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无论是失败的一方，还是胜利的一方，都避免不了被对方抓去一些俘虏。
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与敌人殊死的战斗中，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如受化学武器和燃烧武器的袭击而窒息，坑道工事出口被敌人所占据，被敌人的大炮、飞机轰炸所震昏等，有少数志愿军官兵被俘。
朝鲜战争结束后，根据停战协定，双方遣返各自收容的战俘。美国和南朝鲜方面向我朝中方面遣返战俘共75799名，其中非朝鲜籍6000多名，基本上为志愿军被俘人员；朝中方面向美国和南朝鲜方面遣返战俘12760名，其中非朝鲜籍近5000名，大部分为美军战俘。这种数字对比说明了敌强我弱的朝鲜战争，对朝中方面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朝中方面对对方战俘一直给以人道主义的良好待遇，全部遣返。但美军、南朝鲜军对外的口号是“尊重战俘个人愿意”，而背后却使用各种残无人道的手段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迫害。
据不完全统计，仅1951年被美军残暴枪杀的战俘就有17000人之多。美军不仅随意枪杀战俘，而且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美军第1091号登陆艇上灭绝人性地用战俘作细菌试验。据美联社透露：试验结果，“被关押的125000多北朝鲜俘虏中，有1400人病得很厉害，其余的人约有80％染有某种疾病”。
美军还要蒋介石从台湾派来了大批国民党特务，冒充战俘混人战俘营，强迫志愿军被俘人员在身上刺字，强制他们写血书和组织“反共救国团”之类的组织。
据在朝鲜被志愿军俘获的美蒋特务王顺清、刘炳章、王福田供称，他们对我志愿军被俘人员经常严刑逼讯，强迫“签名按手印”。我被俘人员为反屠杀求生存，英勇斗争，因而普遍遭到毒打，甚至水刑、电刑，直至剖腹、活埋。
1952年4月8日傍晚，在巨济岛战俘营，台湾特务与美军、南朝鲜军相勾结，对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血腥的所谓甄别。他们指使志愿军战俘中联队副队长李大安等几个叛徒，将“72”战俘营的战俘集中在广场上，谎称：“凡是要回大陆的，现在就到大门口上车去。”为表达对祖国的忠贞，林学甫首先站出来高呼：“要回祖国的跟我走！”得到不少战友响应。可是立即被敌人打倒在地，又被捆绑起来拉到学校的大礼堂去过堂，当时，各战俘营被这样抓来的共有120多人。林学甫被带到讲台上，站在耶稣十字架下，叛徒李大安手持美军伍牧师奖给他的匕首，指着林学甫问：“回大陆还是去台湾？”
林学甫坚定地说：“回大陆。”李大安说：“好，那就把你身上刻的字留下。”
说罢，使用匕首把林学甫左臂上此前被强行刺上去上的“杀朱拔毛”几个字连肉一起削下来。李大安狞笑着又问，“到底去哪里？”林学甫忍着痛同呼：
“回祖国大陆！”李大安又将他右臂上被强行刺上的“反共抗俄”四个字连同皮肉一起挖下。林学甫当即昏死过去。李大安叫人端来冷水把他喷醒，用匕首顶着他的胸膛，咬着牙问道：“到底去哪里？”林学甫两眼瞪着叛徒，用最后的力气呼喊：“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没等他喊完，便被李大安用匕首刺死了。李大安剖开了烈士的胸膛，挖出了烈士那颗还在颤动的鲜红的心，挑在匕首上狂喊：“看见了吗？谁要回大陆，就这样去找毛泽东！“但这些祖国的优秀儿女，仍然不屈地回答：”回祖国大陆！“有的也壮烈牺牲了。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抗开始了。
1952年5月7日，巨济岛战俘营一片寂静。13点30分，作为战俘营的最高长官战俘营的总管杜德准将，在严密警戒下，乘车来到巨济岛战俘营第76联队。这位准将发现站在第76联队营门内的一群人民军战俘与往常有些不同，一个个挺胸挽臂，目视前方，但他没有去想这些人为什么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早在当年4月，战俘们就曾多次强烈要求美方停止违反人道主义原则和违反国际公约的罪行，要求战俘营当局给予人道待遇。可是这位自认为掌握了战俘生杀大权的杜德准将，从不理睬。这次他仍然像往常一样傲慢，大摇大摆来到76联队俘虏营大门口，和站在门口的战俘代表们迎面而立。
人民军战俘代表对杜德说，我们在战俘营里过着非人的生活，你们强迫“甄别”，虐杀战俘，经常断粮断水，违反国际公约，对此再次向你提出严重抗议。
“你们要知道，战俘就是要有战俘生活的样子。”杜德仍像过去一样，并不答应对战俘生活作任何改善。战俘们愤怒了，时针指向15点20分，第76联队战俘营的大门突然打开了，10多个手无寸铁的人民军被俘人员从帐篷里冲了出来，一个人民军被俘人员抓住杜德的手，另一个人抱住腰，两个人拖住腿，把这个肥头大耳、哇哇乱叫的美国准将，连拖带拉地弄进了铁丝网，随即把大门关起来。这时，杜德全身发抖，脸色惨白，两腿瘫软，连话都不会说了。
杜德被扣以后几分钟，第76号战俘营的门口，就挂出了一幅7米长、2米宽用英文写的标语。上面写着：“我们生俘了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待我们和他进行正当的谈判完毕之后，就安全地遣返给你们。如因严重的武装行动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将由你们负完全责任。”
杜德被抬进了第76号战俘营，由被俘人员中的外科医生，给他包扎好他被抓进来的时候被削铅笔的小刀割破了的手指。被俘人员代表对他说：“我们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不像你们那样，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绝对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杜德说：“希望你们赶快放了我，否则我的部下就要发怒了！”
被俘人员代表告诉他：释放他的时间决定于他本人是否有在谈判中很快答应战俘们的合理要求。
就在这时，战俘营周围开来了坦克、装甲车以及大批步兵，眼看一场屠杀就要开始了。战俘们之所以扣留杜德，只是为了要求改变战俘的待遇，要求杜德听一听各战俘营战俘代表们的呼声，停止强迫“甄别”。现在，为了避免一场新的流血，他们要杜德签署手令，解除武装包围。杜德接受了这个要求，下达了如下手令：为防止事态扩大和保证我的安全，我命令绝对禁止开抢，并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协商解决问题，即令柯尔生上校将代表们接来，并将部队撤离第76联队。
为了便于谈判的进行，第76号战俘营的被俘人员，特地把原来住100人的帐篷腾出来，作为杜德的临时住所，用毯子和白布隔成卧室和办公室，并要杜德通知他的部下给他送来一部电话机，一张行军床。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允许外边按时给他送饭，同时派两个不带武器的美国兵来服待他。
杜德被安置好以后，被俘人员代表正式告诉他，要巨济岛各战俘营都派代表来这里参加谈判，以便通盘解决各战俘营的问题。杜德马上通过电话命令战俘营管理当局用吉普车将代表接来。当晚，中朝被俘人员代表43人在这里开了一次会，同意成立战俘代表团，并当场选举了正副团长。会议是在杜德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
