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中旬，独立第8师在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率领下，沿京汉线北上，5月底和李品仙、廖磊各军一起克复保定，张作霖率奉军向山海关外撤退，白崇禧与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联袂进入北京。
1928年6月14日，蒋介石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何成浚于6月22日来到北平，把行营公署设在东城铁狮子胡同。6月26日，蒋介石偕同总部参谋长李济深，中委吴稚晖、戴季陶、李烈钧、张静江、张群等从南京乘军舰西上，28日到了汉口。30日晚，李宗仁也跟随北上，7月1日到达郑州，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从新乡到郑州车站迎接，次日，亦随同蒋介石北上。7月3日，蒋介石一行人到了北平。
蒋介石在南京出发之前就把陈布雷请来，带着“文胆”一起北上。陈布雷与蒋介石同在一列专车上，朝夕相处。蒋介石这一次想叫陈布雷写一篇《祭告总理文》。因为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还寄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内，各方要人都要祭告孙总理。这一篇祭文非同一般，蒋介石对陈布雷讲：“一定要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文。要使人动心。当然，要把中正这几年的苦心表达出来。”
陈布雷对这个任务倒是乐于完成的，因为他对孙中山是敬仰的，虽然没有直接聆听过教诲，但是从他堂兄陈屺怀口中得知，从宁波赵林士弟兄口中得知，中山先生之伟大人格，确实四海景仰。1916年中山先生也到过宁波，给赵林士兄弟题过字；在宁波四中、也就是陈布雷的母校，作过演讲，可惜当时陈布雷未能亲自见到，很是遗憾。他写了一个文章的开头：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方总理哀耗抵粤之时，正中正铲除陈逆（陈炯明）驻军兴宁之日……中正服务在军，病不能亲药饵，殁不及视殡殓……三年之间，本党基础濒于危亡者，先后五次；革命势力几于覆没者，凡十五次……
蒋介石看了这开头的一段话，连连称赞说：“不错，如读《陈情表》，令人悲痛。”
陈布雷道：“蒋先生，就是有一点很难写。孙总理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现在我们清共，这，这……”
“中共背弃服从三民主义之誓言，压迫我党，恣意捣乱，所以我们才有清共之举。”蒋介石说：“这是第一点要告先总理在天之灵的，以下你就自己写吧！但是有一点要特别强调，这就是要裁兵，国家养不起这么多兵，现在军事时期过去了，要大大裁兵，削弱诸侯１
陈布雷于是又握笔疾书：
我总理昔日为集中革命势力而容共，为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而联俄，乃自总理逝世，中国共产党竟背弃服从三民主义之前言，压迫本党，恣行捣乱，破坏革命，加害民生。我同志为保持国民革命之目的，于是有去年四月清共之举……凡兹政策之变更，皆经同志反复考虑，认为无背于总理之遗教……
陈布雷写到这里，觉得说服力不强，因为除了听到湖南“痞子运动”过火外，似乎其他捣乱之举还未听到过。他托腮搁笔，沉思许久后，只好继续加上：
然使总理迄今健在，共党当不致逞如是之狡谋，人民庶可免蹂躏之浩劫。是则我总理之中道殂谢，奚止国民革命之不幸。令总理既不可复生，而全国同胞困穷凋敝之余，又何堪再受无谓之牺牲？……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为我总理告者一也……
