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撰发“告友邦人士书”。王宠惠初稿使用英文，由外交总长王宠惠先生自南京携沪发表，为《天铎报》总经理陈芷兰所知，对王宠惠先生说：“我们报馆有一位陈君，能够翻译。”王宠惠先生初不信，回到报社，命陈布雷试译一段，不失原意，遂嘱将全文译出，加以校正后交《天铎报》首先发表。翌日，《民立报》始知。该报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为《天铎报》抢先发表，可惜！可惜６民立报》自创刊日起，即由于右任亲主笔政。民元，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举章士钊自代。民二，章士钊辞职，由徐血儿（天复）继任。民二，袁世凯贿买凶手刺杀宋教仁于上海北站。徐血儿大为悲愤，大呼讨贼。呕心沥血，为文讨袁，举国同情，为之激愤。陈布雷回忆：“徐血儿讨贼文中，有如下之名句：‘以一死而可以雪三百年之大仇，报为奴为隶之深耻，男儿何乐而不为！以一死而可以为子子孙孙造万世之幸福，男儿何乐而不为！男儿当以一人之死，救千百万人之生’！不久，徐血儿便以心力交瘁，呕血而死，于右任曾在‘民立七哀诗’中，哭之以诗：‘不哭穷途哭战场，耗完心血一徐郎，九州应共冤魂语，黄土无情葬国殇’！徐血儿为《民立报》而殉职，死在病榻，也可以说是新闻记者死于战常”
陈布雷所译孙中山《中华民国成立孙大总统告友邦人士书》全文如下：
溯自满洲入主，据无上之威权，施非理之抑勒，裁制民权，抗违公意，我中华民国之知识上、道德上、生计上种种之进步，坐是迟缓不前。识者谓非实行革命，不足以荡涤旧污，振作新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倒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友邦。易君主政体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愤也。天赋自由，萦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蔽，怀此微忱，久而莫达，今日之事，盖自然发生之结果，亦即吾国民公意所由正式发表者也。
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故自满清盗窃中国，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间虐政，罄竹难书，吾民族唯有隐忍受之。以倒悬之待解，求自由而企进步，亦尝为改革之要求，而终勉求以平和解决之道，初不欲见流血之惨也。屡起屡蹶，卒难达吾人之目的，至于今日，实已忍无能忍。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轭。盖吾人之匍匐呻吟于此万重羁轭之下者，匪伊朝夕，今日之事，始于吾古国历史中展光明灿烂之一日。自由幸福，照耀寰宇，不可谓非千载难得之胜会也。
满清政府之政策，质言之，一嫉视异种，自私自便，百出不变之虐政而已。吾人受之既久，迫而出于革命，亦固其所。所谓摧陷旧制，建立新国，诚有所不得不然，谨为世界诸自由民族缕晰陈之。
当满清未窃神器之先，诸夏文明之邦，实许世界各国以交通往来，及宣布教旨之自由。马阁之著述，大秦景教碑之记载，斑斑可考也。有明失政，满夷入主，本其狭隘之心胸，自私之僻见，设为种种政令，固闭自封，不令中土文明，兴世界各邦相接触，遂使神明之裔，日趋粗野。天赋知能，艰于发展，愚民自锢，此不独人道之魔障，抑亦文明各国之公敌。岂非罪大恶极，万死莫赎者欤？
不特此也，满清政府欲使多数汉人，永远屈伏于其专制之下，而彼得以拥有财富，封殖蕃育于其间；遂不恤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时拥特权，多数平民，听其支配。且即民风习尚，满汉之间，亦必严至峻之障防，用示区别。逆施倒行，以迄于今，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邻掳劫。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妨殖产工业之繁兴。呜呼！中土繁庶之邦，谁令天然富源迟迟不发，则满洲政府不知奖护实业之过也。
至于用人行政，更无大公不易之常规。严刑峻制，惨无人理，任法吏之妄为，丝毫不加限制。人命呼吸，悬于法官之意旨，不问其有罪无罪也。不依法律正当之行为，侵犯吾人神圣之权利，卖官鬻爵，政以贿成。凡此种种，更复难数。任官授职，不问其才能之何若？而问其权势之有无，以此为政事之大任，几何其不误国哉！
