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一役，似乎证明国民党还有抵抗力量。
尽管10月中旬，白崇禧集团的主力被歼于湘桂边境；11月初，广东全省除海南岛外均获解放；到12月中旬，解放军的广西战役也胜利结束。蒋介石“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计划中的闽粤、两广尽失，只有台湾和川滇了。
但蒋介石的专机在仍然在台北和川西平原之间来来去去。
蒋介石此时存有幻想，他认为只要在成都平原坚守6个月，就可能赢得美国出兵支援，也就会致使苏联出兵支援中共，从而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他不但否定胡宗南迅速撤往西昌再转滇越边境的建议，而命令组织川西会战。蒋介石没有想到，他这个决定，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战略集团共40余万人的胡宗南集团的彻底覆灭，蒋介石更没有想到，他最后不得不从成都匆匆逃走，从成都永远地离开了大陆。
这是1949年11月30日，中美号专机再次载着蒋介石来到成都。随同前来的有黄少谷、俞济时、谷正纲、陶希圣、蒋经国、沈昌焕、周宏涛等人。
这也是蒋介石自抗战胜利去南京“摘桃子”后五年来第二次来成都，头一次是二个月前9月12日。
第一次到成都，主要目的是巡视地方，拉拢四川的地方实力派，稳定四川，为他调兵遣将保卫大西南作准备。他在成都的5天中，频频接见王陵基、邓锡候、刘文辉、向传义、王缵绪、熊克武、方叔轩、黄季陆、曾扩情等，并邀他们共进午餐。蒋介石还邀请成都的各界绅士380余人出席他的茶话会。他说：“4年多没有与成都父老见面了，甚是怀念。我要感谢四川人民支持8年抗战及4年勘乱之伟大贡献。只要大家同心团结，必获最后胜利！”
蒋介石还接见了已故刘湘、李家钰、许国璋、饶国华等原四川军政要人的遗族，并赠若干银币表示关切。蒋介石决心经营四川，决心拉着这些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同共产党、解放军进行川西决战。
此次在成都，他还调整了黄埔军校的官员，检阅了黄埔军校的学生并作了训示。但事与愿违的是他在训示和检阅中却出了洋相。
检阅前，他训示说：“我们正处在危难时期，你们是我的学生，不出几个月，国军就会实施全面的反攻，今后天的党国就是属于你们的了，如今，区区共匪，何足论道，要消灭它，也不过如秋风扫落叶。”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他开始悲从中来：“我很伤心，我的许多学生背叛了我……希望你们这一期学生要忠于党国……”接着，他语无伦次，老泪纵横，然后喉咙哽咽，嘴也不听使唤了……
突然间，6000多师生都睁大了眼睛：蒋介石的假牙掉了下来了。只见他张了张嘴，皱了皱眉，显得十分难堪。站在他两侧、身后的随行官员大都十分尴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幸好蒋经国反映敏捷，沉着冷静，不动声色地走过去，弯腰捡起了假牙，并用眼色示意两个侍卫把蒋介石扶到后台去。担任阅兵的总指挥官见此情景，连忙跑上检阅台，调整方队队形，准备进行分列式。
蒋介石的训示就这样未完而终。不料，分列式开始后，又出了事，把他吓了一跳。
当蒋介石重新装好牙齿，擦干泪水，再次出现在检阅台上时，军校的各个方队都已准备完毕，于是，一个个整齐的步兵方队开始从检阅台前通过。
蒋介石感到满意，脸上露出了笑容。步兵方队过完后是炮兵方队，这是黄埔军校的炮科学员。蒋介石在1907年赴日留学就读振武学校时，学的就是炮兵专业，对炮兵在兵器家族中的地位有足够了解，他希望炮兵在即将到来的川西会战中有上乘表现，便微笑着举起手来向炮队示意。他这一举手不打紧，一台炮车嘎然停在了检阅台前，这一突然的情况使蒋介石大吃一惊，也使阅兵的指挥官心惊胆颤，都怕发生行刺事件。
