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舜生有一回忆说：“西安事变爆发，布雷于国民党临时中常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后，过余寓长谈，对事变前途，表示充分忧虑，认讨伐与轰炸为操之过急；对冯玉祥态度更不放心；并告余曾力阻蒋夫人前往西安，已为所拒。余乃根据种种事实与理由，告以决无危险；盖张性冲动而顾虑甚多；张、杨临时偶合，决难同恶相济到底；中共在藉抗日以求生存，实无加害于蒋先生之必要；蒋夫人能使紧张状态趋于缓和，有利无害；宋子文与张私人关系不恶，能毅然一行，必可迎刃而解。布雷于余说亦首肯，但余视其出门时之面色，似仍疑信参半也。事出非常，当时全国谁不焦虑?谁不悲愤?布雷先生对领袖一片忠心，虽感忧虑，却做了不少工作。如不同意《大公报》张季鸾先生运用某方的外交力量的主张。因为请求他国过问一国的内政是引狼入室，损害国家主权与独立的事，而要他在报上拥护中央讨伐立场，因此，《大公报》接连有四篇评论：12月14日《西安事变之善后》一文，提出三点：(一)须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宽容不咎之前提条件。(二)万不得已最后之时，勿用戡乱手段，所有调解斡旋之力宜用无不荆(三)各省各界宜一致镇定团结，维持大局；同时宜考求消弭内忧之方法。今日为中国民族政治能力之最重大试验，切须避免西班牙之覆辙，勿令人人呼号救国而结果竟糜烂以自亡。16日评论：《再论西安事变》一文，再提出三点：(一)深望阎(锡山)副委员长以代表晋绥前方将士资格，迅速向西安方面竭诚劝告，以图挽回。倘其有济幸也；其必无济，亦可使全国同胞，洞明真相。(按当时晋方态度不明)。(二)盼一般学术名流与全国纯洁青年，对此危机，应有贡献，应保持完整之中国，自力更生。(三)务应避免战祸。在京陕籍人士应设法与西安通信，邀同西安各界共同劝告张、杨，速复主帅的自由。末谓自12日起国家应付国际环境之地位，顿时减却其主动的力量，充其推演之极，可招致亡国之祸而有余。故吾人深望全国人士俱竭尽能力，共图减轻及缩小此非常灾祸之方法，而对上述三部分，尤望其速有所效之力也。第三篇为18日刊出的《给西安军政界的公开信》，并经广播与空投：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酝酿着，鼓荡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现在千钧一发之时，要釜底抽薪，必须向东北军在西安的将士们剀切劝说。我们在这里谨以至诚，给他们说几句话。
主动及附和此次事件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着，焦灼着，祈祷你们悔祸。
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关内所余惟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惟一的活动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家多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灼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
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样大错，你们心里或者以为自己的是爱国，那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绥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12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是本心反政府的人，在全国无党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因为事实最雄辩，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领导救国，国家才有转机，你们下此辣手。你们再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蒋先生不是全知全能，自然也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各国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决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
你们制造阴谋之日，一定能预料到至少中央直属的几十万军队要同你们拼命。那么你们怎样还说要求停止内战?你们大概以为把蒋先生劫持着，中央不肯打你们，现在讨伐令下了，多少军队在全国悲愤焦虑的空气中正往陕西开。你们抗拒是和全国爱国同胞抗拒，这样死了，教全国同胞虽可怜而不能见谅。你们当中有不少真正爱国者，乃既拼了命而祸了国，值与不值?这几天全国各地的东北同胞，他们都替你们悲痛，盼望赶紧悔悟，你们还不悔还不悟吗?
