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军队进逼长江北岸，南京政府行将迁往广州，美国大使馆何去何从？”
在位于南京西康路的美国驻华使馆内，司徒雷登正苦苦地思索着这个问题。
司徒雷登是一个和中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物，他于1876年生于中国杭州，父母都是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1896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州汉普登—西德尼学院。
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在金陵神学院任新约教授。1919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开办的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在马歇尔的建议下，1946年7月，他开始任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在对华关系上是个自相矛盾的人，他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进行内战，并企图培植“中间势力”。他曾选定蒋介石做为他在中国实现理想的人物，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化身。后来，他又支持逼蒋“下野”。
对大使馆的前途问题司徒雷登早已有所考虑。或去，或留。让他费尽了心思。
最后，他权衡行弊，决定还是留在南京为妙。
早在1949年1月19日的一个外交使团会议上，司徒雷登与他的外国同行们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各自向自己的政府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事实上迁往广州，每一位大使就从其下属中选一名高级官员随往，可能的话，再伴随一些其他人。从未来的角度看，大使本人要在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
一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司徒雷登和其他国家驻南京使团的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外交使团随行。可司徒雷登对走已经不感兴趣了，他有足够的理由婉言拒绝昔日的盟友的邀请。
4月中旬，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司徒雷登考虑到谈判有可能破裂，届时国民党政府势必将会正式邀请外交使团南迁广州。为了促使国务院作出留驻南京的决定，他于12日主动给国务卿艾奇逊发去一份建议电，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行动方针：（1）接受李的请求，随李氏飞往广州。
（2）置李南撤于不顾，美国使团与其他使团按兵不动。
（3）在李请求南撤而南京尚未被占之前，华盛顿将我召回述职。
对于这三种方案，司徒雷登强调指出，“我本人较倾向于留在南京（第二种选择）”。接着，他用很长一段文字，详尽地论证了留在南京是何等必要。
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复电司徒雷登，命令他留在南京。司徒雷登怀着喜悦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国务院“答复了我们大使的电报，批准了行前我留在南京的建议——我非常高兴。”
4月20日傍晚，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开始挺进江南，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顷刻间被摧毁，国民党守军狼奔豕突，仓皇向南溃逃。
在南京方面，隔江相望的人民解放军虽然还未南渡，但是大军云集北岸，足以使南京政府的要员们惊慌失措，急急忙忙地开始撤退了。
眼看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城，司徒雷登再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
22日早晨，司徒雷登刚刚用过早餐，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便急匆匆地来访，代表李宗仁代总统正式邀请美国大使馆移驻广州。
但是，司徒雷登仍然不想离开南京。叶公超见他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勉强，独自悻悻地走了。
拒绝叶公超之后，司徒雷登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今兵临城下，难免人心浮动，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会不会改变初衷，接受叶公超的邀请，跟着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呢？前些天，他曾向国务卿艾奇逊打保票，说如果美国使馆坚持留在南京，那么北约组织国家的使团都将会与我们协同一致，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使团山必将如此效法。司徒雷登想，万一那些外交官说话不算数，突然间变卦溜了，那可不好向上司交代。
想到这里，司徒雷登立即拿起电话与各外交使团联系，建议召开一个紧急协调会议。
在这时候，各国的外交官都十分紧张忙碌，哪里还顾得上开会呢？所以，司徒雷登整整忙乎了一上午，直到中午时分，外交使团的会议才开始举行。
司徒雷登先把决定留在南京的想法说了一遍，要求各国使团与美国使团保持一致。这一建议再次得到赞同。特别是北大西洋集团各国的大使，都一致表示要向美国看齐，安心留在此地，并立即向各自的政府建议不要下令将使馆迁往广州。
