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多次被蒋介石通缉，悬赏买他的首级。最后一次是在1947年6月25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监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7月18日，又取消其国民参政员的资格。这是蒋介石宣告国共和谈破裂，决心“剿共”到底的战书。
如今，时移势易，轮到毛泽东通辑蒋介石了。1948年年底，毛泽东在西柏坡他的简陋的办公室里拟了一个战犯名单，经过和周恩来等人仔细考虑和斟酌，用一种极巧妙的方式把这张牌打了出去。在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登载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
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
（1948年12月25日）
「新华社陕北25日电」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孔样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威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对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这则消息不用中共中央的名义，不用中央军委的名义，也不用毛泽东主席的名义，而用陕北“某权威人士”的名义，简直是妙不可言。前面还加上一句“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名单”的导语，使这种名单既像是中共的主张，又像是民间的主张；既算数，又不算数；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去掉（如傅作义），罪恶升级者可以加上（如黄维），极富有灵活性。
这个消息的发表，对国民党营垒起了极大的震撼和瓦解作用，促成了西南、西北许多国民党地方当局领导人的起义。将追随国民党反共的青年党领袖曾琦、国社党领袖张群劢列入战犯名单，对受美国影响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人士”是一个警策。民主党派出现了向共产党一边倒的局面，谁也不敢别起炉灶了。
战略决战的失败使蒋介石的威信一落千丈。司徒雷登对蒋介石完全失去了信心。他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大元帅（指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物，正在日趋丧失威信，迟早不可避免地将被解除职务。”
这位大使向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
在美国的支持下，以副总统李宗仁、华中“剿共”总司令白崇禧为核心的桂系开始“逼宫”活动。先是白崇槽于1948年12月24日发出“亥敬电”
给蒋介石和李宗仁，建议与共产党停战议和，邀请美、英、苏三国出面调停。
接着李宗仁的谋士甘介候提出五项和谈主张：（一）蒋介石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30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中共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与此同时，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及湖北、湖南、河南、广西四省参议会议长亦先后发表通电，促蒋下野。
风瑟瑟地挟着不少的寒凉，由长江画上阵阵袭来，吹落一些还没有十分枯黄的树叶，给岑寂的故城增加了许多凄凉的景象。在昏蒙的日色中，有洋车夫沉重的身影，小贩无力的叫卖声，踯躅在暗灰色小巷里的乞丐的抽泣，军警的喝斥声，追捕行人的脚步声……更使毫无生气的南京蒙上一层恐怖的阴影。
这是1948年的最后一天。下午4时许，一辆黑色的林肯牌防弹小轿车，缓缓地从市中心一座葱绿围绕的院落里驶出。穿过占老的中山门，绕完环抱钟山的环陵大道，车子在那半月形的中山陵广场上稍然停下。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侍卫官急忙上前打开车门，并用手挡在后座车门框的上沿，生怕车内主人的头碰在车框上。
少顷，一位60多岁的老人钻了出来。他头戴宽边礼帽，身着黑色的披风，拄着手杖，步履蹒跚地独自向陵门走去。
自1929年孙中山先生遗体安葬中山陵的墓室后，蒋介石不知来过陵园多少次。
巍峨壮丽的钟山和秀丽幽静的陵园风光，对他思考决策应付时局确实是个理想的处所。
钟山，又名紫金山。面积计20多平方公里，环山一周约23公里。它有三座主峰：北高峰，小茅山，天堡山。最高峰为海拔448.9米，山势起伏，形似卧龙。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子熊商打败越国，在此掘山埋金，以镇王气，因而得名金陵山，汉代开始称为钟山。三国时，诸葛亮曾登临石头山，俯瞰秣陵景色，见钟山、石头山遥遥相对，俨然两座城堡，扼守门户，不禁赞叹道：“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从此，“龙蟠虎踞”成为的南京城的象征。
钟山主峰北高峰南麓，座落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
它是我国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规模虽比不上十三陵，但气势雄伟。
在钟山第二峰小茅山南麓，便是最有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中山陵了。它占地2000亩。苍松翠柏，碧瓦银墙，宏伟壮观。
蒋介石对钟山情有独钟，除了因为中山陵可做金字招牌外，还有一个外人不知的秘密：他曾在这里为自己选定了一块墓址。
