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这是蒋介石自析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到台后，他就下决心要“改造”国民党。
然而，当时海峡彼岸大兵压境，全岛上下一片危机，他要团结一切力量对付共产党，“改造”的事只能先放下。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朝鲜战争的爆发，犹如一根“寄生草”。蒋介石看准了这一机遇，迅速发起了对国民党的“改造”运动。
1950年7月26日，国民党中央公布了它的“改造委员会”名单，成员有：陈诚、张其昀、谷正纲、郑彦棻、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玉琴、曾虚白、谷凤翔、蒋经国、萧自成、沈昌焕、郭澄、连震东等16人。
8月5日，该会正式成立，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组织大纲》，其中规定：中央改革委员会，由总裁遴选中央改造委员15人至20人组织之，在本党进行改造期间，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之职权。
该委员会上升为权力核心，取代了原“非常委员会”。
“改造”后的国民党，面貌发生了变化。
一、整顿了刚退守台湾时的涣散状态，重建了党的组织系统，58万党员中，约有21万被开除，且从当地吸收了部分党员，从而加强了蒋的控制力量。
二、削弱了元老们的力量，收回了他们的军政大权；蒋经国进入了党的核心，“一枝红杏出墙来”。
在大陆时代，中国是“四大家族”统治集团的天下。蒋能驾驭他们，但又受他们的牵制；还有一些离离合合的地方势力，“剪不断，理不乱”。而今来到台湾，水银泻地，成了地地道道的“蒋家王朝”。
在这次国民党改造运动中，最大的败家要算陈氏二兄弟了。蒋介石一方面要在党务上找替死鬼，一方面要为蒋家天下打基础，于是决定放逐陈立夫。
对蒋氏父子而言，陈立夫曾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那就是1947年“党团合并”以后，蒋介石派蒋经国为“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立夫以该校乃CC派干部养成所，岂能容他人染指，唆使学生闹风潮，拒蒋经国到任。
这段颇具戏剧性的角逐事件，在蔡省三、曹云霞合著的《蒋经国系史话》曾有以下记载：“岂料事出意外，国立政大的公告栏贴出了校长蒋中正的‘皇皇告示’：奉教育部××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聚集在公告栏前的学生，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嘈杂，流露出一片反感，忽然有人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我们不当孙子’学生中爆发出怒吼，接着人声鼎沸，连球炮发出震耳的口号：”反对儿子教育长！‘’反对父子家校！‘‘蒋经国滚开吧！’“
当晚“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三项紧急决议：（1）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请收回成命，撤销蒋经国教育长的任命，另派贤能之士。（2）全校实行罢课抗议，不达目的，决不复课。（3）在校外展开抗议运动。
反对蒋经国，等于间接地反对蒋介石。“蒋勃然大怒，立即电召陈立夫，予以严词训斥，并令陈立夫即告诫学生，克日复课，遵从命令。”
经过陈立夫的布置，“欢迎蒋经国教育长莅任视事”的巨幅横布标语，在“政校”礼堂前张挂，校园内一切反蒋标语，全部清除。
尽管事后陈一再向蒋陈报调查所得，反蒋风潮的幕后，是“青年军”复员学生带头鼓动，并非CC从中捣蛋。但此一冒失措施，使蒋经国后来与政大无缘，为小蒋播下了清扫CC的复仇种子。造成陈后来不得不乘桴于海，飘然远隐。当时，陈果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已退出政界，在台北精心治病。但陈立夫却精力颇为旺盛。
这次国民党改造，陈立夫还以为他是国民党的老人，驾轻就熟，在情在理。
无论国民党怎样改造，少壮派怎样加入，凭他的历史、地位和渊源，至少一个委员名额不会落空。怎知少壮派一朝得势，便大开杀戒。陈立夫连出任改造评议委员的名字，也险些由于少壮派头目的反对而被老蒋除名。陈在这种苦闷的气氛下，捱不了四周的精神威胁，便请蒋准他离台出国，据说当时老蒋曾为此事，向他作了一番解释，要他顺着时势走，度过国际间的难关。
