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翼虎
王泰栋同志以其所撰之《陈布雷大传》给我看，他是一位有心人，为写此传，下了不少工夫，费了大量心血。几经修订，庶成此稿。我通读以后，不禁思绪万千，感触多端。
布雷先生是我的宁波大同乡。忝属晚辈，虽少交往，但早年对他的文章道德，是颇为心仪的。1948年，我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时，有机会得在南京识荆，曾多次偕同浙江同乡去看望他。他沉默寡言，谦恭有礼，使人有肃然起敬之感。有一次我问他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形势，他用缓慢低沉的口气对我说：“力量”和“形势”两个词要分开来讲，论“力量”，国民党陆、海、空军优于共产党，问题在于“形势”这个词。他是看到总的趋势的。我和他最后一次晤面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时，他一反常态，殷勤招呼，亲切握手。后来到他自杀的噩耗传来，我仿佛恍然感到他是在和人们告别。思想上的矛盾，精神上的痛苦，终于使他出此下策。
《陈布雷大传》资料丰富、真实。其实此书写的不仅是布雷先生个人，实际上反映了辛亥鼎革以迄新中国成立前四十年间的政局诸端，其间以布雷先生与蒋介石的关系为主轴加以叙述，兼及布雷先生与郭沫若、邵力子、张治中、沙文若（沙孟海）诸人，与同僚下属以及兄弟、妻子儿女间的种种关系。不仅可供了解布雷先生的为人处世，对当时的时代环境与历史背景的来龙去脉也不无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总的来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总感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难的，像布雷先生这样的人尤难。因为写到他，就必然牵连到蒋介石和当时政局的方方面面。像作者这样用笔，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绝不可能。这只有在三中全会后批判了“左”的错误倾向和实现了拨乱反正与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的政策之后，才能解放思想，来写这样的文章。综观布雷先生的一生，他的廉洁操守是众所周知的，可惜由于未能体认政治立场之错误，造成金陵自殒的莫大悲剧。盖棺论定，我觉得他的一颗爱国之心从未泯灭。当祖国处于风雨飘尧外侮侵凌之时，他奋其如椽之笔，于《天铎报》、《商报》以至抗日时期代蒋介石所拟的有些重要文告中，可以看到。当然他为蒋所拟文稿，亦多违心之论，这正是他最感痛苦的地方。他的死，是死于“士为知己者死”的封建观念，这是不可取的。
时代在前进。当前，新中国已巍然屹立于世界，再也不是以前那样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了。国家稳定团结，改革开放形势大好。香港已经回归，洗雪了我百余年来的耻辱，更令人鼓舞。台湾尚未团圆，国家没有完全统一。但读了《陈布雷大传》，我觉得我们正是应该借鉴历史，接受教训，从团结奋斗振兴中华着眼，共促统一之成。不仅国共两党应该携手合作，在台湾的其他政党和炎黄子孙都应该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现正是中华民族重新振作奋发腾飞的契机，愿借以寄语在台国民党诸同仁和台湾同胞，希望大家能从祖国的统一大业出发，解脱旧的思想束缚，跳出小圈子的局限，共同携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同创千秋功业！
1997年7月
