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战役胜利后，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很快成立了福州市军管会，由韦国清担任主任，负责接管工作，叶飞率兵团主力继续南下，肃清闽南漳泉地区之敌，尔后再向厦门、金门两岛进击。
这时，蒋介石重新调整了指挥系统，撤销了福州绥署和第6兵团建制，由汤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统一指挥刘汝明8兵团、胡琏12兵团和李良荣22兵团；并将兵力收缩防守厦门、金门、漳州及潮汕。显然，敌人企图凭借厦门海岛的有利地形及原有要塞的永久性工事来抵抗我军进攻，固守厦门作为台湾的屏障。
第10兵团由福州挥师南下的目标，首先是解放闽南泉州、漳洲地区。南下时，兵分两路主力沿福厦公路行动。第28军两个师由海上前往。派部队由海上走，一方面是要渡海解放平潭岛，另一方面是有意锻炼部队适应海上作战。虽然部队经历了渡江作战，但渡江与渡海作战是两回事。入闽部队都是“旱鸭子”，未见过一望无际的大海，不少官兵一上船就要呕吐。渡海作战，首先要有船只，部队还必须有航海知识，否则就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在福建地下党组织和福建人民支持下，28军于9月14日攻占大练岛，16日攻占平潭岛，俘敌74军、73军六七千人。
八九月份正值台风侵袭福建、浙江沿海的季节。正因为台风这一人类尚未征服的怪物，解放平潭时，两个团部队登陆，突然遇到台风，刮了一整天，敌我双方的船只都被台风吹散了，都不能增援。人们都熟知，1281年忽必烈出动10万之众攻打日本，被台风吞噬了这支骠悍的大军，弄得全军覆没。这就是日本史学家称之为“弘安之役”的著名战例。还有，1944年12月，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占领菲律宾的明多罗，由于强台风袭击，险遭全军覆没，损失仅次于珍珠港事件。我军解放平潭虽然顺利，但船只却被台风刮散了！这就使部队初步懂得了渡海作战掌握气象情况的重要。那时没有气象台，只能向老渔民请教。老渔民经验丰富，一辈传授一辈，他们熟知台风来临的一些预兆。台风来袭前，一般人看不出问题，他们却把辐射状卷云叫做“扫帚云”、“马尾云”。谚曰：“马尾云，吹倒船。”
台风近了，乌云滚滚，谚曰：“断虹现，天要变”。“静海起浪头，渔船快回头。”
有时，大风和海浪强烈摩擦，引起“海啸”，谚曰：“东吼叫，西吼叫，台风来到鼻梁梢。”还有“海水发烫，船莫出港”，“海水发臭，台风随到”……
天虽有不测风云，人们还是能凭经验预先测知的！
我28军解放平潭以后，9月17日又攻下大小痒岛、塘屿等地，完成了预定战斗任务。解放泉州、漳州都没有什么大的战斗。我29军于9月11日攻占湄州岛，16日攻占南日岛，随后主力南下，19日晨占领马巷，22日攻下集美，扫清了厦门外围之敌。我31军于19日晨攻占长泰，另一路同时攻占同安、角尾、石尾，20日渡过九龙江攻占海澄、浮宫，25日解放漳州，先后攻克岛美、城仔丙、东屿、高埔一线厦门外围阵地。这一阶段，共歼敌2万3千余人，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形成了对金厦两岛三面包围的形势。这已是10月1日的前夜，总部一再催促第10兵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解放厦门。
厦门岛的面积是118平方公里，自然形成南北两半岛。
西、南、北三面临大陆，离大陆最近处一海里。岛东南多山，沿岸多海滩和断崖，北半岛为丘陵，地势开阔，沿海多淤泥和峭壁。岛上有日本军占领时期和国民党军构筑的要塞永久性工事。
厦门岛的西南是鼓浪屿，面积只有1.09平方公里，距厦门岛约700余米，距大陆最近处约1000米。四周多为礁石陡壁，能登陆地段较少。
守敌为汤恩伯集团55军全部，166师及从漳州方向逃来的68军余部，总兵力3万余人。
具体部署是：以齐装满员的74师3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181师守东南面；以29师一个团和要塞守备总队、68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区；以29师两个团守鼓浪屿。