在面临撤与留的最后时刻，司徒雷登又一次向国务院建议，要求允许大使馆在共产党政权在南京建立之后继续不定期地留在这里。很快，这一请求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并指示他在南京呆到共产党在那里建立了稳固的政权为上，届时再回华盛顿磋商。
说来也怪，司徒雷登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留在南京呢？原来，他的目的是想寻找机会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触，借以宣传美国的主张，表明美国的态度，以求阻止共产党制度在中国建立。这是司徒雷登本人3月10日在给艾奇逊的一份电报中透露的。他在那份电报中说，一旦有机会与中共领导人会面，他将首先提醒对方，美国对中国一向以仁爱为怀，给了许多援助，希望不要以怨报德；其次，美国承认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中国也不得建立共产党制度，否则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将会利用一切手段“给中国人民恢复真正的自由”。
司徒雷登之所以如此狂妄，还因为他自以为有一些特殊的理由。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期当时对司徒雷登有这样一段评价：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经历；而且，作为前燕京大学的校长“据说该校有近50％的学生在共产党阵营中”，“在和许多中国人的关系中”
他都处于“老师的地位”。司徒雷登本人也相信，这种师生关系可以使他接触到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他过去常对别人说：“师生关系是中国伦理道德中的基本概念，我作为许多年轻共产党领导人的老师，将会使他们制定出有利于西方的政策！”
在南京解放的最初几天里，司徒雷登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内心很不平静，几天来，他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共的一举一动，他多么希望，随着中共军队的进入，南京城会出现烧杀抢掠的局面，会遭到民众的反对。然而，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虽然随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所见所闻，使他既为国民党人的贪婪、懒散和腐败深深痛惜，又对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感到不寒而栗。
想到这些，司徒雷登再也呆不住了，他要利用自己特殊的身分实现既定的目标。但是，情况并非司徒雷登所想象的那么乐观。中共已经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原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同时宣布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并主张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司徒雷登作为一个普通的“外国侨民”，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严格坚持民族独立的尊严的中国共产党，再也不能像以前对待国民党那样为所欲为了。
就在司徒雷登一筹莫展之时，傅泾波给他带来了一个他自认为显然有利的消息。傅泾波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还在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作为学生的傅泾波就是他的助手，在后来的外交生涯中，司徒雷登又把傅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同伴和知心朋友。
傅泾波告诉他，据可靠消息，中共方面已派黄华为南京外侨事务处主任，黄华之所以来南京，是专门为着与留在南京的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
听到黄华的名字，司徒雷登心中一动。他知道，黄华是自己从前的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并且和傅泾波还是同班同学。“这倒是个好机会，”司徒雷登高兴地对傅泾波说，“假如与黄华的这层关系能有其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为了尽早同黄华取得联系，司徒雷登于5月6日先派傅泾波出面接洽。
第二天，黄华与傅泾波会面，傅泾波首先代表司徒雷登申辩说，他一年来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认识的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触。傅泾波并表示，司徒雷登甚盼与黄华会见。
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分到司徒雷登的住处与其会晤。
望着风华正茂而又肩负处理南京外侨事务重任的黄华，司徒雷登不禁回想起4年前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时所说的一席话。当时，毛泽东对他说：“现在延安有许多你以前的学生。”司徒雷登不无得意地回答说：“我希望他门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如今，眼前这位学生能为他这当老师的解忧排难吗？
想到这，司徒雷登一古脑地讲出了许久以来的想法。他谈到美国人和其他非共产党人士对中共主张的马列主义的恐惧；他认为所谓世界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等于宣传颠覆性的干涉或武装侵略是既定政策，这都将给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带来威胁；他甚至还想提出，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以此来威吓眼前这位学生。黄华当即作了驳斥。
