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民国十六年）4月，陈布雷出任浙省府秘书长，5月辞职赴京，任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9月随蒋介石下野离京还乡小住，10月返沪，以潘公弼之约，为《时事新报》任特约撰述，每旬日寄社论三篇，月薪150元。所撰社论，以说明党（国民党）的历史与党政制度者为多。1928年（民国十七年）一月，蒋介石复职，陈被约同行入京，命陈任秘书长，婉谢。询愿何种职务？答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已而上海《中央日报》社长潘宜之到南京，蒋介石告潘约陈布雷任主笔，然以《中央日报》有彭浩徐（学沛）主持编辑，成绩甚佳，陈布雷不愿取代，坚辞。回沪前向蒋介石谒辞，仍请助成其办报志愿，许之。抵沪后，乃与《时事新报》订合作之约，电告蒋于徐州，得覆许可，遂入《时事新报》任总主笔，主持社论。同时，兼办“戊辰通讯社”，使《商报》旧人，略有安插，因《商报》已停刊。陈又与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陈果夫等，创办《新生命月刊》，亲撰发刊词。以后《新生命月刊》发表十大教授“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打击左派言论。
1929年（民国十八年），陈布雷40岁。说：“余在《时事新报》，奋斗至为艰苦，盖党员只余及王新甫二人，程君沧波亦尚未入党。其余均对革命无信仰，如赵叔雍、周教庵等，则反对本党甚烈。同事思想复杂，又不明中央政治之真实情况，恣意抨击，以唱高调为能事，而社中主持者，又唯以营利自图。潘君公弼任经理，亦相与委蛇而已。余在社年余，凡所撰著，一以完成革命救国为立场，顾措辞必力求平实，一般以为不及在《商报》时之勇敢，然中央诸公则以为如此宣传，在统一国民见解上较为有效也。即如十七年5月3日，国民革命军抵济南，日本军阀横出阻挠，陈师鲁境，辱我官吏，残我民众，宇内激昂，余首撰‘暴日膺惩’一文以示国论之所在，继思北洋军阀未除，国内尚未统一，何能对外开战？乃转移论锋，倡为‘统一第一’之口号，督促国民革命一意北伐，勉国民忍辱负重，澈底图强。其时有《民众日报》者，以别有政治作用，大唱宣战之论，与《时事新报》辩难甚烈，然卒无以折我所言。其后国府主席谭延闿公以宣传方针密令沪上党报遵照，乃与余所揭橥者合符，沪上论坛，亦以《时事新报》非《民国日报》之比，认为此论正确，相率共鸣，盖在党的力量未能深入社会以前，固赖党员在非党机关多方奋斗，而后其效力乃大也。”
是年7月，陈布雷随蒋介石赴北平，《时事新报》社论之编撰，托程沧波代理。8月，陈布雷奉派任浙江省教育厅长，辞意甚坚，然终于出任者，则以《时事新报》主者误陈布雷必以入仕为荣，总经理张竹平每见陈布雷，即以升迁为贺。陈布雷颇疑其意，在借此使其离职，以保持该报之所谓“中立性”，于是不再任该报主笔。从此陈布雷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的志愿，因蒋介石倚重而脱离。于民国二十年在南京任教育部次长，陈布雷仍屡思引退，重作记者或教书。未果。但是他谦和平实，仍然是新闻记者风度，爱护报人，扶植报业，莫不尽心尽力。陶希圣说：“上海南京路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布雷先生是《商报》的主笔。在《申报》与《新闻报》那样的大报以及《时事新报》与《民国日报》那样有政治色彩的报纸的中间，《商报》以社论能言者著称。凡是浏丽泼辣的社论，大抵出于布雷先生笔下。五卅惨案之后，上海罢工风潮汹涌之中，我参加‘十教授宣言’。‘商报’发表这个宣言，并由布雷先生执笔，以社论为之响应。”（陶希圣：《记陈布雷先生》）
程沧波则说：“布雷先生从政20年，比较他从事记者的时间，要超过一倍。但在他20年从政中，我们从旁窥见他的内心，实时时不忘重理旧业。他对新闻界中朋友，随时鼓励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在民国二十九年秋间，我因接受监察院之聘而脱离《中央日报》。那年九一节，他特为写一封长信给我，为我离开报馆而惋惜，为当时战时首都少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而叹息。抗战胜利后，他时时总想回到上海去做记者。三十六年间我辞去江苏监察使，专办《新闻报》。政府明令发表之日，他由南京特为寄书对我道贺并致其欣羡。书中说：‘兄今真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矣’。他对新闻事业兴趣之浓厚，与认识之真切，当世真无几人”。程沧波又说：“新闻记者与政治生活，距离过近。然而从政过的新闻记者，常想回头当记者。这是我们数十年中所熟闻而亲历的。布雷先生从政的20年中，真是参加高级政治（HighPolitics）。其于政情宦海之内容，较任何人知之深切”。（程沧波：《重诉生平》）
陈夫人王允默女士说：“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不料国事蜩螗，日复一日，先夫子为责任心所驱使，明知健康情形已不胜任，只得勉力为之，终至心力交瘁，死而后已，素志迄未得偿，悲夫”！（陈王允默：《陈布雷回忆录前记》）
综观陈布雷从政之前，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步入新闻界，在《天铎报》、《商报》皆有活泼进步之表现，一旦从政后，其思想依附于蒋介石，则仅于爱国一点上还有独立之人格，锐气不复以前，思想也渐趋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