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50年元旦，蒋介石并没有在台北欢度新年。已经覆亡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年前12月7日就迁到台北市，旧时的总督府插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挂出“总统府”的牌子，却没有政府首脑。“有国无君”（实际“无国无君”）的局面，已经好长时间了。眼下李“代总统”在纽约割治十二指肠，滞留不返。台湾实际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这时正与蒋经国隐居在台湾中部日月潭的涵碧楼，寄情于山水之间，“兴叹英雄末路的悲怀”。
除夕日，蒋经国曾陪蒋介石荡舟日月潭，借垂钓聊以解愁。老人孤舟，随波逐流。蒋经国望着须发已斑白（蒋虽不蓄须发，但也能辨出黑白）的父亲，不禁悲从心头起。
这时，蒋介石握着的鱼竿猛一颤，鱼线紧绷，蒋连忙收竿，一条约五尺长的大鱼，无可奈何地跃出水面。
划船的人献媚地说：“总统，这样大的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
“好！好！”愁眉苦脸的蒋介石微微露出笑容。蒋介石一生迷信，除夕得大鱼，岂不正应“年年有余”的好兆头，1950年会是时来运转的。
元旦这天，蒋介石去教堂，做完祈祷，回到寓所，筹划应付对即将来临形势的对策。新华社的广播，是一定要听的，尤其是重要的社论、“时评”等。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庄严重申：“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立场、态度，原在蒋介石意料之中。美国如何对待台湾，是蒋介石最关心的，视为生死存亡的关键。
华盛顿数度集会，反复讨论国民党政权能否得救的可行性。会议分为两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菲律宾、日本将受威胁。于是他强烈主张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蒋介石防守台澎。这代表美国的所谓“鹰派”的典型意见。国务卿艾奇逊予以驳斥，他说，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从头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所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就已经看出美国民主党政府对蒋已感绝望，在这份美国的外交文件中，“蒋介石”三字，已成为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独裁、专制的代名词。艾奇逊有意将蒋介石说成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还进一层说，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
杜鲁门总统作最后裁决，他支持艾奇逊的见解，于是拍板定案。对这件事，有舆论说，杜鲁门这个脾气倔犟的密苏里老农，还在忌恨两党竞选时，蒋介石以金钱支援杜威，现在他仍在泄私愤。事实上，杜鲁门不能公然以武力侵占台湾，是慑于美国及世界人民的反对，因这时尚找不出任何侵略的借口。
1950年1月4日，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将美国对台湾的意见，公开诉之于众。杜鲁门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
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的，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美国同时宣布，自台湾撤走侨民，美国留驻台湾的，只剩一位领事级的代表。
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看来社鲁门存心坐视蒋介石“自生自灭”了。
更使蒋介石感到不安的消息，就是美国国务院里的苏联问题专家们（蒋介石将这些人说成是“亲共分子”），再度推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人说服杜鲁门的理由是，再延迟与中国建交，只有利于苏联，使毛泽东更靠近斯大林，而危害到美国的远东利益。
新年伊始，台湾便笼罩着很浓的失败空气。美国公开抛弃台湾，传及世界每个角落，蒋介石虽严命台湾报刊，不许走露半点消息，但人们还是从各种迹象上感觉到了这点。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蒋介石能在台湾呆一年以上。
高官富贾，开始溜之大吉。只有宋美龄，在逗留美国数年后，不愿再受杜鲁门的冷漠鄙夷，于1月19日默然回到“孤岛”，帮助丈夫“保卫大台湾”。
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他在台湾恢复“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蒋介石复位后，每天清晨6时，台北介寿路准时响起“中华民国国歌”，青天白日满天红之旗徐徐升起。
那里是“总统府”的所在地。路名为“介寿路”，是纪念蒋介石60诞辰时取的。“总统府”原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改称“介寿馆”，复任“总统”的蒋介石，就在“介寿馆”3楼办公。
这一天，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忽然出现一本不平凡的书，书名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乃海峡彼岸他的政敌毛泽东。
毛泽东此书写于1936年12月。在它的千千万万的读者之中，蒋介石是最特殊而读了最有体会的一位。因为毛泽东此书所写的，就是如何打败蒋介石的战略问题。当年，蒋介石就翻过这本书，无奈，他正忙于跟毛泽东打仗，心静不下来。
如今，他是败军之将，正在作沉痛的反思。读毛泽东此书，使他感慨万分。
他这才明白，毛泽东确实是一位熟知战争规律的战略家。毛泽东正是用这些战略战胜了他。
毛泽东写道：“弱军对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
可不是吗？毛泽东经常用的就是这一手。
毛泽东又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解释……一切的‘走’都为着‘打’。”
毛泽东也常用这一手。
最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的是毛泽东书中的一段话：“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蒋介石不正是毛泽东所说的蠢人吗？
此时此刻，他后悔当初过分相信武力，使自己的外国朋友撮合中国和平统一的计划一再流产。
抗日战争胜利前夜，美国总统派到中国的特使曾撮合过国共两党的合作。1944年11月6日，美国驻延安代表团团长瑞德上校像平时一样到机场去接来自重庆信使班机，这个代表团是由于罗斯福的压力，经蒋介石同意派出的，成员人数常在十几个到二十个之间，中间有使馆官员、战略情报特工人员等。
飞机徐徐停落，机舱开处，一位佩着闪闪发光勋章的美国将军出现在门口。
这一天刚好在机场的周恩来见情忙问：“那是谁？”
“那是帕特里克。约瑟夫。赫尔利少将，他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包瑞德回答说。
“先让他呆在这里，我去找毛主席。”周恩来说完，立即坐车回城了……
正准备下机，赫尔利又回到了舱内。他靠向窗口，打量着视野内的这片黄土地，心中很是得意。5个月前的6月21日，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派来了一位重要特使——副总统亨利。华莱士。3天后，华莱士离开重庆去昆明，蒋介石在送他前往机场时暗示，要罗斯福给他派一名新的显要人物来。
美国总统照办了。他选择的这个人就是赫尔利少将。赫尔利当时61岁，尽管他的红头发已经变白，另外还配上一撮值得夸耀的白色小胡子，但是他的眼睛却还和以往一样碧蓝，那6英尺2英寸的颀长身材仍然是腰板挺直。
赫尔利到达重庆时，带来了两名中士衔传令兵。重庆的外交官挖苦说，这两个传令兵的主要职责是帮他穿束身衣。
外交官们知道，赫尔利是位性情暴烈的俄克拉何马人。他的家庭具有暴力的传统。父亲是一名穷苦的爱尔兰移民。他是在1882年乘坐敞篷大车到达俄克拉何马的。有一次，他因一个儿子回家太迟，狠揍了儿子一顿。这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孩子试图跳上一列货车离开家乡，但却葬身车轮之下。父亲是个煤矿工人，剩下的这个儿子在11岁时下了煤矿。从印第安纳的一所学院毕业后，赫尔利当了律师，到1911年，成了乔克托族的代言人。人们常常认为他有印第安人的血统。产生这种错觉，是因为他喜欢在心血来潮时，发出乔克托人打仗时发出的令人胆寒的呐喊声，或者跳上一通乔克托的蛇舞。他成了塔尔萨的一名有成就的律师，同大西洋舰队一位将军的女儿结了婚。后来，他当上了胡佛的陆军部长。赫尔利当上部长后，最先于1931年访问了中国，对中国的一些基本情况了解得十分浅薄，以致在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提到蒋夫人时，竟称她为“石夫人”。
赫尔利这次来到中国后，曾断送了不少在中国的美国职业外交官的前程。在他青云直上的仕途上，铺满了这些外交官的尸骨。
赫尔利属于那种不时出现的、有趣的怪人之列。他是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
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但却口若悬河，使别人很难开导他。蒋介石对此却不以为意。委员长宁愿要这样的美国人，而不要那种能讲能看中文、又在中国人中间生活过很多时间的美国人。
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曼斯非尔德曾在重庆对赫尔利作了3小时的战时拜访，日后他回忆说：“他讲了2小时47分钟，我讲了13分钟，这差不多正合适。”
包瑞德上校对赫尔利的这种偏执的怪癖就不那么能容忍。包瑞德刻薄地说：
