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决议，中宣部长由刘芦隐担任，陈布雷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但刘在广州，实际上由陈主持。陈布雷身兼党、政两职，他想要跳出政治圈子，根本跳不出去了。
九一八事件发生那天，陈布雷听到消息，也有点气愤，他恨日本人的横蛮，也怪张学良不抵抗。实际上蒋介石那一天正在江西围剿红军，他发了一个电报给张学良，命令张不抵抗。这个内幕，陈布雷是不知道的。9月19日，蒋介石从南昌赶回南京，陈布雷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去向蒋介石请示宣传方针。陈布雷说：“蒋先生，日军借口‘中村事件’，突攻北大营，张学良在北平下令不抵抗，沈阳沦陷。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该如何宣传？”
“布雷先生，我意要按照《国际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国际公论。中国将听命于国联，要求国联派中立委员会监视日本撤兵。同时我自当严令东北军节节抵抗。布雷先生，你要写一个《告全国同胞书》，提出‘确实团结、坚定沉着、加倍刻苦’三点。”蒋介石还说：“布雷先生，你还要起草一份通电，请粤方共赴国难。”蒋介石所指粤方，就是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人，他们正在与蒋介石闹矛盾，所以要请他们“共赴国难”。
为统一宣传方针，国民党中央又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由戴季陶与宋子文分位正副主任委员，陈布雷被指定为委员之一，实际上是文字总管。特种外交委员会对中央政治会议提出“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七点，如次：
一、判断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而后已。其外交当局，最初与军事当局意见不同，但在第二次行政院决议之后，外交当局，便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现在外交完全为军略所支配，故一切观察判断，应以军事为前提。
二、判断日本以完全占领东三省，驱除中国固有之政治、军事势力为主要目的。因中国在沈阳退出之后，设立锦州省政府，以对内外，表示决心。故现在日军既占领黑省，复集中力量，企图消灭锦州军政势力，以铲除我在东省之号令机关。对于平、津、青、济、沪、宁、武汉等之各种阴谋，全为达成其根本目的之手段，两次扰乱天津，意在破我北平军政主力，甚属显然。若中央军事行动开始，则日本将以兵力与日侨自由行动，利用各种手段，捣乱长江，破坏我之金融基础，而置首都于兵力威吓之下，希图造成从前“江宁条约”之形势。
三、判断国联之目的，始终在尽力削除日本上项计划之实行与成功，英、法皆同。外间各种怀疑，殊非事实。虽今后如何，不易预测；然至今日止，确系如此。但各国重要政策，因计划皆未完成，故此次决不对日作战。因此，国联不能采取任何有力制裁。现在国联努力已将用尽，但即使因日本武力政策之猛进，而国联陷于困境，亦决不致因此而倒。因国联乃欧战所产生之惟一国际团体，非世界大局破裂后，决不至于破坏也。
四、判断美国态度，至今虽极力避免表示意见，但将来必要时，有运用“九国公约”，出面对日本作有力抵制之可能。现在其态度愈趋和平，劝中国让步等表示意思，皆为保留其将来活动之预备。
五、判断此次对日交涉，中国在国际上，必得最后之胜利。此时一切政策，以团结民心，保持政府人民之信任为根本要图。对外策略，第一，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本宣战。第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第三，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但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惟必须筹划取得真实之牺牲代价。故对锦州方面，如日军来攻，只有尽力抵抗，以树立今后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维系全国人心，俾中国不致因全国瓦解而亡；且必须如此，方能取得国际上较好之地位。对于天津事件，必须以力保省政府完全之地位，一以巩固人民对政府之信任，一以使各国知中国政府保持国权之决心。
六、判断此时仍须尽力表示中国政府完全信任国联之意思，并须设法显出时局益趋危急，由于国联不能完全尽责不肯采取有效制裁方法，以致日军愈无顾忌，国联权威愈加丧失。如此，第一，对于国内可减少人民责备政府之心理；第二，不致伤各国之感情；第三，将来运用“九国公约”，而对美国做工夫时，较易说话。因国联重要各国，即“九国公约”之签字国，若中国对国联方面不情到礼到，做尽工夫，将来改变方针时，不易得各国之同情。