在阵地编成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敷设雷区、铁丝网、鹿砦、外壕，构成要塞环形防御体系。为了给困守厦门的官兵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由台湾来厦门“巡视”，还由台湾派员劳军慰问。汤恩伯、刘汝明、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三五年没有问题。”
虽然福州战役，泉、漳战役顺利，但我军对渡海作战攻取厦门这个要塞，进行了充分准备，生怕在人闽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出问题。蒋介石严令汤恩伯死守厦门。过去日本人在厦门构筑的防御工事非常隐蔽，与海礁、岩石的颜色差不多，不易观察，非到近处不能发现。一点不夸张地说，我军从来还没有打过如此设防的岛屿。敌人离台湾又近，又有海空军，我军却没有海空军掩护。虽然当时全国形势势如破竹，但第10兵团的领导认识到以木船渡海登陆攻取厦门，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军完全没有经验，是不能轻敌的，因为这不是在大陆作战。
我军准备了近一个月，主要是征集渡船。大军渡海登陆，需船数量很大，筹集不易。我28军虽有一些船，但在平潭岛吹散了大部分，只好在泉州湾继续搜集补充。29军也在泉州湾征集船只。31军则在九龙江征集。但大多数是江船，江船平底出海困难。因船只问题，我们不得不把攻击厦门、金门的时间推延了3天。
原定作战方案是厦门、金门同时攻击，这是兵团9月26日在泉州召开的作战会议所确定的。
会上提出，“金厦同取”、“先厦后金”和“先金后厦”三种方案。军事上，金厦一般是并称，金门厦门唇齿相依，相邻并列，扼台湾与大陆海上交通要冲，紧紧拱卫闽南大陆，是东南海防要地。会议权衡了三种方案的利弊。
金厦并取——可以造成国民党指挥及兵力火力的分散，使其顾此失彼，可求全歼；但征集船只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先金后厦——可以形成对厦门的完全包围，暴露厦门的侧背防御弱点，便于乘隙攻击；问题是厦门国民党军已有逃跑迹象，先攻金门，厦门的国民党军就有可能逃走，不能全歼；先厦后金——当面敌情清楚，距离近，便于准备，攻击易于奏效，但一旦厦门攻下，金门的国民党军可能逃跑，不可能全歼敌军。
权衡再三，兵团领导认为：国民党军虽然在拼命作顽强固守的准备，但也显露其恐慌动摇的心理。
比如，汤恩伯部后方和厦门补给司令部移到小金门，巡防处也从厦门移至金门总部；军级以上指挥机关移至军舰上办公；技术兵团等撤往台湾等等迹象来看，汤恩伯并没有坚守厦门的决心，应该趁敌军士气瓦解之际，一鼓作气，同时攻下金厦。
会议并决定：由28军担任攻取金门，29军和31军两军担任攻取厦门的任务。
但是，10月上旬一检查，29军只有3个团的船只，31军有3个多团的船只，而28军只有一个多团的船只！时不我待，兵团领导决心改变原定方案，先攻取厦门，而后攻击金门。10月7日把这一决心电报三野司令部，三野首长指示：“……如考虑条件比较成熟，则可同时发起攻击，否则是否以一部兵力（主要加强炮火封锁敌船阻援与截逃）牵制金门之敌，此案比较妥当……请你们依实情办理，自行决定之。“
第10兵团决心先攻取厦门。确定以第31军及第29军攻取厦门，以第28军攻取大、小嶝岛，并作攻金门的准备，待攻占厦门后，再打金门。
10月10日，28军与29军一部先后渡海攻占大、小嶝岛，歼敌3个多团。
15日黄昏，我军发起攻取厦门战斗。
厦门战役是解放战争一次成功的渡海登陆作战，是在不宜于航海的台风季节里进攻有重兵防守并有永久性工事的要塞岛屿之战。厦门岛不大，长13公里，宽11公里。实际上，大岛好打，小岛难攻。岛大，防御工事不那么集中和密集，空隙很多很大，易于突破。岛小，情况就不一样，防卫严密，没有空隙。
叶飞司令员判断敌人反击部队集中在厦门岛腰部决定渡海登陆，佯攻鼓浪屿，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纵深机动部队南调援救，主攻方向放在厦门岛北部高崎。
