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从室建立后，蒋介石与陈布雷真是如鱼得水，形影不离。当时红军正开始从江西突围西进黔、川。蒋介石准备亲自到川、黔一带督战，同时着手解决地方军阀问题。
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我准备带贺国光率领参谋团先入川，川省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布雷先生，你是不是和我一起去？”
陈布雷作为幕僚长，第一次向蒋介石进言：“蒋先生，汉、唐、宋之时，我国历史上有数次都亡于藩镇之乱。现在国家还未统一，地方派系不一，不仅是红军之乱，环顾西南，川、黔、滇、桂、粤，北方晋、蒙、冀、鲁等，仍是群雄割据状态。再加日本窥视，箭拔弩张。蒋先生正可以万重之身，巡遍各地，与各派势力交换意见，统一部署。布雷以为四川势均力敌的地方派系有刘湘、杨森、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王陵基、王缵绪等，最为复杂，正宜从川省下手。”
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觉得这个书生的意见很不错。他说：“我拟先搭法国轮船溯江西上；你可以把侍从室事交待一下，随后来。”又说：“四川这个地方，自古称天府之国，刘备立蜀，三国鼎立，是一块宝地啊！可是地方派系不一，互相火并，民不聊生。”蒋介石详细讲了四川币制异常混乱的情形。“一省之际，各派自铸钱钞，互不通用，铜元大小面值不一，省外根本不通用，影响国计民生甚大。”
“蒋先生，秦皇嬴政统一六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四川也应采用全国同一货币——法币。”
“你的意见很对，”蒋介石点点头又说：“刘文辉、刘湘叔侄火并，田（颂尧）、邓（锡侯）也时常开仗，他们互相残杀兼并，各在自己强占地盘内横征暴敛，预支钱粮有四五十年者，据云有时一方退出，新占领一方又要百姓重新完粮纳税。你知道范绍增这个人吗？
陈布雷摇摇头说：“不很详知。”
“范绍增用10万银元在重庆上清寺盖起一所占地数百亩的官邸，周围砌起石城墙，高约一丈五尺，宛如城堡。里面有高尔夫球尝养虎室，两大厅备有落地唱机，跳舞厅皆为柚木条嵌地板，华丽赛过外国贵族庄园，关着九个老婆……”
陈布雷想，蒋介石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具体？他说：“蒋先生，对这种人当以削除为上策。”
蒋介石摇摇头说：“布雷先生，不能这样做，他们都有实力呀！我只能利用矛盾，分而治之，安抚为主。范绍增可以给他一个师长当当。刘文辉被其族侄刘湘打败，我拟让刘文辉到西康当省主席，刘湘可以主持川省政务，杨森则放在重庆……”
陈布雷很佩服蒋介石在人事上的一套策略。
“蒋先生的警卫工作，布雷很担心。”陈布雷对其主子的安全确实不放心，四川的情况也够复杂了。
“我已作了安排，贺国光所率参谋团，乃中央军之精锐，足可慑服群雄。我拟给他们开拔费100万元。侍卫长何云何玉龙，任过杭州市公安局长。他不但熟悉警卫工作，身体高大和我一般，蓄着日本式短须，紧跟我前后左右，乘飞机、坐车子，外人看见，认不出我和他，可以乱真。”
陈布雷是由汉口乘飞机经宜昌再飞重庆的，他住在上清寺陶园，很少与四川的各界人物接触。他厌恶那些地方军阀的送礼、请客、结交，他谨守幕僚人员的职责，出出主意，写写文章，很少露面，也不多嘴。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
“故蒋公到川，首以质朴诚信为尚，而标揭除匪禁烟为最大要政。省中军政，仍寄重事权于刘主席甫澄（刘湘），以其人在川省军人中较为廉谨自好，望其有所成就也。余于外界不轻易往还，即相见亦不多发言，唯力劝川人尊重军政系统，服从刘主席，以铲除防区时代所遗留之封建恶心，庶不负中央整理川事之苦心。其时川中政客说士，萃于各军首领之门，交通游说，纵横结托，蒋公幕中随行诸人，均处处持之以大，初到时尚有怀疑不安心理，未几即相安焉。及田颂尧剿匪失机，蒋公申明赏罚，改任孙震为军长，中央之威信，更为之一振，剿匪军事，遂亦益见顺利。”
陈布雷所说的“剿匪”就是追堵长征北上的红军。蒋介石在四川布置好堵截红军的计划后，又带着陈布雷到了贵阳；也是为了堵截红军的事。蒋命令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赶筑清镇飞机场，王家烈征集民工，号称“铁肩队”。陈布雷看到那些民工，鹑衣百结，补丁摞补丁，已经没有原来的一块布料了，他深感“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话太真实了。