5月8日，在76号战俘营帐篷里开了一次大会。战俘们纷纷发言，列举大量事实哭诉美方迫害、屠杀中朝被俘人员的罪行。一位被他们强行截断右臂的人流着眼泪说：“惨绝人性的战俘营当局披着慈善的外衣，硬是把我的右臂锯掉了！这就是你们的仁慈吗？“杜德坐在会场上，大会主席还不时地问他是不是事实，他只是点头示意。对于战俘代表们提出的增加口粮、饮水和被服，以及为伤病战俘治疗等要求，他都点头同意。
就在这个时候，范佛里特已派第一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生准将接替杜德统管战俘营了。在此种情况下，朝中战俘代表团就要同时与战俘营里的杜德、战俘营外的查尔斯。科尔生两个人谈判。科尔生和杜德通过电话交换意见，每天把他们商量的结果，由杜德向全体朝中战俘代表作口头答复；如果大家有意见，再向杜德和科尔生提出，由他们研究后重新答复。5月9日，美军第八集团军军长范佛里特还亲自到巨济岛来向科尔生面授机宜，并与战俘营里的杜德通了电话。
朝中战俘代表团在自己办公的帐篷里，摆满了各战俘营代表秘密搜集的美军虐杀战俘的文字和图片材料，包括他们自己编写的美军屠杀故俘大事记，美军远东司令部的机关报《星条报》、南朝鲜的《民主新闻》、《釜山日报》，以及美国报刊上登载的片断材料。
5月9日，朝中战俘代表起草了《中朝战俘代表大会向全世界人民的控诉书》，并向杜德提出四项条件：第一，立即停止暴行，停止侮辱、拷讯、强迫写血书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虐杀以及毒气、细菌武器的试验。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和生命。
第二，立即停止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所谓自原遣返。
第三，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甄别”。
第四，承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组成的战俘代表团，并予以密切协作。
当新任战俘营总管科尔生准将接到这四项条件时，已是5月10日。他立即报告李奇微。李奇微正在向克拉克交代工作，他立即决定：电告范佛里特，制止科尔生对战俘进行答复；与此同时，质问范佛里特为什么没有执行他5月8日“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紧接着5月10日当天，美方调集美军第187空降团，派出数千人的作战部队，使用飞机、坦克、喷火器等各种武器，在巨济岛各个战俘营对战俘们进行血腥镇压，不少战俘又残遭杀害。
但是，终因杜德还在战俘营里，5月10日中午，科尔生不得不同意了战俘们提出的要求。科尔生与杜德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一、关于你方信中第一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伤亡。我承诺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犯以人道待遇。今后我将尽最大努力防止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我将负全部责任。
二、关于第二项，北韩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自愿遣返问题正在板门店讨论，我无权左右和平谈判的决定。
三、关于第三项强迫甄别问题，只要杜德将军安全获释，就保证不再进行强迫审查。
四、关于第四项，同意根据杜德将军和我的批准，组织北韩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团。这一对朝中战俘代表四面要求答复的联合声明，由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用打字机的成正式文件，并由科尔生和杜德亲自签署后于5月10日晚送交朝中战俘代表团。被科尔生和杜德的供状和诺言弄得狼狈不堪的克拉克，曾尴尬地掩饰说，科尔生的诺言是“在极大的威胁之下作出的”。但事实是：受到胁迫是朝中被俘人员，并不是这位拥有众多武装力量的战俘营长官。在杜德被扣的第二天早晨，美军就开来22辆坦克，围着第76号战俘营的铁丝网来回巡逻，大约一个团的步兵在营场四周挖工事，在两边山头上还架起了大炮。5月9日上午9时，科尔生一上台，就通过广播器威胁朝中战俘：“限你们10分钟以内释放杜德，否则，我将用武力来营救他。”
朝鲜被俘人员告诉杜德说：“如果科尔生用武力来破坏我们之间所进行的和平谈判，我们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杜德便通知科尔生不要使用武力。
5月10日上午，美军坦克又包围了76号战俘营，并且摆出向里冲的架势。杜德知道以后，十分惊慌地打电话叫科尔生“赶快把武装士兵和坦克撤退”。在这一天，科尔生发出过5次最后通牒，每次都出动坦克把76号战俘营包围起来。朝中被俘人员十分镇静，只要向杜德说一句“又来了”，他马上就张慌失措，抓起电话找科尔生讲话。假若碰到接电话的是上校，他就厉声嚷道：“我不要上校，我要找将军讲话。”然后，就对科尔生说：“千万不要用武力进来，我在这里很安全。”
5月10日下午9点45分是朝中战俘代表团释放杜德时间。杜德释放前，一个战俘代表问他：“你在我们这里生活了几天，有什么意见？”杜德把事先写好的一个纸条交给这位代表，大意是：“我在你们这里受到了最高的人道主义待遇。
在非常困难的战俘营环境下，我的生活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在我们的谈判中，你们保证了我在言论上和行动上的自由。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遵守协议，并为实现这个协议而努力。我感谢第76号战俘营的全体朝鲜人民军战俘，祝你们身体健康。“被朝中被俘人员扣押了78小时又30分钟的杜德，在临出大门时，还向战俘代表挥帽告别。
由杜德和科尔生签署的联合声明，通过新闻媒介发出之后，震动了世界。
因为这一声明出自巨济岛战俘营前后两任总管之手，对于处境艰难的战俘们来说，的确是一次斗争的胜利。从此，人们不会再相信美国所谓“战俘不愿意回到他们的祖国的说法了”，就连美国政府发言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件“使美国在这个紧要的时候，在整个东方丢脸”。英国报纸《雷诺新闻》5月18日对此发表评论说：“巨济岛事件使美国的说法和美国的甄别方式确实开始臭气熏天起来。”
但是，杜德一出铁丝网，美军当局就在全世界面前撕毁了它的一切诺言。
在李奇微离开东京几分钟后，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将军就发表声明说：“科尔生将军对共产党战俘的答复，是杜德将军的生命在危险中的重大威胁之下提出的。共产党的要求是纯粹的勒索，因而科尔生将军对此所作的任何承诺，亦应根据这种情形来加以解释。“接着而来的是克拉克命令波特纳接替科尔生为美军战俘营总管的职务。
对朝中战俘进行疯狂而残酷的镇压开始了。
就在美军对朝中战俘进行残酷报复、镇压时，在板门店，朝中代表团一直在营救战俘和美方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2年5月19日，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在叙述了一对方一系列屠杀战俘事件，特别是最近对巨济岛战俘营残暴镇压后指出：现在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事实是，尽管你方对我方被俘人员采取如此野蛮办法，强奸他们的意志，但我方被俘人员仍不屈服于你方暴力之下。