（注：本文作者毛翼虎先生，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民革浙江省副主委、民革宁波市委名誉主委，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已于2004年去世。)陈布雷日记解读（代序）陈布雷日记解读（代序）王泰栋为了写《陈布雷大传》，我征得布雷先生二公子陈过老人和布雷先生孙女陈重华女士的同意，借来布雷先生1935年2月至1948年11月12日之日记29本（缺1941年上半年半年）。这29本日记原件已由布雷先生亲属捐赠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按照惯例，将复印件回赠给其亲属。所以我看到的是复印件，不过字迹还是很清晰，基本上保持原样。
这29本日记，全部是蝇头小楷，用毛笔书写，写在专用的文渊阁稿纸上，16开，每面平均500字左右，每篇注明月、日、星期、天气、晴雨，还有温度（华氏）。4404天，每日不间断，一个月之回溯、并记、杂感等，也有剪报、图片等。布雷先生真可谓有心人，留下了这么宝贵的史料，而且基本上没有错字，没有别字，也没有漏字，估计最起码在150万字，一口气写下来，坚持4404天，真令人肃然起敬。
这12年8个月时间正好是布雷先生跟上蒋介石，在侍从室作幕僚长，其中又有八年抗战，因此日记所记应该是与这段重大历史有关的真实纪录，是第一手史料，弥足珍贵。不仅具有参考价值，也有研究价值，更兼有欣赏价值，仅就这150余万字的小楷而言，笔力苍劲，文字简洁又传神，常常一句话，三四个字，就把事物写活了。我仿佛看到一位老人在深夜奋笔疾书的情景，在笔下喷吐出他的内心世界，为后代留下了多少宝贵的史料埃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其首要任务当然是为蒋起草重要文告，自1927年春在南昌第一次见蒋介石，为蒋起草《告黄埔同学书》以来，以后，凡蒋的重要文告，差不多都经陈布雷之手，诸如1928年6月随蒋去北平，为蒋起草《祭告孙总理》文，1934年9月，秉承蒋的旨意，起草《敌乎？友乎？》长文，这篇长文因为非常敏感，在国难当头之时，“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鲁迅先生语），蒋介石和陈布雷商议后是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在1934年10月号的《外交评论》上。1935年以后日记记录的是抗战8年中的重要文告，如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的50岁生日，蒋介石自己提出要写一篇《报国与思亲》。以往重要文告一般由陈布雷两三天内写成后，经反复修改就以蒋介石名义发表在报纸或广播，惟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回来，陈布雷除了为蒋起草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词以外，就是为蒋介石编写《西安半月记》，全文也仅一万几千字，初稿写就也不过两三天工夫，但反复修改，从1937年1月改到4月，陈布雷心情烦躁。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陈布雷为蒋起草文告最最顺利，影响最大，使蒋介石在国内外赢得较好名声的是抗战爆发的一些文告，如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后，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的《最后关头》一文，蒋介石慷慨激昂宣布：“……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些名句，对于动员全国人民抗战起了鼓舞作用。最最著名的，是1938年陈布雷在武汉，在日机轰炸下，为蒋介石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这篇6000字的文告陈布雷确是倾注了全身心写就的，当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评论该文谓：“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告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陈布雷对自己这篇为蒋起草的文告也甚满意。这篇文告用五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海内外各报，一律在头版头条刊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赢得了国内外读者的赞扬，日本方面由此一方面加紧对汪精卫的诱降，一方面再也不以蒋为对手诱降，而是加紧轰炸，必欲置蒋于死地，甚至连蒋的老家溪口也轰炸得一塌糊涂，将蒋的元配夫人毛氏也炸死了。