1928年7月，蒋介石率各集团军总司令在北京西山告祭孙中山灵，前排左起：冯玉祥、蒋介石、李宗仁这篇祭文写了洋洋2500余字，确实绞尽了陈布雷的脑汁。蒋介石还未到北平，已经去了电报给行营主任何成浚，要何在碧云寺预备行寓，说不能住在城内，还说：“当此革命尚未成功，总理灵榇尚未安葬，万不可筹备欢迎，以忘国难。”何成浚接到电报，立刻派人查勘通往香山碧云寺的道路以及住所，道路稍加修理即可使用，住房稍加整刷，也可居住，“但是离市内太远，办公不便，且安全也有问题。”何成浚想：“还是安排蒋住在中南海，但是在外面要大事宣传，蒋总司令欲住碧云寺。” 7月6日上午8时，蒋介石偕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李烈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张群、白崇禧、鹿钟麟等30余人去碧云寺。陈布雷当然随行。在众多的黄呢戎装、长袍马褂中，有两个人显得很特别，一个是陈布雷，一袭布衣；一个是冯玉祥，一套布军装。
蒋介石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襄祭。当司仪宣布祭告典礼开始，全体肃立，“向总理三鞠躬”时，蒋介石忽然抚棺大哭，李宗仁、戴季陶也随之大哭，吴稚晖则大声嚎陶，其他人也频频揩泪，陈布雷也不断拭泪。接着是宣读祭文，就是陈布雷的大作了。听的人开始是泣声不断，但是当听到告总理第六点时，泣声没有了，全场肃然。祭文说：本党为解放民众而革命，破坏期间，民众已饱受不可免之牺牲。军事既终，苦于军队问题，无适当之解决，不独国家财政，不胜巨额军费之负担，人民膏血不能再应无量之供求，而以二百万少壮同胞之劳力，悉令弃置于不生产之军队生活，尤为社会经济之损失。我总理昔当军阀未除，尚以实行裁兵，望国内军阀之觉悟，所定化兵为工之政策，博大仁慈，昭垂天下。今北伐完成……确定兵额，分别裁留……此实千载一时之良机也。……此中正所兢兢自勉，誓以全力督促武装同志，务底不成……冯玉祥的脸色立刻反映出来，阎锡山也有不满之色。陈布雷有点担心，可是蒋介石却很得意，也很镇静。
7月8日，蒋介石在北平行营果然召开了善后裁兵会议。蒋介石的理由冠冕堂皇：
“……完成革命最要紧的问题厥惟裁兵，用于筑路、治水、开垦及采矿等方面。”他说：“裁兵之前先成立编遣委员会。”他提出了一套裁兵计划和裁留标准。
冯玉祥先发言说：“总司令提出裁兵，无可非议，但是裁遣对象，首先应该是总司令收编的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的20万部队，不应先裁北伐有功的部队。况且奉系还占据着东北三省，应待东北问题解决后，再裁遣也未迟。”
阎锡山不动声色，慢条斯理地说：“焕章说得对，东北三省尚未解决，裁兵应从长计议。”
李宗仁不慌不忙地说：“裁兵禆利于民，势在必行，但焕章兄所言也甚为有理。”
最后，冯玉祥说起笑话来：“喔，总司令老弟，你的兵天天大鱼大肉大米饭吃着，身体有多棒，裁弱留强，当然得留你的兵了。希望也给我们留几个窝窝头、一两块老腌咸菜啃吧，不然，就要把我们饿坏了。”
蒋介石用手指着冯面向阎、李等人哈哈大笑说：“焕章大哥真会说笑话。”
蒋介石回住所后，对陈布雷说：“冯玉祥这个老兵油子，哼，他反对裁兵，他要保持他西北军的实力。布雷先生，诸侯、藩镇历来是祸患呀１
因为这篇《祭告总理文》是陈布雷为蒋介石所撰的比较重要的一篇文告，故特全文附录于后：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谆谆，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几时，迄于今日，始得克复旧都，展谒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之纷集也。方总理哀耗抵粤之时，正中正铲除陈逆，驻军宁兴之日。追忆总理“政纲精神不在领袖”之遗言，不啻对我同志永诀之暗示。中正服务在军，病不能亲药饵，殁不及视殡殓。惟我父师，不可复得；戎衣雪涕，疚憾何穷。自兹以还，唯以继志述事，痛自策勉，恪遵全部之遗教，益为革命而戮力。