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日始，中共方面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由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组成的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派出的以张治中为首，由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李蒸等组成的代表团在北平六国饭店进行十几天的和平会谈，4月1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内，国共双方代表共同拟就了《国内和平协定》（又称《最后修正案》），并商定于4月20日共同签字。但是，冥顽不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竟断然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平的希望彻底破碎，和平的大门被无情地关死了。北平国共和谈彻底破裂，这是毛泽东预料之中的事情，他实在是太了解蒋介石了。
北平的西郊，双清别墅的大厅内。毛泽东一手拿着点燃的香烟，一手习惯地插在腰间，用他那双睿智的眼睛看了看他的战友们，说道：“各位老总，我们对李宗仁、白崇禧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可现在看来他们还是要跟我们的蒋委员长一条道跑到黑，真是没有办法哟！”
“就是嘛”，朱德总司令插话说：“李宗仁、白崇禧他们桂系舍不得那点本钱，还幻想与如来佛斗斗法哩。”
毛泽东笑着说道：“那就跟他们斗一斗，看看谁厉害。李宗仁刚刚当上代总统，舍不得那个宝座。对不起，你们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民不聊生，当然要把位子让出来，由我们共产党人来治理天下。”
说到这儿毛泽东略微沉思了一下又说：“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非常了解的，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李宗仁、白崇禧非要陪老蒋上断头台，我们也只好成人之美啦。原来，我们在战争初期估计，与蒋介石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5年也。
前30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现在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原来的估计是保守了，我看再有一年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轻松了，还有许多仗要打，还有许多事要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我曾提醒全党注意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特别是我们的高级指挥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轻敌大意是要吃大亏的。“
“主席分析得对。”周恩来接着说：“国民党崩溃速度之快，不但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而且也出乎美国人、英国人、其它党派人士，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预料之外。同时，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也未作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因此，根据主席的指示要特别告诫各级指挥员，虽然我们已兵临南京城下，但尚未实现我们的解放全中国的目标，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大意是要失荆州的。”
毛泽东赞赏地点点头，然后笑着对朱德说道：“老总哟，该咱们拍板定案喽！小平、陈毅、伯承他们箭已在弦，弓已拉满，等不及了，该让他们发出去了。”
这位从湖南韶山冲出来的青年，历经了风霜雪雨几十载的磨难，几番周折，几番生死，如今已成为把握中国命运的“一代天骄”。他把他的理想和他的智慧全部投入到伟大的人民解放的事业中，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紫禁城，他与他的战友们最终把星星之火燃遍了中国大地。每到危难之时，这位伟人总以他那无穷的智慧、惊人的胆略、超凡的气魄，扭转乾坤，在这一点上连他的对手也不得不为之折服。现在，在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后角逐中，又一次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和智慧的光彩。
1949年4月21日，东边天际，晨曦初露，雄鸡报晓。
新华社播音员以清晰宏亮的声音，将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通过电波传遍了长江南北，黄河上下。
长江北岸顿时万炮齐轰，万帆齐发，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怒吼着扑向南岸，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拉开了。
长江北岸的炮火打碎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
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在杭州得到蒋介石许诺，“全盘负责领导国家”的代总统李宗仁，于4月22日傍晚返抵南京“坐镇”。这时南京城内已闻解放军机枪声。李宗仁在总统府的这最后的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4月23日清晨，李宗仁乘车抵飞机场时，载代总统逃离的专机马达已发动。李宗仁叫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圈（比蒋介石还多绕了一圈）。飞机腾空，进入李代总统眼底的是：“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驾驶员转完两圈后人坐舱请示代总统：“往哪儿飞？”