这是叶飞司令员又一次采取鲁南突围时使用10师首先东进以调动敌人向东，然后我主力突然向西突围的战法。当然，这是险着，叶飞司令员一生就用过这两次。
具体作战部署是：以31军的91师并以93师一个加强团，担任佯攻鼓浪屿任务；以29军85师、86师和31军92师，在集美强大炮兵群的火力支援下，从西、北、东北登船，采取多箭头，在厦门北部高崎两侧30里的正面登陆突破，夺取高崎滩头阵地，然后向厦门继续攻击，把28军配置在大小嶝岛、莲河、围头沿海阵地，监视金门国民党军，并以炮火压制金门进行牵制。
我军开始进攻厦门之际，汤恩伯正在虎头山总部宴请来自台湾的“金厦慰劳团”。这个“慰劳团”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前来前线劳军的，不料险些成了我军俘虏。
据“慰劳团”团长谢汉儒日后回忆，这个“慰劳团”成立于1949年9月下旬。
这一天，国民党政府台湾省参议会正在举行每周例会。会上，议长黄朝琴首先对时局作了扼要的报告。他说，汤恩伯部队已从上海撤退厦门，而在大陆被共产党军队追击败退入闽的刘汝明部队，也撤至厦门重整。他宣布，当局要由省议会、省政府和各界团体代表共同组织一个“金厦慰劳团”
携带白银30万元，前往厦门和金门前线“慰劳军民同胞”，这次活动由省参议会率领。他并说，目前金厦由汤恩伯坐镇指挥，局势已趋稳定。“慰劳团”
团长由省参议会推派，副团长则由省政府社会处长担任。同时，他希望参议会应该推派一位较为年轻的参议员担任“慰劳团”团长。
黄朝琴此语一出，坐在他旁边的秘书长连震东，立即指着谢汉儒说：“谢参议员最为适当”。
谢汉儒忙推辞说：“这是秘书长的预谋吧”。
但是，一阵掌声，还是通过了谢汉儒代表省参议会担任“慰劳团”团长的决定。
“慰劳团”的全称是“台湾省各界金厦慰劳团”，谢汉儒任团长，副团长是国民党台湾省政府社会处长李翼中（原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团员包括由当局指派的士农工商各行业代表和随行记者。此时，解放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慰劳团”中有不少人员临时退出，只剩下的只有十几人。
“慰劳团”启程的日期是10月14日，全团由台北出发前往基隆，拟乘搭早已起火待发的“继光号”运输船出发，但当团员抵达码头时，“继光号”
船长说船发生机件障碍正在修理，要等第二天才能起航。时已近午，“慰劳团”无精打彩地到基隆市区的一家餐厅用餐。就在这个时候，副团长李翼中夫人和家属赶到，坚持不让李翼中随团前往，面带泪水，其他成员目睹此景，心里都感到十分沮丧。
15日下午，“继光”轮已修好，“慰劳团”全体团员来到基隆码头集合，但副团长已另派社会处一位科长黄震球（其后出任台北市政府财政局长）代理。下午3时，团员们登上“继光”轮，直航厦门。
当船离开基隆港时，天空晴朗，风浪不大，但入夜以后，开始摇晃震荡。
船上人员对此行的前景倍感不测，久久难以入寐。直到破晓时分（10月16日），天色仍然黯淡无光，海浪起伏更加凶猛，他们便用闲聊打发“豆腐掉进灰堆里”的时光。
“慰劳团”被招待安置在厦门市大中路的大中旅社。有关官员告诉谢汉儒在厦门的活动日程的安排：当晚汤恩伯总司令在虎头山总部欢宴全体“慰劳团”，并邀请厦门市国民党党、政、军各界要员作陪。第二天上午9时，在厦门中山公园举行“民众”欢迎大会，中午由厦门市各界政要欢宴。下午2时半，前往前线劳军。
“慰劳团”全体团员，按照有关方面早已安排分配的房间，各自卸下轻便的行装。时已下午5时许，他们便在旅社静候汽车前来接他们前往虎头山汤总部，应邀出席汤恩伯的欢迎晚宴。
大约6时许，汤总部的副官处长派了几部轿车接“慰劳团”到虎头山的总部。
这里原来是谢汉儒家乡邻村后坑的菲律宾侨商杨德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建的别墅，颇为气派。谢汉儒少时在集美中学读书，周末时常和二三同学来到厦门鼓浪屿游玩，曾数度在鼓、厦往来，海上乘“舢舨”远远眺望别墅，红瓦黄墙，心向往之，可惜攀不上任何关系，无缘到别墅一览风光，心有戚戚焉。今天有缘到此，而别墅也暂作汤恩伯的总部，谢汉儒心里另有一番感受。但夜色一片迷蒙，仍然看不到别墅的风貌，至感遗憾。