近年以还，人民不胜专制之革，亦时有改革政治之要求。满清政府坚执锢见，一再不许，即万不得已而暂允所请，亦仅为违心之举，初非有令出必行之意。朝颁诏旨，夕即背之，玩弄吾民，已非一次。其于本国光荣视同秦越，未尝有丝毫为国尽力之意。是以历年种种之挠败，不足激其羞耻之心，坐令吾国吾民遭世界之轻视，而彼殆无动于中焉。
吾人今欲湔除前述种种之罪恶，俾吾中华民国得与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谊，故不恤捐弃生命，以与是恶政府战，而别建一良好者以代之。犹恐世界各邦或昧吾民睦邻之真旨，故将下列各条，披沥陈于各友邦之前，我各友邦尚垂鉴之：
（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
（二）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三)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四）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
（五）吾人当竭尽心力，定为一定不易之宗旨，期建吾中国于坚定永久基础之上，务求适合于国力之发展。
（六）吾人必求所以增长国民之程度，保持其秩序，当立法之际，一以国民多数幸福为标准。
（七）凡满人安居乐业于民国法权之内者，民国当一视同仁，予以保护。
（八）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订民刑商法及采矿规则；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并许国人以信教之自由。
抑吾人更有进者，民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人民之交际，此后必益求辑睦。深望各国既表同意于先，更笃友谊于后，提携亲爱，视前有加。当民国改建一切未备之时，务守镇静之态，以俟其成。且协助吾人，俾种种大计，终得底定。盖此改建之大业，固诸友邦当日所劝告吾民，而满清政府未之能用者也。
吾中华民国全体今布此和平善意之宣言书于世界，更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盖当世最大最高之任务，实无过于此也。
王宠惠先生为孙中山赏识的党员，精通法律，中、英文俱佳。孙中山于民国纪元前八年4月，在美国纽约以英文撰发《中国问题之真解决》（TheTrueSolutionofChineseQuestion）一文，为王宠惠先生翻译，文极流利。今见年方22岁，杭州高等学堂正科毕业，初入报界的青年记者陈布雷有此译笔，自很满意。
陈布雷后终被排挤而去。谓在《天铎报》任事五月，酬薄事多，只为兴趣关系，毫不计较；而年少锋芒显露，不自敛抑，渐为李怀霜所忌。李怀霜是时功名心热，奔走于黄克强处甚勤，必深晚一时后始到社，酒食徵逐，所志日荒，陈布雷不喜其所为。一日，李突邀陈至其室，言社中经济困难，君之月薪，只能发30元，其余10元，将填给股票，陈答应。又数日乃遣人示意，谓论说一栏宜以庄乘黄为主撰，陈君但撰短评可也。陈布雷知不可留，即日收拾行装，辞职归里。半年之报馆生活，暂告结束，离开了《天铎报》。
他将还乡离沪时，戴季陶与周浩方创办《民权报》。姚雨平、叶楚伦办《太平洋报》。邓家彦、邵元冲、宁调元创《民国新闻》，均有约他相助之意。陈陶遗与其友人雷季兴正接盘《申报》，亦约他入馆任撰译。陈自思民国成立，此后报纸，宜鼓吹建设，非可长以摧陷廓清之偏锋论调炫众而导乱，故仅允陈陶遗为担任西报翻译。另一原因，是家乡长辈，认为十里洋场繁华世界的上海，不适宜于青年独居，劝陈依仁和陈的舅父，勿再让陈布雷留沪作记者。陈依仁坚信自己长子能慎独，勿涉于邪。时适宁波一批教育界和地方士绅，发起创办私立效实中学，知陈布雷不作记者，遂聘请任课，陈布雷应聘。至于《申报》译述记者应聘与否，经请示父陈依仁，得到同意，始去函陈陶遗。此是兼职，按期将译稿寄《申报》；《申报》以外国报刊五六种寄赠，作为报酬。1912年（民国元年）陈布雷23岁，开始在宁波效实中学教书。初任教职，他亦颇有兴味；但兴趣仍在新闻事业，故阅览英、法文书报最勤。课余每三日必译稿一篇，寄登上海《申报》，署名“曰彦”，至暑假后始停寄。自民国元年到民国九年，陈布雷家居、教书兼治家产。9年间，父故妻亡，家事烦忙，生活至为黯淡。民九上半年，陈布雷兼任宁波《四明日报》撰述，每日上午在效实中学授课，下午到报社写短评一二则，“随感录”六七百字，日日如此。他的老师兼姊丈冯君木先生，最喜读其所写“随感录”，谓“笔墨与思想，均非海内报纸所多见”。他自己说：“实溢情之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