蒋介石共为自己选过三块墓地。头二块在其故乡奉化。他的母亲王采玉1921年病逝，安葬在离溪口镇约3华里的上白岩山鱼鳞岙中垄，后又修建了规模较大的坟庄，并建筑了新式洋房《慈庵》，蒋介石还亲撰了《慈庵记》。
当时蒋曾打算把自己埋在母亲身旁，以便身后仍能尽孝。后他发现奉化城北响铃岗地势高爽，景物幽美，风水颇佳，就改变了主意，选岗上的仁湖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并派人在周围修了一条公路。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蒋介石曾多次去拜谒中山陵，又觉百年之后，若能在孙中山身旁得一安息之地，比安葬在母亲身旁更有意义，更何况1700多年前，东吴孙权因避祖父名讳而将紫金山改名蒋山，这不刚好应验在自己身上吗？于是蒋介石在钟山南麓亲自勘察，选定了一块墓地。此处背靠紫金山，面临紫霞湖，东邻中山陵，西毗明孝陵。它不仅风水极佳，有山川之胜，林壑之美，而且高低相宜，既高于明孝陵（蒋介石自认为比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高明），又低于中山陵。
由于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不宜大兴土木，蒋介石只好令人先在此处建亭一座。该亭由基泰工程公司设计，共绘制了三种样式，报请蒋介石选定后，于1947年春天动工，秋天建成。亭为方型，重檐飞角，以苏州花岗石为基座，顶覆蓝色琉璃瓦。亭内外画梁彩栋，富丽庄严。蒋介石命名为“正气亭”，并亲笔题写了匾额和槛联，正面横眉上阴刻“正气亭”三个馏金大字，两侧楹联蓝底、黄边、金字，联为“浩气远连忠烈塔”，“紫霞笼罩宝珠峰”。
忠烈塔指国民革命军将士纪念塔，紫霞指亭东之紫霞洞，宝珠峰则在亭西的独龙岗上。亭后有石墙，正中刻有孙科撰写的《正气亭记》。
这次谒陵，蒋介石心事重重，一会儿，他便匆匆走出了中山陵。顶着凛凛的北风，他来到了自己未来的那块墓地上。
只见“正义亭”周围大片腊梅黄花朵朵，天竺红果，花枝翠柏与瑞雪相映。
放眼处，远山前拱，青障后拥；风过处，松涛飕飕，清香袭人……
美妙的景色，并没有勾起蒋介石的诗情画意。他遥望夕阳迷恋着的钟山峰顶，久久不语。
他的时代似乎正在消失。突然之间发生的很多事情使他发懵。尽管是预料之中的，他仍然感到突然。
他长叹了一声。他不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会是真的……
东北之战结束，长春郑洞国投降，锦州范汉杰全军覆灭，辽西廖耀湘全部人马被歼……40多万大军被解放军吃了个净光。
东北战场的战火刚熄，淮海战场又重蹈覆辙。虽然在淮海战役前他曾不断告诫战区指挥官：“徐蚌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徐蚌乃首都门户，党国存亡，在此一举。”他部署了三分之二的精锐嫡系部队，但也未能顶住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两把铁钳的夹击。
原来指望华北战场可以使局势扭转，没想到事态的发展更令他糟心。由于东北全境陷落，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迅速入关。与华北野战军形成两支有力的铁钳，傅作义的52万人马还没有正式地进入角色，就让解放军围困在北平、天津、保定、唐山、张家口、承德几个孤立的据点中。
现在，蒋军在这三大战场共损失了154余万人，江北的大片土地己变成了红色。
想到这儿，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恨不得让所有的思索神经都中断。
他需要甜蜜的回忆，只有这种回忆才会给他带来一丝安慰。
两年前，他身披黑色大擎，迈着坚定的步伐从峨嵋山上走下来时，还没有把他的最后一个对手——毛泽东放在眼里。因为，他已经组建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最现代化的军队。在他手中握有248个师，总兵力达430万人。他的背后还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杜鲁门政府的全力支持，美国人不惜血本，为他装备了中国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空军、海军，同时还准备了57个美械和半美械师。
那时蒋统区的面积为73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6％，人口为3.39亿，约占全国人口的71％。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主要交通线、几乎所有近代工业都在蒋介石的手中一阵寒风袭来，打破了蒋介石瞬间的平静。几片被刮落的枯叶在亭子下不住地翻滚旋转，他无可奈何地抬头望着光秃秃的枫树，那上面尚有屈指可数的几片残叶，在冷风中悲凉地挣扎着，他不知哪一片是自己，哪一片是李宗仁，哪一片是白崇禧……哪几片叶子，又很像中国一个个地区，他不知哪一片属于华东、西北、西南……但不管怎样，都会在寒风中凋落。
他失掉了几百万美械装备部队，失掉了大半个中国，又将失去总统的主座。
但此时这一切对他来说，都不算是最痛心的。他已进入老年，对于他来说，这些都行将成为身外之物。而最令他丧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的，乃是这块大好的墓地。他是国民党的领袖，但同时也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人，对于一个老人来说，难道还有比失掉墓地更使他懊丧的呢？他留念这龙脊般的山丘、繁盛的树木，他眷恋这每一寸土地。此时此刻，他真想躺到这里再也不起来。但是，他不能！此时躺下，谁来给他建造雄伟的中正陵呢？更使他害怕的是解放军进了南京后会不会将他拉出来鞭尸！
摹地，他不顾一切地蹲下身去，迅速脱掉皮手套，发疯似地用双手死劲挖着……扒开积雪，一把黄土出现在那双抖颤的手上。
“我一定要再回南京来！”山野里传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叫喊。