蒋介石在台上不知所措，侍卫们如临大敌，阅兵总指挥手按枪把急忙向炮车跑去。原来，开牵引车的司机见蒋介石向他举起手来，以为蒋介石要说什么，慌乱中踩了刹车，停在了检阅台前。阅兵总指挥官弄清情况后，命令炮车马上开走。
可是发动机偏在这时熄了火，司机摆弄着一把电线找不着毛病，急得满头大汗也无济于事，而后面的火炮和牵引车全都停了下来，场面有些混乱。
指挥官见状，只好命令把那辆炮车推出场外，阅兵继续进行，但直到结束，蒋介石一直皱着眉头，未露笑容。阅兵完毕后，他什么也没说，默默走下了检阅台。
蒋介石是9月17日离开成都的，当他于11月30日再来成都时，更加黯然伤神，且不说那斗转星移，中华人民共和国己宣告成立，他的中华民国早已寿终正寝，也不说人民解放军已击溃了看守四川东大门的宋希濂部，重庆危若垒卵，就蒋介石等从重庆逃来成都时的情景足以使他揪心。蒋经国曾回忆道：当天（11月29日）
下午4点钟，父亲突然命令驾车到重庆市区去看一看。那时，重庆市年素乱不堪，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概；各机关的人员，纷纷准备逃难，差不多都走空了。
父亲的座车首先到了卫戍司令部，谁知偌大的司令部里面，只剩了几个卫兵，还有两个副官，其余的人已跑得净光。父亲就对那位副官说：“你见到杨司令的时候，就报告他，说我已经来过这里。”从卫戍司令部出来以后，父亲又命令把座车开到抗战时期的军事委员会，一路悲凄冷落的情况，难以形容。
在日后公布的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日记中这样写道：二十九日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其对革命的责任心与决心，感人之深，实难以笔墨形容。下午10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败。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沿山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噪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
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关于蒋介石的“处变不惊”、“安详镇定”以及“革命责任心”
问题，台湾学者李敖评论说，因为蒋介石有专机，“有了专机，自然方便异乎常人，任何地方都可以早早的来，晚晚的走，不虑走不成”，其实，蒋介石在离开重庆时还遇到了一些麻烦，蒋经国没有说，一个叫王蒲臣的大特工在悼念毛人凤的文章里透出了一点。他写道：同年（1949年，下同），8月，我奉命由台赴渝主持训练工作，领袖（指
蒋介石）和先生（指毛人凤）都在那里策划部署工作，到了12月初（应是11月底），重庆已经非常吃紧了，先生对我们说：“你们没有任务的人可以陆续先行撤退，不然，将来会走不了的。”我说：“你什么时候走呢？”他说：“领袖在，我怎能走，你们不要等我，万一时局恶化，到了不如人意的时候，我个人只有跟随领袖。”情况一天天紧张，重庆的警察已经撤退了，每一条路的车辆，都挤得满满的，就是领袖的车子也无法通过。那时，先生运用了特种技术，终于将领袖送到安全地带。
毛人凤用什么“特种技术”，王蒲臣没有明说，一般认为是使用了坦克或装甲车。不管用了什么，蒋介石逃离重庆肯定遇到了很大困难，以致在路上耽搁了好几个小时，加上重庆这个国民党陪都的失守，怎能不使他揪心、痛心？所以，11月30日，当他一到成都，就对张群、刘文辉等人说：“完了，重庆失守，那里己是一片废墟，我们离开那里时，国军正在破坏兵工厂，爆炸的声浪把我住房的玻璃都震碎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蓉，主要是布置川西会战。他多次召集顾祝同、胡宗南、王陵基等研究作战计划，虽有多种方案，但基本的想法是固守川西北和西昌，首先在成都附近打一个漂亮仗，迟滞解放军的进攻，再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以东山再起。为达此目的，他决心稳定军心民心。