“他讲的话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思维上的联系。”
在中国呆了10年的赖斯被召去向赫尔利汇报，他同这位将军在一起呆了45分钟，除了一句表示敬意的“你好”和一句茫然的“再见”外，赖斯在谈论中根本没有张过口。当中全是赫尔利一个人的令人费解的独白。
不过，赫尔利倒耐心地读过赖斯的两份报告。其中一份是同上海来的难民的谈话。这些难民说，在他们的城市上空，一架美国飞机都没有，盟军把他们丢给日本人了。有人谈到要轰炸日本人占领的汉口码头，但是蒋介石反对。蒋说，要是他允许这样做，那里的中国人永远不会原谅他。赫尔利所以对这份报告感兴趣，是他想用赖斯报告中谈到的上海人的心情，来影响蒋介石，使他在汉口问题上让步。当然，赖斯这次也只能作为一名好听众，他给给赫尔利留下了深刻印象。
另一位美国驻华外交官斯普劳斯也有一次差不多的经历。他同赫尔利初次会面时，他听了45分钟对高斯大使、文森特、戴维斯以及谢伟思等人的苛评。而这几个人都很受斯普劳斯的尊敬。斯普劳斯后来说：“我平生从未受到过这样严峻的考验。赫尔利只知道我是一名中国问题专家。这本身就使我受苦了。”
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高级人员把赫尔利看作疯子，以到将他提出的一些计划，当作“滑天下之大稽的歇斯底里之作”而束之高阁。赫尔利则感到，国务院受到宣扬三种异端邪说哲学的人控制。
究竟罗斯福为什么这样宽容赫尔利，人们很难揣度。比海特这样解答这个问题：“赫尔利通过同外国政治家的交往，相信了这样一点：握手、微笑、相互打趣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人之间的友好表示，能把长期存在的事关重大的问题一扫而光。在这个意义上，他很像罗斯福。”尽管罗斯福轻蔑地称赫尔利是“许许多多冒牌将军”之一，但却派遣他去执行一个又一个大出风头的使命。1942年初，赫尔利被正式指定为驻新西兰公使，但他竭力争取被任命为驻澳大利亚公使，以接替纳尔逊。约翰逊的职务，这一点未成功。他还为罗斯福出使苏联和中东做工作。
到1943年底，他还帮助起草了关于伊朗的宣言。这个宣言是很重要的。
快到1944年8月18日，罗斯福指示赫尔利：“从现在起，你被任命为我派到蒋介石委员长那里去的私人代表，你要直接向我汇报。你的主要使命是促使委员长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确立有效的与和谐的关系，以便于史迪威将军行使调遣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9月14日，在赫尔利整装待发时，美国驻延安代表团成员谢伟思，继续从延安发回他苦心写出的报告。他在谈到共产党的时候说：这里似乎没有蠢笨、软弱或懒惰的人。这种朝气不仅是身体上，而且是理性上的……共产主义，在我看来，尤其是在中国，主要是一种理性事业。
它在中国的发展，经过了没有完全受一个或一种信条统治的时期。
他接着写道，共产党是充满自豪感的，是坚强、坦率、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统一、廉洁、民主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些不好的气质，其中有：抹杀个性，思想和言论都要一律，缺乏幽默感。他还写道：有人会说，共产党的有利之处在于他们有一个“事业”。他们利用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样一些有直接吸引力的口号，唤起底层民众的共产主义，或者说，他们找到了当年曾推动太平天国运动或义和团运动的那种热情。
事实上，从来听到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论点。就连国民党也不屑于提出这种论点……得出这样的结论看来是站得住脚的：农民支援，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同他们一道作战，是因为他们确信，共产党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共产党使农民得到了一些明显的好处，因而，确立了这样的信念。这种好处应当是改善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不管这种改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它应当是趋向民主的，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
……我们还不能说，共产党宣称要实行民主政策是出自真心。但至少部分地是出自真心，这才是对于共产党军队表现出这样大的民众号召力的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
两天后，9月6日，赫尔利到了重庆。陪同他去的有奉罗斯福之命前去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纳尔逊。9月7日，赫尔利同蒋介石第一次会晤，委员长告诉他，史迪威还是可能指挥中国一切军队的，这使赫尔利感到很高兴。
但是，当蒋介石看到史迪威提出的改组方案时，他又很快地缩回去，不照他的这一承诺去做了。
9月19日，又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信息传到了重庆，这是从加拿大的魁北克传来的，当时罗斯福和马歇尔正在那里同邱吉尔会谈。“鉴于罗斯福公开表示愿同共产党和解，鉴于在不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其他地区内出现的不同政见活动”，罗斯福已经发现“蒋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进步思想”。在这封加拿大来信中，罗斯福尖锐地批评了蒋介石，对他说：“只有你立即采取行动，才能维护你多年斗争的成果和我们支持你作出的努力。否则就会招致军事灾难，到那时，无论是政治考虑还是军事考虑，都将付之东流。”信中还要求给史迪威以“不受限制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的权力，以避免那种灾难的发生。
这封信一到重庆，赫尔利就看到了，他反对递交这封信。他意识到，如果见到这封信，蒋介石就会勃然大怒。因为，那样一来，他的“委员长”头衔就成问题了。
但是，史迪威一直同蒋介石有矛盾，因此他很想刺刺他的宿敌。他递交了这封信，而这封信的作用，比预计的还要糟糕。因为蒋介石得到的印象是，这封信也是史迪威起草的。
蒋介石通过赫尔利给罗斯福的回信说，以前所作的有关史迪威的一切安排，以及扩大他的指挥权限的事，全部作废。委员长宣告：“既然我已经弄清楚，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与我合作，而且他自以为他是被任命来指挥我的，那么，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蒋介石后来对赫尔利说，他认为，史迪威“是伙同共产党来推翻中国政府的”，而赫尔利也就信以为真了。他本人也相信华盛顿有一个共产党阴谋在实施中。无论如何，除了伴随着移交指挥权而来的各种手续，史迪威的使命也就完结了。
10月9日，即国民党政府国庆的前夕，谢伟思向史迪威作了例行汇报：“共产党已得到广泛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将在未来的中国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我提议再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使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它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对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同一天，谢伟思同毛泽东又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表现出十分了解美国政治的详细情况，并“谈到，即使要对国民党施加任何直接压力，那也得等到总统连任以后。因为蒋介石是总统扶植起来的，总统不会作任何有损于他信誉的事情，除非到连任的大局已定之后。”在这之前，毛泽东曾邀请赫尔利到延安亲自对共产党作出估价。所以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对他发给赫尔利的邀请没有得到答复表示关注。
就在谢伟思和毛泽东谈话的几个小时之后，美国陆军上校麦克纳利来到延安。
他是谢伟思在北京学汉语时的同学。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追忆往事，麦克纳利便郑重地说，赫尔利没有答复毛泽东的邀请，因为他认为，即使只是宣布接到了这样的邀请，那也等于含蓄地承认共产党是一个政治实体。因此，至少在国内的选举日到来之前，这位总统私人代表不愿采取可能使选民改而投票支持别党的步骤。
不仅如此，麦克纳利接着说，自从赫尔利到了中国以后，谈论给史迪威以统帅中国一切军队的权力，不如谈论蒋介石关于解除史迪威职务的要求多。
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蒋介石发表了节日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他将在抗日和维护他的领导权这两条战线上作战，并明确提出，外国别干涉中国的内政，而这种插手中国事务的大国，当然只有一个。蒋介石在这个时候私下告诉赫尔利，史迪威正在同共产党合谋推翻他的政府，这个政府已经受到严重的干涉。
赫尔利立即报告罗斯福：“就我所知，再也没有像蒋介石这样富有领导才干的中国人了。蒋介石和史迪威是势不两立的。您面临着是要蒋介石还是要史迪威的选择。蒋介石同意了您提出的每一个要求、每一项建议，只有对史迪威的任命是个例外。”10月10日，谢伟思在延安给史迪威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希望给他的将军以鼓劲。那是一份写得“仓促激烈”、开门见山的文件。他写道：“虽然我身处延安，只能从远处观察重庆和华盛顿的最近事态，但是，相信你会允许我继续以坦率的态度，写出附在信后的、更加有力的政策备记录。我认为，现在是对蒋介石和他的中央政府采取这样一项政策的时候了。”谢伟思的备记录中谈到的问题有：看来，我们仍然从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出发同蒋介石打交道。这种假设就是：蒋介石就是中国，我们的事业需要他。为了战争，也为了我们今后在中国的利益，现在是采取比较现实的方针的时候了。