当“慰劳团”一行抵达虎头山总部，进入别墅的大厅时，所有国民党厦门市党、政、军、警、工、商各界要员都已到齐，筵开数席，谢汉儒被安排在汤恩伯主人席的对面座位上，其余团员被安排在其他筵席座位。汤恩伯的左边是“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雷震（儆寰），右边座位是福建省主席方治（希孔）。
宾主和席坐定后，立即端上菜肴，谢汉懦不会喝酒，以茶代酒先向汤恩伯致谢忱，然后向各界表示谢意。
席间气氛颇为严肃，但宾主间彼此还是谈些台湾和厦门的时局鳞爪。当上第二道菜肴时，突闻炮声隆隆如在左右，而且是若断若续的发射。“慰劳团”的代表，因初到此间，不免有些惊愕。为了安慰客人，雷震立即堆满笑容向大家说：
“没有关系，炮击是常事，但匪炮是打不到虎头山的，大家可以安心。”听雷震这一说，席上人员只有装成安心了。
大约过了数分钟，在炮声仍然不断的发射中，楼上有人急速下楼向汤恩伯耳语。汤恩怕以沙哑的声音微笑着说，要到楼上听电话马上回来。果然，他听完电话又下楼来了。这时炮声仍然隆隆地响着，汤恩伯装得若元其事，谈笑风生，态度非常镇定。但当端上第四道菜的时候，楼上又有人来向汤恩伯耳语，汤又再度离席上楼，而在这关键时刻，炮声忽然停止了。
汤恩伯第二次上楼之后，久久未见下楼，而后炮声又起，发射过来的炮，有啾啾的声音，好像越过了虎头山，紧接着电灯全部熄灭。宴会无法继续，赴宴人员急急走出别墅，场面十分慌乱。
出了大门，天空布满着愁云惨雾，云里似乎有微弱的月光，就是不能从云端里突围而出。“慰劳团”一行“身在异乡为异客”，一时不知所借，幸好汤总部的副官处长仍然用数辆轿车，摸黑把他们送回大中旅社，并且安慰他们好好在旅馆休息，万一有紧急情况时，会把他们带到安全地方。
事后，慰劳团才知道，汤恩伯二度上楼后没有再下楼来，是因为前线军情告急，传闻那时解放军不但占领了鼓浪屿，而且已在厦门市高崎方面登陆成功，汤恩伯己离开总部前往前线指挥。
“慰问团”回到旅社，一片漆黑。电灯虽熄，但旅馆房间备有烛光。谢汉儒基于责任上应有的担当，立即集合全体团员，指出情势的严重性，紧急情况随时都会发生，希望大家在旅社静候汤恩伯总部的消息，如果在厦门有亲友的话，更希望不要外出，以免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失去联络。
谢汉儒回到房间，心情十分沉重，面对微弱的烛光，独自躺在床上，思潮不断起伏。突然忆起了对日抗战期间，日军轰炸厦门时，他从临海的大千旅社逃出时，差点被敌机扫射着的情景，不禁打了个寒颤。晚间遭遇的，不是敌机的扫射，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击，心里感觉非常复杂。
在担惊受怕中的时间似乎过得特别慢，慢的几乎使人心跳停止。全市是一片死寂，谢汉儒躺在床上，除了听到不时传来的枪炮声外，面对房间的玻璃窗外，看到时断时续闪烁着的强烈火光，谢汉儒心知肚明，那是鼓浪屿内厝澳方面激烈战况的火光闪。他意识到战况的激烈，也意识到危机就在刹那间，心里感到烦乱，但毫无办法。
谢汉儒看看腕表，已是深夜11时许，突然旅社的人叫他听电话，谢汉儒希望有好消息，原来是厦门警备司令打来的，他说：“很抱歉，让大家受惊了，请大家放心，如遇紧急情况，我们已有万全的措施。”谢汉儒谢了他，同时立即把他的话，逐一告诉各团员。有些团员正在烛光中打“唆哈”来缓和紧张的气氛，打发时间。
“慰劳团”成员守在旅社中，把安危交给汤总部。但他们心里暗自思量，乐观地认为：“我们慰劳团带来了30万白雪雪银元的慰劳金，而且全体团员都是台湾各界的代表，即使在最危急的关头，应该在安全上有优先考虑吧。”
外面的战况如何，“慰劳团”的团员们蒙在鼓里，但听到不断的枪炮声，总觉得凶多吉少。直至深夜12时许，汤总部副官处长终于来电话告诉谢汉懦，要慰劳团立刻在楼下集合，马上派汽车接送到安全的地方。谢汉儒非常高兴。然后立刻转告全体团员到楼下集合，要准时到达旅社门口。但当谢汉儒逐一点名让大家摸黑上车时，发现竟独缺《自立晚报》记者萧枫，回旅社房间寻找，也未见踪影。据团员说，恐怕是外出访友。谢汉儒心里着实焦急了，“同行同命”，也为了作为团长该有的责任，谢汉儒不得不商请接人车队的军官谅解，让车队稍候10分钟离开，希望萧枫闻讯及时赶上。果然，他还不到10分钟即匆惶赶上。
车队在凌晨1时左右离开了旅社，迂缓向前行驶，不开车灯，也不能按喇叭。
而以匆匆上车的紧张时刻，谢汉儒也未曾向坐在前车的军官，查询目的地何方？