首先，他命令中央银行拿出500两黄金稳定成都的金融市场，使市民可以拿已变得一文不值的银元券来兑换一点黄金（据档案记载：最后全市共兑出黄金135两，其余不知装了谁的腰包，蒋介石也上当受骗了）。
其次，他点名把一些带兵打仗的军官的眷属拉去当人质，反而使部队更动荡不安。
第三，他命令阎锡山组织“反共救国团”，阎亲任团长，命令黄埔军校招考第24期寅埔生和17期军官训练班。
第四，他要再次检阅黄埔学生，给他们打气鼓劲，谁知这次检阅，又出了一个意外情况。
12月3日上午9时半，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走上了检阅台。首先是在“中华民国”“国歌”声中升“国旗”。乐声响起，青天白日旗开始向杆头爬去，歌声依依呀呀地唱着，滑轮吱吱呀呀地响着，当那旗就要升到杆顶时，突然，升旗的绳子从中间断了，在杆头的滑轮哗啦啦一阵猛响之后，那旗和半截绳子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一时谁也回不过神来，蒋介石也一动不动地站在台上，楞楞地盯着地上的旗子……
蒋介石是很迷信的，或许这同他的一些巧遇有关。下面顺举一例。
1926年，北伐军包围南昌城，在离南昌约三十几里的牛行车站，设立总司令部。附近有一小庙，庙里虽然只有几名和尚，但香火颇盛，附近人都相信此庙求签极灵。蒋为了满足一下心理上的干渴，邀参谋长“小诸葛”白崇禧（桂系军阀三巨头之一）一块到小庙去求签。
侍卫总长宓熙带着几名卫士，走在蒋和白参谋长后面，步进林木飒飒的神庙。
众人正准备跨人大雄宝殿，殿门口已走出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乃住持僧。
蒋介石一个眼色，宓熙队长令卫士留在大殿阶下，独身一人跟随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上了大殿台阶。住持僧双手合什，口念“阿弥陀佛”，将来客让入大殿。这是一个关帝庙，有签可求。
蒋介石也不言语，走向香案，从签筒中抽出支竹签，也不看，脸带微笑，仍未说话，顺手递给住持老和尚。这位住持僧看了之后，也不说话，又递给蒋介石。
蒋介石看时，竹签上是一首唐代刘禹锡的七绝诗《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蒋介石看了之后，不解何意。
住持僧问：“先生是否来问战争之事？”
蒋介石听他一言说穿自己心思，颇为信服答：“正是请问战事的胜败如何？”
住持僧突然问道：“先生是蒋总司令吗？”
蒋介石张口便答：“正是！”
住持僧竟不知何故看出了蒋介石的身份，一脸庄重之色，说：“此诗乃指明这场战事，于您是大吉大利，于敌是在劫难逃。不过，你于吉中有灾，要防剪刀叉。”
蒋介石先是一喜，继而一惊，不由急问：“老师傅，不知此诗何解，如何主我吉敌凶，又吉中有何灾？”
住持僧详说道：“请施主蒋总司令看第一句为‘山围故国周遭在’，以目前所问，正是如山一样的北伐军，以铁桶般包围了南昌。第二句是‘潮打空城寂寞回’，乃敌军本北洋军阀，而又背靠鄱阳湖和长江，正是城让人占，自己失败而回。所以您主战事定当胜利，敌军定当逃遁。但是，第三句乃‘淮水东边旧时月’，是指敌军并不甘心失败，仍要挣扎，淮水与长江，相交如剪刀，故要防此剪刀叉。第四名则‘夜深还过女墙来’，此签应在半夜有灾，要防止切断后路。这最后一句话很重要，不可掉以轻心，切记！切记！”
蒋介石听说，颇觉有理，微微点点头，让身边的随从副官江志航拿出200元钱，作为卦金，给了住持僧，转身与白崇禧率卫士和随从回营。一到司令部，就让白崇禧打电影，从预备队伍中调了两个团，速至总司令部附近宿营戒备。
蒋介石有了这一准备，仍觉得小神庙求签和住持僧之说是灵验的，又对宓熙布置，增加卫土队的实力。
不知是老和尚真能未卜先知，还是他早已知南昌城内的北洋军要偷袭。