蒋介石从自己未来的墓地踏探归来，已是傍晚。这时，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火树银花，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氛。会议室中，党政军高级官员正坐等他回来共度除夕。
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孙科以及张群等国民党高官要人应邀出席。
大厅内外灯火辉煌，但在场的每位来宾都面无笑容，死气沉沉，好像是在办丧事一样。战场上的失利，形势的严峻，不但影响了在座诸君的情绪，也减弱了各位的食欲。面对满桌的山珍海味，虽然蒋介石一再招呼大家，却很少有人动著。
众人都意识到这大概就是蒋家王朝举办的“最后的晚餐”了。
席上，蒋介石无不伤感地说：“当前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明日（1949年元旦）发表。“
然后，由张群代其宣读。全场鸦雀无声，屏气聆听。文告中，蒋介石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天使，说“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勘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同政府的片面的希望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完全在共产党。国家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接着又说：“只要中共有和谈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和平是有条件的，蒋介石提了五条：“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只要中共能答应这五条，“则个人迸退出处，绝不索怀。”
毛泽东岂容蒋介石以战败待罪之身还这样胡言乱语，乃于1949年1月14日发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说：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旬日以来，全国人民业已显示了自己的意志。人民渴望早日获得和平，但是不赞成战争罪犯们的所谓和平，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
在此种民意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
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8项条件，作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
读了毛泽东的声明，蒋介石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和毛泽东作对等谈判的实力地位，求和只能是全面投降。毛泽东是不会让他利用和谈作幌子，重新编练军队，进行第二个回合的较量的。作为政治家，他知道自己在大陆的失败有多深、有多惨，大陆已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尽管他顽固颇预，还没有完全丧失对现实政治的敏感。他要安排退路，让李宗仁在前台挡着，他悄悄地作撤出大陆的准备。
1月18日，他布置了一项重要的人事安排：任命他宠信的将领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加紧部署长江防务，阻止解放军南进；任命另一位受宠信的将领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种种迹象表明，台湾这时已成为蒋介石的经营重点，他要把台湾变为大陆失陷后的最后落脚处。日后，蒋介石曾如此说道：“我下野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在帝俄集团的侵略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坚强堡垒，三十六年（1947年）我到台湾看了以后，在日记上记了这样一句话——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地下野”。
尽管这是蒋介石为自己不得已下台找借口，但也反映了他的确有长期经营台湾的思想。
据陈启文的《宋美龄传》说，孙中山先生曾告诉蒋介石：“内战不出湾，外战不出川。”也许，蒋介石在其大陆的统治已风雨飘摇炭发可危之时，深刻地认识到经营台湾的巨大意义。
在经济方面，蒋介石的一个大动作，是命令中央银行总栽俞鸿钩将中央、中国银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将上海国库价值3亿7千万美元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
蒋介石化国为家，化公为私，让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只管昼夜不停地印金圆券，应付各方，中央银行总库的硬通货由一个亲信管理，直接对他负责。
这个亲信叫吴嵩庆，浙江镇海人，官衔是联勤总部中将财务署长。据吴的中校机要秘书詹特芳日后撰文披露，当时中央银行总库的“家底”如下：
1.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这个数字，是经吴嵩庆口说出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因外币提出后，马上就交台湾银行了）。
2.黄金：中央银行原报告有90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92万两，多出2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10余斤至20余斤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