国民党政府处在危机之中。它最近的失败已经暴露了它军事上的无能，而且使即将到来的经济灾难会更快地来。
……由于国民党的失败暴露了它的弱点，中国国内的不满情绪在迅速增长。
这个党的威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蒋介石正在失去作为领袖一度受到的尊重……
我们不必由于蒋介石是亲美势力或民主势力的代表而支持他。中国所有的人，所有其他重要政党都对美国友好，都期望美国现在和在战争结束之后来拯放这个国家……
我们不必对蒋介石抱什么感谢之情。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是些自私、腐败、无能而又碍事的家伙。蒋介石本人同我们打交道，也一直要弄各种机会主义手法。
他要求过高，言而无信，欺骗讹诈，讨价还价，等等，等等。蒋介石是被本国人民逼得无法才起来抗日的。他要我们拯救他，使他可以继续征服自己的国家……
我们应该以下面两个事实作为我们对华政策的指南。一是，我们同蒋介石打交道时，如不采取强硬态度，就不能获得成功。二是，不考虑到中国的反对势力——共产党、地方势力和自由派，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以前，有人拿中国与南斯拉夫比。这种比法越来越恰当了。只依靠在重庆同国民党商讨问题的办法去寻求中国的统一，去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并在广大的地区内动员民众，那是不切实际的。……危机在于这是需要奋力向前的时刻，而不是可以稍有懈怠的时刻。
我们不能让蒋介石用“谁来当美国司令”这样的无谓讨论来浪费我们的时间，使我们忽视了对重要问题的注意。这是一个花招。
就经验而论，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只有一个。任何了解中国情况并关心美国利益的人，都不会中蒋介石的意。
我们应当摒弃那种认为中国是统一的、我们只能同蒋介石合作的自欺欺人的看法。那就等于把王牌交给了蒋介石……
在同蒋介石的扑克游戏中，我们比任何时候都牢固地掌握着所有的王牌。现在是我们打出这些王牌的时候了。
史迪威对这种要在最后时刻助他一臂之力的尝试一直没有理会。尽管如此，谢伟思还是像他每次写报告一样，把备忘录的副本寄给了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
时常能看到美国驻外处交官信件的宋子文，看到了这份赫尔利给他看的备忘录。
赫尔利指责谢伟思把另一副本给了在延安的共产党人。谢伟思对此矢口否认。
日后，赫尔利公布了这个文件，指责它是谢伟思不服从他的证据。事实上，谢伟思并不是他的下属。据国务卿贝尔纳斯说，谢伟思完全有权给史迪威写信。
谢伟思激烈指控蒋介石的做法始终未得到院外援华集团的原谅。这个由中美两国政治家和财界人物组成的、能量很大的集团认为，美国应确保蒋介石继续控制中国，至少也要保全他的面子。
谢伟恩的“双十节”文件，还是被收进了众议员周以德编撰的《国会记录》中。周以德在中国当过行医传教士，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名誉党员。他在1942年当选众议员之前，曾说过中共一些好话。但后来，他彻底改变了立场，他在把这份备记录收入《记录》时，加上了这样的话：说明早在战争期间，我国政府的代表已经在进行反对中国政府最高级官员的阴谋活动。中国政府本来有权指望它的盟国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它解决压倒一切的问题。国民党比谁都清楚地知道，若是没有我们的同情和支持，它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而美国的官员却坚持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负责人采取高压手段，逼它同共产党叛匪搞所谓的合作。
周以德在谢伟思给史迪威写备忘录之前访问过中国。当时在重庆的国务院驻外处官员不大喜欢这位众议员。他们到处散布说，他下车就哇啦哇啦，临走的时候还是哇里哇啦，在这中间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讲的话。他来的时候，一位奉命照料他的国务院官员，曾请求在场的美国官员对他以礼相待。但是，外交官们越是想到这些，越是感到生气和抵触。
一天晚上，原定几个人同他共同进餐，但他们没有赴约，而是聚集在他房间上面的那间屋子里唱歌。他们希望所唱的“可怜的周以德已经死去”的谐音歌词能传到他的房间去。返回华盛顿后，周以德对文森特说，在重庆，一位有见识的朋友告诉他，国民党固然没有能力执政，可是要推翻它却也不易。
1944年10月底，这是一个人事变动频繁的时期。史迪威从令人心寒的重庆调回美国；戴维斯同埃默森一道北上延安。戴维斯到延安后，见到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身材高大魁梧，有一张温和的圆脸盘……他极其沉静安详，充满信心。周恩来则面部清瘦……动作轻盈敏捷。他会成为一位很适宜上镜头的外交部长。“
谢伟思此时被召回华盛顿，表面上是例行的工作调动。在他回美国的途中，他在重庆同赫尔利晤谈了一个小时。赫尔利给了他三分钟讲话的时间。
在这便短的宽限时间内，谢伟思只来得及重申了自己在激动之下写的“双十节”文件中谈到的、确信赫尔利会亲自到延安去谋求中央政府同共产党的和解。
赫尔利此时感到，蒋介石的势力和毛泽东的势力没有理由不协力打日本。他激动地说：“见鬼，谢伟思，我一定要让共产党得到武器。”
10月28日，史迪威被召回国，几天之后，报纸刊登了高斯大使辞职的消息。
高斯非常沮丧。他对接替史迪威使命的魏德迈说：“我们应该把整个中国政府抛弃掉。”他知道自己在中国不会呆多久，便要谢伟思回国正式向国务院转达他打算很快引退的意愿。
在首都华盛顿，霍普金斯对谢伟恩说，罗斯福打算让赫尔利任驻重庆的新大使，并就此征求他的意见。
谢伟思说：“这是灾难。”
尽管如此，赫尔利还是被任命了。人们常说，谢伟思是当时的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而实际情况也却是如此。
报界纷纷探询这些人事变动的背景。文森特告诉副国务卿格鲁说：“当记者们提到中国的国共关系时，我就竭力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中国的实现统一，现在更迫切了。目前，我们主要是关心在中国有效地进行战争。
在情况表明变革、改造和其它行动能导致战争有效地进行的地方，我们是赞成这些做法的。“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位在战场上遭到惨重挫败的将军发表的乐观战报。
在重庆以说大话著称的赫尔利终于出现在延安了。
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这是他第三次连任了，在他的当选前一天，赫尔利将军乘坐信使班机到了延安，事先没有通知中国共产党的任何人。
“今天，我要进入共军控制区了。”赫尔利把这个打算告诉了罗斯福总统，他希望总统相信他是在扮演一个真正的无畏将军的角色。
周恩来在离去的十几分钟后，又和毛泽东乘坐一辆旧卡车来了，后面跟着匆忙召集起来的一营八路军部队中国共产党人为这位不速之客举行了一次临时安排的检阅。
赫尔利的表演也不逊色。他为欢迎他的人表演了刺耳的乔克托族印第安人打仗时的呐喊。然后，毛泽东、周恩来、赫尔利和包瑞德上了回城的卡车。
他们在尘土飞扬的路上颠簸，没有交谈，只有典型的赫尔利独白，包瑞德竭力将它翻成汉语。这个任务实在不轻。赫尔利看到路旁的田间有一个农民在抽打骡子，就大声嚷道：“查理，抽它另一边！”
赫尔利住进窑洞后立即告诉在延安的其他美国官员，他带来了一份协议草案。
他预计共产党是会在上面签字的，而且他回重庆后，也能使国民党在上面签字。
其中有的美国外交官对中国当时的情景比较了解，他们谈到，共产党可能不像他预料的那样容易打交道。这使赫尔利很不高兴。
第二天，11月7日，是中国通戴维斯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就中国的局势，提出了自己最终的看法和结论：美国是中共最大的希望所在。他们意识到，他们要是得到美国的援助，哪怕是与蒋介石平分秋色也罢，他们很快就能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控制中国的大部，乃至全部。因为，蒋介石的军人和官僚们，大多是些机会主义者。
要是共产党显得比中央政府强大，他们就会抛弃委员长。
共产党最担心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向蒋介石提供的单方面援助越多，他加紧发动内战的可能性就越大，共产党要统一中国所花的时间就越长，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
因此，中共是以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我们的。要是我们继续不理睬他们，支持蒋介石，他们就会逐渐地将我们视为敌人。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同我们做朋友的。这不光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而且他们意识到，我们使中国实现强大、独立和民主的战略目标，是能够同他们的民族主义目标一致起来的……
只要蒋介石能够争取到外国像支持他抵抗日本入侵中国那样规模的干预，他就能粉碎共产党。但是，外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干预，看来是不大可能的。委员长靠那支士气不振、无精打彩的军队，那腐朽的官僚体制，那毫无用处的政治道德观，以及他得到的外国小心翼翼的支持，有可能把中国推入内战的深渊。然而，在日本人下决心进行了7年多的努力都没有免遭失败的地方，他是不会成功的。
共产党已经强大到对付不了的地步了。年战的结局也许是双方都拼个精疲力竭，陷入僵局。中国将王少分为两个阵营，蒋介石降到一个地方军阀的地位。共产党在内战中，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进而控制全中国的可能性，是不要忽视的……
要是委员长既不发动内战，又不同共产党达成谅解，那他面临的仍然是失败。
蒋介石的封建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充满生气的现代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