李：“桂林。”
桂系又归“桂”去了。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当日即获得了解放。风雨苍茫，世道沧桑，蒋家王朝已不复存在了。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南京城指日可下。
为了尽快得到解放南京的进展情况，我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作出一个大胆决定：在广播里同伪中央广播电台通话。4月23日，我著名播音员齐越，在广播里向南京台反复呼叫，通知他们明天上午9时双方通话。
第二天9时整，机务人员把收音机波段调到了南京台的位置上，齐越打开了话筒开关：“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请南京广播电台注意，我向你呼叫，请你回话。”
一会儿，传来了一个男播音员清晰的声音：“我是南京广播电台，我来回话。”
齐越抑制住兴奋、激动的心情，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做什么的？”
对方答道：“我叫蔡骧，是做播音工作的。您先生贵姓？”
“我姓齐，叫齐越。整齐的齐，越打越强的越。我奉本台领导的指示跟您通话。现在你报告一下南京的情况。”
“红军已在凌晨进入南京城。现在街道到处都有。”
“不对！不叫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是，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要求你要负责保管好电台和机器，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的约法八章。”
“是，是是……”
“你们要等待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不许破坏，不许听信谣”
“是。”……
这次奇特的通话，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蔡骧和他的同事们果然一一照办。
蔡骧还亲自请来一个排的解放军保卫电台安全。
解放后，蔡骧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来成为颇有名望的导演。尤其有趣的是，他和齐越曾多次会面，两人一起切磋朗诵技巧，还一起灌制过朗诵唱片。
4月23日，解放军解放了南京。翌日，蒋介石获知，惊恐万分，不吃不喝，企图自杀。后经蒋经国等家人、心腹苦苦劝解，他才打消自杀念头，强打精神，但也残局难收。
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溪口的武岭、丰镐房、慈庵虽难割舍，但也不敢再留。
“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4月24日中午，蒋介石对蒋经国这样说。
就在这天上午，蒋经国已将妻儿送往台湾，“以免后顾之虑”，并“处理有关溪口之事务，作永别准备”。
这是4月25日上午，蒋介石带领蒋经国到蒋母王氏墓前辞别。蒋介石呆立慈庵前，沉默不语。只见他两颊清癯，双眼沉凹，身穿长袍马褂，手持西式礼帽，臂挂拐杖，好不凄楚。慈庵位于溪口北侧白岩山腰上，为蒋介石生母王采玉的墓地，这里有洋楼三间，蒋介石经常在此下榻，以尽孝道。今日离去，不知何日能返？蒋介石想到此，不由得滴出几滴清泪，滴落墓前。在众人催促下，依依而别。
然后，父子二人走上飞凤山顶，对故乡山水，“作最后一次的眺望”。
日后，蒋经国对此曾有一段追忆：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溪口故居，蒋经国的出生地），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
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从飞凤山上下来，蒋氏父子二人直接乘轿车前往象山港，这时，离溪口最近的宁波机场已被解放军三野七兵团二十二军逼近，哪还敢去那坐飞机？只好用眠轿抬着蒋介石，翻山越岭，去乘军舰。在下午一点钟光景，行至奉化县城，城内人闻讯，纷纷倾家而出，都来目睹蒋氏家族逃难景象。随行的有宋美龄、蒋经国、蒋纬国、孙子蒋孝文（爱伦）等家人。
不知是那位忠实信徒突然喊起了“万岁”，接着有人放起鞭炮。喧闹混杂的场面，弄得蒋介石心里直生气。“娘希匹，这简直是像送葬！”尽管他心中着急，还是在城内孔圣殿郑重其事地祭祀了孔夫子。当来到象山港边时，已是4点来钟光景，正遇退潮。蒋介石再也沉不住气了，担心解放军抢先包抄，截住后路。于是，勿匆步行至象山口岸，上了停在水中的“泰康”号军舰。直到此时，蒋介石一颗悬着的心才踏实了些。站在甲板上，望着水波，蒋介石又悄然落下几滴清泪。
蒋介石离开老家，没有直接去台湾，而是从海上迂回。蒋介石下令军舰驶往上海，他要去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
途经宁波时，“泰康号”停泊了三天。由于两天前南京失守，国民党党内、军内、政府内一片混乱。4月27日，蒋介石赶忙在报上发表了《和平绝望奋斗到底》的谈话，表示反共到底，“无论何时何地，必将始终不贰”，企图稳定一点局势。他在宁波逗留的三天里，竟一直留在军舰上，不敢上岸到宁波城里的宅第去住，以便及时撤退。因为人民解放军的前锋部队已接近杭州，这时的宁波几乎成了前线。
可是，蒋介石对那所宅第十分惦念。因为这里有许多值得他回忆的往事。
那是一座带有花园的住宅，位于甬江北岸新马路与草马路衔接的拐角处。早在1905年，蒋介石在宁波箭金学堂读书时，蒋母王氏曾命蒋介石带他的原配妻子毛氏到宁波伴读，一来是照料生活，二来是王氏盼孙子心切。蒋介石就赁这所房子与毛氏居住六七个月。后来蒋介石发迹了，他就将这所住宅买下，并修葺、扩建了这座花园。1921年至1923年间，蒋介石又经常与爱妾陈洁如在此居住。随着蒋介石地位的提高，花园也修建得日趋完美。蒋每到宁波，必到这里住宿或玩赏。4月28日，蒋介石要离开宁波了，特意把为他着管花园的表妹夫钱玉麟夫妇找到“泰康舰”上见面。蒋介石详细询问花园情况后说：“你们没有替公家做过事，想来没有什么关系，好好看管花园，将来我还要来看看的，你们替我看管花园多年，也没有特别好处，现在给你们一百块银元，以防万一。”