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文告，真可谓呕心沥血之作，而且连日抱病写作，他在1939年“一月份之回溯”中记载：“本月共卅一日，适当汪变发生之后，舆论复杂，人心激动，中枢处理此事，甚费苦心，二十日以后举行五中全会，先后十日，故本月中起草文字及奔走接洽之事较繁，全月共见客六十人，访友九次，出席招待中央委员会会餐五次，阅定普通讲话稿四篇，起草重要文电九件，核阅对外谈话稿一件，为蒋夫人改定论文五篇，修改全会中关于国际问题讲演一篇（惟果起草），修改告教育界及士绅书一件，撰拟全会开会词一篇，又闭幕词初稿一件，参加起草全会宣言（先后修改四次），又修改精神总动员纲领二次，核阅提案及计划方案等文件……”—月之中就接待了60位客人，开会、会见50多次，起草改稿达30余次，工作量确实是超负荷了，而这种政治文告使陈布雷觉得“最感支绌之苦”，于是陈布雷也会在日记中发点小牢骚，如1939年10月6日日记记：“……三时醒动笔，题目太大（注：起草告国民书）而委座所欲容纳之词又似太细小而具体，安排斟酌甚苦……”但是蒋氏夫妇对陈布雷是厚待的，所以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得电话准许并嘱静养，其曲加体谅处，令余感动于心……”戴季陶告诉陈布雷说：蒋先生对其说过，最苦劳的是布雷了。于是陈布雷又感激涕零，特别是陈布雷50岁生日，1939年的12月24日，蒋介石亲笔给陈布雷写了祝寿词，陈布雷在12月24日日记中记：“……奉委员长手示，以余明日生辰，手书‘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字相赠，瞻对感激，作一长函报谢，午刻，蒋夫人制作饼饵相贻，亦函致谢……”
陈布雷日记中还有一大特点是，这13年来，凡国内外大事，都有所记载，红军是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的，蒋介石曾在这一段时期入川、滇、黔，一方面是“追剿”红军，一方面是控制地方军阀，陈布雷随侍左右，所以都有记载。其他如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抗战开始，庐山谈话会，撤出南京，武汉抗战，汪精卫投日与苏、美、英等国外交，抗战胜利，旧政协，国民大会，李闻被刺，学生游行，所谓币制改革，华北东北战局等都有记载。当然，由于其政治立场关系，认识问题角度不同，但国内外重大事件之发生日期、人物、因果还是可供后人参考的。如蒋介石与史迪威、罗斯福关系之始终、前因后果都是第一手的资料。
凡国内党、军、政、教、文、商各种著名人物，陈布雷奉蒋介石之命多有接待，而陈布雷却坚持不加入任何派系，私人不作任何拉关系之事。这大概也是蒋介石非常信任他的原因之一吧！所谓党国元老吴稚晖、林森、冯玉祥、CC的二陈、朱家骅、张道藩、孔祥熙、宋子文自不用说了，教育界的胡适之、吴贻芳，还有文化界郭沫若、谢冰心、吴文藻、张澜、罗隆基，甚至王晓籁、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等日记中都有记。接触最多的还是新闻界的张季鸾、王芸生，对张季鸾关系较深，张之去世，陈布雷还专门为张撰了一篇悼念文章，这也是少有的。此外，对新闻界后起之秀如徐铸成、浦熙修（接受采访）也有接触。共产党方面人物，周恩来、吴玉章、董必武等，陈布雷则是陪同接见，令人奇怪的是张国焘也几次找到陈布雷。与陈布雷关系比较密切的是邵力子和张治中，日记中多有提到，而且情如兄弟，但并非搞派系，军、警、宪、特方面头面人物如陈诚关系较好，戴笠、康泽等也有接触。