陈立夫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为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介石送他5万美元，要他束装就道。行前，陈向宋美龄辞行，宋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的反应，颇出宋美龄的意料，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难怪陈立夫要发出“剩有忠奸诉与谁”的感叹。
论交往，陈蒋两家可谓渊源流长。论忠心，陈氏兄弟对蒋介石可谓是誓死效忠。
1905，蒋介石告别老母，只身到日本。当时他想学军事，然而那时日本军校只接受清廷官派的留学生，蒋介石因此终日赋闲在家，饱受盘缠不够与事业未成的双重煎熬。不料，此时他却凑巧的遇见了正在日本预谋革命的陈英士，自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陈英士（其美）是民国前孙中山手下的“激进派”，他强烈作风与猛锐性格，除了造成他后来被袁世凯暗杀的惨死命运外，也深深地影响了蒋介石以及陈英土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两陈的父亲陈勤士是陈英士的长兄，两陈唤陈英士为二叔）。
陈英士结识了蒋介石之后，将他介绍给当时正在日本为革命事业屡遭失败所苦的孙中山。孙中山当时正为手下没有军事人才而大感苦恼，对陈英士和一心向武的蒋介石大为激赏。由于孙中山的鼓励，导引了蒋介石后来回国进入保定军校。
蒋介石和陈英士结识后，两人结为兄弟，彼此以义弟、盟兄相称呼。1911年武昌起义，陈英士在上海发动“军事政变”，占领了民政总署；蒋闻讯，随即自日本伴同学张群连夜回沪、在革命军中充当一名团长，这是蒋出任军事官职的开始。民国建立后，中国被袁世凯控制，革命党人后悔把打来的天下交给袁世凯，于是策动“二次革命”，结果失败。陈英士于1916年在上海被袁世凯派遣的张宗昌人马暗杀。自此蒋介石失去了依靠，只好投靠孙中山。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虽然召开非常会议，当选了非常大总统，但是因为没有枪杆子，所以处处受到广东军人的要胁。1922年，“陈炯明”事件后，孙中山决定要建立国民党自己的军队，于是派在陈炯明事件中帮助孙中山逃难有功的蒋介石南下广州，建立黄埔军校。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蒋介石出任校长。当时钱与人是两大难题，但在陈英士侄子陈果夫的大力赞助下，两大难题分别迎刃而解。他以家传的商业经营手腕，在上海炒做股票，一举成功，所得款项大部赞助黄埔。同时黄埔前四期学生，亦是陈果夫在上海募得浙江、江苏、安徽的4000人以及华中的3000人。
此外，他亦从上海买军火接济黄埔，解决了黄埔有兵无枪的困扰。1926年，陈果夫弟弟陈立夫自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采矿硕士学位返国，获荐任蒋介石私人机要秘书，蒋、陈从此紧密结合，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于区区五年内即告成功。
1926年北伐开始，革命军势如破竹，此时陈果夫担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为蒋本人）。11月陈立夫返国，两人奉蒋介石之命，秘密集结势力，准备打击国民党内的左派力量。
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地位并不高，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在党内地位皆在蒋之上，蒋介石为了斗倒这些人，便以“反共”的名义在上海进行清党，陈果夫在国民党二届中执会掌握组织大权，在此次清党工作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清党期间，国民党左派逼使蒋介石于1927年8月第一次下野，出走日本。但是蒋在离开中国前，他预作绸缪，把军校交给了朱绍良（当时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党务则交给陈果夫，准备东山再起。当时，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已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叫“浙江革命同志会”的地下组织，结合“青帮”的黑社会武力，对反蒋的左翼分子与国民党人作了一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蒋介石出走日本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老军人李烈钧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上海的二陈兄弟，即以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召集了留在上海的各省市党部人员，组织了一个名叫“中央俱乐部”的组织以资抗衡，这就是CC派的起源。