另外还有黄金4200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
蒋介石自取得国民党的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吗（4200余两，一直未动）？
3.银元：约计3000万元。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出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
运到台湾后，交给当时金库总负责人王逸芬（台湾收支办事处主任），另有两个保管人，他们三人都是蒋介石恃从室的亲信。
蒋规定：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亲自掌握，吴对蒋个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及分配等事项的报告，直接送蒋本人亲批，不由任何人转，发款一定要见到蒋本人的亲笔批条，才能办理。
在秘密转运金银时，中共地下党发动中行职工罢工拒运。在中央银行任职的黄炎培的儿子黄竟武和另外7名职工，因拒运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埋在南火车站附近。1949年6月25日黄炎培到上海，将儿子的尸体挖出来辨认，发现被打断了一条腿。
一切安排妥当。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总统府官邸宴请五院院长，正式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下午2点，又召集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
副总统李宗仁在前排正襟危坐。尽管他努力在那国字型的脸上挤出少许与大多数人相似的沉痛表情，但却难以掩饰那种将要如愿以偿的兴奋。
“诸位久等了。”蒋介石进门来，向与会者们点了点头，脸上露出内疚之色。
他身着一件深色的皮袍子，头戴一顶翻毛卷边皮帽，像个有涵养的绅士。接着，会场上响起了他那微带沙哑的嗓音：“……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之中，人民所受之痛苦亦已达于顶点。在元旦文告中，我已表明只要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索怀，而惟国民公意是从。目下，为实现和平，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以挽救党国之危机。”
蒋介石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绪，迅速引起了在座的党政军高级官员们的共鸣。座中先有唏嘘之声，接着有人用手绢抹眼睛扪鼻子，随之便是哽咽痛哭，宣传部长张道藩如丧考妣，表现最佳。社会部长谷正纲也不甘示弱，他边哭边起立大声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诸位的心情，我理解，很理解！”蒋介石略感安慰地点着头，但他很快又沉痛地说：“这个，这个，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出下野决定了！”
接着，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前天由陶希圣拟好的文件，放到李宗仁面前，用手指点道：“德邻兄，我今天下午就离开南京，请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罢！”
李宗仁一楞，他毫无签字画押的思想准备。此时，会场上的鸣咽声中仿佛参杂着些许愤怒。李宗仁没有勇气仔细推敲文告的措辞，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提笔签上自己的名字。
蒋介石仍把那张文告从李宗仁手里收回，放在自己衣袋之中。接着便宣布散会。
“总统！总统！请留步！”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急促地呼喊着，刚走到门边的蒋介石回头一看，是监察院长于右任。他拖着一把胡须向他奔来道：“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于右任的话，像磁铁般一下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蒋介石的身上。
“于院长，我已下野了，此事你找德邻办去吧！”蒋介石气恼地把右手向后一摆，还没等于右任反应过来，便匆匆走出门去。
于右任无可奈何地来到李宗仁面前，急喘喘地说：“德邻，德邻，你一定要想办法啊！”
李宗仁知道，蒋介石是在当众为难他，便不甘示弱地把胸一挺，大声说道：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一定要放！”
1949年1月21日，下午4时。
南京，光华门外军用机场。
在轰鸣的马达声中，银灰色的美龄号专机沉重地爬向碧蓝如洗、一尘不染的苍穹。
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飞机在南京上空绕行一周。侧头俯视，古城景色历历在目，钟山、石头山还是那么庄严、肃穆。蒋介石试图看见总统府，看见国防部大院，但突然间天空云合雾障，将目标掩埋得无迹元痕……他无可奈何地抬起头来，深深地叹了一口长气。
美龄号飞机离开南京后直飞杭州。蒋介石选择在笕桥航空学校下榻。这次下野，尽管都说是以退为进之策略，但殊不知蒋介石的心态也极沮丧，他自己说此乃“寒天饮冷水，雪夜度断桥……”
“父亲，南京电话。”蒋经国把蒋介石从沉思中唤醒。他拿起话筒，耳边传来张群的声音：“总裁，德邻现在我处，他要求修改文告。”
原来，李宗仁在蒋介石下野文告签字后回到傅厚岗官邸。下午3时多，他根据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的通知，率文武大员到明故宫机场为蒋送行。可是，他们在寒风中鹄立了近一个小时，才获知，蒋介石改在光华门外的军用机场登机。