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
这番话，使戴维斯被打发去了重庆。在延安，没有会讲中文的国务院驻外处官员能参加赫尔利次日同毛泽东、周恩来举行的会谈，不过，包瑞德还在。
会谈中，赫尔利滔滔不绝的讲话，使包瑞德感到惊讶。包瑞德回忆说：“他对共产党人说，要是对提出的统一条件不满意，那你们的希望是什么呢？
在第二次会谈中，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他们的条件。赫尔利研究了一番以后说：“先生们，我认为这是正当的，走得还不够远。‘他又提出了补充建议，实际上是把月亮放在盘子里，拱手送给共产党人。这使我又一次惊讶，卧为在那之前，我一直把他看作是个十分精明的谈判能手。毛泽东和周恩来似乎也被他的建议惊呆了。由于赫尔利提出了超出情理的建议，他们非常高兴。”
赫尔利提出的五点建议是：（1）国共两党“为实现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联合、早日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而共同努力”；（2）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和一个联合的全国军事委员会；（3）中国将成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
建立司法制度，实行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4）
将由这个新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把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组织起来，把外国提供的援助平均分配给他们；（5）这个中华全国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以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性。“
五点方案是在11月10日那天摆到延安机场上的一块石板上的。当时，赫尔利的飞机正在做起飞准备，毛泽东、周恩来和赫尔利都庄严地在这个方案上签了名。
赫尔利满以为很快就能使蒋介石也在上面签名。陪这位将军返回重庆的周恩来却不那样有把握。
周恩来对赫尔利说：“将军，你一定要首先把这个方案拿给蒋介石本人看。
不要让宋子文看见，他会制造障碍的。“赫尔利同意了。
但是，他一到重庆，就把这个文件给宋子文看了。事情到此也就告吹了。
赫尔利原先以为国民党会就范。他所不知道的，正是他身边的有些美国人所告诉他的，任何对国民党当局所作的善意，不可能总是行得通的。
在重庆，赫尔利对戴维斯说，要是统一谈判破裂，过错不在共产党，而在蒋介石。但是，戴维斯本人也不打算就此放弃对蒋介石所怀有的信心。虽然他认为“不应当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政治上破了产的政权”，但是他在11月15日说：“我们不应当在现在这个时候抛弃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抛弃他，对我们是害多利少。
我们暂时还应当继续承认蒋介石的政府，给他以名义上的支持……组织一个使共产党占有满意地位的联合政府，是我们打破这种僵局最可取的办法……“蒋介石立即提出了一个三点方案来取代赫尔利的五点方案。国民党提出的建议原则上是共产党要服从国民党，而不是与它平起平坐。
周恩来把这个方案带到了延安。
赫尔利仍然希望能实现某种和解，尽管他没有理由感到乐观。他很快写信给罗斯福说：“打败日本当然是首要目标。但是，我们大家都明白，要是中国的两大军事力量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内战就很可能随之爆发。”
这是赫尔利能够告诉罗斯福的最好消息了。
11月17日，罗斯福倒的确有好消息告诉他：总统任命他为驻华大使。
赫尔利当天就接受了这一任命。
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愤怒异常。他们本已接受了赫尔利提出的条款，现在国民党又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显然，赫尔利对之表示了赞同。
毛泽东、周恩来对包瑞德说：“赫尔利将军说，我们要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就能得到全世界的承认。假如我们被蒋委员长捆住手脚，那世界的承认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毛泽东当时大发雷霆，他指责美国人既提五点建议，又同意蒋介石的三点建议。并说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篮子，要靠人施舍。
包瑞德很吃惊。中国人发脾气就等于是丢了面子，而毛泽东已是怒气冲冲，差不多变得粗鲁起来了。
在重庆，当包瑞德尽职地把发生的事向赫尔利做了汇报后，赫尔利也发起火来。包瑞德后来说，这火主要是“对我发的，因为我做了汇报。事实上，我感到有必要提醒他注意，我并不是毛泽东，我只是可怜的老包瑞德。但是，自此我的厄运就来了。”
赫尔利将军一下子成了赫尔利大使。作为对他这一新身份的假意祝贺，他的部下立刻奉送给他一个新雅号：“将军大使”。
赫尔利撮第一次撮合国共合作的事就这样告终了。毛泽东和朱德称他是“小丑”，适成对照的是，蒋介石对罗斯福说，他把赫尔利看作是一个“罕见的、通晓人性”的人。
赫尔利第二次撮合国共合作是次年8月。在中、美、苏英等盟军的强有力打击下，日本被迫宣布投降。美国政府当时认为，如能不经内战而解决中共问题最为理想，因此由赫尔利建议由蒋出面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当时的蒋介石一方面庆幸抗战的胜利，一方面却忧心重重。他在日本受降之日，写下了这样的感想：呜乎！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消，则革命不能日成也。勉乎哉。
8月11日，蒋介石获悉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下了三道命令：一、限令共产党军队“应该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再对日伪进行反攻、收复失地；二、指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以待国民党政府去”接收“，未经蒋的许可，不得接受任仍何改编。其目的不仅仅是要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更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对于蒋介石的反动阴谋，中国共产党早已洞察秋毫。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即曾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国民党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愉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么，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抗战胜利时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
解放区已经拥有1亿以上的人民；人民军队发展到100万人，并有民兵200多万；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一百数十万党员的大党，而且政治上已经成熟，它完全能领导全国人民，越过前进道路上障碍，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针对着蒋介石国民党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针，毛泽东于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革命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党一方面要力争和平，反对内战；一方面又要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作充分的准备。就是说，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此时的中国，对日战争虽停，但国家陷入内部危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全国百分之九十的铁路停止营运；内河航运全部瘫痪，农村经济到了破产的边缘；中国两大政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烈化……千疮百孔的中国不能再内战了，经历8年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不能再内战了。于是爱国各界人士呼吁和平统一中国。
而蒋介石需要的是时间，他需要时间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需要更多的时间，把更大量的军队运往内战前线。于是便有了玩一次和平把戏的念头，一方面愚弄民心，一方面给美国人一个面子。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采纳张治中和吴鼎昌的建议，向延安发去了第一份电报：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等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念之至。
蒋中正八月十四日8月20日，又发长电与毛泽东：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奉电邀，务肯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毛泽东16日曾复电表示考虑。22日，又复电云：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
