克制而痼已深，终不克完全解除，读书数十年，修养工夫之缺乏如此，可叹可愧。”12月24日，陈布雷日记中又载：“……自念数年来所更历之事，对余之志趣无一吻合，表面上虽强自支持而实际无一事发于自己之志愿，牵于情感，俯仰因人，既不能逃世长往，又不能自申已意，至于体认事理，则不肯含糊，对于责任又过分重视，体弱志强、心羸力绌，积种种矛盾、痛苦之煎迫，自民十六年至今，烦纡抑郁，无日而舒，濒于狂者屡矣，每念人生唯狂易之疾，为最不幸，故常于疾发之际，强自克制，俾心性得以调和赖友朋相谅，遇繁忧错乱之时，许以休息，然内心痛苦则与日俱深，颇思就所经历摹写心理变迁之阶段，详其曲折，叙其因由，名归‘将狂’，作杂感性之纪述，或亦足以供研究心理变态之参考也……”陈布雷在日记中坦承“对余之志趣无一吻合”，“无一事发于自己之志愿”，“牵于情感，俯仰因人”，“种种矛盾、痛苦之煎迫”，使他又复提出辞去中政会副秘书长之职念头，在12月21日即将离沪去杭休养前又书写：“……覆果夫一函，详述离京时之病象及希望摆脱中政会职务之殷切，如许以辞去中政会秘书长职务，愿竭心专任蒋先生之侍从，请彼设法转陈，”于是在“下午三时偕允默挈男女仆各一人，乘沪杭特快赴杭”，车中也不忘看书，“阅更生垒诗文集，七时抵杭站，微雨，雇车返小莲庄，叩门久之，泽永甥出应……即去六桂坊访大哥……”陈布雷心情略好一些，但是“梦中所见仍为京中纷纭之象”“得蒋先生覆电嘱静心调养，早日返京。”陈布雷连日与好友叙谈到六桂坊陈屺怀处，闲谈并“借得制言三册，读更生垒卷施阁诗文集十余卷，又南北史乐府两卷，夜围炉读日本国文田独步小说集”，12月28日日记中记：“……连日静养，脑中杂虑渐消，不复有繁思缭绕，惜假期将满，不能久留耳，”陈布雷还在日记中摘抄他读书后认为可资参考者，“读欧阳竞天先生所辑‘词品甲’，所采多悲壮激越之调，凡四十调百首，皆学校绝好歌词也，德沽太学生二词尤悲婉，录之如下：(一)半堤花雨对芳辰，消遣无奈情绪，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鹃促归，莺收佞舌，燕仿人语，绕拦红药，韶华留此，孤主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乐事，心磨灭，昼忽见书飞传羽，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百字令)；(二)倚危栏，斜日暮蓦蓦甚，甚情绪，稚柳娇黄，未禁风雨，春江万里云涛扁舟飞如飞雾，是何人惹愁来，那人何处，怎知道愁来不会，(祝英台近)”陈布雷在杭休养，蒋介石倒很关心，屡屡电慰，1936年2月11日日记中，陈布雷对这位主公有记：“……接蒋先生覆电嘱安心静养不必急急入京，假期即再展亦可，诵电感激无量，予此次因病请假，京中猜测纷纷，有谓因不满意于政治组织而称病者，有谓因人事关系而拂袖以行者，甚至谓对某种职务未获任命而失望者，大抵皆误认为有‘政治抱负’(即作官兴趣之谓)或政治欲望之一人，而鲜有同情于余之痛苦者，独蒋先生始终谅解。宽其督责。多方安慰。语有：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蒋先生之知人。每能洞其肺腑。斯非常人所可企及也。”蒋介石对陈布雷，陈布雷对蒋介石，这对“君臣”可谓知心之至，因此陈布雷虽然内心矛盾与痛苦，也要从一而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