于是，李宗仁等又驱车直奔光华门外的军用机场。等他们到达时，美龄号已起飞多时了。两次扑空，李宗仁心中懊恼不已。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此之前，他已受到更大的捉弄。
回到官邸后，他接到白崇禧一个非常冲动的电话：“蒋介石下野的文告，我们从广播听到了。全文没有‘引退’或‘辞职’这样的词。老蒋既不引退，又不辞职，你德公凭什么上台呢？这样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设法补救！”
李宗仁刚放下电话，侍从来报：“司徒雷登大使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先生来见。”
李宗仁一想，司徒大使此时派傅泾波来，八成又与老蒋的下野文告有关，便匆匆来到会客室。傅泾波见了李宗仁，也不客气地说：“大使要我来向李先生传达下面的话：据悉，蒋的下野文告中原有‘引退’字句，是被CC分子删去的。为此，李先生不能充分地行使总统职权。大使特以私人名义提醒李先生注意，并设法补救！”
没想到美国人也是这样看，李宗仁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太恨蒋介石了，临下台还耍这一连串的权诈之术，不但愚弄他李宗仁，也愚弄了国家的名器，愚弄国民。他气得手拍桌子：“老子不于了！”
“德邻，你怎么啦？”
夫人郭德洁见李宗仁一送走傅径波便大发脾气，忙过来问道。
“老蒋在下野文告里搞了鬼！”李宗仁怒气冲冲地把白崇禧和傅泾波的话跟她说了一遍。
“啊！”郭德洁宛如晴天听到一声霹雳，惊得差点又要像一年前在李宗仁宣布退出竞选时那样失声恸哭起来。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是白高兴一场，李宗仁这个总统职位乃是不明不白地被蒋介石吊在半空中，可看而不可即。
她突然大声叫喊起来：“找吴忠信！找张群！要他们立刻改过来，一定要改过来！”
郭德洁这不顾一切的叫喊，倒提醒了李宗仁：蒋介石走了，他的下野文告只有找吴忠信和张群才能处理。李宗仁想了想，马上打电话把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找来。
“礼卿兄，蒋先生的下野文告中并无‘引退’或辞职等字句。如此，则今后蒋先生算是什么身份？我李某人又系何种身份？所以那个文告必须修改，要在‘于本月21日起’之前，加上”决身先引退‘5个字，由中央社重新播发，《中央日报》明天见报。“
吴忠信两手一摊，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苦笑道：“德公，蒋先生的文告，谁敢更改呢？那可是他的亲笔手书呀！”
“不管谁的文告，都要以宪法为准绳！”李宗仁坚持道：“根据宪法第49条，‘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所谓‘缺位’，当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而言……“
“唉，德公，”吴忠信摆摆手打断了李宗仁的话，“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愿以老朋友的关系提醒你，你要知道蒋先生的脾气，现在，毛人凤他们那一伙人在南京到处活动，说不定连你身边的侍卫人员也难免有他们的人。我看你还是不要再争了，宪法根本就约束不了蒋先生，争得不好，连你的生命安全都难保！”
“呼”地一股热血冲上了李宗仁的脑门。吴忠信暗带威胁的话不仅没有吓倒他，反而使他心中的愤忿之情像火一般地燃烧起来，更激起了他军人的血性。他把两只衣袖往上一持，然后用握着拳头的手往腰上一叉，瞪着一双冒火的眼睛，大叫道：“丢哪妈！我李某人一生统兵作战，出生人死，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值此党国存亡之际，我绝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倒是他蒋先生处处不忘为自己打算。
他故意在文告中埋下伏笔，好把我当做他的挡箭牌，他则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可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不明不白地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让蒋先生自己接着干好了！“
李宗仁这一席话，把蒋介石下野的预谋揭露得淋漓尽致，也把他坚持要修改文告的理由说得铿锵有力。他那义愤填膺、绝不屈服的态度，倒把吴忠信给镇住了。
“德公，”吴忠信见吓不住李宗仁，也不敢再来硬的了，因为他是奉蒋介石之命，专门为抬李宗仁“上轿”的，如果逼得太紧，李宗仁不肯“上轿”，岂不适得其反，到时候又如何向蒋介石交代呢？于是吴忠信忙把口气一软，说：“蒋先生的文告是交给张岳军处理的，不知他有没有妥善的办法？”
李宗仁也正要找张群，见吴忠信这样说，便也顾不上自己的身份了，一把拉住吴忠信就走：“我和你一起找张岳军去！”
到了张群府上，张正在指挥家人收拾东西。三天前蒋介石任命他为重庆绥署主任，他准备回四川老家为蒋介石巩固大西南去了。吴、李二人说明了来意，张群略一沉思说：“看来，此事只有打电话去向蒋先生请示了。”
李宗仁一听，不由地火又上来了，这不明摆着拿他当猴耍吗？他本想发作，但转念一想，不妨等张群和蒋介石通完电话看看结果再说。于是朝张群点点头说：“好吧，那就请岳军兄给蒋先生打个电话。”
待蒋介右接起电话，张群即把李宗仁要求修改文告之事向蒋报告。因李宗仁此时就坐在电话机旁边，蒋介石的回话，他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喔，这个，这个，”蒋介石哼了好一阵子，才勉强答道，“就照李德邻的意思改吧。”
张群是蒋介石的心腹，又是一个极圆滑的人，他见蒋介石有让步之意，忙提醒道：“请问总裁，是按照宪法第49条上半段修改，还是按下半段修改？”
“嗯，这个，这个…”蒋介石又哼了好一阵子，才答道，“就按下半段的意思来改吧。”
张群放下电话，对李宗仁说：“德公，蒋总裁口谕，他下野文告按照宪法第49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来改。即改为爱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
