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军战术上的这种弱点，第9战区指挥机关似乎有所认识，并加以利用，但只是从消极方面利用——逃跑。而若能从积极方面利用，拈手便可抓到战机。如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日军上村支队4个大队孤军深入，当其于9月23日在营田登陆时，日军主力还在新墙河一线。直到27日，上村支队才与其主力取得联系。在这4天时间里，第9战区的指挥机关如能集中兵力围攻该支队，完全有机会解除第15集团军左翼的威胁。而事实上是，第9战区一接到营田失守的消息后，马上令第15集团军后撤。这样的例子在长沙会战中举不胜举。这也是由保存实力这一战略指导思想所决定的。
四、关于双方的战斗力
在战斗力方面，不需多说，日军显然要优于国民党军队。对此，日军也很自负。如其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的总结中曾这样写道：“第11军以少数兵力果敢地进行作战，收到了很大战果。按兵力来说，可能被认为是冒险作战，但是当时第11军的作战课是根据中国军队以1个大队，可以和敌军1个师对抗的程度和战斗力量来判断的。当然和中国军队相比，我方有比较优势的航空兵力相助，炮兵力量一般也占优势。”在随后进行的两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在考虑作战所需投入的兵力数量时虽不再以1个大队来对抗国民党军1个师来计算，但顶多也只用2个大队来对抗国民党军队1个师来计算，由此也可看出日军的自负程度。
后来，日军对其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国民党军2个师的兵力进攻日军1个大队时，日军仍能确保各阵地的据点，但“无充分转向攻势的余力”；国民党军1个师进攻日军1个大队时，日军“则能抽调转用兵力，随时粉碎敌的攻势”；当日军1个大队据守阵地时，只要各个据点阵地未被国民党军炮兵等破坏，“虽受到绝对优势兵力的攻击，也可确保相当时间”。虽然这种比较未必完全准确，但大体上反映出了长沙会战中双方战斗力的差距。例如，日军在退却过程中，其小股部队虽常遭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围攻，但其多数最后仍能在空军或增援部队的救助下逃脱，从而使得国民党军队通常二三个师或更多的兵力也无法将1个大队甚至更小股的日军全部歼灭。
日军战斗力强，除了其自身的装备优于国民党军队外，其战斗素质总体上也高于国民党军队。这与其平时的教育、训练密不可分。特别是日本所谓的不成功即成仁的“武士道”精神，在当时的作战中对维系其战斗力仍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全部战死或宁愿自杀也绝不投降，这样的场面在长沙会战中也多有体现。
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不如日军，有多方面的因素。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兵员素质、教育训练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尽管第9战区当时有不少中央嫡系部队，甚至有几支国民党的“王牌”军，如第4军、第10军、第74军等，但其战斗力也不能说就完全胜过对方，何况这样的“王牌”军毕竟数量有限。至于其他部队，不是兵额不足，就是装备太落后，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装备都没有，仍以大刀、长矛等原始兵器与日军作战；多数官兵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常识，在作战中不知道如何疏散、怎样利用地形地物以减少伤亡，不讲求伪装，不知道也不会打敌飞机；射击过早且盲目射击，不爱惜武器，随便丢弃装备；更有些中下级指挥官打起仗来连自己手里有多少兵都不知道，勇敢一点的不管怎样还知道指挥部队“给我顶住”或“给我冲”，贪生怕死之辈则一见日军撒腿就跑，有的甚至在大战来临之前即以各种理由离开部队，连战场都不敢上。
当然，事物总是辩证的，看待事物要一分为二。我们不能因为说日军战斗力强，就处处都强，日军也有一些“软肋”，甚至是其无法克服的弊病，如一些官兵的厌战情绪增长，士气普遍不高等；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也不能因为其存在着上述不良现象就完全否定了其战斗力。若是国民党军毫无战斗力，只怕日军也不会在作战中有那么多伤亡，长沙也未必能守得住，长沙会战的最终胜利也就不会属于第9战区。
五、关于双方的情报工作
情报工作在战争中历来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长沙会战也不例外。
应该承认，国民党军队在情报工作方面远不及日军。第9战区在敌人内部没有情报来源，也没有空中侦察。落后的侦察工具和通讯手段使得第9战区在获取信息和传达命令等方面都显得有些迟缓，有时打了半天仗，还不知道对面的敌人究竟是谁，有多少兵力，其进攻目标是什么等等。而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9战区的作战命令更是几乎被日军悉数截获并破译，从而使其全部行动都被对方掌握得一清二楚，并最终导致了这次会战的失败。不过，第9战区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从被击毙的日军军官身上搜出的重要情报，却帮了其很大的忙。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预备第10师官兵从日军加藤大队长尸体上得到的关于日军各师团作战任务、携带弹药数目不足等重要情报，对第9战区实现在长沙城下围歼日军的计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军的情报工作是其在作战中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其在中国内部的间谍活动异常活跃，获取情报的手段也各种各样。在长沙会战前及作战过程中，日军多次利用汉奸、伪组织为其提供各种信息；同时用飞机、骑兵等各种手段进行侦察。对此，第9战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检讨中这样写道：日方会战前及会战中使用飞机、骑兵进行战略上之搜索侦察，并利用汉奸为坐探、密探，故其搜索侦察机关完善、情况易于明了；其通讯手段迅速周密，还特别善于使用军鸽、军犬、闪光等各种辅助通讯手段。不过，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情报工作也有失误，即如其在检讨中所说的那样：“我军推进到汨水一线，情报及兵站都没有充分准备，重庆军当时节节退避，我军完全跳入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而进行作战的。”情报工作的不到位也是导致其这次作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六、关于长沙会战的意义
长沙会战，打破了日军歼灭第9战区主力、使国民政府屈服投降的幻想；牵制了日军的南方作战；保住了湘赣，给了日军以一定打击，动摇了日军“部分官兵必胜的信念”；提高了中国军队广大官兵的士气，增强了其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声望和地位，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影响范围很广，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卫强国的力量；长沙会战也为以后的抗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