三年之间，本党基础濒于危亡者，先后五次；革命势力，几于覆败者，凡十五次；而军事危机，尚不与焉。每当艰危困厄之来，中正惟一秉遗教，追随先进，勉图靖献，盘根错节，更历已多。洎乎本年中央第四次全会，方克安渡艰难，重现团结。回忆曩时，同志在纷歧离析之中，主义遘晦冥否塞之会，若非总理有灼然昭垂之遗教，将不知何术以复归于共同。至若横逆之纷然而来，毁谤之无端而集，若非总理有成败不计，与各用所长之宝训，亦几不能力排艰难，奋斗以迄于今日。兹常肃祭灵前，怀过去则抚创而思痛，念未来则临冰而知危，所欲复告于总理者，万绪千端，更仆难尽，已往不追，固不欲琐琐陈述，以渎灵聪。而来日大难，辄敢以微愿所寄，奉祈昭鉴。谨擂其概，为我总理陈之：
我总理昔日为集中革命势力而容共，为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而联俄，乃自总理逝世，中国共产党竟背弃服从三民主义之前言，压迫本党，恣行捣乱，破坏革命，加害民生。我同志为保持国民革命之目的，于是有去年四月清共之举。然对于苏俄，犹冀其能尊重宣言，不相凌犯也。不料共党作困兽之反噬，而苏俄则为穷寇齐资粮，藉外交关系之掩护，有参加暴乱之行为。我同志以其显违平等待我之精神，转为革命时期之障碍，于本年一月，继清共之举而绝俄。凡兹政策之变更，皆经同志反覆考虑，认为无背于总理之遗教。然使总理迄今健在，共党当不致逞如是之狡谋，人民庶可免蹂躏之浩劫。是则我总理之中道殂谢，奚止国民革命之不幸。今总理既不可复作，而全国同胞困穷凋敝之余，又何堪再受无谓之牺牲？是唯有阐明主义，以遏止异说之传播；戮力自强，以致邦交于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之遗嘱，必贯彻于最短期间。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为我总理告者，一也。
忆昔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我总理垂诲谆谆，以纪律废弛，人自为战为万戒；以精神结合，团结一致相诏勉，诚见乎革命之危机，往往伏于内部之涣散。乃自总理逝世以来，同志之间，每因观点之偏差，辄肇意志之分裂；或因互信之动摇，妨及共信之根本，言行趋向，遂有异同。实直言之，不独二百万之武装同志，未能悉明党义，竭诚信仰，尊重中央，即我党员之间，对于主义，亦未能全体一致，有确切不摇之认识。党基未立，胥坐此故。总理之灵，应有遗憾。今军事扫荡，幸将告成，建国伊始，尤需要有统一坚强之党。若非全党同志，精诚结合，悉泯已往之纠纷，共图今后之建树，过则相忘，善则相劝，牺牲个人之自由，确守严明党纪，一致同归于三民主义指导之下而努力，否则，将何以绝反动之觊觎，负救国之大任，仰亦无以对我奋斗毕生之总理。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为我总理告者，二也。
溯自辛亥革命，我总理即主张以南京为国都，永绝封建势力之根株，以立民国万年之基矗因袁逆为梗，未能实现。我同志永念遗志，于北伐战争戡定东南之日，即迁国民政府于南京，而建立中华民国之国都。今北平旧都，已更名号，旧时建置，悉予接收，新京确立，更无疑问。凡我同志，誓当拥护总理夙昔之主张，努力于新都精神物质之建设，彻底扫除数千年传统之恶习，以为更新国运之始基，庶几异日遗榇奉安，得藉灵爽监临，而普耀主义之辉于全国。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为我总理告者，三也。
革命首先革心，为我总理重要之遗训，而于革命垂成之时，尤宜切实服膺。今革命军事已达告终之时期，人民疾苦亟待切实之解放。凡我同志，若不于此日，检束身心，痛自省惕；则虚荣利禄之诱，地盘权威位之私，个人主义之企图，封建思想之留遗，处处皆有政客包围之危险，时时可中官僚堕落之恶习。稍存疏懈之心，即不免蹈辛亥革命之覆辙，使先烈赤血凝成之丰碑，顷刻碎为齑粉。自唯有遵总理革命之训，懔履霜坚冰之戒，而后过去之成绩，始克保持，循环革命得以防止。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为我总理告者，四也。