接着，司徒雷登话锋一转，以抚慰式的口气表示，希望在南京多留一段时间，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和平、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并在国际上表现友好的国家；他还提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
但是，当黄华具体谈到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时，司徒雷登却闪烁其词，还列出了几条标准。一条是中国必须按照国家公认的惯例，尊重国家之间的条约；另一条是中共建立的新政权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
说是必须达到这些标准之后，美国才能考虑承认共产党的政权。在此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能等着瞧。
6月6日，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应约前往外事处与黄华进行第二次会晤。
谈话很快就转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黄华指出，中美要建立新关系，美国首先应当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
司徒雷登仍然不愿在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有所松动，辩解说：“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发展纯属内政，其他国家不应干涉；出现新政府时，我们要确定它是否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是否愿意和有能力维护至今公认的国际准则。”
司徒雷登接着又说，目前中共尚未成立新政府，况且国民党仍然占领着相当一部分地区，故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但他又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各国使节仍留在南京，这应当作看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举动。
黄华告诉司徒雷登，据他个人看法，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于解放广州后召开，届时将决定产生联合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已表明反对任何美援，并说明了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故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及停止援助蒋介石，用以表明美国已经放弃失败的干涉政策。
司徒雷登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中共明显地拥护共产主义，使许多美国人普遍地感到恐惧。说来说去，实质上就是害怕中国成立一个独立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此，司徒雷登进一步强调，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消极的，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并声明，他以个人身分，希望即将成立的新政府能够尽量吸收一些国民党自由派人士与其他具有民主精神的人士参加。黄华当即予以驳斥，指出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政府人员纯系内政，外人不要干涉。
司徒雷登继续为美国辩护，但言语矛盾，甚为窘迫，乃举出燕大校训“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箴言以收场。
在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谈中，双方态度都很坦率，有时是针锋相对。“几乎不时越出了中国人的一般礼节”。司徒雷登十分强烈地感觉到，他的这位学生“已经完全赤化了”。看来，在南京与黄华的会谈是捞不着什么油水了。
司徒雷登不肯罢休，决定另找出路。
6月初，司徒雷登接到由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和国务院分别发来的绝密电报。6月8日，司徒雷登派傅泾波会见了黄华。傅称，司徒雷登考虑再三，认为美国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出正式表示。他想返美后作些努力，但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份量。
接着，傅泾波吞吞吐吐地问黄华同周恩来有无联络，能否转达意见，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黄华表示，什么都可以讲，不必有什么顾虑。
傅泾波这才道出了这次求见的真实意图。傅说，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了解很深。司徒雷登还接到副国务卿魏伯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先生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获知中共方面的意见，这样，返美后活动将更有力量。
“司徒雷登先生此行有何具体内容？”黄华问道。