同日，延安收到斯大林一封电报，谓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
23日，蒋介石又一连发出第三个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和平”。
文曰：……承派周恩来先生来谕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特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驰速驾。
蒋介石发此电同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决策，毛泽东经深思熟虑，决定亲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慎重的权衡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毛离延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枢大计。
8月2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充分反映了他对形势的估计和对策。《通知》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
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式，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
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
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8月27日，延安来了一架美国飞机，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促驾”来了。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张治中到延安，第一是因为他与周恩来在20年代同在黄埔军校任职，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为军事教官，两人私交较深；第二是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张治中是从未与中共军队作战过的极少数人之一；第三是在内战问题上他一贯主和，所以共产党对他有一定的信任。
这天夜里，延安各机关、部队党支部紧急传达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亲自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延安的干部和群众，力主毛泽东不能去。因为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不讲信义的，有历史为证：1929年蒋桂战争前夕，蒋介石把李济深软禁在南京汤山；1931年因所谓“约法”问题意见不合，把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汤山软禁；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有宋子文、宋美龄和外国人端纳作连环保，保证张安全返秦，到达南京一下飞机蒋介石就翻脸不认账，张学良被囚禁已10年。
谁能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这种顾虑几乎被以后的事实所证实）
“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毛泽东义无反顾。他说，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不去，就恰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
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登机。
机场上，毛泽东拒绝了吴玉章老人的最后一次劝阻：“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他说完毅然起程。
下午3时37分，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军用客机，冲破山城上空厚厚的云层，带着震耳欲聋的隆隆巨响，徐徐降落在九龙坡机场的跑道上。
第一个走出舱门的是一个50出头的大个子。他从头上摘下似乎很沉重的考克礼帽，很慢很慢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
这个动作，事后有人说它“表明了一种思维的过程，作出了一种果断的决定”；有人说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完成这个动作的，只能是一个时代的伟人”。
不错，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此行，他带着拯救中国命运的神圣历史使命。
毛泽东就乘坐美国使馆的汽车，直驶张治中私人宅第“桂园”下榻。原来张治中在接受赴延安接毛泽东任务的当天，就做了这一安排，他对家人说“蒋先生已同意和毛生生会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蒋派我去接毛。
为了保证毛先生的绝对安全，我打算用我们自己的家来接待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张的家人虽然大都未见过毛、周二人，但一听能为中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都乐意听命。接着，张又对夫人洪希厚女士说：时间很仓促，只有十来天工夫了，你是不是可以尽快腾出”桂园“，把孩子们带到山洞去住。
（山洞是重庆近效山区，约一小时汽车路，较凉爽，是避暑胜地。高级官员们都在那里有别墅。）张又叮嘱，“现在你烦神一下，将来你就知道这样做的重要意义了。”洪希厚女士对丈夫的话一向百依百顺，一周内就把家中所有房间收拾好。原来家中服务员及保姆都留给中共代表团使用。张治中还调来一个营自己的部队当警卫，以保万无一失。
是夜8时，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中共代表。这是毛、蒋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的第一次会面。宴会上双方频频举杯，相待以礼。席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在林园过夜，他说：“这里很安静，希望你能睡个好觉。”
林园——一个鬼斧神工的人间仙境，坐落在山城重庆西郊的歌乐山南麓。这里，是蒋介石和林森昔日的官邸；林园里四面青山，峰峦叠翠，曲径通幽。在林海深处，一个圆形石桌静静地躺在石涛之中，四周有四凳相围。
有趣的是，毛泽东来渝的第二天，便是在这张石桌旁与蒋介石拉开了谈判的序幕。这张石桌亦由此留名清史，被称之为“谈判桌”。
8月28日晚，毛泽东没有睡好。
天刚放亮，他就起床了。
走出房门，顺着柏油马路下来，侧旁是一条长长的长满青苔的台阶，他拾级而上，缓步而行，渐进林荫深处。然而，他突然站住了。他透过茂密的枝叶隐隐约约看见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正朝着他这边走来。
“蒋介石！”毛泽东有些意外。
蒋介石猛一抬头，躲闪不及地突然站住了。
真是狭路相逢！
“润之先生，你早上也有散步的习惯？”蒋介石一边支吾着，一边伸手指了指侧旁不远的一张圆形的石桌，“来，坐下谈，坐下说好吗？”
这张石桌造得巧：直径不过两尺有余，似一巨蘑，连同4个圆柱形石凳嵌在林间一块空旷的石板上，三面嶙岗怪石围成了一个扇形。
毛泽东点点头，就坐在那露水未干的石凳上，端端正正的姿态，全神贯注的神情，仿佛只要蒋介石同意，此时此地就可以拉开谈判的帷幕。
蒋介石坐下来之前，先在石凳上放了一块手帕，坐下来之后，又将一条腿放在了另一条腿上。
但是，蒋介石先引出的话题，却是有关四川的土地如何如何肥沃、林森先生如何如何遭遇不幸等等。
毛泽东牵着话头，来个峰回路转，步步深入，使蒋介石提及往事，重温旧情，毛泽东趁机切入正题：“8年抗战，又让我们坐在一起，我有时在想：”民亦劳止，迄可小休‘，国共两党是否可能通过推心置腹的谈判，商付出巩固而坚实的团结建国大计，从而像今天这样，殊途同归，不期而遇，不仅坐得下来，而且坐得下去呢！“
蒋介石笑笑，身体慢慢地站起了：“现在我们去用早餐，有什么话，早餐以后再说吧……”
两人顺五步梯缓缓而下，边走边谈。
两位巨人在此只是邂逅相逢，但它在历史上却能写上重重的一笔。作为“见证人”，石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唇枪舌战的战场，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毕竟在这晨雾缭绕的林间敲响了锣鼓。
岁月悠悠，半个世纪转眼逝去。尽管石桌长年风剥雨蚀，饱经沧桑，但它所记载的两位巨人历史性相会的一幕却深深地镌刻在岁月记忆的年轮之上……
毛泽东的来临、使重庆整个山城之沸腾，使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都充满了希望。无数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热烈地欢迎他的到来，许多人为此感动不已。
然而，山城的百姓也十分好奇。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部属都穿一式一样的深灰色布制服，没有肩章，分辨不出级别。这和国民党的讲究军服和官兵等级分明适成对照。
9月1日晚7时，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的条约的签定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这是毛泽东同各界人士广泛的会见一次机会，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出席。下午6时左右，黄家垭口一带街上（“中苏文化协会”