“不行！”李宗仁一口否定这个修改意见，“蒋先生在离职前一再要我‘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现在蒋先生所引宪法第49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所谓‘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今蒋先生不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是‘辞职不再视事’，则副总统便不是‘代行’，而是‘继任’。因此‘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应改为‘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张群为难地说：“总裁可没有这样说呀！”
李宗仁知道，张群一向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便道：“请岳军兄再给蒋先生打电话！”
谁知，张群把电话打到览桥航校后，一侍从副官答：“总裁出去了。”
再问“何往？”答：“不知道。”
“德公。你也看见了，不是我张岳军不出力。蒋总裁下野之后，已是闲云野鹤。不唯今晚找不到他，恐今后亦难找矣！”张群摇着头，看着李宗仁说。
“德公，我看蒋先生这样说也有其法律依据的。因为他虽辞职，但未经国民大会批准；而德公以副总统继任总统，也尚未得国民大会之追认，故此以代总统称之合法统。”吴忠信灵机一动，忙为蒋介石的话找法律依据。
李宗仁冷笑一声：“嘿嘿，札卿兄，你不是说过，宪法也约束不了蒋先生的吗？现在为何倒替他去寻找法律掩护呢？宪法上并未规定总统辞职要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任要国民大会追任呀！”“这，这……”吴忠信一时语塞。这李宗仁既吓不倒也说不服，而蒋介石又不会再让步，他又将如何才能把李宗仁推上“轿”呢？
“德公，目下局面危急，国家兴亡都寄托在你的身上哟，我看你就先行就职吧！就算我这个老朋友求你了，国不可一日元君，再这样僵下去我们就国破家亡了……”吴忠信只剩下苦苦哀求这最后一手了。
“德公，蒋总裁已说过了，他5年之内不过问政治，你无论是‘代行’，是‘继任’总统职权，不都是一回事吗？中共大军压境，局势危难，还望德公以大局力重。”张群也面带忧凄地劝说。
李宗仁在吴忠信和张群两人苦苦劝说之下，心里那股火气渐渐熄灭了。
他冷静下来，倒不完全是为吴、张二人说服，而是产生了一种凄凉之感：偌大个国家都快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此时此刻闹得太凶了，遭殃的是民众……算了，不如先上台干起来再说，或和或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也算对得起国家和民众了。想到这里，他慨然长叹一声，说：“既如此，我就勉为其难，权且就当这个代总统吧！”
吴忠信见李宗仁同意“上轿”了，顿时喜形于色，忙说：“德公有德有仁，真乃党国之福，民众之福也！”
李宗仁精疲力尽地回到傅厚岗官邪，已是晚上8点多了。此时，浙江省主席陈仪正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楼外楼”，为路过的蒋介石接风。尽管主人热情招呼，但客人神态黯然，连平素喜爱的西湖醋鱼也吃不下一口。第二天便飞回老家浙江奉化县溪口镇，开始了他最后一次“隐居”生活。
同许多中国人一样，蒋介石对自己的故乡情有独钟。在他统治大陆的20余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乡一两次，特别是每次下野，他都总是躲在溪口，装扮成陶渊明式的隐土，盘算东山再起。
们他这次归来的情势不同，心境自然很坏。当他走进“慈庵”的卧室脱下外套，看到床边没有衣架，就大声训斥：“衣架到哪里去了？”侍从人员只好立即去找。吃饭时，看到送上来的是机器加工的大米饭，立刻把脸一沉，下令退回，重做乡间石磨加工的碾子米饭。
这段时日的恃从人员，个个胆战心惊，深恐稍有不慎，就招惹一身祸事，但是，即使大家再怎么小心翼翼，还是不免在无意之中，惹蒋介石大发雷霆。
这一天，蒋介石住在坟庄，侍卫官和警卫主管，睡在蒋房间外的一间小房间里，另外还有一个副官紧挨着蒋的住房门边睡，以备蒋半夜临时呼唤时，能够很快应答。
半夜，蒋介石就一种声音吵醒，辗转反侧、左翻右翻，怎么都睡不着，一气之下，冲出堂屋，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口咆哮：“你们这些人全部给我滚蛋！吵死人了！”
当众人被吓醒之后，蒋才知道刚才是门口警卫在打鼾磨牙，不是什么怪声音。
因为一位侍卫官有夜睡磨牙的习惯，而另外一位副官，则是一人睡就会打鼾，可是，这种有规律的鼾声，使蒋没法继续人睡。
后此，只要是轮到这二位恃从人员值夜，他们在就寝前，会在嘴巴内塞条毛巾，不让自己的鼾声和磨牙声，再把情绪不佳的蒋介石从睡梦中吵醒。
那时，侍卫们才深刻体会到为什么会有人说“君王榻前不得有鼾声”的道理，所谓伴君如伴虎，真是丝毫不差。
蒋介石的一个侄子，名叫蒋孝镇，经常和同伴们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头又被先生砍了一次了，可是，我的头每次被砍，最后都会自己长出来。”
蒋孝镇从北伐时代就跟随蒋介石，南征北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西安事变的时候，东北军向蒋介石的宪兵卫队开枪射击，蒋介石慌乱中没来得及穿鞋便由蒋孝镇背着翻墙逃走，为了分散后面追兵的注意力，蒋孝镇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拿给主子穿，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各自向前跑，跑进一处树林子时，地上布满荆棘，扎得蒋孝镇两脚血肉模糊。
事变结束后，蒋孝镇经南京的军医院治疗了好几个月才痊愈出院，对有救命之恩的自家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般的侍卫人员。
