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西安事变，不过半月时间，这确实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件大事，而且为全国抗战造成了声势，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开了局面，而对陈布雷来说，也经历着一场复杂的思想沉福
蒋介石回到南京，把张学良交给高等军法会审法庭以“劫统帅罪”判决10年徒刑。陈布雷看过判决书，主文是：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本会委员长蒋中正，因公由洛阳赴陕，驻节临潼。十二日黎明，张学良竟率部劫持至西安，强迫蒋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当时因公随节赴陕之中央委员邵元冲，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及随从公务人员、卫兵等多人，并驻陕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闻变抵抗，悉被戕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受枪伤。又在陕大员陈调元、蒋作宾、朱绍良、邵力子、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均被拘禁。当经蒋委员长训责，张学良旋即悔悟，于同月二十五日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
陈布雷看了主文，心中很有感触，“政治是做戏”的念头又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不是吗?主文中只说到张学良“强迫蒋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而把提出抗日的主张漏掉了；还有张学良是自愿送蒋回来的，可是又被说成是经“蒋委员长训责，张学良旋即悔悟……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还有是周恩来代表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大力斡旋等因都一字不提。“政治难道就是靠说谎过日子吗?”陈布雷心中无限感慨，但是他又不敢说。
蒋介石回南京没有几天，准备到上海去治疗，他对陈布雷说：“你到上海贾尔业爱路住宅来看我吧!我准备找牛惠霖医师诊治一下。我还有一些东西叫你写一写。”
蒋介石在上海诊治时，又请了一个土医师专门按摩跌伤的脊骨，随后又到了奉化溪口休养。从1937年1月下旬到6月下旬，先后住了110天，这是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后在家乡住的最长时期。其间曾去上海治疗，过春节，又去杭州休养，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他叫陈布雷一直跟着他，陈布雷在溪口时住在文昌阁临溪的小洋房内。有时上坟庄，就是蒋母墓庐的平房内。蒋介石因腰部受伤，多数日子卧在床上。他对陈布雷说：
“布雷先生，你给我撰写一篇《西安半月记》，把事变经过写清楚，要使世人知道张、杨的狼子野心，犯上篡权；还要使世人了解我如何度过事变的，是我对张、杨喻以大义，他们终于悔过输诚了；还要讲明如何在上帝的庇护下，化险为夷的。我每天念《圣经》，《圣经》上也写着，上帝将派一位女人来救我。果不其然，夫人冒险飞来西安……”
“蒋先生，”陈布雷有点为难，“我没有去过西安，对事变经过不很清楚，恐怕难孚领袖重望。”其实，陈布雷从侍从室一些随从人员口述中知道得比较清楚。
“这没有关系的，你就照我说的写好了。”蒋介石喃喃道：“我相信你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嗯!”
陈布雷勉为其难，开始动笔，他写下了：
……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
蒋介石给何应钦手令，要他停止进攻西安的军事行动写到这里，陈布雷心中很烦，他编不下去了。一方面是客人太多，蒋介石住在溪口后，看望、请示、汇报的人络绎不绝，如邵力子夫妇、徐永昌、贺耀祖，还有于凤至(张学良夫人)、李志刚(张学良副官)来要求释放张学良，因为张学良也被带到溪口了。汪精卫、褚民谊也来探望。4月4日，蒋介石又为他的长兄蒋介卿大出丧，一时溪口名人汇集，林森、居正、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俞飞鹏、朱家骅、杜月笙、金廷荪、王晓籁都来吊唁，弄得陈布雷脑子嗡嗡发响。他本来是最怕烦的人，如今这场面怎么能写得出文章!另一方面，他委实也编不下去了。蒋介石有一天把他叫去坟庄，问： “布雷先生，你写得怎样了?”
“这，这……蒋先生，溪口近来人太多，太热闹，我心静不下来。”
“这倒也是，”蒋介石从床上半欠身子道：“这样吧，你到杭州去吧，到里西湖新新旅馆去开一间房间，安安静静写吧!”