南日将军严词质问道：“难道我方被俘人员不能容忍你方的虐杀而甘冒遭受集体屠杀的危险，向你方提出正义要求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战俘营长官向我方被俘人员保证不再进行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罪恶活动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不顾日内瓦公约，违反人类行为的最低标准，对我方被俘人员施行各种暴行，甚至采取屠杀的手段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战俘营长官向我方被俘人员保证不再有强迫甄别不是事实吗？”在一连串的质问下，美方代表只好低下头去，无言以对。
在5月28日的双方代表团的大会上，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和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将军，再次进行交锋：南日：为什么你方战俘营内发生的无数次屠杀事件连一次也不能交代？
哈里逊：（拒不回答问题）我建议休会。
南日：看来你无法答复。我再问你，你以为你们对我方被俘人员公然进行屠杀，而又没有作负责的交代，你方现在就可以公然集合大批军队，甚至聚集喷火坦克，准备继续进行大规模屠杀吗？
哈里逊：（哑口无言，达5分钟之久）我现在和今后都不愿讨论这些问题。
在这个帐篷外面有关的事实已经讲过了。我建议休会。
南日：一切有关我方被俘人员的生死和安全的问题，都与这次会议有直接关系。我们是在帐篷里面，而不是在帐篷外面举行会议。因此你必须在帐篷里面而不是在外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哈里逊：（没有吭声）
南日：你们有什么理由用断绝战俘伙食的手段来强迫他们接受所谓甄别？
哈里逊：（低头不语）
南日：你们有什么理由拒绝答复关于战俘的生命和安全的抗议和质问？
哈里逊：（又过了5分钟，他仍一声不吭）
南日：为了使你有时间考虑这些质问，我同意休会到明天通常开会的时间。
哈里逊：我同意。（站起来就走）
美方代表虽然理亏辞穷，但是他们的军队一丝一毫也没有放松对朝中战俘的残酷镇压和迫害。
在一次关于战俘问题的讨论时，由于美国提出无理要求并采取拖延手法。谈判桌上双方互相对峙。沉默的对峙。这轮谈判，从下午二时半开始，由美方主持。
双方互相目视对方。这是一种高度紧张的精神战，一场意志、毅力、耐忍力、克制力的对抗。
韩、美代表目光游移了。
中朝代表的眼神中透出了焦躁。
中国谈判代表柴成文悄悄离开会场，来向坐阵开城的我方谈判一线主持人李克农请示怎么办？
李克农此时也在默坐沉思。他眼皮不抬地在一张纸上写了三个字：坐下去。
纸条在中朝代表手中默默地传递。
似灵丹妙药。代表们一个个挺直起腰板，稳坐不动。一双双眼中透出冷冽，逼视对手。
中朝代表稳坐不动，状如石雕。比起石雕又有令人悚然的目光。
沉默持续了132分钟。
美国人顶不住了。宣布休会。
相对无言的132分钟，恐怕创下了谈判史上沉默最长的记录了。
中国人民是有耐心的。同样，中国人也有以快制胜的绝招。轮到中朝代表主持会谈。
朝鲜首席代表宣布会议开始，双方代表刚刚落座，又马上宣布体会。只用了25秒，弄得美国人频频耸肩晃脑，连声“NO，NO”一副惊讶莫名之状。
朝鲜战争。美国人被迫坐下来谈判，又不甘心坐下来。谈谈打打，假谈真打。自1951年7月10日上午谈判开始起，延续两年之久。
他们想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又依仗其空中优势进行绞杀战，切断我方运输线，企图使我前方部队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迫使我方谈判代表妥协，接受他们的条件。他们瞧不起新中国。派兵侵入朝鲜后，没想到遭到中朝军队的惨重打击，损兵折将，弄得临阵换帅，大丢其面子。在无可奈何情况下被迫进行停战谈判，却又想摆出过去威风的架势。
毛泽东在考虑中国参加谈判班子人选时，首先想到了李克农，并要李克农坐镇开城。他对李克农说：是我点了你的将。
历史不能倒回去按后人的愿望有希冀重来一遍，也不能依据假设重演。
但在这里，为了说明李克农和他的战友，姑且假设一下。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许多领导人，如王明、博古、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陈宗瑛……将难逃国民党的魔爪。CC特务头子陈立夫曾遗恨、沮丧地哀叹道：只晚了5分钟，否则，周恩来等共党首脑将被一网打尽。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毛泽东在领导中央苏区反围剿时，很难说会如此及时、准确地掌握蒋介石的军事部署而赢得胜利。
历史造就了李克农等人。1928年春，李克农逃离家乡来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中共中央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顿悟到要生存、要战斗、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一个特殊机构，确保“知己知彼”，以求“百战不殆”。
于是由周恩来等筹划建立了中央“特科”，设法获取敌人的军事动态、政治动态，铲除奸细，惩治叛徒，筹备活动资金，保证秘密交通，保护要人安全等等。
周恩来指示李克农，趁国民党CC特务组织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为名，实为扩大特务组织之际，以公开应试的方式打进去。李克农在极短的时间，掌握了应考的必备知识，以优秀的成绩名列第一。
这个无线电管理局，是国民党CC头于陈立夫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用来掩人耳目的，由陈立夫的亲戚徐恩曾掌管。
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庆幸自己觅到一员干将。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官虽不大，却管着全国的无线报务员。这正是获取情况最好的位子。周恩来早就想把国民党初建的这个机构拿过来为我所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
徐恩曾得意地夸耀自己有三员干将：贴身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坐镇设在南京的特务首脑机构——“正元实业社”兼管“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有他们3人，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全国南北，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内部各派，或者其它党派的情报会以最快的速度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3人奉周恩来之命组织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由他和“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
徐恩曾十分器重他们，特别是钱壮飞，因是同乡，又有才干，连机密电报也交他翻译、分类整理。