不过，在蒋介石心情好的时候，也能表现出少许幽默感。在恃卫圈子里流传着一则蒋介石与侍卫之间方言差异而引发的笑话。有一回，蒋介石走出官邸，不自觉地摸摸口袋，发现侍从人员没给他准备手帕，他就对着身边一位四川籍的侍卫人员说：“去给我拿绢头来（按：宁波话绢头即是手帕的意思）！”那位四川籍恃卫没听懂他的话，以为蒋介石要他搬一块砖块，就连忙跑到路边捡了块砖块拿去给蒋介石，蒋见到之后，不觉尧尔，知道是侍卫没了解他的话，一旁的浙江籍恃从人员赶快提醒他：“先生要你去拿条手帕，不是砖头，是绢头！”
由于时局的败落，蒋介石要带头装出勤俭自持的风格。
据卫士翁元回忆，在溪口小住的时候，蒋介石要大厨为他作了一道梅干菜扣肉，光是这道菜，他就吃了一个星期。
那时，卫士的月薪是一元银元（袁大头），他们认为这些经费来源全部是来自这次从南京扛来的那几口木箱子，当然，这些钱都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从国库里头拨出来的一笔经费，这几箱子袁大头，提供了蒋介石在溪口指挥国民党军政事务的所有办公费用。
蒋介石是溪口武岭学校的校长，宋美龄是该校的董事长，这个学校也是蒋介石为“造福乡里”出资30余万银元修建的新式建筑。这天，武岭学校的校务长施季言，特地买了两只甲鱼，烧好后端来给蒋介石佐餐，不料老蒋勃然作色：“现在什么时候，你还买这么贵的东西给我吃，你知道甲鱼多少钱一斤？”
尽管心情很坏，但表面文章还要做。春节前蒋介石以进宗谱为名，开祠堂祭告祖宗，并大摆酒席，宴请族中父老。蒋介石在席上大谈要把溪口办成小型工业的示范镇；农历腊月二十八，蒋介石在溪口办了一次年夜饭，奉化县长周灵钧、武岭学校校务长施季言、总统府参军施觉民等10人被邀出席，饭后，蒋介石大谈要在溪口建一座大桥，要使汽车能直达法华庵。宋美龄也大谈在溪口办丝织厂，使溪口妇女都有就业机会。农历正月初一的晚上，蒋介石和宋美龄到武岭学校的礼堂同乡民们一起看京戏《苏三起解》，一幅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样子。表面上，好像他们真是在野之身，毫无牵挂，其实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在大陆的日子不会长久了，必须早作永别溪口的准备。
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公历2月18日），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和孙子孙女专程到葛竹外婆家扫墓探亲，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走。叙谈之中，蒋介石多次叮嘱表弟工良穆（王贤矩次子）：“你到溪口来，我在家等你。”临走上轿之前，还对王良穆再重复一遍。王良穆日后回忆，说：“表哥这次来特别客气，从来没有这样叫我到他那里去。当时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直到他离开溪口，才知道原来他是想叫我跟他同行啊！”
两天后，蒋经国也到自己的外婆家岩头扫墓辞亲，他在墓地拜祭外公外婆之后，进村探望了大舅母张定根，并在她家吃了中饭。张定根送给蒋经国一只大公鸡、一包长寿面和一些鸡蛋，说：“经国，过几天就是你的40岁生日，这些东西表示舅母一点心意。”蒋经国恭敬地接过生日礼物，对张定根说：“大舅母我们就要走了，你是否同我们一起去？”张定根问：“到哪里去啊？”蒋经国回答：
“我们到哪里，舅母也到哪里。”张定根由于舍不下自己的家，终于没有同去。
清明节（4月5日）那天，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夫妇和孙子孙女，到白岩山祭扫蒋母墓，他在墓前躬身下拜，喃喃祈祷，涕泪横流。拜毕，他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可是蒋经国的俄籍妻子蒋方良不知是没听清还是怎么的，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见此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人不懂礼节”。接着，他又命堂弟蒋周峰和族人挑了供品，扛了供桌，到桃抗山祭扫了蒋父之墓。
由于身在溪口的蒋介石十分明了全国的军政大势，清明过后，他深知在家乡余日无多，便开始带蒋经国等追访家乡的山水，作告别式的巡游，足迹遍及宁波的柳亭庵、弥陀寺、天童寺、金峨寺，奉化的楼隘村、山岭村等等。
在妙高台千丈岩下瀑布前溪坑的石拱桥边的一块天然大方石上，蒋介石一家留下了在大陆的最后一张的合照。此块方石迄今依然在原处。
蒋介石等在宁波南郊的柳亭庵，祭扫了近旁的蒋姓祖坟，给柳亭庵当家500元钱，嘱其管好坟幕。之后，去宁波东乡的小盘山，祭扫了弥陀寺旁的溪口蒋氏始祖蒋摩何，给弥陀寺主持果如和尚5担白米，托其经常供奉香火。
此后又到了奉化的三岭，去拜蒋家祖宗墓。根据《蒋氏宗谱》，溪口的蒋氏是元代从奉化三岭迁去的，所以，蒋摩河虽是蒋介石这一分支的始祖，三岭的蒋氏与溪口蒋氏血缘最近。蒋介石此次去三岭，带了宋美龄、蒋经国夫妇以及孙子孙女。他率儿孙拜了祖宗墓，在墓前拍了全家照，进祠堂又拜了神位。三岭的蒋氏族长，比蒋介石大一辈，直呼蒋之小名“瑞元”，蒋则称其为“阿叔”。
族长提出三岭的摩河庵己很破旧，是否修一修，意思是让蒋介石掏口袋，蒋当时满口答应，但哪里还有时间哟。
清明节后的4月15日（农历三月十八日），是蒋经国的40岁生日，蒋介石为其题写了“寓理帅气”四个大字，并制成横匾悬挂在蒋祠报本堂的前廊。此匾有跋文云：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三年未曾或间，自觉于此略有领悟，尝以“寓理帅气”自铭，尤以“‘寓理”之“寓”字体认深切，引为自快，但不敢示人。令以经儿四十生辰，特书此以代私祝，并期其能切己体察，卓然自强，而不负所望耳。看来，蒋介石也在回顾和反思自己的人生。
蒋介石在溪口这一段日子，并不完全沉浸在个人的伤感和对乡邻故旧的装模作样中，他时时关注着南京，关注着长江，关注着前线，仍然指挥调度着国民党控制区的军政事务。
在此次下野之前，蒋经国曾率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通讯网，为蒋退居幕后，预作部署。