的门口）就挤满了人，天下着毛毛细雨，驻足者却愈聚愈多。重庆市民们要一睹毛泽东的风采。毛泽东的车来了，一位年老的政府低级官员与许多人挤在一起看着毛泽东下车，感慨地说：“咳！毛先生真说得上是一身系天下的安危啊！”
众多的市民喊着：“毛先生，欢迎你！”
费了很大力气，车才开到门口。毛泽东进入会场时，空气骤然活跃起来。
当时出席的，不仅有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史良等爱国民主人士，不仅有冯玉祥、李德全等主张团结的国民党进步人士，而且还有当权的覃振、陈立夫等人物。文化界、妇女界、商界以及新闻界的代表人物，也有不少人参加。这是抗战8年来重庆未曾有过的盛会。人们一个个争着同毛泽东握手、攀谈，争着向毛泽东敬酒，盛情难却，周恩来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欣然代表毛泽东喝了一杯又一杯。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会见宋庆龄，对她忠实不渝地信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大政策；对她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不懈斗争；对她的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宝贵的革命气节，表示了诚挚的敬意。这就更加坚定了宋庆龄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的鲜明立场。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还会见了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和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濡、黄炎☆境各位先生。毛泽东出席了民盟领导机关举办的欢迎会，并数度同民盟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举行了会谈。在这些会谈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民盟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支持民盟提出的召开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的主张，并且详尽地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
这就使民盟的许多朋友认识到中共对于重庆谈判的方针，是体现全国一切抗日党派和进步人士的共同要求，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还会见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冯玉祥就是在这个期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他称颂毛泽东之到重庆，象征了国内的团结；称颂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保障了中国的和平，是喜事临门；接着设宴欢迎毛泽东。毛泽东接受了冯的邀请，对冯在政治上的进步活动，作了赞许，并鼓励他继续为国共两党的合作而努力。
国民党元老、著名诗人柳亚子8月30日访问“桂园”，与毛泽东谈诗论政，即席赋诗一首，题为《赠毛润之老友》。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归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9月6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到沙坪坝回访柳亚子，将旧作《沁园春。雪》书就赠柳，诗曰：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睛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挠。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诗上阕前半部活画出北方全幅雪景。万里长城，滔滔黄河，群山高原，无不在万里冰封雪飘之下；后部却又一洗前寒素冰冷之气，出之以生机盎然、灿烂辉煌的暖景，抒发胸中颠倒乾坤、豪情满盈的壮志，谓之亘古未有；诗下阕有横绝千古、做脱八方之概，绝元古人可追及。这首诗即景抒情，融情景于一体，转接自然，于技法上说属一流，而其中境界尤为特异，开千古未有之新境。
柳亚子读后如获至宝，此事不知怎样泄露出去，骚人墨客辗转传抄。《新民报》重庆版晚刊《西方夜谭》，在11月14日首先登出了毛的咏雪词，并加编者按：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容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词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后各报争相转载，流传极广，次韵相和者甚多。这首诗在全国产生了轰动，被蒋介石捉拿了几十年的“匪首”毛泽东竟是这样一位儒雅可钦的人物。
相比之下，蒋介石给人的感觉是一身戎装，满脸杀机，实在不招人喜欢，特别在知识分子当中丢分不少。
在外界争相传咏毛泽东《沁园春》咏雪一词时，蒋介石却不以为然。自视堪高的他认为自己也曾有诗篇流传。他7岁时随口吟出一首诗：绿茵君子如虎踞，绿茵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1899年蒋介石13岁，跟名士姚宗元读书，姚叫他“以竹为题”作两句诗看看，蒋应声作成“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蒋介石22岁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写过一首七绝：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蒋34岁在故乡雪窦山上的时候，又口占七绝一首：
雪山名且擅东南，不到三潭不见奇。
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退隐莫迟迟。
蒋介石自为最好的一首诗，是1925年东征军阀陈炯明途中写的七绝：
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鸮未靖此东征。
孤军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
当时孙中山病卧北平，蒋以黄埔军校校长身分，率领校军不满3000千人展开了统一中华民国的艰难任务，一分孤军革命舍我其谁的沉痛感充塞字里行间。
1926年蒋介石北伐前夕发表的誓师词，仿《诗经》四言体，也颇见功夫，例如“嗟我将士，如兄如弟，生则俱生，死则俱死。存亡绝续，决于今兹”等句。
在8年抗战的风月里，由邓颖超率领的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代表团，在国民党统治区，不懈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各界的进步妇女并争取了她们中的中间分子。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接见了国统区各界妇女代表，同她们就战后的中国时局和中共的政治主张，热烈地交换了意见，在毛泽东的启示和鼓励之下，她们更进一步地拥护中共的主张，决心为共同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重庆在抗战前已经有不少工商企业；抗战爆发之后，从“下江”又迁来一些规模稍大的工商企业。在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之下，无论川帮资本家或者是从“下江”迁来的资本家，对于中国共产党原来都是带着恐惧的心理的。
但是，事实终于戳穿了造谣和诬蔑，他们阅读《新华日报》，在一些场合听周恩来的谈话，在事实教育之下，对国共两党作了对比，这样，在认识上逐步起着变化。1944年国民党在湘桂的溃败，使民族资本家中间的一些人，感到对国民党的失望。在那期间，周恩来和王若飞先后邀请一些工商界代表人物来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关心国家，并向他们宣传新民主主义的财政经济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同民族资本家的许多人坐在一块，畅谈国事，在历史上这可能是一个开端。
重庆谈判时，这些民族资本家渴望见到毛泽东，希望从他那里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于是，由“迁川工厂联合会”和“西南实业协会”等三个团体，派出几位代表，请求接见。9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在桂园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向他们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没有办法得到发展的；能够得到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买办官僚资本。
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应该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只有在这样一个新中国，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才能有发展的前途。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如果不承认这个矛盾的存在，那是不符合于客观事实的。但是，在现阶段，我们并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对于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是作为朋友来对待的。毛的这一席话，稳定了他们不安的心情。