4月30日下午，蒋介石乘坐的泰康号军舰在一片阴雾茫茫中穿过吴淞口，靠上了黄浦江心的复兴岛码头。
当天，蒋介石便在龙华机场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等。
蒋介石对淞沪防务又作了周密的部署。蒋训话时说，坚守在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届时即将得到全力保护，我们就会重新光复全国，这是至关党国存亡之战役。
5月1日上午，蒋介石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召集驻淞沪的各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主要是黄埔系）开谈话会，会上成立了由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组成的“非常委员会”。蒋介石是想以他黄埔老校长的名义，将已呈四分五裂状态的中央军校系统出身的将领重新集合起来，达到收拢嫡系部队的目的。但是，好多人接到蒋介石的通知并不到会。如黄埔正宗嫡系将领、南京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就在蒋介石召开会议的当天上午，从上海返回广西老家了。
同日下午，蒋介石在汤恩伯司令部向守卫上海的“国军”团长以上的长官训话，声言：他要留在上海不走，亲自指挥战事，“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他又把政工方面的事务交给蒋经国，蒋经国实际上成了汤恩伯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还命令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蒋纬国将装甲兵部队调到上海加强防御力量。
为着企图保住上海，蒋介石要孤注一掷了。这是有历史渊源的：上海是蒋介石当年的发迹地，国民党政权，一直就靠着江浙财阀，尤为上海财团所培植。从现实利益来说，上海的战略物资还没有抢运完。蒋介石更有其战略的考虑：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巨大投资集中在上海，由于利害相同，可望获得英、美的军事干预。所以，蒋介石要坚守上海，哪怕争取能多守几天也好。
从1948年12月初开始，蒋介石即命令在上海构筑工事，历时四个月，构成外围、主阵、核心三道阵地。钢筋水泥筑成的主碉堡阵地3800个，碉堡间战壕相连，壕内可行驶吉普车。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一万多座。阎锡山看了阵地满有信心地认为：“至少可以守一年。”蒋经国把它比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说可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汤恩伯向蒋报告说，防御阵地3华里以内的房屋已全部平毁。另外，在市内选定国际饭店、汇丰银行等22处建筑物作为市区巷战的核心工事。他拍着胸脯说：“我已颁布了十杀战令，大上海将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为了表示自己与上海共存亡的决心，蒋介石不顾部下的劝阻，在第二天就离开军舰住进了由军警宪特严密戒备的金神义路（今瑞金二路）励志社内。
5月3日，蒋介石突然吩咐侍卫官，要去巡查市区。街头不时传来警车刺耳的尖叫声，防弹汽车内的蒋介石透过玻璃注视着部熟悉的马路和楼房，一幕幕往事在脑海里翻腾。在经过江西路汉口路国民党市政府时，他仿佛听到了3年前在这里的欢呼声。可如今……往事不堪回首啊！蒋介石紧锁眉头，闭上两眼，长长叹了口气。他心里明白，汤恩伯在说大话。上海是守不住的。
再完善的防御，还是需要人来守的。如今，上海的国军人人自危，士气低落，没人相信能守住上海。
但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张网已经向他张开，国民党中将张权准备在上海活捉蒋介石，交人民审判。
张权在北伐时就任师长，国民党驻沪部队中不少将领包括汤恩伯在内，当年都是他的部下。张权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准备响应共产党号召，举行武装起义，并已任上海起义军总司令。他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单线联络了一艘军舰，准备沉在吴淞口封住航道，截断蒋介石的退路。同时张权自率精兵，活捉蒋介石。张权指令一个准备参加起义行列的纵队司令李锡佑做好准备，李又向部下中校参谋科长张贤布置了起义任务。谁知这个张贤竟是蒋介石忠实走徒，结果武装起义流产，张权和李锡佑都被逮捕。
蒋介石听说张权要活捉他，气得把玻璃杯摔在地上，亲自下令把张权和李锡佑枪杀在南京路西藏路闹中口，又重赏了张贤，从中校科长提升为上校处长，还赏给银元5000元。张贤在大陆隐匿下来，后被查出，1957年9月26日，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活捉蒋介石的计划，在上海解放前夕，就这样由于张贤作梗而没能实现。
但这在精神上给了蒋介石以重重的打击，勾起了他对西安事变的回忆，从此更加疑神疑鬼，感到哪里似乎都是火山口，哪里都不安全。
表面上他也吹“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但他内心已十分恐惧，再也不敢住在金神义路，而龟缩在吴淞口外洋面的军舰上，以便随时逃离。
蒋介石自己也设想到，此次来上海呆不到几天就不得不离开。5月3日，解放军攻克杭州，沿京沪、沪杭铁路向上海进军。阎锡山于5月4日乘专机到上海，向蒋介石说：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虽已迁至广州，但李代总统却滞留桂林，拒不到国府主政，并牢骚满腹，意志消沉。阎还带来李宗仁委托传达的话：“蒋先生幕后不放手，我决无法亦无此能力领导，只有激流勇退之一途。”