当天晚上，也就是在蒋介石将一切布置停当之后，半夜12点钟，困守南昌的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将师长卢香亭，派了二个半团，从地下隧道爬出南昌城，偷袭牛行车站的国民革命军司令部。
因求签和听了小庙住持僧之言后蒋介石作好了部署，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两支卫队早已森严壁垒，坚守防线，激烈奋战，顶住来犯之敌。接着，两个增援团包围上来，北洋军被打死千余人，俘虏千余人，逃走千余人。
白崇禧为了证实小庙之签，马上传讯卢香亭师守军，问“你是哪支部队？”
团长答：“南昌城内孙传芳部的卢香亭守师军”。
白崇禧问：“你们为什么从地下隧道爬出来？是什么目的？想干什么？”
团长答：“上峰下令，为南昌省城的防守，准备大规模反击，令我们出击城外，切断贵军后路。”
蒋介石看了审讯记录后，沉吟不语。攻下南昌之后，蒋介石特意命令军需长俞飞鹏，让他专程开车到牛行车站附近的小庙，送了一笔巨款，用以修缮庙宇。俞飞鹏当时未去小庙，不知路径，还亲自找宓熙，叫他派一名当时去过小庙的卫士，作为向导。
在成都期间，一些要员们有一种可笑的说法，认为国民党的惨败，不是由于它本身的腐朽和失去全国人心，共产党的胜利也不是由于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领导的英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的那面“国旗”犯了错误。
因为它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所包围，所以弄得满地红。
他们建议，立刻把“国旗改过来，改成与国民党的党旗一样，全部是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成为一点红放在白日中间，这样做的意思是用以象征国民党包围和吞并了共产党。如今”国旗“未改，却在检阅台上当着蒋介石的面落地，岂不大大不吉，莫非”中华民国“就此完结了吗？
终于有人想起还要进行分列式，没有这面旗子是不行的。于是升旗人员连忙放到旗杆，重新挂好绳子，把那旗子又升了起来。分列式结束后，蒋介石走下检阅台，同受阅学员一一握手，据说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晚上他又授意军校给学员们放映电影《文天祥》，以实践他的“不成功便成仁”的训示。
蒋介石此次在成都，还对美联社记者发表了长篇讲话。12月4日下午，蒋介石对美记者慕沙说：余此次应李代总统之邀入川，正值共军渗入川东，陪都危急……余为国民一分子，并负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唯有竭尽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艰险，协助政府，与大陆军民共同奋斗。
重庆沦陷，西南局势更步入艰苦之境，但世界民主各国人士，应各中国大陆反共战斗，不仅并未停止，反而不顾任何代价，一切牺牲，亦日益趋扩大，刻在各地结集军队，使西南反共战斗持久。在铁幕之后，长江流域、浙江、河南、山东、福建及广东等地受共匪压迫之民众，到处蜂起，反对极权主义。吾人对于敌后游击队，刻正助其组织，予以支援。中国共党在莫斯科指挥之下，企图以暴力吞并中国国家，奴役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然中国人民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为独立自由而战，绝非暴力所能屈服。吾人现在战于自由区，战于匪区，战于乡村、城市、学校及工厂。蒋介石这一大段讲话，一是想为自己人川主军主政正名，号称是应李宗仁之邀而来；二是希望美记者能对他所进行的反共战争有个“正确的报道”；三是谈了他对今后反共战争的构想。蒋介石深刻检讨了国民党迅速失败的原因，他说：“国军”为什么会弄到今天这个信心丧失、精神解体的地点呢？