徐恩曾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得力干将，竟是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他引以为豪的特务网竟由共产党员替他出谋划策建立起来；送到陈立夫、蒋介石面前的绝密情报竟有一份复制品同时放在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面前。
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赴苏访问。李克农一直护送到中苏边境满洲里。
李克农除了谈工作，还陪毛泽东聊天，讲故事说笑话。李克农完全是一个事业型的革命家，当然也不放过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讲讲情报工作。
一天早饭后，李克农笑着问毛泽东：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来了兴趣。他没说下去，看着李克农，等待下文。
李克农说：他的第一件事是看情报要点，否则，这一天不知该说什么话，办什么事了。
毛泽东猜透了李克农的弦外之音，故意绕着圈子说：我和美国总统不同，是随来随看，不怕多，只怕少。你这个克农，还要给我上课？好，这回去莫斯科，还要和斯大林唠叨你们那摊子事呢？
毛泽东和斯大林商谈了情报合作的事情。
李克农奉命访苏，研究合作的具体事宜。
苏联情报专家来了。他们的观点、做法和中国很不同。尤其对公开情报如何获取，李克农赞赏并实行的基本做法是95％从大量公开出版的报刊资料及有关报告中分析而得。只有5％靠秘密情报手段获得。
苏联情报专家却卑视公开情报，嘲笑说公开情报不如克格勃手段获得的有价值，而且层次太低。要李克农按照苏联那一套去做。
李克农不同意，矛盾由此产生了。
在一次会议上，苏联专家揶揄公开情报是用来搪塞中央的遮羞布，没有真东西。苏联专家洋洋自得地说：用金钱、美女加毒药，才能获得货真价实的情报……
李克农一拍桌子站起身，打断苏联专家的话：你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年代里，维护中苏友好关系，一切尊重“老大哥”、“向老大哥学习”是政治原则。李克农竟当面顶撞，这还真是要有胆量和魄力的。
在中苏情报合作的年月里，毛泽东要李克农对苏联专家毫无保留，即使是最核心的机密也要讲，好比脱裤子，全身光溜溜的，让人家看个够。
对毛泽东的指示，即使有不同看法也要执行。
苏联专家似乎很关心中国的情报工作。一个一个部门的听汇报，作记录。
在中苏关系破裂前夕显得格外认真，记得也特别详细，并且立即送回莫斯科。
李克农一一看在眼里。他对脱裤子有一个通俗又精辟的说法：浑身脱得光光，肉体暴露无遗，心里的秘密，只要不吐出口，你就看不到，也就不知道。
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情报专家以为满载而归。事实上，我国的情报工作未受多大损失！
李克农是否留一手？
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李克农曾给朝鲜提供过不少情报。得到毛泽东的夸奖：李克农干得不错。
这次毛泽东点将李克农时，他正犯哮喘病，时好时发，平日常用药物控制病情，要想入睡非打吗啡不可。可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李克农思之再三，怕贻误大事，把自己的病情向毛泽东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
毛泽东反复权衡，最后仍然决定要李克农去。
李克农忠心耿耿，抱病出征。他原以为不用多久，连大衣都不准备带。
谁知一去两年，靠坚强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他竟然顶了下来。
1951年7月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报文第一句话开宗明义：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
中朝两国商定：对外以朝鲜人民军为主。实际上谈判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
毛泽东又指派柴成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
谈判桌上无戏言。字字句句都得反复斟酌。面对世界头号帝国主义，要在谈判中取胜决非易事。此次谈判，中朝联合，还有一个国际关系。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必须既要沟通，又要尊重，倍为复杂。
谈判班子分为一、二、三线。
一线直接出面谈判。乔冠华、柴成文为二线。柴成文是联络官，往返联系。
李克农隐居三线，掌握全盘。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金日成电文往返。
有时一天十几份，工作极为繁重，李克农常常边开会边大把大把服药。
李克农和彭德怀，一个打得坚决，毫不手软；一个谈得耐心，针锋相对丝毫不让。
关于战俘问题，中美双方争执日久。
早在1951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李克农在代表团的会议室召开一次小型会议。传达中央制定的谈判方案。当谈到交换战俘问题时，李克农呷了一口热茶说，“我们主张收容多少交换多少，俘虏才是真正的不幸的人。交换俘虏，既有国际公认的准则，又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估计不难达成协议。”
讲到这里乔冠华插话说：“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他竟污蔑我方杀害战俘。
当然捏造总捏不圆，他所指的81师23团，我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而且美国国防部也说汉莱的声明没有事实根据。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莱同记者们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100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作什么文章。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乔冠华的预感，显示着一位外交家的成熟。没过多久，这个问题便成了达成停战协议的主要障碍了。
释放战俘，是交战双方各国人民普遍关心的一个人道主义问题。无论哪个士兵的父母，如果得知他们的孩子被俘了，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亲人能早日回来与家人团聚。收容在双方战俘虏们的反应更为强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下的“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第十二战俘营和平委员会”，发表的《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书》说：“我们希望回家，对我们当中许多人来说，这是我们在朝鲜当战俘以后的第二个圣诞节。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待我们好极了，让我们吃得很好。并且非常和善地照顾我们，但是我们非常想念我们的家乡。”