蒋介石派空军侦察轰炸，又调了薛岳的部队跟踪追袭。有一次，斥候来报：“红军离贵阳只有十几里……”
陈布雷想，这不是在唱空城计吗？如果红军知道内情，直扑贵阳，蒋不是要做了俘虏吗？这时候，他正在替蒋介石起草《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
蒋介石说：“布雷先生，这个《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为充实战力的具体办法，与《新生活纲要》同样重要。一为物质建设，一为社会改造。”
陈布雷看到蒋介石还镇静，自己也平静下来。当时的工作也实在忙，“追剿红军”，承转各件，他都要亲自处理呈蒋。
蒋介石每天清晨起床，冷水洗脸，散步半小时，室内活动半小时，7时坐功，8时批阅陈布雷送上的文件，有时也自己起草文电。开会，作报告，是他的主要工作。
尽管地方军阀频频宴请，蒋介石却烟酒不沾，也很少用茶叶，只喝几杯白开水。
陈布雷对他这一套很佩服。蒋介石说：“这是我21岁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的，军人么，就是要有这点精神。”
晚饭后，蒋介石还自己记日记。他的日记本是自己设计特印的，每天一页，页头印有警句，如“早起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大器晚成”等等；每星期多加一页，上半页是一周工作回顾，下半页订计划。
他还叫陈布雷从《孟子》中找了一段话：“居天下之广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作为座右铭，到了一地就挂在案头旁。
陈布雷还给蒋介石找了《张居正评传》、《管子》、《纪效新书》，蒋介石亲自圈点写评语，还摘录几段。陈布雷把它再加上蒋介石的言行录，印发分送给各军将领。
随蒋介石出巡云南时的合影，前排右第二人起：周钟岳、龚自知、龙云、蒋介石、陈布雷、丁绍冠、陆子安、胡瑛、廖嘉铭、袁丕右陈布雷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草稿呈送给蒋介石审看，蒋介石逐字斟酌，逐句推敲，修改了几次。
过了两周，蒋介石乘飞机至河南、陕西、山西，又抵昆明；陈布雷料理一下事务后飞滇。
“云南王”龙云派人张灯结彩，高搭牌楼，盛情招待。宋美龄、张学良、端纳都跟着蒋介石来到了昆明。
“布雷先生，你来了，很好。”蒋介石说，“这一次与你别后，我到了开封，河南有刘峙在，问题不大。我叫刘峙要好好保护龙门伊阙，这地方好呀，可惜你没有去。”蒋介石对下属谈心聊天，相敬如宾的只有陈布雷一个人。他吩咐别人叫陈布雷时，总称“陈主任”或“布雷先生”。他又说：“在陕西，我去看了碑林和霍去病墓，墓的两旁石兽罗列，气势雄伟，俯仰之间，甚觉伟大。”其实，蒋介石是到那里委17路军杨虎城为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委祝绍周为陕西省主席，叫他们与甘肃朱绍良等互为呼应，进攻陕北红军根据地的。蒋介石从陕西到山西，又与“山西王”阎锡山达成了由阎侧攻陕北红军的协议。蒋介石叹了一口气说：“阎锡山真像土皇帝啊！娘子关内自造窄轨铁路，自设实业公司，自造兵器，自成一国，真是土皇帝。不过阎部徐永昌对中央却甚表拥护。”徐永昌被蒋介石拉了过来。蒋介石想，现在也只能统一到叫阎反共为止，以后事慢慢说。他又说：“我也去看了大同云岗石窟，其工程浩大，远远超过伊阙，更富于西域风格。”
蒋介石像对知心朋友一样和陈布雷谈了几天见闻。
陈布雷说：“龙云主席这次给蒋先生随行人员都送了纯金纪念章一枚，蒋先生，你说……”
“他的钱多的是，”蒋介石说：“也是一个土皇帝喽！只要他服从中央，反共，云南的事只好暂时由他去负责了。”
陈布雷在回忆中说：“在昆明住翠湖边之金铸九先生别墅，与稚晖先生同寓，蒋公住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之前院。昆明为高原，地势爽，气候温和，自贵阳来此，俨如重到江南，精神为之一振。翠湖者，在五华山（省府）之麓，湖水不深而澄碧，堤上植柳，有阮公堤（阮文达建）、唐公堤，俨如西湖之有苏、白二堤，旦暮游行其间，偶至昆华图书馆阅书，洵乐事也。（昆明近郊西山及滇池均风景胜地，余随蒋公作两日之游，并与稚公同至安宁温泉淋浴焉。）到昆明之日，省府龙主席设盛大之招待宴以迎蒋公。其客厅之闳丽有如北平之居仁堂。是日宾主到达三百人，礼数极盛。”