提到CC派（当时称为CC团），有人说是二陈英文姓氏合在一起的简称，也有人说是中央俱乐部英译CentraIClub简称。实际上中央俱乐部确以两陈代表人物，这两种说法其意义是一样的。
蒋介石到南京复职后，陈果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CC团”也在陈果夫的指挥下，继续拥戴蒋介石，为他排除异己，把持中央及各省的“清党委员会”，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及民主人士，造成一场暴戾的白色恐怖。
CC派因为和蒋介石反共的路线不谋而合，便在国民党内迅速扫荡异己，建立了自己庞大班底。
为了彻底清除党内左派和维护党员对蒋的效忠，陈果夫决定设立一个国民党自己的党工训练学校。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成立，蒋介石任校长，陈果夫任总务长，从此CC的势力更为庞大，党内人士争相投靠CC，蔚为升官发财最时髦的风尚。
蒋、陈家族最风光的时代，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被看成是国民党中除了蒋介石之外的头号人物，两陈除了掌握党权之外，还分别拥有全国大多数银行的主控权，以及全中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中统的领导权，其庞大无比的影响力，在当时几乎无所不为，无所不能。
蒋、陈之所以得天下，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蒋缺陈，必难成其霸业；而陈缺蒋，则谈不上后来的大红大紫。
正是因为这种渊源，四大家族中，只有他们陈家追随蒋家到了台湾。
淮海战役后，蒋介石决定“引退”。陈立夫先是力劝蒋死守南京，没想到，蒋却把他痛骂一顿。蒋下野后，他也下了跑到美国的决心。
1948年秋，《世界道德重整会议》在美国召开，陈立夫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出国了。陈在美期间，曾遍访美国朝野首要，与杜鲁门、马歇尔、杜威等人都有频繁的接触，稍后又到英国等地进行考察，一直游滞了三个多月才兴尽而归。
陈立夫回国时，正是张群访问日本结束前后，因此许多敏感人士都强调了陈立夫出国的外交色彩，而把张陈二人比做国民党政府外交阵线上的东西两个触角。
其实，张群到日本，是政学系独霸政坛，大红大紫的最初几天，也是他本人遍飞国统区出尽风头的时期，而陈立夫出国则是静悄悄的偃旗息鼓，甚至自上海起飞时，只有潘公展、方治等寥寥的几个人到机场送行，连上海东道主人吴国桢都未露面，可见陈出国时的黯然。
然而，陈立夫在这种低调的情绪中，除了和美国反共派握手言欢外，仍替国民党政府或者说是蒋介石做了相当的事情。
当陈立夫默默地踏进国门的时候，有几桩事情摆在他的面前：即政学系的人正在政治舞台上春风得意，立法院内意见分歧争斗激烈；其兄陈果夫奄奄一息地睡在病榻上。显然，这种情况不是构成他有所作为的环境，所以归国后的陈立夫，看来比出国时更加沉默。他对时局好像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能不出面就不出面，出面做事时，这事一定是“总统”的意志。譬如陈刚到上海，听说南京立法院内正有小小的风波，以陈顾远为首的太子派连遭打击，甚至连孙科也露出倦动之意。
于是，陈立夫特意在上海多住两天，没有参加立法院集会，以避瓜田李下之嫌。
此后，国民党为了推行所谓的总体战，决定党政军统一指挥，湖南与河北的省党部主任委员都由省主席兼任，党政合并实际上是取消党部。这个现实的做法，对陈立夫不能说不是打击，然而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好像无动于衷，从种种角度看，归国后陈立夫是处于“隐居”地位，换句话说，以陈立夫为代表的CC集团，当时不能说是穷困潦倒，但说他们“静以待动”至少不过份。
同样地，在立法院中，也有类似的现象。虽然传说陈立夫在立法院中拥有350到400个席位，但从逐日的集会中，看不出他有多少集体的力量。因为当时立法院中个人主义笼罩一切，谁也不服谁，任何方面的人只要能出头，就必然受到打击。CC集团的人，自也不想在这种局面中有所作为，因为说政府好话不会得到舆论的好感；放大炮者遭人忌尚是小事，还会牵扯到政治纠纷，替自己找麻烦。于是，与陈立夫相同的作风，便渐渐传染到CC派的每一成员。在立法院集会中，除程天放、张道藩、肖铮等常说几句话外，很少看到陈派其他立委有任何活动。