“我们希望回家的理由简单得很，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妻子、儿女和我们的父母。”至于在美方收容下的朝中战俘，要求回家的强烈程度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仅用文字、语言表达他们的迫切愿望，而且用生命和鲜血记载了他们的恳求。
1951年12月11日，讨论战俘问题的小组合开始了。会议一开始，我方即提出停战以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并书面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确定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的原则。
第二，确定在停战协议签字后最短可能的期间内，双方分批释放及遣送完毕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并确定重伤、病战俘应先在第一批内释放及遣送的原则。
第三，建议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定在开城板门店。
第四，建议在停战委员会下，双方各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遣俘委员会，遵照上述协议负责处理战俘的交接事宜。
第五，上述各项一经双方同意确定后，即行交换双方现有全部战俘名单。
然而，美方代表则坚持先交换战俘材料，并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访问战俘营，否则拒绝讨论第四项议程，即遣返战俘问题，据负责战俘工作的杜平将军分析，美方有自己的丑恶打算。他们想扣我们的人，但还不知道我们到底收容了他们多少战俘，所以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使用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双方战俘应在所谓“公平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换。如果说美方的发言还只是向中朝方面发出了一个信号的话，那么，“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言人李维中校在同一天对记者的谈话，则把美方在战停问题上怀的鬼胎和盘托出来了。他公开招认：“联合国军不打算给共军以很大的人力，不愿把战俘释放回去。”于是，双方僵持起来。
美方代表李比在发言中攻击中朝的建议是“没有准备好船，就想过河”。
李相朝代表立即反驳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船只，只是你们不愿过河而已。”
表面上看起来，双方争论的只是个先后程序问题，事实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如按我方的建议，先确定全部遣俘的原则，那么战俘问题的讨论就将变得简单、明了。而按美方的建议，先交换资料，还不知道狡诈的敌人又会玩什么新名堂，把谈判拖到什么时候。会议僵持了一周，没有进展。为了不给敌方借口，逼其走下一步，在12月18日上午的小组会上，我方出乎美方意料，宣布：下午双方即交换全部战俘材料。李比听后，愣了好一会。他大概以为我方还会在这个问题上同其僵持下去。我方的让步，再次显示了谈判的诚意。
当日下午，对方交来132474人的战俘名单。其中，朝鲜人民军111754人，中国人民志愿军20720人。经核对，对方移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列出的姓名数，较对方所称战俘总数缺少1456名；对方经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有44205人未列入12月18日提交的战俘名单。我代表质问对方：这些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列入移交名单？搞得美方代表李比张口结舌，狼狈不堪。
与美方提交的几乎是一堆废纸的资料相反，我方交给对方的战俘名单，却是清清楚楚的，一目了然。中朝向敌方提供的战俘人数：南朝鲜军7142人；美军3193人；其他国家军队1216人，共计11551人。这个战俘名单包括了朝中方面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其中有美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迪安将军。迪安是在1950年7月中旬的大田战斗中被朝鲜人民军俘获的。
敌方对我方提供战俘名单的准备、翔实十分惊奇，并害怕以此给美方代表带来“沉重的负担”，“造成新的压力”，于是故意找岔子。他们以美方在战场上的“失踪”人数为依据提出质问，说中朝提供的名单仅占失踪美军的27％；南朝鲜军失踪88000人，而说我方仅提供7000多人，那8万多人哪里去了？十分有趣的是，美国国防部以此以前，只承认有169名美军被俘，表明美军是勇敢的，不会投降的。现在却又把它宣布为“失踪”的人员，统统算成战俘。他们说，美方“失踪”的有12000多人，而朝中方面提出的美军战俘只有3000多。
12月21日李奇微又节外生枝，致信金日成和彭德怀，再次在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问题上作文章。信文如下：从朝鲜冲突的早期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几次请求你们以及你们政府当局许可他们的代表进入北朝，单单去视察战俘营，以便给你们现在羁留的联合国军战俘和大韩民国战俘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援助。此外，联合国军停战代表团已一再向你方代表团提出建议，要求给予同样的许可，并且指出，联合国军司令部从这场战争一开始时起，就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它所拥有的战俘有这种特权。迄今为止，这一切请求和建议都被拒绝。
现在我代表有关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并以被你们俘虏的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名义，我再亲自请求你们重新考虑这种行动。我丝毫看不出你们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不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执行这种基本的人道主义的工作——在以前的战争中各国都肯定允许该委员会进行的工作。
我一心只想到这些人的福利和他们的家庭的哀痛。我诚恳要求你们，请求立即许可持有适当证件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入境——他们现在已准备好随时给你们援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12月24日复信李奇微，信文如下：为了双方战俘和他们家属的利益，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迅速解决谈判中的各项问题，使之早日达成停战协议，以便使停留在双方战俘营中的全部被俘人员，得以在协定签字生效后，迅速回到他们的家乡去，和他们久别而悬念的亲人们团聚，恢复他们的和平生活。现在停战谈判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业已接近解决，只是因为你方一再节外生枝地坚持无理的要求来拖延谈判，以致停战协议尚未达成，双方战俘无从获释，双方万千被俘人员家属的长期悬望的痛苦也因此继续下去。