最令人不可思议者，在重庆时，陈布雷还接待过章士钊老先生，章士钊曾托陈赠蒋介石两件文物，一是左宗棠的藏墨，二是曾国藩的一颗图章，“训练强兵动鬼神”，陈布雷在日记中记章士钊说：“此语非蒋公无可当者，故以章贻之，”陈布雷记“敬收而谢之，将转呈焉……”。陈布雷大概认为这颗图章还有点意思，在1943年3月10日日记左下角盖了下来，作为纪念。陈布雷对蒋经国印象颇好，日记中多有褒扬之词，侍从室人员中，与陈方、李惟果关系较深，对其同乡同学沙孟海也有记载，综观其对所接触人物之评述大体也符合历史事实，如对吴贻芳女士，他日记中记其是：“教育家清苦之风格”、“令人钦佩”。如对冯玉祥认为“……其语言深入浅出，明白晓畅而动人，实通俗宣传第一流好手耳……”。认为沙孟海为人比较方正，因为1944年沙母在鄞县故乡病故，陈布雷私人赠以葬礼（一笔钱），沙孟海退还，陈布雷8月28日日记中有记“……孟海来谈，不肯受余个人致赠太夫人丧事之赙仪……”
陈布雷日记中还摘抄了许多国内外重要资料，很有参考价值。如1935年8月日记中有记鄂、湘、赣、皖四省水灾资料：“今年水灾之重，以湖北而论，较之民国二十年时过之，据许世英视察后所发表之鄂、湘、赣、皖四省灾民约逾千万，田地被淹达十万平方公里，公私损失不下五万万元，而冀鲁豫尚不计焉。鄂主席呈中央之电谓受灾四十九县，以淹没面积占全省三分之二强，农民当在三百万左右，又湘省所发表之调查稿，受灾县份二十余，被灾面积二万余平方公里，合二万万余公亩，灾民约四百万云（陈布雷在这里还打了一个问号），又鲁省尚未有报告，惟报载鄄城代表所谈谓，该县被淹八百村，已陆沉四百村，毁田禾八千顷，死亡二千余人云……”。陈布雷日记中所摘录全国公路交通、教育等进出口货等资料颇多，对英、美、日等国之军事生产资料也多有摘录，如1943年8月31日日记后有“日本飞机生产之数量及质量”（四月下旬王生报告），“一九四一年九月至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陆军飞机为三千零九十架，海军飞机为二千五百零八架；而一九四二年七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生产量，陆军机增至七千四百卅五架，海军机增六千二百七十一架，分别陆军机增百分之二百八十六，海军机增百分之二百四十三”，大量国内外有关史料都具有参考价值。
陈布雷日记中还记下了许多遗闻轶事。他追随蒋介石巡视云、贵、川、滇，每到一地必查阅地方志书，如1936年6月30日阅南诏野史，在日记中详录了元时梁段二国孔雀胆故事，诗书原文十三首，“二千余字，不但全文抄录，而且加以注释，”如（八）阿悼亡词中第二首“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开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裹彩（陈注：锦被名也）。吐噜吐噜段阿奴（陈注：吐噜可惜也，阿奴以称夫婿)。施宗施秀不识歹(陈注：歹不好也，施宗施秀亦云南人，不善终者)。云片波麟不见人。押不芦花颜色改（陈注：押不芦花，北方起死回生草名）。肉屏独坐细思量（陈注：肉屏，骆驼背也）。西山铁立霜潇洒（陈注：铁立松木也）。”陈布雷日记手迹郭沫若以此写了一本《孔雀胆》大戏，而陈布雷所摘录则是原汁原味的民间叙事诗，而且都加以注解，可见他在摘抄时是访问过人的。还有是1935年7月25日日记中摘了一段“支那名称之由来”，真是前所未闻，原日记是“任乃张君所著西康图经民俗篇，任君南充人，之久居西康，多亲历之谈，其中所记‘支那名称之由来’，谓康藏呼茶为‘甲’，华人为‘甲米’，中华曰‘甲拉’，拉地也，即谓茶产之地也。陆羽茶经‘其名一曰茶，二曰，三曰，四曰茗,五曰，’盖我国古音固呼茶为，番人所称之‘甲’，实之译音也。藏人嗜茶若命，故以茶代表华人华地，阿剌伯感受藏语，亦呼中华为甲拉，后传于欧洲，其音微讹而为Chana矣。”产茶之地为“甲拉”，此一说较瓷器为支那之说更胜一步。陈布雷不仅自己研究风俗人情、搜寻遗闻轶事，而且录了三保太监郑和父墓志铭寄其大哥、四弟一阅，因其大哥、四弟对文史典故亦颇喜爱。