七、日本国内反陆军政策之力量并不薄弱，且部门甚多。惟此时均被军部举国一致之威力所屈服；但至军部政策用尽时，一切反陆军政策之势力，必将继起执政，中日间方纯正外交时期。就大体推测，反陆军政策之势力者，即与占领满蒙之政策，在主义上或利害上冲突之全部势力。第一，西园寺，牧野等元老一派。第二，海军由本、财部等一派。第三，金融家全部。第四，对中国中部南部贸易之一切商家。第五，与欧洲、美国贸易关系密切之一切商家属之。因陆军占领东三省政策，与上述各方之主张及利害完全相反，而日本国家在经济上亦有陷于破产之危险故也。但此时期之实现尚远，吾人须知将来对日本外交必有办法而不能此时即有办法。且人民对政府信任未坚，此时时机未熟，见人谈话，稍一不慎，即召误解，妨碍进行。不过预备工夫，不妨着手。只管一面于必要时从军事上尽力自卫，一面民间从实际上坚决反对，一面在此观察之下，作预备工夫。三者并不冲突也。
报告书末段谓：“上述各节，为特种外交委员会自开始至今之一贯的观察判断，所已作之工夫，与现在正作之工作，均在此观察与判断之下进行。惟国策决定，中央自有权衡。主席与副司令为中央负责之军政领袖，应有决定。本报告二、三、五三款所陈各节，尤为急待决定，刻不容缓之根本策略所在。用特详细报告，敬请裁夺”。特种外交委员会所提七点方针，经蒋介石采纳实施。
陈布雷回忆说：“特种外交委员会每日七时必集会。外交部部长、次长均列席，报告消息及使领馆情报，当场决定应付办法，由外交部执行之。有时起草文件，戴主委常以属余，故每日上午必十一二时会毕，乃得至教育部办公一小时，而午后则均在中央党部，即晚间亦往往在中央宣传部办事，常至十一时后始归寓。学生团体来京请愿出兵宣战者不绝，大队集合于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种种要求，常有不逞之徒，从中煽动，故意与政府以难堪。唯蒋主席始终保持中和严正之态度，对青年学生绝不取压迫之办法，故两三月间，至京请愿者无虑五六万人，而卒未发生一次冲突，其行动越轨者，亦只以警察徒手驱散或弹压之而已。所谓粤方委员之在沪上者虽欲造成惨案而终无间以入也。此一时期中在职务上偏重于宣传方面，间亦奉蒋主席命办理特种文件之撰拟，每日工作常在十二时以上。所歉然于心者，则身为教育次长，未能助李代部长平息学潮，致使首都要地，发生殴辱中央大学校长教员等事件耳。”
这一时期，陈布雷基本上在中宣部办公，常常工作12小时以上。这恰好给他一个机会，就是学生请愿的事，他可以避开了。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平、津、沪学生团体来京请愿者，络绎不绝，两三月间，不下五六万人。对于青年学生这种热血沸腾的爱国热潮，蒋介石无计可施，后来他干脆派警察弹压。而国联对日本侵略中国行为又态度暧昧，行动迟缓，日本更加嚣张。蒋介石只好派出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对粤方中委进行斡旋，请胡汉民、汪精卫、孙科及粤方中委来南京开会。胡汉民公开提出，“只有蒋介石先有辞职表示，我等才去南京。”蒋介石没有办法了，乃于12月15日向中央常务委员会正式提出辞呈，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一并辞去。常会接受辞呈，推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行政院长。17日，孙科才率粤方诸中委来南京，但胡汉民、汪精卫仍留在上海，而汪的老婆陈璧君倒先来南京了。
陈布雷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下野，余亦决心共退，遂我初愿。”
蒋介石很感动，说：“布雷先生，行政院最后一次会议，发表你兼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我看你还是返浙去吧１
“蒋先生，我还是重返报界吧１陈布雷仍想重操旧业。
这是12月20日夜，当夜陈布雷整理行装，21日返上海。
在京沪列车上，陈布雷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近来渐渐有点相信命运，也相信神明了。他计算一下，自去年12月22日接教育部次长任，到今天适满一周年，真是巧合。他又想到6月间，大哥陈屺怀在南京任国府参事，有一天，他同大哥一起在鸡鸣寺喝茶，他向观音菩萨求签，问何日可辞官归里。签语有“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之句。签解又有“官非宜解”之语。陈布雷拿着签纸神情木然，因为菩萨都说了“官不宜解”，解官无望矣！但陈屺怀却说：“不然，此签解可作三句读，即‘官，非，宜解’，岂不就遂汝所愿了？”陈布雷恍然大悟说：“大哥解得对！所谓‘满载归’者，就是满一年许我归家啦１
陈布雷想，果真应验，一年而归，到了上海，与妻子王允默闲谈，连连说：“真是如释重负，古人说无官一身轻，真是体会至深之语。”他有时候买一点喜欢吃的酱牛肉，喝几杯白玫瑰酒，或者与王允默一起出外散步，意态闲适，真是轻松自得啊！陈布雷从来没有这么心情舒畅过。可是鲁涤平（浙江省主席）屡屡写信来催他到杭州去接任教育厅长，陈布雷一接到信就说：“真是败兴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