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在当时有一文回忆还是比较真切的，文说：
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推敲，他决心绝命，是在11月11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们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一个决定的措施。因为就在饭桌上，他和我们作了一次向所未有的谈话，郑重地谈了一小时多，谈话的内容，这里因为篇幅不能详述。他在上楼的时候，吩咐我不要让客人见他，他需要休息。我太重视“需要休息”这一句话了，因此，在两天中，我没有排闼直入过一次，而布雷先生就得到这样从容的机会，写这么多的遗书，而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我追悔莫及的另一点。我个人对于布雷先生的逝世，最感遗憾而悔恨莫及的，就是最后一次晚饭，我没有和他共同进餐。最后一个晚上，我没有同他聊天。那次晚餐，我因为临时有应酬，所以特嘱同事陈君留伴，据说情形已比平常不同，饭吃得特别快，莱仅吃靠近一碗，吃完匆匆上楼，这便是心中有事的表现。如果我和他共同进餐，我想我一定会注意这种情形，而预先予以防范或有免此悲剧之可能。布雷先生自还都以后，睡眠的时间比较提早，如无特别事故，晚间11时至12时常可就寝，这是我们费了多少力量的结果。他的习惯，睡眠之前半小时服安眠药二三粒，在这个时间，欢喜有人去聊天，我就在这个时间常常和他谈些轻松的事件，约20分钟后退出。在这个最后的一晚，我正在《中央日报》轮值，归时稍晚，他寝室中已经灯光依稀，是已经下帘的样子，所以我就没有上楼，也许这个时候，他正在服药。事后检查，他所服之药计一瓶又一瓶的三分之二，地板上掉下几粒，推想他服药时是相当的紧张。如果这时候我上去一下，也许可以发现什么而预为防范，或有免此悲剧之可能。不过，先生的厌世，是抱有最大决心的。最后一天（12日）下午，芷町先生来谈，达两小时之久，慰劝备至，先生表示嘉纳者再，绝未暴露任何破绽。他服了这样多的药，还恐怕我们发觉得早，要营救他，所以遗书给我们说千万不可救他，救也断断不能回生，徒然增加他的痛苦，他决心结束他的生命。布雷先生书生从政，素讲道义，尚气节，忠于国，忠于党，忠于领袖，处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公以处事，诚以待人，躬行实践，丝毫不苟，而且没有一点官僚气，只是一个温厚儒雅的长者态度。相处愈久，愈加使人钦佩。尤其感动人的，是他的健康是这样的坏，他的责任心是这样的重，而领袖倚畀他又是这样的切，他居常局处于一角小楼，夜以继日地孜孜为公，除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向领袖请假的。记得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改组的时候，他特别和我长谈了一次，最感动而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这样几句：“你一定要再帮助我两年，我60岁的时候，一定告老了，那时候你才离开我。”我当然欣然允诺。不料先生还没有到60岁，他竟因为精神的出路毫无，而决然弃世。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领袖为之不欢，亲自吊祭者至再至三，而同志好友失声痛哭者，则不知凡几。当他遗书发表以后，识与不识者，为之泣下数行者，又不知几人，其感人之深，实不止我个人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