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6月，他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赴沪任《韦氏大字典》编译。工作余事，喜阅哲学及时事之书籍，亦常与人通信论学。妻亡哀伤之后，改换环境，心情渐舒，生活安定。民国八年，欧战结束，巴黎和会开幕，国人无不关心时局。我拒签对德和约，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激起“五四运动”。国人求“新闻渴”之饱饮外，“求知欲”更切。上海有宁波同乡赵家艺与应季审发起创办《商报》。出资者广东汤节之。资本不多，却能罗致人才，于民国九年冬开始筹备，民国十年元旦创刊。编辑部阵容：总编辑：陈屺怀；编辑主任：陈布雷；电讯编辑：潘公展；本埠新闻主编：前为沈仲华，后为朱宗良。编辑有邓逸虎、陈铁生等。两陈兄弟为民初《天铎报》主将，“布雷”已闻名。入《商报》后以“畏垒”笔名撰刊评论，光芒四射，震动报坛。其文见报，人皆争诵。潘公展用最新、最经济编法，有条不紊的分列要闻与电讯，有系统的处理新闻，版面醒人耳目。而本埠新闻增多，尤为沪市读者所喜阅。《商报》辟“商业金融”栏，由潘更生、冯柳堂主编，内容较《时事新报》之“工商之友”充实，除刊价目表外，每日有关于商业金融评论，介绍新经济思想的专稿。上至国际金融，汇兑贸易，下至商品买卖，货物价格，无不详载。此外《商报》驻外特派员王新命、龙德柏，均为一时之眩惟一缺点为副刊“商余”落伍。编辑者为原编小型报的张丹斧。在小型报上，其文字能叫座，但在《商报》版面上，殊不配陈布雷大江东去式的评论，或娓娓动听的短篇。后虽改由王钝根、陈小菊（即陈建雷）等主编，但“商余”作风不变，不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或许是汤节之的“生意眼”，以为《商报》读者商界人多，商人忙做生意，无得闲看如小型报的消闲副刊，能增加报份。但与新闻言论版殊不调和。因此，《商报》的读者商界少，反而知识分子与青年人多。《商报》有人才，有特色，故颇招同业之嫉视，多方百计，加以阻碍。上海《新闻报》于《商报》出版后，曾派人全部收购，沉之黄浦江。后为汤节之侦知，遂制搪磁《商报》招牌数十，竖于各香烟摊上，各摊每日送报若干份，听其销售，于是《商报》之名大噪，销路打开。
陈布雷入《商报》，恢复其极为醉心的新闻事业，再作记者，自称为“余正式任报馆工作第二期之开始”。但“数月后，觉邝、陈诸人，思想太陈旧，对编辑方针不了解，颇苦之”。
翌年，《商报》基础渐立，销行日广。陈布雷与两潘（公展、更生）夙夜孜孜，以充实内容、改革版面为事。每周撰评论五篇，星期日撰短评一篇。星期日社论栏改刊《每周大事述评》，由潘公展执笔。陈布雷谦谓：“余自以学识寡陋，深自韬匿。社交宴会，不常出席，即同业之间，亦鲜过从，故沪上报界，罕有知《商报》编辑部何人主持者”。与上次在《天铎报》时期与报界、文化界人士多有往还，且喜向人请教，大不相同。但因与《中华新报》旬日笔战，以文字结交张季鸾。于右任办《民立报》时期，张季鸾任日文编译，未以文章与国人相见，当初尚不知名；但有才气、富活力，亟思自创局面，有所表现。经数年之奔走筹备，卒创办《中华新报》。编辑部有谈善吾、杨尘因及旧《民信报》一部分人。张季鸾擅口才、广交游，与政治舞台人物，多有接触，于国内外时局形势极了解，故其论评，时有独到处。张因读《商报》与《中华新报》反复辩难的文章，许为论坛寂寞中突起的异军。转辗询问，始知布雷之真名。陈布雷“某日特往访，自此遂订交焉”。此后张北上办《大公报》，与陈友情益沣。《中华新报》报龄约十年，以营业不振，1924年民十三年冬宣告停刊。吴稚晖所著《脞客座谈话》先在该报连载，后即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