表面上蒋介石要求：“全体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话说得堂堂正正，其实，全是作戏，他一边辞掉总统，一边又挂出总裁的招牌。
依照国民党的惯例，政府的一切措施都需中央常委会通过，再交行政单位执行，即以党领政的意思。蒋是总裁，虽宣布下野，不做总统，仍主持中常会，凌驾李宗仁之上，李拿到一个代总统，却是空头称号，无控制全局的权力。
此后，溪口取代南京，成为国民党政权新的政治中心，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纷纷前往晋谒。如：l月29日，蒋介石接见黄少谷，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先行迁粤，就现况加以整顿，再图根本改革。
1月31日，国防部次长林蔚文自南京来溪口。2月7日，李弥向蒋面告陈官庄突围经过及其沿途情形。2月17日，阎锡山到溪口，张道藩、谷正纲同时到达。
3月3日，张治中访蒋。
3月19日，汤恩伯到溪口，约见万耀煌商讨中央训练机构的地点和办法。
3月24日，陈诚自台湾赴溪口。
4月10日，周至柔、胡宗甫到奉化。
4月12日，居正、陈启天访溪口。
从上列频繁的活动看，蒋介石算是世界上最忙的闲人。李宗仁取得头衔，但无实权。行政院长孙科，为了报竞选败北的一箭之仇，行政院拒绝自粤迁宁，公开闹府院分裂。当初桂系，拉蒋下马，欣喜一阵，他们就没有想到，蒋介石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包括华盛顿在内，都扑了一个空。关于这一点，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在其枚里建立电台7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半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2月16日，我在总统府宴请留南京高级军政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人方入席，侍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只好放下碗署去接电话。蒋先生这电话原先打到国防部，部里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
是晚我们一餐未终，顾祝同先后三次接了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的严密，实与退休之前无异。但是所有我对他的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扬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多少回京等事，蒋先生却又推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进入4月，蒋介石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但他仍把自己钉在溪口，期盼着局势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知道解放军一定要过江，但期望李宗仁主持的国共谈判能达成隔江而治的协议；他知道自己已经被美国人抛弃了，但仍幻想美国人能阻止解放军渡江。4月21日晚，蒋介石、蒋经国正在武岭学校观看演出，俞济时匆匆跑来报告：有南京来的长途电话。蒋介石一听，就挺直了腰板，知道有重大事情，示意蒋经国去接电话，蒋经国归来，对蒋介石耳语几句，蒋即匆匆退席。
顿时会场秩序混乱，演出中止。
原来。蒋经国从南京电话得知，解放军于4月20日20时开始渡江，突破国民党军鲁港至铜陵段防线，国民党军第7绥区部队虽多次反击，未能遏止；21日，解放军已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
4月22日，身患小恙的蒋介石急忙飞抵杭州，召李宗仁、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张群、吴忠信等人来杭州会晤，讨论如何应对危局。会议在杭州觅桥机场航空学校举行。会上，蒋介石听到的战况是：
沪宁线已被共军切断，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国军”不是被围，就是在后撒，南京危在旦夕。
蒋介石命令：将南京城的火车站、码头、水电厂都炸掉，把所有部队，都撒到沪杭一带。这仍是持久坚守淞沪，重点经营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的方针。国民党总裁与代总统，这两个巨头以下的一段对话，颇堪玩味：蒋介石问李宗仁：“德邻，你呢？”
李宗仁：“我？当然去广州啰”
蒋介石：“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宗仁：“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蒋介石：“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余地了。”
李宗仁：“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介石：“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
李宗仁：“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介石诚挚万分似地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交出，反嫌小气。”
李宗仁与蒋介石在杭州会议时，就已决定与蒋家王朝同归于尽了。
蒋介石随后拨给“华中长官”白崇禧银洋400万元（当时中央银行没有这样多的现洋，其中一部分就以1万5千两黄金折价，并派专机给白崇禧送到汉口）。
这样，白崇禧率领桂系剩余的100多万军队，与解放军作战到底，做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