陈布雷日记还破解了许多传记作者对他如何入蒋之幕以及对女儿陈琏婚姻、被捕释放之谜。关于陈布雷究竟是谁介绍给蒋介石的，有两种说法，一为李一氓老说是由他向蒋介石推荐的，北伐前由共产党人介绍一说也有流传；一说是张静江、虞洽卿介绍给蒋的。陈布雷日记则明确道破了这个问题。陈布雷在1948年9月20日曾游西湖，至满觉垅赏桂花，他在日记中记“……在临江轩上稍坐，十六年四月偕大哥谒蒋公于此，蒋公称余文能婉曲显豁，善于达意，即在此对静江先生所语也，以此因缘，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我问过陈屺怀先生孙女陈明楞老人，陈大姐谓蒋任北伐军总司令本宜请陈屺怀为其机要秘书，因陈屺怀年老，又不愿在一下辈蒋介石手下工作，推荐其从弟（小陈屺怀18岁）陈布雷给蒋介石，陈布雷日记证实了这一点。关于陈琏被捕释放之关节，其实陈布雷在1947年日记中记得很明白，11月19日日记“……委座邀留午餐，告余以怜儿之事……”，12月25日日记：“……盖当局察知彼系被人欺蒙而加入民主青年同盟，但历史甚浅，亦无活动，故准由余领出管教（惟不准其在外活动），”12月29日日记：“……与默等商如何劝慰怜儿之法，殊苦无术，以其此次回寓后长日悒悒无欢也……”，12月30日日记：“……携琏儿往访蒋夫人，承其殷殷询问琏之身世学业，并对余谈宗教哲学……”。这就是说陈琏并未承认自己共产党员身份，蒋介石亲自过问这件事，叫陈布雷“管教”，而陈布雷又“苦无术”，陈琏还“悒悒无欢”，去访了宋美龄，宋也一般地垂询，大谈宗教而已。回忆“文革”中上海造反派一再对陈琏威逼，诬说陈琏叛变了，是毫无根据的。陈布雷的日记解破了许多谜疑之事，是很好的一个佐证。
陈布雷深受儒家思想之影响，很重视自身修养，日记中多“自时、“箴言”之类，1947年1月日记中还有“治心之要”9条，还摘录了托尔斯泰语录4条，什么“一个人为他人而生活，才可以永远幸福”等等，作为座右铭以自励。所以被蒋介石称为“当代完人”。当然，蒋之称其为完人，一方面是因为在政治上完全站在与蒋一致的立场上，是忠于蒋个人的，陈布雷日记中甚至几次提到自己是“愚忠”。另一方面，陈布雷在个人道德、操守、人格上确实是一直保持“淡泊”、“清廉”的，对工作日夜操劳，兢兢业业。对朋友，对兄弟，对家庭堪称模范。1946年抗战胜利，陈布雷自重庆飞回上海，5月27日日记记述“……秦润卿、张申之、俞佐庭先后来访……”，这几位都是宁波商界名人，特别是秦润卿是慈溪同乡，上海钱业界领袖，抗战时不愿事敌，是爱国的，陈布雷遇见同乡当然很高兴，但当这些金融界头面人物请他当顾问时“……俞佐庭君来访，为四明银行董事会，聘余为顾问，并谓将赠车马费，余婉谢坚却之，佐庭乃谈他事……”（5月30日日记），比之国民党大小官员抗战胜利发劫收财、“五子登科”来说，陈布雷的清廉是难得的，陈布雷当时连住房都无法解决。
陈布雷为蒋介石拟写文告，可以说是苦差使，如1941年11月13日，为了起草参政会开幕词，这么一篇篇幅并不大的文章，就花费了三四天，他记下了蒋介石“口授要旨，繁复曲折，颇觉行文组织，难于自然，而说理陈词，未能惬当，彷徨绕室，几乎不能下笔，至晚八时，犹只能成八百字也，委座五次来电话补充要点，愈重视此文，余愈不敢下笔矣……”(11月13日日记），14日日记“……十一时卅分，委员长将文稿核阅后发下，谓大体可用，嘱再加以修改，午后三时至七时，又速送条谕二叠补充，陆续修改至夜九时始完毕，然知此文断不能就作为定稿，以委座每写一文，陆续修改补充不止，此历年之惯例，而近年尤然，然余之拙笔有不能追赶之苦也……”，怪不得陈布雷与李惟果感慨“文字工作之难，相与叹息”了。1946年12月为蒋介石赶写一份广播稿，“午餐后，委座来电话，乃谓须加入二段意思，因知试官之意不尽与考生相同也……四时许，委座连续来三次手函，要补入不少意思，前后达九十页之多，头绪纷纭亦复杂，不易安排……”，陈布雷改成6000字，连陈布雷自己也感“冗长拖沓”，忽接蒋介石电话，“竟将一稿拆为两篇之用，命余补缀，此如何可能乎？”陈布雷大呼“心拙力竭，拼凑而已”。陈布雷感到为蒋写文章甚为苦恼，自己之思想依附与别人身上，在“感想杂记”中记述“以余之个性，实只宜作乡里之散人，或藉教读以自给，乃因少时不知自觉，好为文字议论时事，自受知于蒋公，竟充其愚画，许效驰驱，然个性对于复杂之政治环境，实绝对不相适……信乎择业之宜慎也，……进退都无是处，强忍亦已无余力，苟且偷生，局天眷地，皆所自造，命也乎。”
