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陈布雷到杭州重任浙省教育厅长。他在杭住了几天，1月下旬又回上海。谁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抗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紧急会议，决定请蒋介石重新上台。
一·二八上海市区之巷战南京政府重新作了调整，汪精卫任行政院长，设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当委员长，发表陈布雷当秘书长，陈布雷未到任前，由李仲公代。陈布雷打电报去说：“李仲公北伐时即为总部秘书处长，不可由余居其名而由李仲公代行。”蒋介石派人传话给陈布雷：“还是专心在杭办教育，暂不必到任，李仲公当为负责。”
1933年，陈布雷还是当他的教育厅长，一直到1934年2月陈布雷到南昌参加行营召集的苏、浙、闽、皖、赣、鄂、湘、豫、陕、甘十省秘书长及民、教两厅长及一部分行政督察专员会议，情况又起了一个变化。
陈布雷在南昌，曾经三次去见蒋介石，最后一次，蒋介石说：“布雷先生，前次未请你来军委会专任秘书长者，因时局不定，党内派系纷争未息。今行营诸务蝟集，文字撰拟，迄无佐助之人，实需如君者在余之左右。”
陈布雷说：“蒋先生，杨秘书长畅卿（杨永泰）文笔不是很好吗？”
“唉１蒋介石皱皱眉头，“文才可用，心术不正。布雷，我无可托心腹之人呐１陈布雷一听，这不是明摆着讲杨永泰这个江西才子野心很大吗？他讷讷地说：“那浙省教育厅事……”
“渐省教育厅事，如可兼名义，以秘书代行则更佳，否则可另保一人代之。总之，盼能来此相助，然亦不必急急，俟学年结束，暑假后再来亦可。”
陈布雷点点头说：“蒋先生，我必来赣服务，但不愿居任何名义。有四个人选可任教育厅长，余井塘、叶溯中、许绍棣、程天放，请择定其一。”
“那就是叶溯中吧１蒋介石说：“你回去等我的电报再来。”
4月，得南昌电，陈布雷乃结束厅务，到南京见教育部长王世杰，提出辞呈和继任者。5月，赴南昌。从此，陈布雷正式跟上了蒋介石，真可谓朝夕相处，如鱼得水。
陈布雷到了南昌，蒋介石颇为高兴，说：“布雷，你来了，总不能没有一个名义。我准备在行营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主要作研究、设计、审议、调查等工作。设计委员会要网罗国内外留学生之青年有志者，加以训练，以期成材。这个会极重要，委屈你任主任委员吧。”
陈布雷还想以无名义之身，留南昌服务。蒋介石不许说：“这样吧，我另外加任徐庆誉为副主任委员，会中日常事务由副主任理之，你就助我笔札，并留心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当我的顾问吧１
6月，陈布雷随蒋介石回南京参加中央军官学校十周年纪念，撰写《十年来革命经过之回顾》一文。7月，蒋介石驻牯岭，设计委员会同人也到了牯岭。陈布雷每天给蒋介石修改讲稿。
1932年时的陈布雷9月，蒋介石生病，回溪口休养。这时日本侵略野心毕露，全国各界抗日热情高涨。蒋介石处境非常尴尬，他想表一表态，把陈布雷找到病榻前，说：“布雷先生，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我亟思设法打开僵局，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
蒋介石提出了一个文章的题目《敌乎？友乎？》叫陈布雷起草。陈布雷有点畏难，因为这个题目非常敏感，日本是敌是友谁不清楚！而且全国群情激昂，抛出这篇文章，肯定要遭到物议。
陈布雷说：“蒋先生，此文之作，盖欲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日本决不可不认识东亚安危之计。同时痛斥其野心军阀之无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也可望稍缓其逼我的气势。不过这篇文章，不能以你的名义发表……”
“对，对，”蒋介石在病床上屈起身子说，“不能用我的名义，也不能用你的名义。我思之再三，用你的名义，人家也知道是我授意的。”
徐道邻陈布雷听到这里，心里一块石头放下了，他问：“委座，那么以谁的名义发表好呢？还有，发表在哪一个报刊上好呢？”
“这个，嗯，我思之再三，”蒋介石托着腮说：“还是以徐道邻名义发表为好（徐道邻后曾当过铨叙部典试司司长），论职位不大不校登载在10月号的《外交评论》上，你看怎么样？”
徐道邻是北洋军阀徐树铮的儿子，陈布雷是认识的，便说：“蒋先生，这样处置好，徐道邻，名字也不错，慢慢与邻邦道来嘛。”
“对，对。”蒋介石兴致很高。
陈布雷住在溪口剡溪畔的小洋房内，绞了十多天的脑汁，一共写了8个部分：
一、引言——中日间的僵局。
二、就中国立场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
三、为日本打算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
（一）日本如欲以海军力量封锁中国海岸，将成为世界公敌。
（二）日本如欲造成第二、第三“满洲国”，绝非日本财力及军力所许可。
（三）日本如对中国正式出兵，仍不能达到彻底消灭中国的目的。
四、中国方面之错误与失计。
（一）失却时机之错误。
（二）不彻底实行革命方略之错误。
（三）判断对方的错误。
（四）审察自力的错误。
（五）观察第三者的错误。
（六）内部凌乱的错误。
（七）感情用事的错误。
五、日本方面的错误（一）——直接的对中国认识之错误。
（一）对中国目前国情认识的错误。
（二）对中国历史与时代认识之错误。
（三）对中国国民党观察之错误。