我方对于战俘，无论在饮食、被服、居所和娱乐方面都本着宽待战俘的精神和政策，给予他们以完全合乎人道的待遇。伤、病战俘都能够从为他们安排的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那里得到有效的治疗。我方所提出的关于战俘的精确名单，充分反映了我方对战俘的人道的注意和关切。因此，我们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战俘营的访问是不必要的。
但是，为了双方遣俘工作进行便利起见，我们建议，在停战协议签字生效之后，立即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十字会的代表，会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联合访问团，分组出发，到双方战俘营去进行就地访问，并准备在双方战俘交接的集中地点，协助遣俘工作。
你如同意，请将我们这个建议转达给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代表访问战俘营的问题暂时搁在一边了，而一场尖锐的名单斗争开始了。我方提交的战俘资料中，按照战俘的国籍使用他们所各自通用的文字，详细地列出他们的军号、级别、部队番号和战俘的所在地点；但美方所提交的名单中，却除了英文拼写的姓名以外，根本没有列出任何必要的识别材料。中朝代表要求对方尽快提出完整的战俘材料，而且对名单和总数不符的问题也必须作出认真的交待。
面对我方的一再摧促，美方显得十分尴尬。美方倒打一耙，又玩弄以战场失踪数字来索要战俘的把戏，并以此为据，指控我方对战俘施加暴行。然而这一图谋很快就破产了。12月26日，美国《国民前卫周刊》曾揭示美国政府所发表的“失踪”数字的虚妄。该刊说：要知道其余大多数失踪的美国士兵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这个线索不应该从“暴行”方面去找，而应该从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朝鲜战争的悲惨过程中去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2月19日也对美国发表的“失踪”数字表示怀疑，并列举以下事实加以说明：当美军第二师的一个营在1950年11月末被围歼时，估计损失为800人以上，这批人员的最大部分被列为“战斗中失踪”，但事实上在中共军对这被围的一营人作五次连续的进攻时，若干官员相信，或许这一营的一半人员已经死亡。
该报又说：联军司令部有点处于进退维谷之境。根据制度，联军曾被迫把损失人员列在战斗中失踪，但是联军私下知道这些人员中大部分可能已经死摔了。
美方的这一阴谋在世界舆论面前，特别是在美国报纸面前被戳穿了。但是他们又不死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52年1月2日，对方终于拿出一个他们的解决战俘问题的所谓方案。他们公然违背日内瓦协议，提出的交换战俘的基本原则是“一对一”地交换。如果一方交换完了，出现战俘名额不够时，就用“平民”顶替，再不够就让这些无人交换的战俘宣誓“我以后不再参加战争了”，然后假释，让他们“愿”到哪去就到哪去，并美其名曰：“自愿遣反”。
美方这一建议，自然遭到中朝代表的强烈反对，因此一场新的舌战又开始了。
李相朝代表对美方的方案气愤地指出：“你们应该知道战俘的释放与遣送不是人口买卖。20世纪的今天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全世界人民将诅咒你方的这一提案，你方自己的被俘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将诅咒你们的提案，因为你方的这一提案将阻塞释放与遣返全部战俘的可能，将阻塞迅速达成停战协议的前途。”
1952年4月，克拉克将军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但是李奇微留给他的并不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差事。为了强迫中朝接受美方的方案，美军又施加军事恫吓，于是提出了“克拉克的八点行动计划”，其内容是：轰炸水丰发电站；轰炸平壤至开城的供应线；轰炸北朝鲜所有大大小小的目标：“释放反共”战俘；中断谈判；增强李承晚军；施放调用蒋军计划的烟幕。在“克拉克的八点计划”的驱使下，1952年6月23日，美空军以590余架次飞机轰炸了中朝边境鸭绿江上游的水丰发电站以及长津、赴战、虚川等发电设备。
1952年7月11日，美机746架次，又一次轰炸了平壤、黄州地区。残酷轰炸的受害者何止是朝鲜的平民百姓，他们还无数次地轰炸了没有明显标志的战俘营，造成大批战俘伤亡。
美国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就是在美国的盟国中也引起强烈反对。在这年的5、6、7月间，在英国，在美国，要求停战的呼声高涨。在英国，全国妇女大会直接向丘吉尔请愿，要求立即停止朝鲜战争，调回英国的军队。5月25日，有25位战俘的妻子在英国国会前集会请愿，要求还给她们的丈夫。
在中国志愿军战俘营收容的英籍战俘们，几乎一致签名给到南朝鲜视察部队的英国亚历山大将军一封请愿书，要求他协助停止战争，停止杀害中、朝战俘，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没有对我们作任何报复”。无怪英国政府强烈要求要派自己的代表直接参加板门店的谈判。
在美国，美籍战俘的父亲考德尔和另一战俘的母亲席德尔夫人，先后发起和平签名运动，要求停止战争，立即交换战俘。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全体公民致杜鲁门、艾奇逊的信上写着：“亲爱的先生：我们要求你们采取立即行为，以使在朝鲜当战俘的、我们美国的孩子们获得释放。我们觉得你对美国公民们的职责应超过于你个人的对于联合国司令部所拘留的北朝鲜和中国的战俘（他们说他们不要回家）的义务的观念。我们都要求并同意应该遣返所有战俘。”
与此同时，美国提出的“自愿遣返”的原则受到国际舆论的严正谴责。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第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谴责这种“原则”根本违反了所有国际公约，违反了所有与此有关的国际法最基本的准则和全部国际惯例。就是美国的盟友英国、法国、加拿大，也担心“自愿遣返”可能破坏日内瓦公约。美联社报道，加拿大已提请美国注意：“美国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政策是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的。”
在此期间，美国的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分析美方拖延谈判的原因。
5月8日《纽约时报》在社论中说：“我们也许不得不在这既非全面战争，又非全面和平的青黄不接的时期中度过好几个月。”5月10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该报记者“在对华盛顿各方作了一番谨慎调查工作后”，可以看出美国目前的“计划是：坐在我们目前的地方不动——继续守住阵地——并继续对北朝鲜进行猛烈的空袭”。5月3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认为，美方现在根本无意进行谈判，该杂志的“细语栏”说，新任美方谈判代表哈里逊，“奉命充任一个听取意见的职务，而不进行谈判”。