接着阎锡山向蒋谈了李宗仁提出的六条方案。李宗仁说：“请蒋先生作确切的保证，为我飞穗重主中枢大政的先决条件。”其对蒋介石提出的要求是：①交出军事指挥权；②交出全国官吏任免权；③将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一律交出；④各级政府向总统及行政院负责，蒋先生不得幕后干预；⑤国民党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⑥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
为了向中外表明国民政府尚存，也需要李宗仁这位代总统支撑这支离破碎的门面。于是蒋介石叫阎锡山去桂林转告李宗仁：“蒋先生完全同意一切权力交出，他5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但是蒋先生希
望能留居台湾，因国家败亡至此，他觉无颜出国见友邦人士。“得到蒋介石的又一次不干政的诺言后，李宗仁遂于5月7日飞抵广州，主持“中枢大政”，“为防止中国赤化，作最后5分钟的努力”。
两翼吃紧，蒋介石在上海也坐不住了。乘军舰离开上海太引人注目，再说主帅临战撤退如何向部下交待？5月5日，蒋介石令儿子蒋经国冒着大雨到轮船招商局，征用了“江静”号轮。
浙江省宁波镇海一座年代久远、古朴幽静的平房里，原国民党招商局“江静”轮船长徐品富，谈起了当年蒋介石逃离上海时的情景。
1949年5月5日的中午，新婚方3日的徐品富船长和妻子正在吃饭。突然，“江静”轮二副仁谓荪急匆匆闯了进来，大声嚷道：“船长，快，快！有紧急任务，要你立即到局里去……“
徐品富急忙赶到上海广东路外滩招商局办公大楼。董事长徐学禹神态极为严肃地对徐品富说：“根据上司指示，‘江静’轮有重要紧急任务，船上售出的客票已经全部退掉，你立即把船移到复兴岛江心带浮筒，准备好4天的煤水给养，与这次任务无关的客运部人员必须全部离船！”
徐学禹紧接着压低了嗓门说：“这次任务是送老先生离开上海到舟山。
此事要绝对保密，只准你一人知道。如果泄了密，你要负绝对责任！“徐船长抬腕看看表，回家向妻子告别已经来不及，只得给妻子去了个电话，言明任务紧急，一个星期左右回到上海。
徐品富回到船上后，当即安排客运部门的40人离船。当他移泊到复兴岛江心的浮筒时，只见一直是作为蒋介石座舰的“泰康”号早已系在浮筒上了。
第二天一早，一艘艘汽艇便在复兴岛和泊在江心的“江静”轮之间穿梭往来，送人上货，忙个不停。从日出到日落，整整运了一天。这艘客货轮，虽然有4600吨位，也显得拥挤不堪了。
蒋介石的100多名随从人员登轮后，当即封闭了“江静”轮原有的电台，架设了专用的通讯设备。船上的要道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
晚上8时许，一艘大型交通艇徐徐靠在“江静”轮的左舷。船上顿时紧张起来，卫兵们个个目视江面，如临大敌。在舷灯的照射下，身穿玄色长袍马褂的蒋介石右手执根“司的克”，左手提着长袍的下摆，在徐学禹的陪同下登上了舷梯。
随在老蒋身后的是蒋经国和蒋孝文。徐品富是第一次看到蒋介石本人，至于跟在老蒋身后的蒋经国，徐品富和他倒已有4次交往。
本来，蒋介石的卧室是安排在餐厅的，由于来不及布置，第一晚就只能安顿在船长的寝室里。“这是江静轮船长徐品富，是位优秀的船长，江静轮也是条好船。”蒋介石一行踏进徐船长的住舱时，徐学禹向蒋介石介绍着徐品富。蒋介石没有作声，只是看了一眼徐船长，微微点头。
当晚，蒋经国住在头等客房，徐品富只能到二副的住舱里权且过了一夜。
当他离开寝室时，询问蒋介石次日何时开船为好？“到舟山需要多少时间？”
蒋介石沉思片刻后，用宁波官话反问徐品富。“最好是天要亮未亮时开船，天要黑未黑时到舟山。”随后蒋介石又说。
5月7日清晨6时，“江静”号在“泰康”舰的护航下，轮载着蒋介石悄悄驶离了复兴岛，徐徐向吴淞口驶去。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沮丧地写道：不管前途如何艰难，也要“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我眼看到中华民族的危亡，怎能不挥泪前进？”但“今日的仇敌，是坚强、恶毒、凶险的共党，我们用什么方法对付敌人呢？“
蒋介石在复兴岛召开的三次团长以上会议时都强调不要把船留给共产党。所以，黄浦江里稍大一些的船舶有的撤到台湾，有的出国不归，有的干脆击沉江底。
昔日的“水上大马路”，此时已是行舟寥寥，清冷死寂，宛若一条冻僵了的巨蟒。
10时许，徐品富正在驾驶台凝神眺望，蒋介石带着4名随从走进了驾驶台。
蒋介石端坐在太师椅上，4名卫士静侍左右。“江静”轮进入了舟山海域，远瞧近岛擦着船舷而过，这时，蒋介石的情绪较先前有了好转。
一群依稀的岛影横在船头前方。蒋介石用望远镜凝望着。他要求天将黑时开到舟山，徐品富只能通知机舱减速慢行。
掌灯时分，“江静”轮靠上了舟山码头。码头上戒备森严，搭好跳板，只见当时担任浙江省长的周岩，疾步登上甲板，迎接这位“下野”的总统。
船靠舟山，一路风平浪静，徐品富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巴望着蒋介石快些离船，然后驾船回沪。谁知事出意外，蒋介石不仅没有下船，还派人传话，要继续乘船视察舟山各岛。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军队纷纷从大陆出逃，大量的军队汇集于星罗棋布的舟山群岛，他们士气低落。蒋介石要去给他们打打气，以稳定军心。
尽管徐品富对此一百个不愿意，但他又怎能违抗蒋介石的意旨呢？他强忍下对亲人的思念，对前途的不安，操纵着“江静”轮悠然于碧水青山之间。
有时船靠岛屿，蒋介石便轻轿一乘，登岛视察。有些岛屿船大难靠，就放下船上的救生艇，把驻岛的军政要员接至大船，听取汇报，面授机宜，安抚人心。
一连几日，蒋介石仆仆风尘，不遗余力。
一天晚上，蒋经国约见徐品富，蒋经国告诉他：“这几天老先生坐你的船很满意，故请你送他到台湾去。”蒋经国的这句话，对徐品富不啻是个晴天霹雳，他急中生智，提出了：“江静”轮的保修期已到，需要检修；再说台湾、福建的航线不熟悉，没有绝对把握……蒋经国听出了徐品富有推托之意，有些不悦地说：“修船问题，推迟数月无妨。至于航线不熟悉，跟着‘泰康’跑就是。”最后，蒋经国要他考虑，明日再听回音。徐品富彻夜未眠，思之再三，还是不主动去向蒋经国表态，采取拖的办法为好。他满以为蒋经国会来找他的，但是蒋经国一直没有来，船上也丝毫无其它反常现象。10时左右，徐品富提心吊胆地躺在住舱里。