沿途除了偶而听到从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外，只见天空密布愁云，没有月色，也没有云端的星光，厦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死寂的城市。
谢汉儒和两位团员坐在另一辆轿车上，跟着前导车行驶，彼此默默无语。
大约经过数十分钟的光景，车队在一个旷地上停下来。指挥车队的军官先下车来，他说这里是厦门大学工学院，也就是“慰劳团”登陆的地方。他说要先到院里察看一下，可是他回来时说，院里已是人满为患，里面尽是国民党政要的家属，大约数百人，正准备撤退，根本没法子再容纳“慰劳团”成员，只好人车暂时停在这里休息一下。说完后，他的车子开走了，谢汉儒想是请示去了。
谢汉儒心想情况已经非常不好，不然怎么连政要家属都集中准备撤退呢？可能解放军已经登陆成功，战况一定相当激烈。“慰劳团”人车停留在工学院的旷地上，有些上年纪的团员经过整夜的紧张，疲惫不堪，多已躺在车上睡觉。谢汉儒独立在车旁的旷地上，阵阵海风扑面而来，百感交集，这夜真是最长的一夜。
偶而看到发射的信号弹，五光十色，在惨淡的夜空里划下了残忍的记号。
谢汉儒表面镇静，内心充满着紧张而无助的情绪，团员中有人担心地问他怎么办。他说此时此刻，只有把生命交给上苍安排吧。不过谢汉儒对汤总部充满了无比的信心，汤恩伯从虎头山将他们送回大中旅社，此刻又送到这里，对慰劳团一定会有安全的考虑和妥善的安排。
枪炮声随着海风断续飘送，极目四野，大地沉沉。“慰劳团”就在这旷野里一分分一秒秒地挨过了漫漫的长夜。
突然之间，听到有汽车行进的声音，由远而近，原来从大中旅社送慰劳团到工学院的那位国民党军官又出现了。他叫团员们上车，车队又继续开动起来了。
慰劳团告别了岑寂的旷野，朝向更具安全性的方向前进，但这一次的“转进”，命运如何，仍在未定之中。
车队把他们送到厦门岛东边的“何厝”地方，军官引导进入一栋标准闽南建筑的民宅内，谢汉儒看腕表，是凌晨4时许，还不是拂虹的时刻。他们都站在民宅内临“天井”的屋檐下，静候那位军官的“发落”。此时此刻，大家心情舒坦多了，可以看见民宅的烛光，也有一杯热茶可以止渴。
慰劳团在民宅逗留约10余分钟，军官又出现了。他说不用车了，让慰劳团马上上船去，团员们听他这一说，心里都充满了喜悦，因为只要一上船，就是离开厦门战地了。
出了民宅，他们跟着摸黑步行，越过阡陌，走下沙滩。团员中，也许是过度紧张，当走下沙滩时，有人跌倒，有人衣裤被某种障碍物刮破，也有位团员小腿部擦伤流血。
天色还是一片灰黯，在沙滩上感觉到强劲海风鼓起的隐隐约约的海浪滔滔。
汽艇泊在沙滩临水的边缘，船头放下一张木制梯子供人上船。团员中，多数习惯都市生活，不谙水性。也许是正在退潮时刻，也许是风大浪大，加以上船木梯不稳，团员中有人跌入海中，变成落水鸡。好不容易，最后总算全部团员都安全上了汽艇。
破晓时分，他们终于登上一艘远远泊在厦门港外的轮船，才知道这艘名叫“锡龄号”，原是汤恩伯于上海撤退时的座轮，现作为“海上总部”之用的。
船上的负责人，引领他们到舱中房间休息。经过餐厅时，看见雷震正向在餐厅靠边的皮凳上仰面熟睡。谢汉儒想他在昨晚“一夕惊魂”中的遭遇，也够累了。
但未见福建省主席方治。
经过了15日一昼夜的海上航行和16日晚的紧张惊恐，好像做了一场恶梦似的。
度过了“最长的一夜”以后，谢汉儒蓦然感到昏眩、口渴、心悸，全身疲乏无力，连声音也沙哑了。他警觉到自己未曾休息过，因此身不由己的向在舱房中狭小的卧铺上，不知不觉中沉沉睡去……
在昏昏沉沉中，好像听见有人催请到餐厅用早餐，谢汉儒迫不得己勉强起床，和团员们一同走进餐厅。
餐厅挤着好多人。在用餐时，听见邻席的团员用日语谈话，谢觉得很奇怪，哪来的日本人？后来团员告诉谢汉儒说，同席有一二个日本人，其中之一，就是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现在是汤总部的军事顾问。真有此事？直到几近半世纪以后的今天，谢汉儒还在迷惑中。
10月15日，我军进攻厦门的战斗从鼓浪屿拉开序幕。
鼓浪屿弹丸之地，由于风景优美如画，素有“海上花园”之称。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至踏来，争相在这里划租界、开洋行、建教堂、设领事馆，鼓浪屿成了“万国租界”。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军以两个团的兵力防守此处。