经过反复的争执，双方终于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
1953年4月，中方战俘交换代表团组成。
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是严格政审挑选出来的，共有一百多人，总负责人是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乔冠华，秘书长为柴成文，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也分担了有关的指导工作。
代表团共分12个组，每组五六个人，其中有英语、朝鲜语翻译各一人，医务人员一人，遣送军官及助理各一人。
这次交换战俘由于是在边打仗边谈判的情况下进行的，知情者寥寥无几。初次交换的战俘不到4000人。
交换的头一天，柴秘书长在开城训练基地作完出发前的动员讲话后，各组带着敌军战俘分乘25辆大篷车赶到10公里外的板门店。那时的板门店名不副实，无村无户，无门无店，只是一个仅一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四周是铁丝网围成的隔离墙，网上挂满锈蚀的铁盒子和罐头瓶，风一吹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正门是一座刚搭起的牌楼，牌楼正中贴着“祖国怀抱”四个大字。网中坐落着大小不一的帐篷，篷顶挂着红、黄、蓝、绿四色大彩球，这是防止攻击的标志，敌我双方发现这一标志谁也不能侵袭。
板门店外，炮声隆隆，枪声如豆，板门店内，一方是敌我双方正在展开谈判；另一方是韩明伦和他的战友们正做交换准备工作。双方相隔不到15米，对方的说话声和喊叫声不时伴着远方飘来的火药味弥漫到这里。
上午10点整，远方传来“笛笛”的汽车声，牌楼正前方隐隐约约开来十几台救护车。“来了，来了！亲人们回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远方。救护车快接近牌楼时，车上陡然掀起大波，原来是战俘们看到“祖国怀抱”四个大字后都控制不住内心的激越，有的放声大哭，有的嗷嗷大叫，人民军战俘边哭边唱《金日成之歌》，志愿军战俘唱《东方红》。那些伤势严重不能动弹的，硬是要人架着让他看一眼牌楼。
车进交换区后，双方代表和工作人员按照各自的职责分立两旁，施行礼节后，首先是美方遣送军官捧着战俘名册，一车一车集体点名，然后从第一车开始，按战俘姓名、职务、军衔、籍贯、入伍年月进行审核和交换，点到谁就让谁下车，敌方交一个，我方换一个。交到我方的战俘听到亲人们的第一句话是“辛苦了！”
接着每人发给一袋糖块和一包“大中华”香烟，接过物品的战俘们无不热泪盈眶，久久不肯离去。
整个交换工作进行了十多天，敌我双方代表和工作人员自始至终遵循有关条约和规则，没有出现不愉快的现象，特别是我方保持了严格的自律性和坚强的克制性，受到在场的印度、波兰、瑞士等中立国家官员的称赞。
大交换也就是第二次交换。
这次交换是在1953年7月27日停战后进行的。7月下旬到9月初，为期40多天，近20多万战俘。那时，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闷热难当，不少人患了传染病，有的呕吐不止，但谁也没有休息，就连防病防毒的口罩也没有戴。据说戴口罩不便交流语言和表达感情，也不礼貌，应该废止。
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交换战俘的工作非常重视，毛泽东感到代表们对战俘说的“辛苦了！”这句话不妥，老人家说，战士们被俘去不是干活去了，不能叫辛苦了。从此“辛苦了”改为“受苦了”。
战俘们为此感受很深：“我们的苦真没少受啊！”不少人控诉，在美军战俘营，他们吃的是发了霉、掺了沙子的大米，许多人因缺乏营养和环境恶劣患了肺结核，有的被饥饿折磨得骨瘦如柴；有的伤员本来伤势不重，但美军以治病为借口，拿战士们的肉体作试验，打完针后，全身溃烂；有的手和臂只受一点轻伤，但也被残忍地截断了。有一名师政治部副主任被俘后，敌人把他关在一个铁丝笼里，难伸难屈，痛苦的惨状难以言表。有一次接到4百名女人民军战俘和3名女志愿军战俘，她们见到亲人只是抹泪，难以启齿美军对她们的凌辱。交换时，不少人怒不可遏地扑向美军卫兵，脱下大头鞋砸向敌人头顶，有的把美军发给的军服甩出老远。
与此相反，被俘的美军战俘却是另一种情态。“中国人好，讲人道！”
“中国人好，优待俘虏”，不少战俘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在场的记者。殊不知他们在我战俘营吃的是大米白面，住的是暖房，一个个养得白白胖胖。一名加拿大战俘老远看见韩明伦就亲热地向他打招呼：“老弟！老韩！”
第二次大交换后，在美国的示意和支持下，蒋介石加紧部署，决意劫夺剩下的志愿军被俘人员。
1953年10月8日，台湾当局把在当年6月间被蒋李合谋从战俘营架走的60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劫往台湾。
台《中央社》的消息透露，这些我方被俘人员在美方派遣的混在战俘中间的台湾特务押解之下，被用飞机从美军当局控制的釜山飞机场运往台湾。
这个消息还透露，押解我方被俘人员的台湾特务之一，就是早已被我方归来人员所揭露的参预劫走这些我方被俘人员阴谋的蒋特务费玉林。
遣返归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李洪根揭露：这年6月21日下午4时，美军当局为了协助台湾特务劫走拘禁在釜山东莱战俘营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派遣美军部队向营场里投掷许多毒气弹，费玉林与其他蒋特务就乘着战俘四散躲避毒气之际把大批战俘架走，并将他们押到东莱的南朝鲜警察局内。第二天，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就送去许多便衣，强迫战俘改装后把他们分散囚禁在釜山市内。对美蒋的这一罪恶行动，新华社于10月10日给予揭露：蒋匪帮将战俘劫往台湾的历来行动，是与美国驻蒋匪帮“大使”蓝钦最近的南朝鲜之行有关的。据此间获得的消息说，蓝钦的任务是促成将这60多名战俘运往台湾，并进一步策划将不直接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劫往台湾和冲绳岛。消息还说，美方准备把不直接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先劫住冲绳岛，进行“甄别”
以后再把一部分战俘运往台湾移交给蒋匪帮充当炮灰，另一部分留在冲绳岛由美军强迫进行军事训练。蓝钦从台北到东京，再从东京到汉城和汶山就是为了策划这个重大的阴谋。蒋匪帮也派遣特务头子林蔚陪同蓝钦到达东京进行活动。
蓝钦的这种罪恶活动，完全证实了美方正在支持和协助蒋李匪帮幼走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下的战俘阴谋。最近以来，混在中立国看管营场里的蒋李特务一再制造暴乱事件，袭击印度部队，蒋李匪帮利用这些事件公然叫嚣要“解放”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的战俘，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蒋李匪帮正在策划的大规模劫走战俘的阴谋正在进行中。美方遣返组组长汉布化最近发表致战俘信中，假惺惺地劝告战俘不要“骚动”或“逃跑”，显然是为美方对蒋李匪帮正在布置的这个严重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动预先推卸责任。