“今年华北旱灾，粮食、棉花供应将有困难，”傅泾波接着说，“司徒雷登希望经济合作总团的物资能运回中国，此外，如大批借款、贸易，对中国工业化想有帮助。”
会谈结束后，黄华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共中央鉴于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有所松动，认为司徒雷登来访不无益处。考虑到与美国尚无外交关系，因此，建议此事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自己又给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信，表示他长期担任燕大校长，每年6月都要回燕大过生日，故今年还想去北平，不知中共当局是否允许，要陆志韦设法与周恩来取得联系。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就由陆志韦校长出面，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
江南的6月，正是黄梅季节，既潮湿又闷热。这更使得司徒雷登内心烦躁不安。试探的信号已经发出了，为什么至今尚无回音？司徒雷登踱到窗边，无神地朝前望着，脑子里一片空白。
“北平来信了。”司徒雷登一震，暮然回首，眼光一下子落在傅泾波的信件上。这是一封用英文写的信，不用说，是陆志韦的手笔。陆志韦在信中说，我已经会见周恩来先生，周先生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果要求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
竟然如此顺利？司徒雷登想来想去，觉得放心不下，便打发傅泾波去找黄华探听虚实，最好请黄华电询北平当局，问个明白。
6月28日，黄华来到司徒雷登家中，告知他已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表示欢迎司徒雷登赴燕大一行，希望与中共领导人晤面之事也有可能。
司徒雷登得到这一肯定的答复，内心极为高兴。但他表面上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口气冷淡地表示等他向艾奇逊国务卿请示之后再说。
也并非司徒雷登故作姿态，他原本就是一个小心谨慎之人，对于北平之行虽然跃跃欲试，然而一动真格的，他便犹豫起来。
第三天，司徒雷登致电文奇逊，报告了中共方面的邀请。然而，他并没有报告自己主动与中共联系，并且已经私下作好了旅行准备的实情，却向他的上司撒了一个谎，诡称是傅泾波无意中向黄华提起，中共方面则显然当回事了，巴不得请他到北平去。
接着，司徒雷登用很长的文字陈述了这次北平之行的利弊。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和周恩来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希望。通过和共产党领导人交换意见，他就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
司徒雷登还认为，这种接触还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简言之，此行“将是富于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并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司徒雷登想得非常周到，他说此行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而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中的同行们也可能误解，认为美国代表出尔反尔：先是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现在又率先与它接触，并有可能成为使团团长们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纷纷前往北平的开端。最后，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而这恰恰又是司徒雷登所极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抵销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谈到要不要同样作一次广州之行。
但他又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内部的事务，很可能激怒中共，这样又抵销了访问北京的任何成果。
司徒雷登盘算来盘算去，总觉得此事很难两全其美。最后，他干脆将矛盾上交，说“我已对此情况作了充分说明，供国务院考虑和决定。”
本来是一件并不复杂的事情，被司徒雷登瞻前顾后地一搅和，结果变成了一道纷繁不堪的难题。弄得美国国务院也对此众说纷纸，意见不一，艾奇逊没办法，只好将这个问题提交“最高一级”决定。杜鲁门总统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司徒雷登在电报中所列举的不利后果，从而行使了否决权。7月1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的指示：“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时令虽然刚交7月，然而古城南京早已炎热异常。对于年事已高而又身体虚弱的司徒雷登来说，这确是一个难耐的季节。
计划中的北平之行因杜鲁门总统的否定而落空了，司徒雷登对此懊恼不已。
想想自己一心为美国的利益打算，到头来却得不到理解。他越想越觉得窝囊，可他并不服气，自认为手上还有一张王脾。
原来，就在司徒雷登分别与黄华和陆志韦联系，商谈赴北平之事时，他又通过另一个中介人陈铭枢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接触。
司徒雷登与陈铭枢早就相识，交情亦深。一个偶然的机会，司徒雷登获悉陈铭枢将于6月中旬去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便于5月下旬和6月初同他联系，要陈协助向中共领导人转达若干信息。陈铭枢立即表示乐于相助，并将于近期内赶赴南京，具体商谈北上事宜。