陈布雷这一时期，忙虽忙，心情是比较愉快的。他在回忆中还谈到：“蒋公某日约龙主席同乘飞机巡察匪势，为之指点进剿方略。龙主席自谓乘飞机尚属第一次，观蒋公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等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亦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故到滇以后，唯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其他政事，虽龙君屡请指导，蒋公均仅示大概，嘱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以速效焉。”
6月，陈布雷随蒋介石转贵阳回重庆，又到成都，住陕西街行辕。这时候，南京来了几个客人，朱家骅说：“南京以蒋公外出日多，渐有纷纭轧砾之象，行政院与监察、司法各院间，颇多龃龉，赖叶楚伧秘书长弥缝调节，才勉得相安……”
陈布雷知道四川的事还没有“摆平”，他对朱说；“大敌在前，宜尽祛疑虑，既信任领袖，即应信任领袖所信任之人，共度艰难，忍辱负重，使中枢安定。”
7月，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分批训练四川各派系军官。军官训练团办在峨眉山下报国寺、大佛寺各庙内，不够住，在附近搭了帐篷。
这个军训团完全是军事编制，团以下设营、连、排、班，三三制，每班十二三人，全团约一千四五百人。蒋介石自兼团长，刘湘为副团长。教育长陈诚，团附邓锡侯、刘文辉。营长以军长充任，连长以川军中旅长充任，每一个连又以一个中央军团长充任排长。学员都是川军的团长、营长以上中校、少校人员。
陈布雷住在新开寺一个小木房内，低矮如谷仓，为蒋介石准备训练材料及整理讲稿，撰拟文字。但是蒋介石并不全照念讲稿，有时信口开河训话。
陈布雷随同蒋介石去过临时搭的大礼堂。
大礼堂讲台上方横额“拥护蒋委员长”，下面贴上“攘外必先安内”大字。一是“拥蒋”，一是“反共”，情势很显明。没有一张反对日本侵略的标语，只有一张“团结一致复兴民族”的标语。这样布置，研究的时候，陈布雷也在场，蒋介石亲自指示：“复兴民族就是抗日。不要公开提抗日，这样会惹起外交上的麻烦事。”
蒋介石在训话中除了反复讲全国统一在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所谓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之外，再就是讲为了复兴、建国，必须清除“奸党”，消灭“奸军”，天天骂共产党、红军。有时竟大揭地方军人的丑态说：“我从成都乘车来峨嵋，在途中遇见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身旁经过，仰卧倨傲，丧失军人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陈布雷听了捏了一把汗，因为他知道四川军人不好对付，这样责骂恐刺激太深。后来蒋介石自己也对陈布雷说了此事：“刘湘、邓锡侯、刘文辉的训话不知什么味道。刘湘大谈打游击，打日本；邓锡侯说什么‘过去枪口对内，打了多年内战，现在一个领袖之下，应一致对外’；刘文辉更混账，举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例子，大谈反对侵略，复兴民族，都离开了‘安内攘外’的原则，以后不要他们训话了。” 8月，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我拟回南京去一次，布雷先生，你离家也有几个月了，和我一起回京，顺道到莫干山去访黄膺白，把立法院宪法草案初稿带去。这个宪法草案，你还可以找程天放、萨孟武、梅思平三人研究，有事可直接给我来电。我去京后，不几天就返川。”
陈布雷9月就立法院宪法草案初稿，详加斟酌，另拟一修正案，花了几乎一个星期，携稿西行，再赴成都，交给蒋介石。此时训练团已结束，陈布雷住成都，比较空闲，往访成都文士所尊的“五老七贤”，一直到开六中全会才回到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