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上旬。
陈布雷随蒋介石在洛阳巡视。身体衰弱的陈布雷因为水土不服，劳累过度，患了肠炎。戴笠也从南京赶来，因为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向蒋介石报告。陈布雷勉强支起病体，听戴笠向蒋介石的报告。
戴说：“校长，根据陕西站站长江雄风紧急情报报称，张学良与陕北的共党某一负责人正在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得而知。又据西北‘剿总’第三科科长王新衡报告，张学良与中共某要人确有接触。”
“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谈些什么?”蒋介石仔细问。
“学生已经指示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弄清详细情况。”
“有新的情况随时报告，”蒋介石说：“要严加保密。”正在这时侍从室又拿来一个电报，是张学良亲自打给蒋介石的。陈布雷把电报呈送给蒋介石。蒋介石一看是张学良对他指责进剿陕北红军不力的说明，并说明军队内部情形复杂，请求蒋介石亲临西安召集干部面予训勉，以安定军心，重振士气。
陈布雷心中格登一声响，但马上平静了，他知道张学良与蒋介石是结拜兄弟，他不便插嘴；在蒋介石与地方之间关系上，陈布雷也不习惯插嘴，只是说：“蒋先生，你看……”
“我知道，”蒋介石说：“我准备亲自去一次，面加教谕，统一军心，或可挽回局势。”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起来对他进行“兵谏”。他看了陈布雷一眼说：“布雷，你的病一时恐难痊愈，还是先回南京养病吧!”
陈布雷回到了南京养玻12月13日，陈布雷正在南京颐和路寓所闭目养神，案头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陈布雷猛然惊醒，一把拿起了听筒。
“陈主任，西安电讯连续两天接不通了，委员长他……”这是陈果夫的声音，很焦急。
“呀!西安电讯不通了，”陈布雷像有预感，“委员长他……”
“陈主任，委员长情况你了解吗?”
“果夫，我也是一无所知呀。嗯，我现在马上去了解一下。”
陈布雷立刻到宋美龄那里，问：“夫人，西安……”
他的话还未出口，宋美龄连忙说：“陈主任，西安出了事，张学良和杨虎城把委员长扣住了!陈诚等人也扣起来了，还有几十架飞机，音讯不通。”宋美龄对陈布雷比较信任，也比较尊敬，肯说心底话，“陈主任，估计张汉卿还不至于要委员长的命。现在是南京城里有戏文，何应钦他们却要委员长的命!”
“什么?夫人，这个……”陈布雷茫然不知所以。
“何应钦准备派飞机去炸，你说，这不是要委员长的命吗?”宋美龄很气愤，但还是很镇静。“我准备亲自去西安。”
“夫人，你的安全……”陈布雷很焦急。
“陈主任，我不自己去，委员长这人很固执，他还不知戏中有戏，南京城里大有文章。我要劝他，答应张汉卿、杨虎城的条件。据说共产党的代表也到了西安，我也通过二姐，找到了共产党在上海的代表潘汉年。共产党倒并不想杀委员长，就是要抗日，抗日就抗日，先把委员长命保住要紧。”
“夫人，你的安全……”陈布雷很钦佩她的胆魄。
“我叫端纳已经去过了，端纳和汉卿关系不错，大体态度清楚了。”宋美龄说：“我带上手枪，如果有人想对我侮辱，我就自杀。”
后来，宋美龄陪着蒋介石飞回南京来了，在明故宫机场，陈布雷和其他人赶去迎接。
陈布雷对主人蒙难，从心底是着急的，他对蒋介石知遇之恩一直铭感五内。
“蒋先生，你……”陈布雷看到有人扶着的蒋介石从机舱里下来，他不禁含泪而言，但讲不出话来了。这时，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另一架飞机，尚未到京。
西安事变后第3天，张学良阅读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信“布雷先生，邵元冲、蒋孝先、萧乃华都殉难了。”蒋介石说：“这次你幸亏未去。”
邵元冲是陈布雷浙高同学，萧乃华是他的部下，他都熟识。陈布雷说：“这次事变，幸赖领袖威望，夫人全力斡旋。”陈布雷顿了一顿，“蒋先生得能脱险，这是全党全国高兴的事。张汉卿先生怎么也来了?”