陈布雷日记中对自己内心之剖露可谓淋漓尽致，西安事变之后，1937年4月间，18日随蒋介石到杭州，4月22日日记中已露出退意：“午后无事在寓，与允默商进退问题，颇思俟委员长病愈，摆脱侍从室职务……”，4月24日日记又记：“……余连日心情不佳，幸而滞留杭州，尚可不发神经箔…”，1937年4月，蒋介石批准陈在杭州休养，在6月1日日记中陈记：“……唯当忍耐持久，以观其后，盖摆脱既不可能，即当屏除杂念，听其自然……”，这里的摆脱不能，不仅是指病体，亦有摆脱政治圈子之意。直至抗战爆发，陈布雷是带着痛苦与矛盾，跟着蒋介石抗日救国的，直至退到重庆，民主势力提出“结束党治”，实际上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可是陈布雷出于“愚忠”（陈布雷自己日记中屡次提到），蒋介石对民主甚为反对，陈布雷也认为“结束党治”之提案“……完全出于捣乱政客之所为，明明为窘迫而已……”。1940年11月22日日记，“……委座甚愤慨谓如此‘无异要我们解除武装，且加以重重束缚’……”，陈布雷不复是辛亥革命时一激进青年，以反对帝制、反对军阀为己任，而是维护“一党专政”、维护“领袖个人独裁”的“忠臣”了。陈布雷已与整个时代脱节，所以心理十分痛苦和矛盾，“以致党国艰难，人心散漫，经济恶化之现状，不知何以补救，而自身又衰疲无能，至此悲怅之情，终不能自抑，又不知如何爬梳整理……”（1942年11月5日日记）。
1943年7月10日及1944年4月，陈布雷日记中多有“杂感补记”一些综合之心得体会，“自十六年一至南京，以深感自身决不宜于政治上作事，而以因缘牵率，终不能重归我新闻记者之旧业……”，“当武昌起义之时，余适在天铎报，少年意气凌厉，曾撰‘谈鄂’十篇，鼓吹革命，以此因缘，许身党国，今建国之业未成而已年逾五十，居机要之职位，无丝毫之贡献，不禁感慨系之……”。1945年陈布雷在休养中，又写了“新春杂记”，写了几千字，中有“我之入侍从室，十年以来，不敢言劳，不敢乞退，乃实践我民国十七年对蒋公，‘只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之宿诺……忆季陶在数年前对余与张文白言君二人乃一将一相……余闻之如惊天霹雳，若侍从室之地位与职责真为如此，则余谬居要位，旷职误事之处必擢发难数矣……”。蒋介石后来对陈布雷的要求不仅仅是为他起草文告，当一私人秘书，而是要他尽辅佐之责，就是戴季陶之言当一个宰相，可是陈布雷没有这个政治野心，陈布雷在1945年1月24日日记有很长一段自白“……然蒋公既公开言之，我又不便漠然置之，无已其及早引退乎……。”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7月14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大呼“……杂思繁虑，排遣不开，姑不论健康如何，而精神上之衰疲劳累，洵所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7月29日日记中写了自讼录8条，自责自谴，“不能如委座之意”，7月30日，31日两天日记并记：“日来某种消极观念而引退之意，仍不断扰于胸中，无可控遏，亦不能自己抑止，形神之萧索，志气之委顿，心绪纷繁，神经颠倒错乱，大有败叶满山不可爬梳之境象……”，他还想到“念委座之纷繁忧勤，则余等何敢言劳苦，然余实心力体力交瘁已达极项矣……”，最后他还是感叹“……此皆余历年自造之错误，今已无可挽救……”。如果没有看到日记，真不敢相信陈布雷在抗战胜利前夜，思想痛苦和消沉会至如此地步。日本投降，8月28日，蒋介石宴客请陈布雷作陪，他在日记中记下“……自断此身无服务之能力，恐今生自此成为无用之废物矣，奈何奈何……”，陈布雷固然由于身体极为衰疲，但也有政治上消极悲观，他在8月31日日记中喊出了：“余诚为不知自量而只知愚忠自效之大愚人也”。
1947年6月17日在南京陈布雷目睹胜利后“五子登科”，人民怨声载道之情形，“而我中枢散漫脱节，各不相谋，略无振奋团结之气象，殷忧无限”（6月14日日记），“……今日情绪怫郁，心思烦乱，此二旬来作事一无精神，思虑不能集中，颓败痛苦，几又回复去秋以前情况，十时，力子来谈教育界情形，并及时局，相对慨然，无可言说……”（6月17日日记），一是“殷忧无限”，一是“无可言说”，陈布雷心情可谓消沉极矣。当时蒋介石又准陈布雷上庐山休养，可是陈布雷“近来内外情势紧张已极，而国内人心大非，非廿五六年时可比，至可殷忧”(10月25日日记），“对私人经济之前途、家庭近事、诸儿事业、学业及沪寓房舍等问题均感无妥善解决安排之道，瞻顾大局，又切焦忧，此心郁结，终无术排遣也……”（10月29日日记）。