这天下午4时30分，天气由晴转阴，东北风渐起。炮兵依原令提早30分钟开始破坏射击，但命中率不高。6时，我31军两个主攻团，91师271团（即“济南第二团”）和93师277团4个一梯队营的船队，扬帆鼓浆，从海沧湾、沙坛湾，鱼贯而出，逆风行舟，分别驶向鼓浪屿。船队出江口入海湾后，东北风越刮越猛，波涛汹涌。战士和船工协力捕风击浪，一会儿波峰，一会儿浪谷，缆绳拉断，桅杆打折，力挽狂澜，奋勇前进。船队航至距岸200米左右，鼓浪屿国民党守军开始以猛烈的火力拦阻。50多岁的船工张绵娘，同丈夫和三个儿子划两只船。在离岸100米处，丈夫和小儿子中弹倒下，她顾不得上前去扶他们，接过船舵，一边继续驾船，一边鼓舞战士们奋勇杀敌。
9时30分后，突击船队开始单船零星抵滩登陆。因为风浪大，部分船只被风吹回，大部分船只也没能在预定的突破口抵滩，整个登陆部队在滩头遭到重大杀伤。
11时后，91师组织3个二梯队营起渡，因为风浪大，船只大部分又飘回，只有两个排登陆上岸。尽管情况严重，突击部队的官兵仍然奋力拼搏。在济南战役中荣获“青年战斗模范班”称号的271团1连8班，抵滩时遭敌火力严重杀伤，班长丛华滋高喊口号，带领全班勇猛突击上陆。271团2连一个排单独于鼓浪屿西南面岩石下登陆后，在副团长田军指挥下，连续炸开鹿砦、铁丝网，突人滩头地堡。这时，7连2排也打上来，两个排合力继续向里突进。91师炮2连在抵滩时，船只被击沉，指导员赵世堂率领10余名战士强行涉水登陆，突入前沿阵地，直插日光岩西侧制高点，最后剩他一人，仍然坚持战斗。
官兵们英勇顽强的战斗，果然造成了汤恩伯的判断错误，误认为鼓浪屿是我军的主攻方向，以为我军夺取鼓浪屿后，会从鼓浪屿直攻厦门市区，立即将他掌握的预备队一个师投入鼓浪屿，包围了我军登陆部队，并将其控制于厦门腰部的机动部队南调，战斗更为激烈。我军战士无愧于英雄称号，顽强战斗，直至全部壮烈捐躯，终于牵制了敌人，威慑了敌胆。官兵们洒满鲜血的阵地，以后命名为：英雄烈士山。解放后，叶飞每次去鼓浪屿，总要去凭吊一番，向烈士们表达敬意。
就在我军以有力一部强攻鼓浪屿之后，我29军两个师，31军一个师的先头登陆部队，于当日午夜12时，分别由北、西、东北登船起航，于拂晓前登陆夺取高崎滩头阵地。具体部署是：31军92师由西段的东渡至石湖山间登陆突破；29军85师由中段的高崎至西侧的石湖山和花屿间登陆突破；86师由东段的钟宅至花屿间登陆突破。东北风对我军从厦门北面登陆却是有利的，船队顺着强劲的东风，在茫茫夜色中箭一般地驶向各自预定登陆突破地点，对高崎发起一线攻击。
在西段，92师两个营率先抵达预定登陆点石湖山、寨上。谁知这里是一片宽约1000米的淤泥滩，正逢落潮，一脚踩下去，淤泥陷没膝盖，又被国民党军发觉，以密集的火力封锁。274团3营8连在副连长、排长和7班、9班班长负伤的紧要关头，8班长挺身而出，指挥全排剩下的12名战士，攻下山腰地堡，坚守阵地，又苦战4小时，打退敌军5次反扑，最后在兄弟连队策应下，夺取了山头。战后，这个排被授予“厦门登陆先锋排”的光荣称号。
但是部队陷于淤泥，处于险境，幸好29军在岛两侧登陆成功，策应他们迅速通过泥滩，继续向寨上攻击。至16日晨，92师有4个营胜利突破了石湖山、寨上一线，占领了前沿阵地。
在中段，29军85师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高崎是扼守厦门岛北部的重要卡口，国民党军在这里以重兵据守，自吹是“海上堡垒”。但是，我军主攻部队的船队趁夜暗秘密地在高崎东侧的白莲尾、湖莲一线抵滩，先头班越过堑壕时，国民党守军才从酣睡中清醒过来。经过激战，至16日晨6时，这个“海上堡垒”就土崩瓦解了。同时，另一主攻团也在高崎西侧的神山前沿抵滩，随即攻克神山。
在东段，86师在钟宅、下马一线上陆。这里多陡壁，经人工削修，高达三四丈。我两个营在夜色掩护下，顺利登上陡壁。国民党军起初还以为是自己人哩！发现不对后，国民党军以坦克、装甲车为前导进行反扑。
苦战数小时，258团2营只剩下50余人，仍然坚守海滩阵地。
16日拂晓前，第10兵团的突击部队在20多里的进攻正面上，全线突破了国民党军在厦门北半岛前沿一线的防御，并迅速地向周围扩张，沿岸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至当日上午9时，北半岛登陆即告成功，夺取并巩固了高崎这个最主要的滩头阵地。后续部队陆续登陆，在高崎集结。上午11时，汤恩伯慌忙把已南调的机动部队北调向高崎反击，被我军一举击溃，我军即由高崎向厦门本岛追击，向纵深发展。