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依据我总理遗教所诏示，全部事业，异常艰巨。军事告终，仅系破坏时期告一段落，并非国民革命全部之成功。我国人民狃于法、美国诸革命之先例，以为军事胜利，政权移转，即系革命完成，此实不明国民革命之真谛。盖继此以后，关于“心理”、“物质”、“政治”、“社会”之建设，及民生幸福国际平等之薪求，有需于全体同志，全国同胞之共同奋斗者，殆十倍于军事时期。譬之征途千里，甫发其轫，既不宜矜功自喜，尤不可中道懈驰。总理有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必至三民主义完全实现之日，方为全党同志克尽厥责之时。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我为总理告者，五也。 本党为解放民众而革命，破坏期间，民众已饱受不可免之牺牲。军事既终，若于军队问题，无适当之解决，不独国家财政，不胜巨额军费之负担，人民膏血不能再应无量之供求，而以二百万少壮同胞之劳力，悉令弃置于不生产之军队生活，尤为社会经济之损失。我总理昔当军阀未除、尚以实行裁兵，望国内军阀之觉悟，所定化兵为工之政策，博大仁慈，昭垂天下。令北伐完成，久困之民，渴望天日，值兹更始之际，合国防计划与兵工政策为整个之计议。确定兵额，分别裁留，以裁兵者强兵，且以裁兵促全国庶政入于正轨，此实千载一时之良机也。吾国之苦兵祸久矣。唯贯以革命之精神，乃可望彻底之解决。此中正所兢兢自勉，誓以全力督促武装同志，务底于成，敢为我总理告者，六也。
溯自我总理和平救国之主张，格于军阀官僚之顽梗，而不克实现。本党为铲除障碍，不得已而用兵，惟当转战之际，目击战区同胞之困苦，以及前线将士牺牲之重大，常觉革命成功之后，应有根绝内战之图谋。诚以国家兵力当为捍卫民族利益而用，国内战争，实为无上之耻辱。此次北伐，动员起数百万，转战岂止千里。残破者均中国之领土，死伤者皆中国之同胞。痛定思痛，只有哀矜。自今以往，宜使全国皆知内战为可耻，而注全力于国防。明耻教战，唯以自卫；卧薪尝胆，以求贯彻总理民族独立自由之遗训。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共促彻底觉悟，迅速实践，敢为我总理告者，七也。
至于破坏之后，亟待建设。我总理遗著之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对于程序节目，早有明显之规定。只须全体同志，笃信力行，即不难达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以竟国民革命之全功。值此军政告终之时，若不以实际政治之设施，表示革命建国之力量，则武装同志奋斗而得之成绩，将因人心失望，而不易保持。故今日最要之计，宜使一切政治，完全无背于建国大纲，而军政、训政交替时期，尤须遵照建国大纲之规定，克日实施地方自治之基础工作。举凡调查户口、测量土地、办理警卫、修筑道路等等，首宜训练民众，努力实行，辅之以主义宣传，证之以实行之成绩，务使全国人民之思想，悉以三民主义为依归；全国政治之设施，悉从本党之指导，励行总理以党治国之主张，俾中国能得系统之建设。此又中正所兢兢自勉同志，敢为我总理告者，八也。
中正海隅下士，未赏问学。得闻大义，追随革命，胥出我总理教诲裁成之所赐。窃见总理遗教，崇高博大，论其精意，实古昔圣贤所未发，中外宏哲所未规。语甚平易，实天理人情之结晶，野老村妇所共解，奚止具兴顽振懦之功，实亦为生命建树之本。今当建国伊始，而总理已长辞人世，不复能躬亲指导。千钧之责任，寄于后死之同志，唯有戮力同心，勉为绍继。以总理之精神，团结本党之精神；以总理之思想，统一全国之思想。革命之基本既立，人民之解放可期。中正自许身党国，久已矢之死靡他之决心。初不意百战余生，尚能留此微躯，诣总理之灵堂，而致其瞻礼。今后有生之日，即为奋斗之年，竭其全力，济以忠贞，成败利钝，未遑计也。灵爽匪遥，唯昭鉴愚诚而默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