1948年3月，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国民大会开幕词“文思枯拙异常，进行极度迟滞”(3月25日日记），“委座续来电约十次，对讲演词军事部分有补充，增加者甚多，虽以为不必要，不得不勉遵其意，盖究竟系以彼之名义而发表也，”然国民大会上一片混乱，北平及上海又发生学潮，在党员大会上“诸人推余说明总裁意旨，众人纷纷发言，力持异议，甚至谓假传意旨，不能听信，余对此种卑鄙之人，实羞于为伍，不禁厉声斥责其非，请审查陈某之历史，如此不受党的命令，不愿服从总裁，无异自丧人格，诸人力劝息怒……”，陈布雷在公众场合，可从未动怒，今日如此动容，可见其内心焦迫之至。以至8月7日日记中，陈布雷坦露“近日所闻者皆是一派悲观散漫之论调，昔人所谓未可共患难者已显露其端倪，瞻望前途实不堪设想，余本为消极保守一型人物，数月以来，鉴于内外艰难，以为终须有忠贞不贰之人士，坚定信心，谒诚贡献，故他人规避牢骚，余均处以恬定，但自此……信念渐渐动摇，虽复努力挣扎，而内心悲苦愈深矣!”陈布雷已感王朝将要崩溃，但他决心作蒋介石忠贞不贰之“忠臣”，及币制改革失败，东北、华北蒋军大败，陈布雷准备自尽，在11月12日夜写了几千字杂感，第一条又是“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接着是自谴自责，最后还是说“已不堪再供”领袖“驱策”了，对蒋极表忠心；最后一句话是“奉劝各位好友与同志，乘少壮时，精力旺盛时，速为国家为人民加紧工作。”陈布雷日记中将其内心的痛苦与思索、矛盾和斗争坦露无遗。他从一个具有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人格的新闻记者（北伐前），由于世界观的局限，又复从属依附于一个现代之独裁者，最终不能摆脱失败之悲剧。而深为众人同情的是他的才华和品格，谁也不能否认他在道德文章方面是值得人们同情和敬佩的。
陈布雷对家庭，对儿孙其实是充满了爱的，1948年7月他回上海休养，心情很好，如7月23日“……至惇信路寓，一进门则次媳邱永超携孙女瑜华于客室，命瑜华呼‘爷爷’，此时心情喜悦、洵可谓稚子侯门矣，”这一天，陈布雷四弟、六弟、妻子和五、六、七三儿均来“笑言无拘，颇得天伦之乐……”，“三小孙聚处一起，余周环抚抱，不觉大乐。”对于儿辈思想上与他有分歧，如陈琏，但仍认为骨肉之亲，非常关心，对于陈琏选择丈夫，他给女儿写了一封白话文的信：“……一个人到了中年以后，爱念子女的心怀，确不是二三十岁时所能体念的，”“对于你终身伴侣的选择，原是人生一件大事，我常常觉得除了志趣相同、性情相合之外，还得要照顾到环境。这句话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你慧心人，一定能知道我所说的不是指世俗之见的所谓门第，而是从结婚以后一切的关系上圆满来说的，譬如严晋(注：大女儿的丈夫），他现在和我见面通信的机会比较多，我好像又添了一个孩子，老年人心中更觉愉快些，袁君（指袁永熙）的家世学业，你也介绍得很详细，我信任你的选择和目力，我信任你的审慎，决没有问题，但我对于袁君，希望知道得更多些……”话说得很委婉，实际上陈布雷是担心袁是否是共产党员。但是儿女辈在革命大动荡之际，各自有自己的政治认识和选择，就是在1948年上海那次“天伦之乐”中，陈布雷与明儿发生了冲突，“偶因闲谈，惹起不快，明儿发言激越，不讲理性……余老矣，不复能拯救儿辈，明儿他日阅之，当知余之心痛极矣……”，这个明儿是陈布雷的第五子积明。
陈布雷日记不仅记录了民国时期比较重要一段时期之政治历史，也剖露了他的内心世界，实为一难得之史料。解读不深，窃以为此日记最好能公开全文出版，我相信是会得到读者欢喜的。本人所编撰《陈布雷大传》，仅摘引了其中极少之一部分，略作归纳分析而已，是否有当，当请读者批评指正。
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