战后，被俘的国民党74师中将师长李益智说，从我军进攻北半岛开始起渡直至抵滩登陆，国民党军一直被鼓浪屿方向的登陆战所迷惑，放在岛腰部的机动部队，始则左顾右盼，继而南调增援鼓浪屿，北半岛就只有挨打了，他还说：没有想到你们从石湖山攻下来，从来没有想到你们这样打厦门。据说：1841年，英军进犯厦门，是从沙坡尾一线登陆：1938年，日军侵占厦门，是从五通道、浦口一线登陆；而解放军却选择钟宅至石湖山多泥滩多陡岸地段作为主攻方向，实出他们意料之外。
我登陆部队击溃敌人反扑之后，士气旺盛，不顾疲劳，乘胜猛插纵深，抢占要点，后续部队争先恐后，源源不断地从各突破口上陆。16日下午，推进到岛腰的仙洞山、松柏山、圆山和薛岭山一线。
这一线山头是南北半岛的天然屏障。抢占这一线山头，就控制整个北半岛，并可以以此作依托，向南推进。
位于中段的松柏山，是卡住厦门南北交通的咽喉。午夜至黄昏，汤恩伯调集一个师的兵力，向我反扑，即被我军击溃，敌222团团长当场毙命。最后，特务头子、厦门警备司令毛森把他的特务营用卡车运载，急速赶来松柏山，进入山口后，我军将其截住，未等他们跳下卡车，即将其全歼。
16日黄昏，被我击溃的国民党军狼狈不堪地向南溃退。我军的部队虽很疲劳，但抓紧时间喝了水，吃了干粮，一见敌人垮了，就像下山虎一样，勇猛追击逃敌。
汤恩伯知大势已去，带了一部分人向海上逃去。他们用报话机直接呼叫兵舰放下小艇接应。这时，适逢退潮，船只难以靠岸，急得他在海滩上团团转，直跺脚。这情况，我军从监听的报话机中收到了，听得非常清楚。叶飞也使用报话机，命令追击部队迅速向厦门港追击，活捉汤恩伯。但是我军追击部队只顾追击敌人，不向后方联络，报话机呼叫数次一直叫不通。汤恩伯在海滩上足足停了一个小时才喊到小艇，夺路而逃。只是由于我军在追击中不注意通讯联络的疏忽，被汤恩伯逃掉了，真是可惜！
10月17日上午11时，战斗结束，厦门岛和鼓浪屿全部解放，宣告了16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列强任意蹂躏厦门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驰名中外的“海上花园”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漳厦战役自9月16日解放平潭岛开始，至厦门解放，计一个月整，共歼敌1个兵团部、1个要塞司令部、2个军部、7个师及其他部队，共5.1万余人。
17日早餐后，谢汉儒虽然疲惫不堪，但“慰劳团”是否就此结束回台，谢汉儒不能不找“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雷震合议合议。正在此时，福建省主席方治正冲他而来。他劈头就说，慰劳团马上要改乘另一艘轮船，继续前往金门劳军。原来“锡龄号”轮船，仅是作为他们用早点的补给站。
金、厦一衣带水，少顷，“慰劳团”在金门岛登陆。
他们没有休息，立即展开劳军工作，但首先的“慰劳”对象却是昨晚从厦门撤退到金门来的部队，他们无所选择的，就在野草丛生的旷野上休息，有的坐着，有的正在酣睡，军装不整，不在话下。谢汉儒眼见这些成百成千的“残兵败将”，痛苦无以复加。
谢汉儒因声音沙哑，面对昨晚和“慰劳团”同遭“一夕惊魂”的部队兄弟，说不出内心的痛苦感受，只好请由副团长黄震球代表致慰问之意，同时也请方治为部队兄弟“加油”。
在金门先后数天，“慰劳团”走遍金门全岛，所到之处，但见黄土滚滚，满目凄凉，令人伤感。为了“鼓励士气，振奋民心”，劳动团拖着疲惫的步伐，完成了慰劳的全程。
“慰劳团”归返台湾，在高雄码头靠岸，正拟登岸时，有10余名宪兵上船要押解“人犯”。谢汉儒从随船来台的某军官口中获悉，宪兵上船是要“陪同”刘汝明登岸的，谢汉儒这才知道原来刘汝明是和他们同船回台的。据说刘汝明的被扣押，除了他的部队入闽时的军纪败坏被人告发外，对于厦门在一夜之间变色，也要负一部分战败责任。
回到台北，大有恍同隔世之感。仅仅一星期的音讯断绝，不但参加“慰劳团”
团员的家属们，急得如锅上蚂蚁，就是有关机关，也是关怀备至。省参议会秘书长连震东，在音讯断绝期间，曾到谢汉儒家里慰问致意。凑巧的是，当谢汉儒率领“慰劳团”于10月16日抵达厦门时，当晚对岸率领解放军进攻厦门的司令员，竟是他的表兄叶飞。