在等待陈铭枢的日子时，司徒雷登要求大使馆工作人员准备了4份内容很长的文件，以便请陈铭枢转交给中共领导人。司氏在这些文件中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谈到了中美贸易，并将中苏条约与中美条约进行了对比，以此来表明中美关系对中国是非常有利和重要的。
6月10日，陈铭枢到达南京后，司徒雷登同他进行了将近4个小时的会谈。
除了将那4份长长的文件交给陈外，司徒雷登还请陈向中共领导人转达如下五点意见：
（1）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2）对于行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A）它是确实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或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B）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3）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中美友好关系的人士感到不安。
（4）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的官方言论似乎妨碍同美国进行贸易。
（5）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当体会到他和外交使团中其他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意义。
上述五点意见，不难看出司徒雷登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对中共的蔑视。
陈铭枢带着司徒雷登的五点意见。司徒雷登暗自有些得意，觉得自己为中共领导人准备的这份“礼物”太好了，恩威并施，刚柔相济，非常得体。
10多天后，陈铭枢有消息传来，说任务进行得很顺利，同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完全令人满意”。陈还要求司徒雷登推迟回美国，以便他们在南方交换意见。
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北平之行虽然未能成功，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司徒雷登想到这里，得意地笑了起来。
7月9日，司徒雷登与由北平赶来南方的陈铭枢晤面。第二天，陈铭枢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和两个附件交给了司徒雷登。陈铭枢说，备忘录是他本人北平之行的成果，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根据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综合整理而成的。而另外两个附件，实质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对司徒雷登五点意见和四个文件的直接答复。
在第一个附件中，中共领导人称道司徒雷登在中国办了几十年的教育，并对他在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寄予“非常大的希望”。中共领导人还希望美国从此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并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地制定对华政策。
如果美国今后能够如此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也会相应地采取友好态度。关于中美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条件，毛泽东在附件中特别要求司徒雷登读一读他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表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对派的关系，不再勾结的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在第二个附件中，周恩来对司徒雷登提供的那些文件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评论。
针对司徒雷登所说的美国在历史上对待中国非常仁慈，中国从同美国的贸易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等论点，周恩来列举事实作了驳斥，指出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都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中美贸易的受惠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同时，周恩来还指出美国对中国犯下了两桩罪行，即30年代向日本出售废铁等物资，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对于司徒雷登本人，周恩来再次赞扬了他在被日本人拘留期间所表现出的“个人品质”，但是，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因而必须执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司徒雷登反反复复地看着陈铭枢带来的这两个附件，脸色越来越难看，心情越来越沉重，他感到非常失望和沮丧。中共领导人给他的答复，“并未暗示要脱离现行的政治方针，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而是表示出一种天真的希望，认为中国同西方之间，尽管没有政治关系，但还是能够而且将要建立经济关系。”也就是说，中共不准备放弃原则和立场来同他作交易。