忽然，从窗外传来隆隆的飞机轰鸣声，他夺步跨进驾驶台，拿起望远镜，只见蓝天白云之间，3架巨型的运输机徐徐向舟山机场飞去。当他看到其中一架是蒋介石的专用座机“美龄”号时，提到嗓眼的心终于怦然落地了，看来蒋介石也许改变了坐船去台湾的主意而改乘飞机了。事后他才知道，5月17日，上海市郊已经解放，浙江沿海岛屿也已岌岌可危；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的蒋介石怕乘船赴台航路漫漫，夜长梦多；徐品富又态度暖昧，缺乏把握，所以临时决定改乘飞机及早逃离舟山。
乘此时机，思乡心切的徐品富和宓领港在夜幕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乘小渔船离开舟山，顶风迎浪，昼夜兼程，经过了舟山群岛，到了杭州，又从杭州回到上海。这时上海已经解放了。
就在蒋介石逃离上海的同时，我军总前委根据渡江后战局的发展，决定命令七兵团解放浙江全省；八兵团一部担任南京、镇江的警备，肃清残敌；集中九、十两兵团解放上海，同时包括八兵团一部共8个军；二野主力在金华、东阳一带休整，以对付美英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确保三野顺利解放上海。
因为上海情况十分特别，如何能消灭敌人又减少损失，使上海这个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毛泽东专门指示：
“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军决定分为东西两个兵团分进合击，分别从上海郊区东西两个方向向吴淞口前进。会师吴淞口后，截断敌人海上逃路，力争在郊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对龟缩在市区的敌军，采取轻武器加以解决。
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了。宋时轮指挥的东线九兵团从沪西南、浦东向敌军发起钳形攻击。18日进抵高桥。叶飞指挥的西线十兵团从沪西北、沪西像把利箭猛插淞沪，攻占了南翔、嘉定，直逼刘行、月浦。这时，上海外围敌军已全部解决。
在攻打刘行、月浦时，二十九军、二十八军同时受阻。这里是敌军重点防御阵地，工事十分坚固，守敌又十分顽强，给我军很大损失。同时，由于我军重武器和大口径火炮都未多带，也就给进攻增加了困难。但是，我军发扬勇敢善战、不怕牺牲的精神，经过异常艰苦的战斗，终于在15日攻占了刘行、月浦，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20日高桥主阵地被攻占。23日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全线撤退，尽可能保存兵力运往台湾。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除汤恩伯的五十四军和五十二军等部的5万人登舰逃脱外，其余15万蒋军全部被歼。26日，大上海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
上海的解放，使毛泽东大大地松了口气。
入夏的北京城，窗外一片翠绿，鸟语花香，生机盎然，毛泽东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外面的景色，从他那宽大衣袋中抽出支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转过身来，对正趴在桌面上看地图的朱老总说道：“老总哟，渡江战役按咱们的计划已经实现了。原来，咱们担心美英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也未出现。看来他们对老蒋实在太伤心，要不岂能见死不救。另外，我想他们还是害怕卷入中国内战，不能自拔。”
“是的，”朱老总抬起头来说：“下一步看来该解决白崇禧、胡宗南、马步芳，还有东南的蒋介石残部了。”
“对喽，”毛泽东掰着手指说：“俗话说，饭要一口一口吃嘛，咱们再来算一算。在中南地区有广西白崇禧20万人，川鄂湘有宋希濂10万人，西北马家军有18万人，还有老蒋的最后一点本钱主要集中在台湾、舟山、金厦和潮汕地区，大约剩下约38万人左右。依照计划由一野的彭德怀在打击胡宗南后，解决马步芳；四野来对付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这个人很滑头，得拉开大网逮他。”
“主席，”周恩来插话说：“陈老总曾向中央提议，二野刘伯承、邓小平他们自挺进大别山后搞得很苦，是否可让二野来经营富庶的江浙地区，由三野来担负进军西南的任务。”“陈毅的风格倒蛮高哩。”毛泽东笑着说道，大家也都笑了。“但我考虑，”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说道：“三野前身是江南的新四军，比较熟悉江南水乡，江河作战经验较多，这就便于以后解决台湾和沿海诸岛。而二野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二九师，过去主要活动于川陕、晋冀鲁豫和中原地区，相比之下三野来经营东南较为有利，这是扬长避短嘛。诸君意下如何？”大家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分析。
毛泽东又说道：“老蒋已将老巢迁到台湾，军委应特别研究一下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问题。渡海作战我认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靠空军，二是要组建一支渡海陆军攻击力量。空军的问题我已向少奇同志提出，在他去莫斯科时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在5月23日，我已电告三野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它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穷余末路的蒋氏父子离开舟山后没有径飞台北，而是先在澎湖马公岛驻节，要着看东道主陈诚的态度再定行止。
当时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任警备总司令和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总揽台湾一切大权。当时，蒋介石风闻美国要在台湾废蒋立陈。所以到舟山时就致电台北陈诚，告有赴台之行，但陈诚在24小时内未行复电，更引起蒋的不安。