1952年“双十节”，国民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七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政纲》和《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大会检讨了国民党存在的弊病：党的组织松懈，精神涣散，党纪废弛，党德沦丧，若干党的决议未能贯彻实施，遂致革命功败垂成，国家几于覆灭！现本党改造重建，前途日见光明，本大会全体同志于痛定思痛……固应益加反省，对革命失败的教训，更当永志不忘。
这该是实践王阳明“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的“知行合一”学说吧！
难怪把蒋介石要把草山更名为“阳明山”，看来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了。
大会通过了“反攻大陆”的决议，即：向中共进行心理、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作战。“反攻大陆”的确是蒋的本心，也代表了部分人的意愿。他希望美国全力支持，但也感到不可能，便只要求“精神上支持便够”；他宣传中共是苏联的工具，但又多次说，反攻大陆时，“俄不会出兵”。
大会再次选举蒋介石为总裁，选陈诚、蒋经国、张其昀等32人为中委，郑介民等16人候补。在随后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陈诚、张道藩、谷正纲、吴国桢、黄少谷、蒋经国等10人当选为中常委，张其昀为秘书长。
新的中常委的产生，标志国民党“改造”的完成。
原来的元老及文武要员怎样处置呢？这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历史上有“得天下”以后“诛功臣”的古今经验，似乎还没有“失天下”以后如何对待他们的借鉴，蒋的创造是设“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和“战略顾问”等闲职。
一是设立“中央评议委员会”，由吴稚辉、于右任、何应钦、钮永建、阎锡山、胡宗南、陈济棠等48人组成，名位甚高，实权无有，敬之以礼。“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古人已把这个问题说透彻了。
二是实行军官假退除役制度，公布的假退出役人员名单有：
一级上将，阎锡山、徐永昌；
二级上将：何键、林蔚、朱绍良、杨爱源；
中将加上将衔：孙震、杨森、李品仙、罗卓英、钱大钧、刘士毅；
中将加上将待遇：秦德纯，俞济时；
中将：陈继承、周垒、韩德勤、万耀煌、熊斌、徐庭瑶、谷正伦、贺国光、刘汝明；
……
中将计37人，少将80人；此外还有大批上校、中校和少校。
台湾官多兵少，这些将校们不宜再掌兵权了。
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纷纷遭到蒋介石的贬逐。有的因为与蒋有宿怨，如白崇禧在台湾如同软禁，当“国大”罢免李宗仁“副总统”之职时，白崇禧故意高举赞成罢免票，以表心迹。白这种“待决之囚”的处境，叫台湾同仁见了为之可怜。白崇禧和薛岳的家，都曾被蒋介石派人搜查过。何应钦到台湾只被任命为无实权的“战略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以后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在大陆担任了最后一届行政院长，到台湾后即住到台北郊外山上，写什么“反共”理论文章去了。
还有一些被称为“私蓄较丰而意志薄弱”的党国要人抱失败主义，将台湾视为“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纷纷逃往海外，他们“自己放逐自己”，不属蒋“总统”所排挤之列，如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滞留香港。
危殆中的台湾，终于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获得了喘息和“改造”的机会，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美国军队打过鸭绿江，以便他们反攻大陆。
可是，朝鲜战争整整打了3年，最后还是在原来的南北朝鲜分界“三八线”附近签订了《停战协定》，蒋介石的企望又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