所幸者现在尚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也极容易，在西安城内就立刻可以解决。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愤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命运，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信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东，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拥护中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大更多。我们看他这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此次之后，他看见全国民这样焦忧，全世界这样系念，而眼前看见他所领导指挥的可爱的军队大众要自己开火，而又受你们感动，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责自奋，绝不怪你们。从此之后，一定更要努力，集思广益，负责执行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这一场事变就立刻逢凶化吉，转祸为福了。你们记住几点：(一)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二)蒋先生若能自由执行职务，在西安就立刻可以执行，你们一个通电，蒋先生一个命令就解决了。几时出西安，是小问题，谁不是他的部下，谁不能作卫队呢?(三)切莫要索保证，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证。你们有什么意见，待蒋先生执行职务后，尽可以去贡献。只要与国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采纳，一定比从前更认真去研究。(四)蒋先生是中央的一员，现在中央命令伐讨，是国家执行纪律，但我们相信蒋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们恳求，一定能爱护你们到底。
我们是卖报吃饭的，谁看报也是一元法币一月，所以我们是无私心，我们只是爱中国，爱中国人，只是悲忧目前的危机，馨香祷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败。今天的事情，关系国家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运，现在尚尽有大家成功机会，所以不得不以无泪之辞，贡献给张学良先生与各将士，我想中国民族只有彻底的同胞爱与至诚能挽救。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一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同时请西安的耆老士绅学生青年，都快去求张先生、杨先生们，照这样做。这是中国的生路，各军队的生路，也是西安二十万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国这几天都以殷忧的目光，望着西安。阴郁的天空，赶快大放光明吧!万不要使华清池、西安等地在中国历史上成了永久的最大的不祥纪念。我们期待三天以内就要有喜讯，立等着给全国同胞报喜!12月26日第四篇，以《国民良知的大胜利》为题，祝领袖之归来，贺全国良知之胜利，谓“极不幸，极危险的陕变一经解决，却立刻变为国家民族大喜之事。因为这两星期来，中国国民不提防的，无准备的经了一个严重的试验，而试验结果却大得胜利了。这胜利使得全世界知道中国确是统一的国民，确有领导全国的领袖，使得我全体国民无论文武，无论何种职业者，今后更坚强了爱国卫国的自信，因而精神上事实上更增加团结，中国的建设要进到一种新阶段。
陈布雷又协同宣传部策动全国舆论，全国各报刊各电台，全国新闻界发表联合声明：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公正在西安蒙难之第四日，全国新闻界，谨以各报馆之连署，公表其对于时局之共同意见。中外各界，幸垂中焉：
第一，中国今日之处境，内忧外患，相逼相乘。生死存亡，千钧一发。处此境地，欲谋国家之独立与生存，唯有确保对内对外一切独立自由之立场，集全国国民心思才力，在一个方针之下，为最大之努力。在此时期，整个国家对任何事件或问题，应绝对把持这一定不移之态度；对任何主张或思想亦应绝对以民族国家生存为最高基点，坚确把持此种态度。数年来国民政府之国策与施政方针，吾人认为恰合此一标准，确实足以保障吾民族之生存。国难之作，于今五载。谋我者不唯不能危害吾国家之生命，国家精神及物质上之建设，且因之有长足之进步。此其故，正因政府之严正确定，政府政策与民意完全相衔接。根据数年来之事实，吾人坚信欲谋保持国家之生命，完成民族之复兴，唯有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政府一切对内对外之方针与政策。全国人民，凡具国家民族之意识者，当与吾人同其所见与所信。此日贡献国家之道，莫如各就其本位，发挥力量，以协助政府，巩固秩序，维持大局。
第二，近百年来，我国各种组织及力量，屡濒崩溃，国际地位，夷于次殖民地。重重国难，山河易色，大地膻腥。在此困苦艰难，飘摇风雨之会，坚苦忠贞，为国家确立重心，为中枢充实力量者，谁欤?整顿国防，建设民生者，谁欤?移风易俗，振饬纲纪者，又谁欤?易辞言之，使我四万同胞，自无组织而有组织，由无国而有国，出同胞于水火，登斯民于荏席，伊谁之力?曰：唯蒋公!为民族之栋梁，为国家之领袖；四万万人所托命，五千年历史之主宰。宇宙六合，孰谋危此领袖，孰为四万万人之公敌。吾人良知之直觉，张学良从为枭为獍，其不敢伤害领袖之毫发，乃自然之定律。蒋委员长今日之武力，为四万万人心；蒋委员长今日之背景，为民族五千年之历史。西安逆首张学良，今冒天下之大不韪，即使豺狼成性，其内心或尚有良知透露之一时。吾人今日呼号全国之民意，对张学良之良心，施行严厉之监督；更动员全国中外记者之史笔，对张学良之功罪，预留千秋万世之定论，促其即日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安全护送出境，俾国家民族之领袖，继续领导其救亡复兴之工作。