司徒雷登无力地将手中的文件放在桌上，颓然瘫倒在座椅里，失望和沮丧之意重重地袭上他的心头。
就在司徒雷登与中共方面秘密接触的时候，上海领事馆传来了令他不快的消息。
1949年7月6日，为纪念抗日战争12周年和庆祝上海解放，上海市近百万军民走上街头，举行盛大游行。
这天，黄浦江水碧如蓝，天气晴朗且十分炎热。由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组成的三个美式榴弹炮团，一个日械摩托化兵团，一个美械摩托化兵团，以威武雄壮的列队，隆隆开进，举行庆祝解放和纪念抗日战争的“入城仪式”。
接着，从北面响起了马蹿声，骑兵团的勇士们手执着闪亮的马刀，分两路纵队疾驰而过……学生、工人、市民手持鲜花、锦旗，敲锣打鼓从市区涌上街头，秧歌队，安塞腰鼓，一个个精彩的庆祝节目伴随着阵阵鞭炮，使整个上海沸腾了起来。这时，市民们有的爬上了坦克，给战士挂红星、彩条、锦旗，有的架上锅子，给入城官兵敬献“解放佳肴”。欢乐的游行队伍越拉越长越走越慢。
当游行项目举行到一半的时候，队伍里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一辆美国人驾驶的吉普车，无视军管会事先发布的交通管制令，擅自闯入游行区域，阻断了队伍的行进。维持秩序的交通警过来干涉，这位穿着西装，嘴里叼着雪茄烟的美国人连车门也不开，一副傲气十足的派头。
车子不开走，且有意横卧街头，又不听劝告，怎么办？交通警立即将此事报告了指挥游行的公安局长李士英。李士英前去了解到这辆车上的主人叫威廉姆。欧立夫，是美国驻沪总领事馆的副领事，便立即打电话向检阅台上的新任上海市市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请示如何处理。
陈毅市长听完报告后，双眉怒立，毫不犹豫地对着话筒大声说：“拘留起来再讲！不管美国人英国人，在中国违反了中国的法令，就可以制裁他！”
末了，陈毅市长又关照一句：“要讲政策，要群众不要对他搞人格侮辱。”
这事首先在主席台上传开了，有的人不免暗中捏了一把汗：
美国外交官，可惹不起呀！现在国家被美国经济封锁住了，如果再拘留美国一位高级外交官，弄不好是一次外交事件，会引起武装干涉，国际上不乏先例啊！可是再看看陈毅市长，他仍旧兴致勃勃地在观看游行。
车上，精通华语的欧立夫听到新任市长要拘留他的话后，仍然派头十足，不可一世。他用华语对车旁愤怒的人群说：“你们不要得意得太早了，蒋介石放弃了上海市，可我们美国人还要这座大城市。”正当欧立夫喋喋不休大谈美国政府重视他们在上海的财产和所剩的利益时，公安人员奉命进入了人群中，将欧立夫这个骄横的副领事强行带出车外，欧立夫还想摆出往日的威风，大喊大叫，拒不出车，还公然用英语骂脏话，用拳头在空中乱舞，可谓洋相出尽。公安人员将欧立夫带到了公安局拘留所。当时，他依仗着美国外交官的身份，暴怒得像头狮子，先是砸毁了办公桌上的墨水瓶，摔坏了凳子，接着又踢伤了值班员警毛桂珠等人。
他以为，当局只要弄清了他的真实身份后，便会立即向他赔礼道歉，客客气气地放了他的。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上海市公安局拘捕了欧立夫的消息传开后，美国领事馆提出了抗议，司徒雷登也在南京叫叫嚷嚷，美国总统扬言要对中国政府进行报复，但统统无济于事，提篮桥公安局照样将欧立夫带局审问。并于第二天判处欧立夫“拘役三日”的处分，所毁坏的物品由他照价赔偿，所内的人员对他这个狂妄不羁的“洋老爷”实在愤恨不过，他一不老实就想“教训教训”他，陈毅听说了，认真嘱咐道：“打人不行，他不讲文明，我们可要讲文明。谁打了人要处分！”
就这样，7月9日，欧立夫被释放前，毕恭毕敬地向我方公安人员递交了一份道歉书：
毛桂珠、夏定和刘敏先生及公安其他员警：我，威廉姆。欧立夫，美国公民，对我在七月六日所犯的严重错误和行为，对他们的人身及公安局的财产所造成的损害，谨向上列先生道歉，及其深刻的歉意。
我向他们及人民政府保证，我不再重复这种错误和行为。我保证，我今后将在中国做一个守法的外侨，我承认帝国主义的行为是要不得的行为。
我感谢人民政府对我的事件给予的考虑，及对我的宽大处埋。
威廉姆。欧立夫（签名）
当时，中国政府拘留欧立夫这样的高级外交官，在历史上尚属首次，上海市乃至全国各报纷纷刊载了这一事件，连同欧立夫的道歉书一起公诸于众，这一下不仅轰动了全上海，轰动了外交界，也轰动了世界舆论。美国的《华侨日报》称：中国这头睡醒了的东方巨狮，开始发生怒吼了。香港《大公报》以“各国人士不能不对昔日的‘东亚病夫’刮目相看”为醒目标题，加编后进行重点报道。
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行动，无疑是给美国政界傲视新生红色中国人士的一记响亮耳光。
就连当时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时，对他的同行们说：“共产党的红色中国真不好对付，欧立夫事件丢尽了我们美国政府的脸。”而欧立夫回到美国后，受到了当局的严厉查办。
上海各阶层的人民对这事的反应说：“痛快！过去在马路上，见了洋人要让道，现在美国领事犯了法，也要法办，真太痛快了！”人们不禁联想到那一年“跷脚沙逊”买了辆新车，为了炫耀自己的特殊身份，硬要用上海的“1111”和“2222”两张牌照，不料“2222”已被中国一富商占有，并且不肯吐出，沙逊恼怒之下，给国民党市长发了一信，堂堂的“市长大人”吴铁城立刻慌了手脚，亲自下令将此车号牌吊销后，奉送给沙逊。这自然是小事一桩，但“市长大人”的奴才相却活灵活现了。
上海的百姓议论说：“共产党到底跟国民党大两样！”“有共产党领导，阿拉中国人要翻身做主人了！”
寄予厚望的北平之行未能获准，陈铭枢带来的消息又使他大为不满，一次次的机会都已失去，一次次的努力都已白费。原先雄心勃勃、想要扭转中国历史车轮的司徒雷登，终于感到回天乏术、无能为力了。
他带着失望，带着遗憾，决定离开这个“令人烦恼而灰心”的地方。
7月11日，他向艾奇逊建议：“在我离开南京之前，不要向这里、华盛顿或广州的新闻界透露我的新的旅行计划。”
司徒雷登之所以不愿透露其行踪，其中一个原因是，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指示，在离开南方后他将访问广州。杜鲁门在几天前曾对艾奇逊说：“作为一个大使，在没有和所在国的政府脱离接触后便回国，是不会被美国公众所理解的。”司徒雷登担心中共知道此事，会对自己有所不利。