“他是陪我来的，请罪来的。”蒋介石对陈布雷说：“陈主任，你马上起草一篇对张、杨的训词。你可以找夫人谈一谈。”
陈布雷又见到了另一架飞机，它从西安载来侍从室中跟蒋到西安去的汪日章、萧赞育、毛庆祥等人。汪日章简单地讲了西安事变经过：
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前排左起：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杨虎城夫人、张学良、邵力子“陈主任，你回南京后，张学良来接委员长，委员长一向以子侄辈待张，而张平时也唯命是从，所以委员长对张深信不疑。在临潼时根本未考虑带上自己的卫队，而以张的卫队为外围。委员长估计杨虎城不可靠，但想不到张学良会和杨虎城联合起来。12月4日，由张学良陪同，我们专车抵临潼。住在华清池的三间宫殿式平房中，委员长住右边两间，我们住左边一间。每天委员长忙于接见中央军、东北军师级以上将领。陈诚、胡宗南、蒋鼎文主张撤走东北军、西北军，由他们来‘围剿’。委员长责骂张学良，逐日升级。委员长说苏联把外蒙强占去，也是要把中国做附庸；苏联和日本同样想侵略我国。委员长又说，共产党是大敌，国家若被它劫持，则万劫不复。我们中国尽有好东西，不必剽窃外来的。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委员长还说，他是主张抗日的，这几年奔走各省，就是为了作抗日准备，但内部不一致，怎能抗御外侮，等等。有次张学良哭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委员长发火了，大骂他：‘你这样，我枪毙你!’声达室外。张学良与钱大钧一向投契，张学良每次挨了骂，就到后面一幢房子与钱大钧谈天，笑声达于门外。张趁机提出专车车头要修理，钱大钧也一点防不到，于是把专车车头拉走了。这样，临潼与外地只有汽车可通，而汽车都是张学良的车队。看来张学良是早有准备，但是很镇静。”
宋美龄这时也进来插嘴说：“张汉卿老早是有打算的。前次他和端纳随我们去昆明，他就劝过我不要去西安，说那里气候干燥，风沙大。也劝端纳说，年龄大了，出门太辛苦，不必去西安了。这是话中有话。”
“张学良来洛阳接委员长时，对委员长陈述士兵不愿打内战，自己掌握不住，要请委员长去解决。”汪日章说：“这原来是一个阴谋啊!不过他可并不存心要杀领袖的。事变时，我在睡梦中被乱枪惊醒，子弹从窗门飞进来，当即被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所俘，我和毛庆祥被点名押去，以为去枪毙，那时也只好置生死于度外了。后来张学良来解释说，除了兵谏，别无他图，说委员长备受保护，大家不久可回去。12月25日，杨虎城陪我们吃早点，笑着说；‘你们受惊了，现在可以回去了。’”
蒋介石叫陈布雷写对张、杨训词时又说：“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张天真，阅历浅，由张出面。戴笠几次报告：张汉卿是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是张汉卿派自己卫队严密保护我的。张汉卿可以不杀，但是军纪国法的尊严要维护。”
对于蒋介石被扣，陈布雷是同情的；对于张、杨这种兵谏的行为，他开始也认为是犯上。但是当他了解内情之后，又感到张学良并无作乱的意思，也没有“弑君”的企图，特别是亲自送蒋回来这一举动，陈布雷认为张学良态度磊落。可是现在要对张学良审判，他又感到不是滋味，他的书生气又发作了。“政治啊，政治!”陈布雷很烦恼，他感到这一切都像在做戏……
这一切都是陈布雷的内心矛盾，而对蒋的忠诚与正统思想的统制，对整个西安事变态度是完全依附蒋介石的思想的，而且竭尽全力在舆论方面为蒋介石做足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