此间人士指出：朝中方面保留着要求美方追回今年6月间被李承晚匪帮架走的2万7千多名朝中战俘的完全权利。对于被运往台湾的60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美方绝不能逃避追回他们的责任。同时，对于现在印度部队看管下的战俘的任何“逃跑”事件，美方必须负完全责任，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但美蒋无视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抗议，进一步策划劫持战俘的行动。
1953年11月24日，台驻美“大使”顾维钧与美国务卿杜勒斯会谈了40分钟后，又与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劳勃森作了20分钟的交谈。事后，顾维钧告诉台《中央社》记者，他“曾就包括战俘之遣返以及政治会议的前途等韩国问题与杜勒斯及劳勃森交换了意见”。
尽管顾维钧没有详细透露与美国务院交谈的内容，但我们从以后的有关新闻报道中可窥测其中一二。
12月2日，《国际新闻社》报道：“一个由8人组成的国民党‘慰问团’已于数天前离台北赴朝鲜慰问在非军事区印度部队看管下的中国反共战俘。
这批人前往朝鲜是去问候中国战俘。团长是台湾红十字协会会长刘瑞恒博士。”
同一天，合众社报道：“据今天透露的消息说，国民党中国准备‘猛然发动'一个外交战，除非在朝鲜的1万4千名反共中国战俘能在明年2月21日以前被遣送到台湾来。“与国民党当局有联系的一家英文报刊《中国新闻》说：”这里（台湾）的外交当局准备‘展开’一个强硬的外交战，使那些反共战俘能在那个日期以前被遣送到这里来。“这家报刊同时还暗示说：”国民党中国坚决反对把这些战俘遣送到国民党中国的这个岛屿以外的任何地方。国民党政府现在显然认为这些战俘是‘民族主义者’，它反对使他们成为‘流离失所的人’。美国第8军军长泰勒曾说，他将把战俘们视为流离失所的人，他因而受到谴责。泰勒得到警告，叫他不要把战俘问题变成‘国际难民问题’“。
《中国新闻》揣测，“联合国中某些‘软弱的会员国’也许会建议重新讨论整个战俘问题。这家报刊说，它担心当‘联合国进行无休止的讨论时’，印度看管部队将受权继续看管这些战俘。”
合众杜东京12月23日称：“赫尔将军今天通知国民党中国和南朝鲜说，他的远东司令部已奉命使用一切设备尽速将2万2千名反共战俘运往这两个国家。这位四星联军司令说，朝鲜和中国战俘将于1954年1月22日成为平民，印度军队将不再有权看管他们。”
合众社汉城1954年1月21日电：由美国战斗机与军舰护送的10艘载有中国士兵的船只今天由仁川港出发，驶往台湾。
这些配备着日本水手的登陆艇于今晨7点10分开始从仁川港出发：第10只在两小时以后出发。
一只美国驱逐舰在从该港出发的时候起，就跟随着“这个驶向自由的舰队“，并且在海洋中将与其他的美国军舰会合，在去台湾的三五天旅途中共同护送。
美国飞机在该舰队的上空飞行，一直要飞到黄海，以防止从天空或海面来的任何阻挠这种护航队的企图。
在昨天的“收回行动”中，总共有14209名中国战俘与7582名前北朝鲜战俘被释放；中国战俘都注定了要去台湾，而且成为平民，并有权参加蒋介石的军队。
大约有10000名前共产党士兵分乘这10只登陆艇，每只登陆艇有950名到1000名士兵拥挤在甲板上。
剩下的4000名战俘正在仁川办手续，他们将乘搭另外5只登陆艇护送。
这些船将分开走以便在3天内到达台湾，因为基隆的码头设备很有限。
每只船配置45名日本水手，每一船上的中国人由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医生、军中医务人员和50名左右的保安部队随行。每一只船上有两名国民党中国的“纪律军官”，带着电影和娱乐用品，并且准备向这些战俘上课，告诉他们对于到了台湾后所要作的事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志愿军战俘被掠到台湾之后，台湾当局大张旗鼓地进行政治宣传，蒋介石于1954年1月就志愿军被俘人员到达台湾发表文告，2月3日召见“战俘代表”120人，4月5日，台湾当局强迫全体被俘人员宣誓加入国民党军队。
台湾当局宣称：“军事反攻还未开始，政治反攻已上成效，到台战俘就是证明。”当然，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在被掠去台的被俘人员中，除极少数被台湾收买成志愿军的叛徒外，绝大多数是迫不得已的。
这些被劫夺的志愿军战俘日后的命运也是相当悲惨的，罗治芳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
罗治芳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卫生员，家在湖南溆浦县。1950年7月，他只有17岁，便随部入朝参战。由于作战中救护勇敢，火线光荣入党，还立了二等功。
1951年10月的一天，他所在的连队守备中线临津江803高地，被美军直升机用喷火器攻击，阵地顿成一片火海。他与几个战友蹲在防空洞内，被烟火窒息昏过去。待醒来后，艰难爬出洞外，在举枪向几个敌人射击时，被侧后突然跳出的美国兵抱住，落入敌人手中。
他在战俘营被折磨了3年，两臂也被硬刺上了反动字迹。1954年被掠到台湾。
由于他仍然进行反抗，在桃园“难民营”被关了两年，受尽摧残。
1956年，他同一些难友一起被编入国民党工兵部队，分到外岛小金门，整天在外面修码头、工事，风吹日晒雨淋不算，仍然像有战俘营一样被严格看管，饭吃不饱，苦不堪言。
后来部队换防到高雄，他学会了开汽车，被调到桃园运输营当驾驶士，开着翻斗车，整天拉石送料，饥渴难熬，心情十分郁闷。一天不慎车尾撞倒了一个退役军官，重伤致死，坐了2年监牢。刑满释放后，有一次去医院看病，只因用废纸包着大便去送检，便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受尽苦头。最后被勒令退役，只发给了够买5条香烟的生活补助金。退役后身无积蓄，举目无亲，连吃住都成了问题。
台湾退除役辅导委员会（安置退役兵机构）将他送进花莲“荣民”医院农场作苦力，一干就是七八年，只给一点生活零用费，不发工资，医院给扣着身份证，想走也走不成。在台湾没有身份证是无法进行任何活动的。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保人，要回了身份证，脱离了那白白当牛马的“荣民”医院农场。
出来后，虽然可以挣点钱，但工作、生活毫无保证，先后做过建筑工、包装工、清洁工，一直到1986年。在这期间，他省吃俭用，拼命干活，想积攒下点钱，有个回大陆老家的路费。因为他在台湾30多年，风风雨雨，历尽艰辛，直到50多岁还孑然一身，冷暖没人管，病老无人问。每逢年节，更加寂寞痛苦。新春佳节，就想起家乡热腾腾的年粑和甜酒；5月端阳，便想起故乡溆水里那热闹壮观的龙舟赛。8月仲秋月正圆，见别家妻儿欢聚，更想念山青水秀的家乡长坪和80高龄的父母双亲。30多年酸涩苦辣，使他再也忍受不了那种非人的折磨，坚定了回祖国大陆的念头。
无奈台湾当局实行“三不”政策。他就注意收听大陆广播，了解大陆的情况，思考回乡路线，筹措回乡盘缠。他当时的家产，除了一辆旧摩托车、一架照相机和几件随身衣服，就一无所有了。
1986年2月，他到台湾旅游局办理了出国观光护照，交了5000元手续费，又花了8700元买了去泰国的飞机票。3月5日，终于踏了梦绕魂牵的归程。他本打算经泰国，转道缅甸，返回大陆，但到了泰国，身上带的几个钱都花光了，进入缅甸因无手续，被判刑半年。被放后，从通向云南的缅方边防区，一路翻山越岭，历尽艰辛，才回到祖国怀抱。他受到云南边境解放军热情接待，并被送到老家湖南溆浦县，1986年9月10日，他坐着县政府派的专车回到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