7月15日早晨，司徒雷登刚刚从睡梦中醒来。这时，从无线电广播里传来了蒋介石已抵达广州的消息。“不行，广州又去不得了。”原先一贯举棋不定的司徒雷登，忽然间作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
为了取消广州之行，他于当天和18日两次致电艾奇逊，摆出了许多“去不得”的理由：“我在拒绝北平之后，马上访问广州，并与委员长会晤（这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肯定将其看作是有意侮辱。他们会对此作出强有力的反应。我对中共领导的影响纯属个人性质。我飞抵广州，看望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而且未来我在共产党中国的有用之处会因此丧失殆尽。”因此，“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我毕恭毕敬地去北平参见毛泽东主席；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改变航程去拜见蒋委员长也是不明智的。”
7月25日，司徒雷登利用办离境手续的机会，又同黄华见了一次面。谈话间他问黄华对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有何希望。黄华认为，现在谈不到希望美国做什么，因为首先需要美国放弃错误的政策，证明它具有对中国人民堪称友好的诚意。但迄今美国仍支持反动派打内战，并组织“太平洋公约”，中国人民自将坚决反对这一帝国主义的政策。
司徒雷登说：“美国政府最近将来也不需要做什么，过一个时期看情形发展再谈。”并说，中国内战原非美国政府所愿，而是方法错误。美国政府迄今对“太平洋公约”未表示任何赞成或支持，故没有责任。接着，司徒雷登对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了看法，说前者容纳各国，后者偏于一方。此外，司徒雷登还提出，上海美侨因中共对外侨案件的处理及劳资纠纷甚感不安，不知当局是否不希望美侨留华。黄华表示，中方对一切外国侨民同等看待，凡愿意留华的守法者，均保护其生命及财产安全，对犯法者当依法处理。你提出的问题没有事实根据。
8月2日，司徒雷登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乘坐大使馆的一架运输机飞离南方回国，同机者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等一行8人。
就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第3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美国政府将这部以推卸其侵华政策失败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刚刚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发表，显然不是偶然的。这对于忠心耿耿为美国侵华政策服务的司徒雷登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8月13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南京解放时的司徒雷登作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评价：“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结束，遭到失败的蒋介石逃往台湾，美国院外援华集团不顾杜勒斯的不同意见，立刻弹起“是美国的贻误造成了中国的丢失”的老调。1949年8月5日，艾奇逊国务卿发表了题为《美国对华关系》的白皮书，这份长达千余页的白皮书叙述了令人沮丧的，在前5年中发生的事件。
最先想到要搞白皮书的是梅尔比。1949年初，凯南为《外交》季刊写了他著名的《X先生》一文。文中力图为美国对苏关系提出一项明智的政策。
梅尔比觉得也应当有人为对华关系做一番这样的工作。他把自己的想法对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凯南和这个内部智囊团的成员戴维斯谈了，他们两人都支持这一想法。
梅尔比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拼凑了一篇合适的文章，但是，引用的材料太多了。于是，戴维斯提议，搞一份详细的白皮书可能更合适些。凯南赞成这个建议，艾奇逊和社鲁门这两位大人物也表示赞同。总统在4月中旬甚至说，他希望白皮书能在8月份起草出来并发下去。
梅尔比奉命担任这一工作的统筹人。笔杆子斯普劳斯被要求起草其中的一部分。政府中的老手杰赛普没有在中国工作过，因而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研究那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艾奇逊要他审阅第一稿。最后的润色工作由艾奇逊、梅尔比和杰赛普做的。艾奇逊在把草稿交给总统看时，附上了一封长信。
信中写道：这是关于一个伟大国家的经历中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友好联系……这份记录表明，美国一直坚持了，并且仍然坚持着我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中那些根本原则，其中包括门户开放、尊重中国的行政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遗憾的是，在编纂这份记录的时候，为了尊重事实，必须公布一些表明这个国家的可悲局面的事实。
然而，我认为，不能为了这个缘故就不加以公布……