第三，天地有正气，国家有纲纪。时势愈难，世变愈亟，解决应付之方，宜益简单明了。天地正气，国家纲纪，为我民族史上拨乱反正之唯一纲领，亦即今日平乱定难之唯一方针。今日国家之中心组织为何?政府之指导系统为何?曰：中华民族创造者孙总理之遗教及其继承者发扬之精神，又在指导政府之党。当前时势，虽极复杂，我政府之立场，不可不守定严正之态度，尊重历史及法律之系统。况蒋委员长数年来所持以统率全国，维持上下者，即在继承孙总理遗教，即在秉持正气，维持纲纪，此种精神，即领袖之生命。吾人对此种精神，应与领袖之生命，同其珍重。顺道不并存，邪正不两立。吾人坚信全国之民意，必能发挥精神力量，为政府之后盾，以讨贼平乱；又必信全体民意严正之阵容，足以扫荡各种“言伪而辩”、“似是而非”之主张，肃清一切“游移两可”、“误国偾事”之思想。此非高调，亦非空论，乃今日平乱定变之天经地义。
当前戎马倥偬，变起俄顷。盱衡时势，触目焦心。敢本舆论之职守，列举刍尧之愚见，贡献于政府，指陈于人民。爱国民众，平乱定变之情绪，自必热烈；保障民族生存之意志，自必坚定。持此精诚，秉此愚忠，督促政府，唤醒民众，必能芟夷大难，转危为安。吾人谨再以万分热烈之精诚，默祷领袖之安全，伫待领袖之归来。
这篇联合声明实际上讲出了陈布雷的心里话。
陈布雷通过张季鸾，通过各舆论单位确实为蒋介石做了不少工作，陈布雷所撰《对张杨之训话》，节录如次：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他之人更可知矣。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现在余一年以来之日记，约有六万余言，两月来之公私文电及手拟稿件，亦不下四五万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种建国计划及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各种政策与方案，总共不下十余万言，尔等均已寓目。在此十余万言中，尔等必已详细检阅；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为国家而有自私?是否一丝一毫不诚不实自欺欺人之事?余自兴学带兵以来，对部下与学生训话时，尝以二语教人，尔等亦必闻知。此二语者，即：(一)余如有丝毫自私自利而不为国家与民众之心，则无论何人可视我为国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杀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诚不实、虚伪欺妄，而不为革命与主义着想，则任何部下，皆可视我为敌人，即无论何时可以杀余。此二语为余平时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记及文电等，均在尔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见取一言一字足为余革命罪状者?如果有之，则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示之言，将余枪决。余于今益信平日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实践笃行，无论对上对下，绝无丝毫愧怍也。……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吾人无论何时应视国家之生存高于一切；应认定国家必须生存，个人不足计较；尤须知人格必须保全，民族乃有基矗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纲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之自由绝不能受束缚。余对中央与国家之责任，余一息尚存，决不敢丝毫推诿或放弃。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余之言行，不仅要留垂以后世，且欲以事实示尔等，使尔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于一切。……余平时既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宣告国民，视为救国唯一之要道，当然应不惜任何牺牲，而维持人格与发扬正气；断不能行不顾言，使我部下与民众无所适从，而陷国家于灭亡。自经此次事变，尔等应得到一确实之教训，尔等必须知人格重于一切，国家利益重于一切。错误应坦白承认，过失应切实悔改，责任应明白担负，并应以此意告部下也。……总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生平作事，唯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亲受总理宽大仁恕之教训，全以亲爱精诚处世之道，绝不为过分之追求。此次尔等悔悟之速，足见尚知以国家为重。如此，却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却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对张杨之训话》名为训话，实在是给国人看的，是挽回统帅的面子，从头至尾以所谓蒋介石的人格感化使张杨感应，而对中国共产党在其中之大作用却一字不提，对各方要求抗日这一大目标也一字不提，陈布雷是一个讲究诚信的夫子，他不会不感到这是在演戏，他熟读史书，即使封建皇帝也会公开下罪己诏以告天下，陈布雷不会不想到这一点，不过身已入这一政治圈子，也只能做戏而已，此所以其难言之隐与矛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