蒋介石这种难言苦衷，从蒋经国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一二。6月4日：“露雨初晴，精神为之一振，但很快又感觉到愁苦；连夜多梦，睡眠不安。”
6月9日：“昨夜晚夜色澄朗，在住宅前静坐观赏。海天无际，白云苍狗，变幻无常，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一直坚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政府要坚决抛弃蒋介石，最基本的原因是看到了蒋介石不可避免的失败，看到蒋介石集团的腐朽和无能；另一方面，由于在1948年的美国大选中，蒋介石选错了支持对象，使后来蝉联总统的杜鲁门十分恼火。但是，美国在1948年底至1949年之间还不愿让台湾落在共产党手中，因此，美国人企图运用影响，阻止大陆的中国人进一步流向台湾。还谨慎地与有希望的台湾当地的领袖保持联系，以便将来有一天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利用台湾自治运动，实际上是想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美国的基本意图是寻找一个既“不必听蒋介石之指挥，也不必服从李宗仁联合政府之命令，而专为台湾谋福利者”来完成“台湾自治”。
美国人选择了陈诚和孙立人。
1949年2月，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参赞莫成德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派遣，前往台湾执行特殊使命。莫成德到达台湾后，便根据美国政府的打算游说陈诚自立。
莫成德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是：
一、台湾与国民党政府分离，与中共断绝经济贸易，自办台政，美国每年援助台湾2500万美元。
二、美国可以联络菲律宾、澳洲、印度、巴勒斯坦、锡兰（斯里兰卡）各国，进行象征性的联合出兵，共同占领台湾，并在台湾召开政权转移会议。
三、会议决定后，美国即对台湾海峡之海上及空中担任巡逻与联系之活动，以免外来军队之袭击；同时遣送不受欢迎之大陆的在台分子。
四、通知蒋介石，如他愿留台湾，当以政治避难者身份相待。
五、邀请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
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有同乡、师生和婿翁（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后来嫁给了陈诚）多层关系。陈在蒋之手下，不但表现出过人的才干，而且表现出少有忠诚，因而在仕途上一路绿灯，一帆风顺，也正由于此，当蒋介石看到大陆形势危急时，把陈诚派到台湾去，为蒋介石经营孤岛，并收编、整训从大陆逃到台湾的残兵败将，以确保台湾这块最后的存身之地。这一次美国人来游说陈诚自立，他也表现出对蒋的绝对忠诚。他对莫成德说：自己追随委员长多年，不能背蒋而自立，也不能拒绝蒋介石到台湾来。莫成德无功而返，他在给艾奇逊的报告中说：“陈诚主席是蒋先总统之亲信，不能望其背蒋而奉行美国之旨意。”
有人在评论陈诚时用“忠蒋、反共、爱国”6个字来概括，蒋介石也曾经说过：“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陈诚的字）”。但在这大风大浪的非常时期，在他又听到美国人企图拉陈诚自立的消息后，蒋介石是不敢轻易把自己交付于人的。
蒋介石盘桓澎湖，其实还想摸一摸另一个台湾要员的态度，这就是孙立人。
孙立人在东北与黄埔军官不和，蒋介石把他调到台湾编练新军，这本因为他不是黄埔嫡系，被蒋介石穿了小鞋，而如今他却是台湾岛上足以与陈诚相抗衡的力量。
他有三个新军，这在其它国民党军仍在大陆与解放军作战的情况下，是一支能左右台湾局势的重要力量。这些既是美国人要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的原因。
也是蒋介石要看一看他的态度的原因。
当蒋介石到达澎湖的马公后，孙立人闻讯即来晋见，陈诚一直到4天之后才登上马公，联想上海有人密谋活捉蒋介石，美国的扶李倒蒋、拉陈拥孙，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要求蒋介石流亡国外，蒋介石对陈诚不由疑窦顿生，对自己上不上台湾岛踌躇不决，因而一拖就是10天。
前文已经提及，蒋介石早有经营台湾的打算。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前，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的政策，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王朝。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形势必益恶化，第三次世界大战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演接收政权的美梦。”蒋介石对台湾的地位一直很重视。1946年10月，蒋介石和宋美龄就曾经巡视过台湾，从台湾归来，蒋介石高兴地说：“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他还发感慨地说：“巡视台湾之收获，较诸巡视东北之收获犹大。”
很明显，在1946年10月，他已形成把台湾作为内战后盾的想法。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三年，他就要被赶到这个当年他曾赞不绝口的孤岛上来了。
特别是解放军渡江以后，蒋介石知道“江南半壁……风声鹤立，草木皆兵”
（蒋经国语），更加清楚台湾地位的特殊和重要，蒋介石还说过：“台湾要作最坏的打算与万一的准备，使台湾成为复兴民族的基地。”
然而，由于“白云苍狗”的原因，他殚精竭虑要将其作为存身之地的台湾近在眼前，却不敢贸然前往，心中又怎能没有“流亡”之苦？但是，蒋介石经过反复斟酌，还是决心上岛。