毛的指示也迅速地传开来了！
在谈判期间，毛泽东不但接见了国内各方面的朋友，而且接见了不少外国朋友。毛泽东同周恩来接见并访问驻华英国大使薛穆，法国大使贝志高，加拿大大使欧德伦；又在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宴会上热烈祝贺斯大林领导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同苏联大使波得洛夫进行了会晤。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桂园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国际友好人士。毛同日本反战进步作家鹿地亘先生作了长谈，并对所有在华的日本反战朋友的出色工作作了高度的评价。
当时美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就是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但是，许多在中国作战的美国航空员，目睹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是受感动的；尤其是美国80多名飞行员在解放区遇救脱险的事实更使他们受到教育。重庆谈判一开始，一些不满意国民党腐败、黑暗统治的美国飞行员，就渴望看见毛泽东。有3个美国飞行员——霍特华。海曼、爱德华。贝尔和杰克。埃德尔曼，拿出配给他们的几名香烟，包装成盒，并在盒内附上向毛泽东问候、庆祝谈判成功的字条，署名3个美国兵，在一个假日到红岩村找周恩来，表示对解放区军民的友谊和对毛泽东的敬意。毛泽东特为他们3人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同他们畅谈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指出中美友谊在当时虽受到反动派的干扰破坏，但是，终究是会发展下去的。为了留念，他们3人要求同毛泽东合影，毛欣然答应。就在八路军办事处楼房西侧一棵高大的巴蕉树下，两位青年站在毛泽东的两侧，一位青年在面前蹲下，办事处的几位于部也加入这个场面。这一张象征着中美人民友谊的照片，意义是至为重大的。
在谈判期间，毛泽东一展再展丰采，使重庆备界人士目睹了其神俊，让世界各国朋友又见其丰姿，中国共产党迎得了国统区人民的拥护。
9月2日上午，毛泽东邀请王世杰（外交部长）到桂园，对两党谈判提出8项原则性意见：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
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
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
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
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年的民选政权；
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
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毛泽东到达重庆，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蒋介石邀毛泽东来谈判，其立足点是毛泽东不来，所以谈判的具体方案他毫无准备。中共代表团一到，他已是手忙脚乱了，在政治上也已陷于被动局面，在毛泽东拿出8条后，他才于9月4日上午9时，召见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指定这4人为谈判代表，并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与张治中。
蒋的四条是：
一、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
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
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可予以考虑；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张治中将这4条向毛泽东通报。
下午，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进行会谈。晚上，两党谈判代表在中山4路德安里101号国民政府军委会会议室正式会谈。中共方面出席的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出席的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就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11条交换意见。这11条是：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民国13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
二、承认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国共两党、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军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
八、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
九、政治民主化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解放区解决办法：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5省的主席和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6省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4市的副市长；中共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中共部队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中共驻地；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并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
两党正式会谈12次，9、10两项成为争执的焦点。其间，蒋介石约毛泽东面谈10次。每次两人相见，毛为尊重蒋不抽烟的习惯，均忍着烟瘾。蒋有一次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因蒋介石只准共产党的军队编12个师，双方距离太大，9月17日，在赫尔利的参加下，毛泽东与蒋介石就军事问题进行商谈。蒋介石以平静的但底气很足的语调说：“润之，你的军队只能编12个师，至多再多编两个预备师。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你回延安带兵来打。”
毛泽东微微一笑，开口说：“蒋先生，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乡村包围城市，我们再周旋10年。”
为了争取和平，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民主人士的同情，以击破国民党的造谣污蔑，我党在谈判中作出了有原则的、有限度、必要的让步。
同意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8个解放区；同意按比例缩编军队。但决不把自己的武装力量去增强国民党的力量，更不拿人民的武装去换取国民党政府的一官半职。毛泽东曾斩钉截铁地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但是，国民党只不过是以“缩编”作为幌子，其目的是要根本消灭解放区和解放军。
毛泽东的估计是正确，蒋介石对这次重庆谈判根本没有诚意。
这不，谈判还在进行，他已在着手布置进攻解放军区了。
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的军事机关就密令印发《剿匪手册》，加紧在他的军队中实行反共、内战的动员。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命令阎锡山出兵进攻上党解放区，企图扑灭山西境内我党的力量。进攻上党解放区是蒋介石对重庆谈判的补充。他的如意算盘是，用军事上的进攻来压迫中国共产党在谈判桌上让步。
但人算不如“神”算，这位被广大人民群众称为“救世主”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就提醒全党：“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重庆谈判前两天，毛泽东为中央写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就提醒全党同志，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的警惕，并且明确地指出：“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在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就部署了击破蒋介石军队进犯的准备。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作了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鉴于国共谈判正在进行，不愿同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借以避免内战的触发。但是，国民党军队却勾结日伪残敌，猖狂进攻抗日军民，并且攻占了解放区许多城镇，这是不能容忍的。
因此，各解放区军民必须坚决反击一切敢于入侵之敌，直到缴械投降。