陈布雷于是到了杭州。在新新旅馆的一间房间内，写字台上摊满了稿纸，有许多已团成一团。温文尔雅的陈布雷，一反常态，把狼毫笔在墨盒里乱戳，猛地戳断了一枝笔头。夫人王允默又递给他一枝，陈布雷蘸了蘸墨汁，在纸上又涂了起来，一会儿又把纸捏成一团，掷笔长叹一声。站起身来，在房子内来回踱步，浓眉紧锁，脚步声也特别响了。王允默婉言相劝，叫他慢慢写，可是陈布雷忽然大声说：“你不懂，你不懂，叫我全部编造，怎么写得出?”
“那就有多少写多少吧。”王允默说。
“唉!”陈布雷又戳坏了一枝狼毫笔头，大声道：“叫我怎么编得出?你不懂!你不懂１
王允默有点害怕，连忙请了陈布雷的亲妹子来，说：“你哥哥这次不知怎么的，火气大极了。我讲几句，他大喊大叫。你的话，他还比较肯听。”
可是胞妹这次也不中用。她说：
“二哥，你坐下来，喝口茶，心静下来，或者去西湖边散散心。”妹妹的口气很温和。
“出去!你们统统出去!”陈布雷简直变了一个样，暴躁、粗鲁。
“二哥，千万息怒，这样动肝火，要伤身体的。”
“唉!你们懂什么，”陈布雷拿起笔，他愤愤地说：“叫我这样写，怎能不动肝火!”他把笔猛地在墨盒中一戳，又把一枝毛笔头折断了。
但是，最后陈布雷还是把《西安半月记》交了出去。
不过，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却写了这样一段话：
“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
“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西安半月记》后附宋美龄著《西安事变回忆录》，也经过陈布雷的润色，由正中书局出版，畅销30余版，不管怎样，总是中国历史重要资料。中外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其引言云：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变，事起仓卒，震惊中枢，几摇国本。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却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具；且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同是炎黄胄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督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指授机宜。告已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助以坚定勇往，迅赴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示。虚心体察，实觉诸将领皆公忠体国，深明大义，绝不虑有其他。不料仓卒之间，变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诚之念虽笃，处患之智不遇；此皆中正不德所致，于人何尤?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之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堕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规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辨。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倡乱者同具良知，亦自悔其轻妄之不可追赎也。自离陕回京以来，叠承中外人士，询问变乱当时躬历之情形。中正受党国付托，陷身危城之中，方自惭疚之不遑，何敢再有所陈述。却欲据事纪实，已不能无异漏之感，亦何以避免揭人之短与扬己、自诩之嫌？叛部虽早已不视余为其上官，而余则不能不认为我之部属。部属之罪恶，实亦余之罪恶。琐琐追述，又适以自增其愧怍。唯以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爰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之感想，略纪其概，以代口述；亦以志余谋国不臧与统率与方之罪而已”。“西安半月记”始于十二月十一日，终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日云：‘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变，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力所致。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幸赖中枢主持得宜，党、政、军各方同志与全国国民同心一德，于国家纲纪则维护必严，对个人安全尤关切备至，卒能消弭变局、常固国基，使震惊世界之危机，得以安全渡过。余自分殉之身，乃得重返国都，询有隔世之感。对同志、对同胞之垂爱，与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之焦劳顾念，私衷感激，直将与此生相终结。今后唯有益自惕励，倍矢忠贞，以期报答于万一而已。
蒋介石这段话，还是把中共定为“匪”，还是痛惜“八年剿匪之功”，“堕于一旦”，而对中共、张、杨要求抗日之大义一字不提，但是实际上再要“剿匪”已剿不下去了，全民族抗战决心已经造成，此一民族激情已不可阻挡，你不抗日也逼着你抗日，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