蒋介石虽然决心已定，但仍未径飞台北，而是先到冈山，再转高雄。蒋介石之所以在台湾岛南部上岸，不仅是因为此处是孙立人的势力范围，而且是因为有彭孟缉也在这里。蒋介石仍对陈诚放心不下。
彭孟缉当时是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是蒋介石最可靠的亲信。20年代的东征、北伐期间，他一直是蒋介石卫士大队的卫士。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亲自点名送他和另外21名人去日本学习军事。
蒋介石终于登上了台湾岛，但他的心并不踏实，他一看到来迎接的孙立人和彭孟辑，开口就问：“我在此地安全吗？”孙立人快人快语，他说：“有我们保卫，谁敢把总裁怎么样？”据说此话后来传到陈诚的耳朵里，陈很不以为然。6年后，孙立人因“兵变事件”“辞职”，台湾当局派了9位大员组织“调查委员会”对其进行侦讯，陈诚是主任委员，那还有孙立人的好？
不过，这已是后话。
5月31日，蒋介石在高雄草拟了防守和治理台湾的计划，6月2日，陈诚等在台国民党要员到高雄开会，研究台湾的整军、防务和其它军政问题。
终于，蒋介石认为陈诚确没有“异动”企图，才于6月26日迁往台北的草山。
台北草山，是著名的风景胜地，处于台北北部。附近岗峦起伏，绿荫密匝，青山翠谷，原野开阔，长满了桃树、杏树、樱花和杜鹃等。筑有中山楼、阳明山庄、前山公园等。蒋介石选中了这个地方住下，想缓解一下流亡之苦，并圠这里设立了“总裁办公室”。但阴影总是笼罩在心头。
面对这发发可危的局势，蒋介石感叹，他愤恨，他诅咒。
但他并不甘心失败。他不仅要在这处绝地上生存，而且还要在这处绝地上重建他的帝国大厦。
他重新修改了作战计划，制定了以台湾为中心，控制两广，开辟川滇，建立一条北起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的宏伟的军事计划。他对这个计划充满了自信心。他相信这个计划一定能够实现。
6月21日，蒋介石的美龄号专机再次离开高雄，开始了他新一轮的军事冒险。
同日上午9时30分，美龄号专机徐徐降落在福州市的南郊机场，机舱门一开启，蒋介石表情严肃地匆匆走下弦梯，连给摄影记者抢拍特写镜头这一不可缺少的欢迎程序都省略了。他只与前来迎接的东南要员们握了一下手，立刻前往机场办公楼，他要在此召开临时军事会议。
从上海逃出的败将汤恩伯（现又被蒋任命为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第6兵团司令李延年等党政军要员及各军、师长八十余人参加会议。
“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但想起总理（孙中山）生前的嘱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在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同共产党作殊死战。”蒋介石在会上讲话说。接着他强调了保卫福建的重要性，说：“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又说福建若“陷落”，“其政治影响甚大”，因为“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福建失败了，“就更误解为我们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必须死守”。
训话之后，蒋介石又就地图对浙、闽、粤边境和各海岛的防御作了防守部署。
接着传见了九个主要将领进行单独谈话。除进行鼓励外，还了解其他人是否忠诚可靠。这次蒋介石连续工作了5个小时之久。
从将领们的谈话中，蒋介石了解到：各军新败，士气颓唐，装备缺乏，兵员不充，有的士兵竟衣不遮体。有的将领直言不讳地对蒋介石说，上海有那样巩固的工事都守不住，何况福州这个背水城市呢？
蒋介石仰首叹息，最后说出：“此绝地也可以生……有我领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
“美龄”号载着蒋介石于6月21日下午3时半离福州飞往下一站。汤恩伯率领与会将校在机场列队送行，汤指示大家要目送蒋介石飞空。当“美龄”号消失在海空相连处时，目送蒋介石的众将校，心中都默念着：“永别了！”
就在蒋介石专机刚从福州的南郊机场轰鸣着飞向他的第二站时，在北平郊外香山脚下双清别墅的一间极为平常的房间里，毛泽东正若无其事地抽着烟，当一根烟抽完时，他站起身来走到桌旁将手中的烟蒂在烟灰缸上按灭，然后拿起电话要通了三野指挥部……
6月25日，三野指挥部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向十兵团下达结束休整提前入闽的命令。
7月2日，十兵团从浙江省嘉兴县乘火车，沿浙赣线西进，于浙江省的江山县和江西省的上饶下车，然后分成两路急速向闽北挺进。
福建本来就是一个多山的省份，加上此次十兵团入闽作战采取的策略是出其不意，克敌必胜，务求歼敌于陆路，故各部选取的行军路线多为没有人烟的地势险要的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以增加大部队行军的隐蔽性。
7月的闽北大地正值三伏酷暑，天气阴晴变化无常，一会儿骄阳似火，晒得大地热湿气升腾，远处看上去似如一片水雾，行军在这片水雾中的战士个个如同在洗“桑那浴”，大汗淋漓；一会儿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倾泻而下，使人在这雨幕中辨不清东南西北。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丛林中的蚊虫和蛇蝎的叮咬，使这支在山东老解放区组建起来的“北方军”遇到了比攻坚战更为难以克服的困难——疟疾和烂裆症，全兵团的非战斗减员急剧上升，大大影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致使200多公里的路程竟用了20多天的时间。
7月26日，兵团部率28军、31军经浦城到达建瓯，29军经崇安到达建阳、南平，这样十兵团的3个野战军都已按照到达了战役集合地。
到达建瓯后，兵团立刻召开了军以上作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参加会议的有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省委书记张鼎丞以及各军军长、参谋长等。