1990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6月24日在北京会见了台湾民社党元老谢汉儒。会见中，双方表示，国家统一是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海峡两岸各党派、政治团体和各界人士应求同存异，积极创造条件，共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这条新闻与每天都有的类似的报道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知情者知道，叶飞会见的这位台湾“客人”，不是一般的客人，而是他的表弟。
叶家和谢家祖上都是闽南人，谢汉懦的母亲与叶飞的爸爸是亲兄妹。叶飞的父亲早年远渡到菲律宾，叶飞就出生在那里。他幼年被送回国读书，在厦门读中学时参加了革命，成为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据说，谢汉儒当年是为了逃婚离家出走到的厦门，在厦门成了家立了业，他的政治生涯也是从那里开始的。他早年追随张君劢，是中国民社党的元老。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谢汉儒全家移居台湾，他成为台湾政界的要人。尽管当时叶飞和谢汉儒曾同在一座城市中生活，但是两人从未谋面。40年代末，谢汉儒在台湾当选为省参议员，是政界的知名人士。
晚年退休后仍然任“中央选举委员”。现在，他们全家正致力于海峡两岸的统一事业。
叶飞爱厦门，特别是晚年，更是常常想念厦门，那里有他很多很多的回忆……
谢汉儒也爱厦门，特别是在台湾与大陆隔绝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厦门使他梦萦魂绕……
在1990年的那个初夏，兄弟二人在北京第一次见面时，共同的话题就是厦门……谈着谈着，他们惊奇的发现，1949年10月16日这天，两人都在厦门。但是，那天他们又绝无可能见面的。因为他们当时是站在对立战线的各自一面，一位是指导人民解放大军渡海进攻厦门作战的兵团司令；一位是随着国民党厦门守军司令部仓皇逃离的“国军慰劳团”的团长。从谢汉儒登上厦门岛到他离开岛来到汤恩伯“海上总部”的十几个小时，正是解放军发动攻击到全岛解放的时候。谢汉儒以他亲自的经历，成为国民党败将汤恩伯败走厦门的目击者和证人。
“如果您知道率军打过来的共产党军队的司令官是您的表哥的话，那么，您还会跟着国民党军队走吗？”
谢即风趣又坦成地回答：“当时我根本不晓得‘共军’的司令官是我的表哥。
就是知道了，我还是要走的。“
兄弟畅谈往事，共同回忆了在厦门度过的、惊魂动魄的一天，谈到两人分属两个阵营，一个是攻者，一个是跑者，而几十年之后，两人又走到一起，兄弟相聚了，不觉开怀大笑起来。一家人终归是一家人。叶飞将自己写的回忆录送给谢汉儒，其中解放厦门的一章正好圆满了谢亲身经历蒋军溃败厦门岛的历史全貌。
对叶飞和谢汉儒会见时的谈话，叶飞的女儿叶蓁蓁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都是厦门岛历史大变迁中的当事人。对父亲了解得多一点，但对表叔知道得却不是很多，于是，她冒昧地请他写下这段不平常的经历。表叔痛快地慨然应允。不久，她便接到了表叔要他的儿子谢正观从台湾带来的稿子《金、厦之战的另一幕》。
谢汉儒写的仅仅是历史的一个极短的短暂的片断。这段经历已经过去40多年了。今天，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正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奔走……40年后，谢汉儒终于又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厦门岛，还有那花园般的鼓浪屿。在1993年溽暑的一天，老人不顾骄阳的炎热，兴致勃勃地一面寻找着他曾走过的那条小街、住过的那所大房子，一面滔滔不绝地向年轻一代讲述着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