（四）对中国当代人物认识之错误。
（五）忽略中国国民心理之错误。
六、日本方面的错误（二）——间接的国际间举措上之错误。
（一）脱退联盟而孤立的错误。
（二）亚洲门罗主义的错误。
（三）自造错觉之错误。
七、中日两国所应认识之要点及应采之途径。
（一）中国所应认识及应取之途径。
（二）日本所应认识及应取之途径。
八、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
在《引言》部分一开头说：“世上论述中日问题论文，已经很多……凡一般政治学者所已经论到的，我无须赘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所避忌不言的，此文将倾量尽述而无所隐饰。知我罪我，听诸读者。首先我敢说：一般有理智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终究须有日本携手之必要。我想日本人士中间怀抱同样见解的，当亦不在少数……”写到这里，陈布雷不禁颤抖了一下，他猛吸一口烟，因为现在讲“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很可能会被青年学生骂作汉奸，那中央大学学生请愿时，涌到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办公室，一时火起，把红、蓝墨水当做武器，弄得王正廷下不了台的情景，陈布雷是知道的。而这个王正廷，浙东奉化老乡，在巴黎和会时拒绝签字，不是也以爱国而赢得过广大青年的爱戴吗！从五四运动到九一八，无非是执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从爱国而变成卖国，终于下了台。陈布雷越想心越寒，但是他不得不写下去，反正不是以自己名义发表的。第八部分《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中，陈布雷挥笔写道：“中国古语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打开僵局的责任，毕竟还须日本来承当。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来说，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尽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是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敌乎？友乎？》一文发表后，日本军阀不仅不听，反而变本加厉扩张。次年1月27日，蒋介石对日本记者谈话：中国不愿世界有战争，解决中日问题，应以道德与信义为基矗可是日本方面根本不理睬他送过去的秋波，反而在华北不断扰乱，制造事件。
陈布雷向蒋介石报告道：“蒋先生，徐道邻文发表，各报转载，徐名噪一时。徐道邻又向中央控告其父系冯玉祥主使所杀，更为轰动１
“没有其他议论？“蒋介石问。
“也有半信半疑者，有谓此文非徐所写，而出自别人手笔，且系当局授意者。”陈布雷已经听到有人猜测是他所写，但他不敢向蒋介石说；还有更难听的话，他更不敢说。
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篇文章的要害，他在1935年2月9日写道：“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年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致萧军、萧红的信。——编者
1950年9月，台湾重刊此文时有一段前言。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号《外交评论》杂志刊出徐道邻‘敌乎？友乎？’一长文，极受国内外之注意，日本方面，更为重视。徐道邻因此文之发表而名噪一时，后辞官控告冯玉祥为杀死其父徐树铮主犯案，更为轰动，但当时社会对此文半信半疑，有谓非徐所写而出于布雷先生手笔，且系当局授意。民国三十九年九月，中央重刊此文，文前有蒋总统之前前言：‘民国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亟思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嘱布雷同志笔录其详，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惟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布雷名义出之，乃托徐道邻君印行。近阅是篇，抚今思昔，不禁感慨万千！特付重刊，以备自反，或仍有助于将来东亚各族之前途乎’１（见《蒋总统集》第二册第2057页）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说：“此文之作，盖欲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日本决不可不认识东亚安危之至计。为日本依傍无主之国论辟一新视野，而痛斥其野心军阀之无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缓其凌逼之气势也。既发表后，各报竞相转载。日本之报纸杂志；亦均纷纷转译，颇引起一时之注意。事后日本方面亦渐有疑此文为当局所授意者，然皆将信将疑，但至少与彼邦主张急进之少壮军阀以一打击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