我们派去帮助中国人作战的政府代表，不管是军人还是文职人员，很快都发现……（国共两党之间的）长期斗争使中国政府不仅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民心方面都受到严重的削弱。从美国军人和外交官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1943年到1944年间，人们越来越确信，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已经失掉了赢得人民效忠的战斗精神。根据许多观察家的看法，他们腐败了，醉心于争权夺势，依靠美国为他们赢得战争的胜利，维护他们自己在国内的经济地位……
我们清楚地看到，只有一个有朝气、进步、能重新得到人民热烈拥护的中国政府，才能够有效地对日本作战。美国官员一再向委员长表示他们对这种局势的关注，以期引起他的注意，他也一再保证要扭转这一局面。然而，他并没有作出什么有效的努力来扭转局势，甚至把那些对他苦苦相劝的中国官员拒之门外。除了对中国中央政府的萎靡不振感到关注之外，一些美国观察家还对国民党同中共的最终较量（政治的或军事的）表示关注。这些观察家的报告也在附录中引用了。
他们早在1943和1944年就担心国民党政府如此脱离群众，以致在战后的权力斗争中，证明它无法保持政权。不过，我们还是继续把我们提供的一切援助，全都给了国民党政府……
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力所能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果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
这是中国内部种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奏效。
这种局面是中国国内局势决定的。
现在已经看得十分清楚，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制订的政策，对中国人和对我们自己，都不能有所帮助。我们仍旧认为，不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多么悲惨的局面……中国古老的文明和民主主义终将重新抬头，它将打碎外国加给它的枷锁……
一些共和党人把白皮书斥为替罗斯福政府和杜鲁门政府洗刷过失的文件，并且宣称，有朝一日他们掌了权，他们将公布中美关系中发生的事情真相。
白皮书发表不到两个星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这个文件讲了话。他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声明：“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到1949年的5年中间。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人民，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注释中，向他的读者们简单介绍了美国先前的历史：“华盛顿（1732—1799）、杰斐逊（1743—1826）、林肯（18091865），都是美国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
白皮书发表的那一年，美国驻华人员变得越来越少了。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对中国总是另眼看待。美国在派有外交使团的大国，都很少设总领事馆。在中国，总领事馆却设得很多。例如，在情况允许时，北平、广州、上海、天津、汉口、沈阳和哈尔滨都有总领事馆。按照惯例，在政权更迭或发生内战时，只要获得允许，领事馆是可以继续活动的。
但是，因为美国当局不承认中国现政权，所以他们在中国的领事馆，不被中国现政权承认。
10月1日，共产党在北京正式升起国旗的那一天，柯乐布和当时在北京的所有其他外国领事都接到了当地政府的正式通知：如果他们的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那就可以保持通常的外交关系。
那时，蒋介石还不曾离开中国大陆，这种要求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按照华盛顿的指示，柯乐布拒绝了。
在一个时期内，柯乐布继续履行自己受到限制的职责，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但是，他对那种状况心里是不痛快的。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方面继续发表反对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的声明。我倒认为，他们还是改变一下做法，什么话也别讲，让共产党先揣摩揣摩为好。但是，看来，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是一定会促使我们把牌摊到桌面上来的。”
1950年1月5日，艾奇逊国务卿打出了两张牌。他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说，在北京局势平静下来之前，美国不会考虑承认这个政权。他后来又发表过一些类似这样的声明。
与此同时。新生的人民政府在所有西方国家领事馆的大门上都贴了告示：8天后，他们以前的兵营将被没收。伊。卡恩说：“看来，这同艾奇逊的声明不是没有关系的。共产党人知道，以前美国军人就住在现在作为总领事馆的地方。在限期来到的前几个小时，柯乐布把办公室迁到了邻近的美国人的院落里，那里从未驻扎过军队。亏得他有先见之明，头几天就把电台移过去了，才使他能同华盛顿保持发报联系。”
此时，艾奇逊已决定，不管人民政府采取什么做法，全体在华的美国官员都要撤离。4月10日，柯乐布关闭了驻北京的领事馆，凄然踏上了归途，他像往常一样，经由天津回国，天津的领事馆也在晚些时候撤离了。在天津，柯乐布夫妇的行李受到了海关的彻底检查。当一家轮船公司办理他家的物品运输手续时，有25本稀有的珍贵书籍和50件艺术品被没收。
柯乐布在离开时，有意把所有的房门都打开，钥匙插在锁孔里，他还事先降下了美国国旗。
4月15日，柯乐布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已经离开了共产党中国。我们来到了竹幕的这一边；又可以深深地舒一口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