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有三头六臂，而是国民党腐败无能，是“自己的弱点击败了自己，自己的自卑感，吓败了自己”。“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战之前，微不足道，消灭已不成问题，抗战固然给它一个发展的机会，但连它自己也不会梦想到有今天。由于我们的弱点被它抓到了……遂演成我们今天这样溃烂的局面。”
蒋介石还说：“我们要想转败为胜，关键依然操之在我。失败由本身造成，成功亦应由本身努力，只有改造自己，重视自己，彻底更生，坚持信念，才能打败共党。”蒋介石还告诉慕沙：吾人从未背弃民主国家，吾人在第二次大战中，始终站在反侵略阵线之尖端，吾人今日亦复如此。吾人虽遭受许多挫折，但并不灰心。圣经有云：我已宣拆，虽然自己受害，亦不更改。民主国家如低估中国反共战争之重要性，必将有害其本国安全独立与自由。吾人今后继续为国家独立自由而战，
在吾人奋斗之途上或将遭遇更多之困难，但吾人深信反共战争必获最后之胜利。
蒋介石这一番话，自然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他希望能重新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
蒋介石二来成都，十分忙碌，竭力“保卫”成都，但成都的形势却在一天天“恶化”，蒋介石不能不作逃走的打算。12月1日，他就把“财政部长”
关吉玉和空军司令王叔铭叫到黄埔军校他的住处，严令二人密切配合，把成都现存所有的金银外钞立即秘密运往台湾。蒋介石的担心并非过忧。在解放军大兵压境之时，共产党成都地下组织也十分活跃，正策划炮打蒋介石住的“黄埔楼”
和设法活捉蒋介石；黄埔军校也连连出事，使蒋介石担惊受怕很不安生。
12月5日一早，蒋介石的一个卫士进厕所时，把佩有两只日本式小手枪的腰带随手搭在便所的木门上，转眼便不知去向。有关方面怀疑是有人企图谋杀蒋介石，于全校进行大搜查，但搜了一天，一无所获。这天蒋介石一直未出黄埔楼，原定去市区的计划也取消了，蒋介石大发了一通脾气。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天夜里12点左右，蒋介石刚刚入梦，黄埔楼下突然响起清脆的枪声，黄埔军校里一时间灯火通明，鬼影幢幢，人声噪杂，奔跑声、吆喝声响成一片，蒋介石的卫队如临大敌，倾巢而出，蒋介石也急急忙忙起了床，连问出了什么事，联想到白天丢失的两只枪，人人都以为这晚要重演西安事变中的临潼惊梦。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是黄埔23期的广西籍学员张宗禹在蒋介石楼下不远处的门边站岗时打瞌睡，迷迷糊糊中，手指压在了已打开保险的扳机上，一梭子弹便冲天而去，使人人恍在华清池。蒋介石得知详情后，怒火冲天，对刚当上黄埔军校的校长的张耀明大骂“娘希匹”，认定军校内有专事捣乱的共党分子，饬令他彻底清查、彻底搜查。据说后来有两个与“共党”根本没有关系的学生倒霉遭殃。
蒋介石此次着实受惊不小。何以见得呢？12月7日吃午饭时，蒋介石要求军校学员立即武装起来，加强战斗训练，校长张耀明立即执行，启封枪弹发给学员，下午就在军校的北门外进行实弹试枪。乒乒乓乓的枪声把黄埔楼上的蒋介石吓了一跳，立即把顾祝同叫来问个究竟。当他知是军校学员试枪时很生气，责备顾祝同为什么要在军校近旁打实弹，顾祝同只好再把张耀明痛骂一顿，命令今后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鸣枪，“违者枪毙”。当天下午，蒋介石把王陵基找来，命令他枪杀狱中的政治要犯；当天深夜，成都西郊十二桥边传来了阵阵枪声，把黄埔楼上的蒋介石又惊醒了，他忙把成都的治安官员找去询问情况，当得知是按他的命令枪杀政治犯时，才放下心来。蒋介石的确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