在战役发起之前，往往是战役指挥者最紧张、最繁忙，也是最费神的时候。
作战方案的优劣好坏，直接影响战役的成功与失败。因此，指挥者不但制定总体作战方案，而且要考虑到各个细节，特别是注意可能突然发生的情况。既要知己，也要知彼，方能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百战百胜。
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会儿，大家对这次战役如何打各抒己见，争论热烈。
叶飞司令员一面听大家的意见，一面将有价值的意见记录下来。随后，与身边的韦国清、张鼎丞商量一下，站了起来，在座的指挥员们停止了议论，肃静下来，目光都注视着司令员。
叶飞略微停顿了一下，扫视了一遍会场，用带有闽南口音的语调说：“同志们，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和三野总部就命令我们入闽，参加解放全福建的战斗，可以说是对我们的信赖和鼓励。因此，大家不可以满足和骄傲，要乘胜前进，打好这一仗。”
叶飞端起茶碗喝了口茶，接着说道：“全国形势大家也都知道，一派大好。蒋介石已兵败如山倒，不堪一击，因此，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之机，穷追猛打彻底消灭之。““前面大家对解放福建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对首先要集中兵力全力围歼福州地区的朱绍良、李延年兵团，控制闽中；其次，乘胜南下，攻占泉州、漳州、平潭、厦门和金门等地，力求消灭汤恩伯兵团，解放福建全省这一总体方案并无异议。“
叶飞略微沉吟了一下，指着墙上的地图说：“争论较大的是如何完成第一步：解放福州。我们从地下党同志们那里得到确切情报，福州地区敌军约6万人，是朱绍良、李延年管辖的六兵团。分布是：敌25、96军为左翼，位于城西北闽西侧地区；敌74军为右翼，位于连江、琯头一线；敌73军驻守福清、平潭岛；福州市区由敌106军防守。分两步防守，一是拒我军于闽清、罗源一带，保住福州。
二是如闽东、闽北防线被我突破，敌则可由海路逃往平潭等岛屿，或陆路西窜沿福厦公路逃往厦门、漳州及广东等地。戟福州的作战方案归纳起来有两个。一是采取大迂回，断其陆上海上退路，向南迂回，占领福州以南的福清、宏路，截断福厦公路，分割福州朱绍良兵团和厦门汤恩伯兵力之联系，截断福州之敌从福厦公路南逃的退路。
执行这个方案困难较大，因为向南迂回的部队，要从尤溪出发，翻越百余公里崇山峻岭，然后从永泰钻出来，攻占东张，才能夺取福清，宏路。这一路全程200多公里，山多，山高，没有公路，没有大路，只有山地山径，不能携带大炮、山炮，只能轻装。第二个方案就是只向东迂回，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退路。“叶飞稍顿将语调提高了一度，看着大家分析：“我认为，两个方案相比，前者不但艰苦，而且也是一着险棋。”
韦国清政委插话说：“请大家注意，这招险棋险在何处？险在担任攻占马尾任务的部队，只有两天路程；而担任攻占福清、宏路的部队，却要翻山越岭，自带5天干粮走五六天，因此长途行军必然疲劳。这支疲惫之军还要立即作战，插入福州与泉州之间，很可能遭到敌军南北夹击的情况。险就险在此处。”
叶飞点点头表示同意韦国清的解释，继续说：“假如我们采取第二个方案，虽然比较稳妥，但由于没有大迂回占领福清、宏路，不能断敌南逃的退路，即使追得再快，也不能顺利通过闽江桥，渡过乌龙江，可能变成赶鸭子，而不能全歼敌军。因而造成敌军可能利用陆路福厦公路南逃，使我们在解放福建总体作战第二步计划实施时增加困难。所以，我与张鼎丞、韦国清同志权衡再三，决心采取第一个方案，实行大迂回，在福州外围撒下天罗地网，以求全歼福州之敌。”
最后，叶飞司令员向各军下达命令：以31军为左路军，由古田出发，担任攻占连江、琯头、马尾断敌军海上逃路的任务，马尾占领后迅速向福州攻击；以29军为右路军，由尤溪、南平出发，实施大迂回，担任攻占福清、宏路，截断福州朱绍良、李延年与厦门汤恩伯之间的联系，断其陆路南逃的任务；以28军为中路军，担任由古田向福州正面攻击的任务。
8月6日，各军遵照兵团总部的指令开始隐蔽疾进，逼近福州外围。11日右路29军经过5天急行军，攻占了永泰；13日左路31军攻占了丹阳；15日中路28军攻占了连江、马尾等地，割断敌海上逃路，并开始向福州攻击。
右路29军已攻占福清、宏路切断敌南逃之路。中路28军已逼近市区。这时，大迂回方案已基本完成，敌人已成瓮中之鳖。朱绍良、李延年大为惊恐。8月16日下令分兵从海上陆上向平潭、厦门逃窜。临逃走时，朱绍良还欺骗部下说：
“对保卫福州有充分信心，希望大家保持镇静，不要自相惊扰。”当日，他自己丢下部下与李延年乘飞机逃路了。
十兵团所属的3个野战军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于8月17日解放福州。
除少数残敌逃到平潭和厦门岛，共歼敌1个兵团部、5个军部、14个师约5万人。
6月1日，蒋介石抵达台湾高雄要塞度端午节。虽惊魂初定，但局势严重，心绪难宁。先寄希望于长江天堑，保半壁河山，结果是美梦一场。如今上海失守，伤及国际观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的战略，亦成泡影，国事真到了不可为的程度了。
至此，十兵团提前入闽后展开的解放福建的第一阶段战役结束了，残存在福建境内的蒋军龟缩在闽南的漳州、泉州和厦门的几个孤立点和沿海岛屿上，已成惊弓之鸟。
1949年10月初，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在蒋经国、谷正伦等20余随员簇拥下，来到阿里山。
这天，蒋介石面上颇有倦色，他在臣铺上稍事休息后，即行上山。专车沿崎岖山道盘旋而上。一路森林的海洋，奇石峥嵘，飞瀑奔泻，使人犹置仙境之中，但这山光水色，均未引起蒋的兴致，反而使他越发怀念溪口风物。
车行一小时后，都下车去观赏“神木”。这是一株“亚洲树王”，已长了三千多年，树围20多米，高过20层楼，异常壮观。谷正伦拍马说：“愿总统寿比神木，万年长青。”蒋介石还是高兴不起来，反而似有感慨地说：“人的寿命和这棵神树比起来，实在太短促了。”
当晚，在贵宾馆附近举办了一次篝火晚会。别人边歌边舞，但蒋介石却只在旁边观看，由谷正伦代表在场者向蒋介石致祝寿词，蒋还是无动于衷。
就这样，在阿里山的两天多的时间里，蒋介石始终没有一丝笑容。
这就是败走台湾时的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