黄埔校内虽连连出事，但对蒋介石的真正威胁却是在黄埔校外。
蒋介石到成都来是人所共知的，新闻界有详细报道。于是，中共地下党川西临时工作委员会“留蓉工作部”在蒋介石抵蓉之后，就开始策划一个“擒贼擒王”
的重要行动。地下党员唐会昌等人与被策反过来的国民党军团长姜期水准备在黄埔校外的菜地草棚间安一门迫击炮，当核准蒋介石确在楼内时，就轰击黄埔楼，炸它个墙倒楼塌。12月6日，当“炮打”准备工作正紧张进行时，突然有情报说：蒋介石并不固定地住在黄埔楼，何时确在黄埔很难把握。“留蓉工作部”
党支部书记王逸平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召开支部会进行讨论。一致认为情况有变，冒险太大，炮打之后，无论是否打中，将招致反动派的大搜捕和大屠杀，这与上级党指示“保卫成都，迎接解放”的根本任务不相符合，决定取消“炮打”计划，并把设在菜园草棚里的迫击炮秘密撤出。
其实，取消原计划最重要的推力是会上提出了“活捉蒋介石”建议，这个建议的主要设想是：利用已被我地下党策反的国民党军第95军副军长杨晒轩，请其率部控制蒋逃离成都时必经的飞机场，一举活捉蒋介石。于是，“炮打”变成了“活捉”，名项工作又围绕新的任务展开。
蒋介石在黄埔楼里的情况怎么样呢？由于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在解放重庆后己到达内江、自贡、宜宾一线，正准备迂回乐山、夹江，包抄成都，军事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不得不在12月7日下令枪杀政治犯同时，命令“政府”迁往台北。
12月8日下午，蒋介石最后一次巡视成都市区，沿途所见几乎全是难民和溃兵；12月9日，卢汉在昆明起义，张群、李弥等被扣留，与此同时，刘文辉、邓锡候等在雅安、彭县通电起义，成都之敌已成瓮中之鳖了。对卢、刘、邓等人的动向，虽说蒋介石早有所料，但当消息传来时仍大为震惊，为应付意想不到的情况，9日夜间，黄埔军校校长张耀明亲到23期2总队布置任务，组织10多个学员在黄埔楼后的城墙下凿了一个洞，作为应急的秘密通道；成都新津机场和凤凰山机场的飞机时刻准备起飞。而此时的成都市内，更是乱成一团，店铺关门，溃兵滋事，想逃往台湾的达官贵人们大多上天无路，怨声载道。蒋介石则连设骗局，一会儿在报上登于8日晨离蓉，一会儿又登于10日下午2时飞往台北。其实，蒋介石一直到12月13日深夜才离开成都。本来，蒋介石还不想走，但潮水般涌来的解放军离成都只有一天路程了，机场很可能被解放军控制，于是这个基督徒也顾不得这个“13”吉利不吉利，在胡宗南派出的配备有10余辆坦克和装甲战车的大批兵力（据说是6个团，未作考证）护送下，冲破武候祠地区刘文辉起义部队一个团的阻击，直冲新津机场而去。1988年，原军校学员蒲剑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在卡车上边打边往前冲，蒋介石的轿车就紧跟在我们卡车后面，车队一停也未停，穿过火力网，直开进新津机场”。在那里，蒋介石登上了中美号专机，那飞机迅即腾空而起，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蒋介石就这样离开了成都，离开了大陆。
还需交待一句的是，地下党的捉蒋队己万事俱备之时，9日忽见成都各报的通栏新闻：“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只好放弃捉蒋计划；10日又见报载蒋介石于8日下午“巡视蓉市”10日下午捉蒋队再次开会，决心再行前议，正开会间，又有消息说：蒋介石已于中午在凤凰山机场飞台，地下党只好再次放弃捉蒋计划，把工作转到下一步的成都暴动上来。
蒋介石是不愿离开成都的，他大概知道会去而不返的，但他不得不离开，而且再也没能回到大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