蒋介石在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同时，密令阎锡山主力第19军抢占上党地区，胡宗南、孙连仲、李品仙部，分头沿同蒲、平汉、津浦3条铁路线，向北推进，妄图鲸吞华北抗战胜利果实。
长治古称上党郡。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4个步兵师、一个挺进纵队于1945年8月23日以受降名义占领了八路军129师势力范围之内的以长治为中心的6座城镇。史率军部主力第68、第69师及暂编38师一部守备长治，以其余部队及伪军部署于襄垣、长子、屯留、潞城、壶关诸城，企图以此为基地夺占整个晋东南解放区。
这时的129师才扩建为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将太行、太岳、冀南3个军区的主力部队，各编一个纵队，共31000人。8月26日，中央军委指示刘邓，集中主力部队，首先歼灭阎锡山进入长治的部队，收复上党地区，消除心腹之患。战役发起前，刘伯承在干部大会上说明了形势和任务。
他说：日本投降了，这是大好事。可是美国总统和蒋介石不准我们深入敌后抗战8年的八路军、新四军受降，要日本军队等着国庆党军队从大后方赶来受降！
这就是蒋介石的灭共之心不死，他的反革命年战又开始了！现在他首先让阎锡山的19军占了我们上党5座县城，在我们背上杀一刀；又让他的嫡系部队在平汉路和同蒲路上用大炮对准我们的胸膛，妄想席卷华北抗战的胜利果实，南北夹击，消灭我军。另一方面他又假惺惺地三次邀请我们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争取政治上的主动。现在我们党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去同蒋介石谈判。毛主席指示我们不要对谈判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和邓政委离开延安时，毛主席对我们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
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愈好，我愈安全，我们谈得愈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为了保卫抗日胜利果实，为了配合重庆谈判，必须而且一定要迅速歼灭侵入上党的敌人。
上党战役于9月10日发起，在扫清长治外围的战斗中，连克五城，歼敌7000余人。史泽波困守孤城，连连向阎锡山告急。阎锡山派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梳斌率第23、第83军共6个师两个炮乓团和由伪军改编的省防军一部从沁县来援。
刘伯承、邓小平果断决定先打援后夺城，令陈锡联率太行纵队全部，陈赓率太岳纵队主力，利用雨夜悄悄撤离长治，兼程北上设伏，10月2日与援敌彭毓斌部预期遭遇在屯留西北之王家渠、白龙坡之线，旋将敌合围于老爷岭附近。为救速决和全歼，刘邓又令陈再道，宋任穷率冀南纵队撤围长治迅速北上参加打援。
刘伯承指挥左右两翼部队猛攻敌人，在北面虚留生路，诱敌突围。5日，左翼军攻占老爷岭主峰，敌果向北突围，逃到土落村，被刘伯承预先埋伏在这里的部队截击，激战至6日，大部被歼，彭毓斌侥幸逃脱，在回沁县之后，畏罪自杀。
史泽波见援兵无望，8日率部弃城突围。刘伯承令太太岳纵队取捷径直出沁水以北的马壁截击敌人。12日，在追击部队协同下，歼灭第19军于桃川堡附近地域，生俘其军长史泽波，暂46师师长郭溶，暂49师师长张宏，第66师师长李佩膺，第68师师长郭天兴，暂37师师长杨文彩等。
上党一战，阎锡山两路进犯的军队共38000余人，被我消灭了35000，俘虏胡三余、胡泽彼等敌司令、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27人；缴获山炮24门，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000余支。人民解放军痛快淋漓地结束了上党战役。
阎锡山的惨败，使蒋介石利用军事冒险去扭转其谈判的败局的幻想，归于覆灭。
上党战役的胜利加强了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实力地位。胜负刚见分晓，双十协定就签了字，果如毛泽东所料，打得越好，谈得越好。所谓“双十协定”是10月10日签字的《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国民党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坚决避免内战”，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党派平等合作和实行地方自治等政治原则。重庆谈判到此便告一段落。
在重庆谈判的43天中，毛泽东把政治谈判同军事斗争巧妙地辩证地结合起来。
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有着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的境地之中。
经过重庆谈判，蒋介石认清了毛泽东不是陈独秀，想通过和平谈判让中共把军队文出来是决然办不到的。
毛泽东决定日内即将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次日这一喜讯迅速传遍各个解放区。
43个日日夜夜解放区军民，无一不为毛泽东的安全提心吊胆，无一天不在盼望毛泽东的胜利归来！
为了欢送毛泽东返回延安，张治中在10月8日晚上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酒会，参加这个酒会的，除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董必武和王若飞等外，还有重庆各界的代表人物数百人。宴会的气氛是极其热烈的。许多人热烈地称颂毛泽东在43天的尖锐复杂的谈判中所显示的大智大勇和高度的斗争艺术；同时，热情地称赞协助毛泽东进行谈判的周恩来。
10月11日清晨，重庆西郊的九龙坡机场聚集了100多位欢送毛泽东返回延安的重庆各界代表。上午9时，毛泽东偕叶剑英、王若飞等，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美龄”号返回延安。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留在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当天下午1时半，毛泽东平安回到延安。
张治中之所以亲自护送，还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据阎锡山当时的机要秘书日后回忆，当时他的确看到一封要谋杀毛泽东的电报，后国有张治中陪同，不能下手。在旅途中，毛泽东对张说：“我在重庆调查了一下，大家都说你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弄钱。并且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张问：“何以见得？”
毛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江西围攻我们时候的报纸，你要改名字，一定会有些人不赞成。”张洽中闻言深感安慰。
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于10月17日在干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共党内文件发到各地。他告诉全党：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
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在80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双十协定”上第一条就是“和平建国”，写在纸上的话和事实岂不矛盾？是的，是矛盾的。所以说，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还要靠我们的努力。
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
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上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13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38000人，我们出动31000人。
他们的38000被消灭了35000，逃掉2000，散掉1000.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就在毛泽东做报告的时候，蒋介石令第12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第40、第30军和新8军共7个师于10月14日从新乡出发，沿平汉路北进；其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第3、第16军经同蒲路、正大路进抵石家庄南下接应，企图控制平汉路，抓紧转运兵力，以11战区3个军进驻北平，将驻北平的第92、第94军派往东北，上党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立即给刘叉腋电：“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个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两至3个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要求刘伯承、邓小平亲率主力，对付沿平汉路北迸之敌，务求歼灭其一部或大部。
刘邓决心集中3个纵队及冀鲁豫、冀南、太行军区各一部共6万人，并动员10万民兵配合作战，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滏阳河套地区预设战场，歼灭北进之敌。
10月24日，第11战区国民党3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受到1纵杨得志部的阻击，将敌压缩在磁县、马头镇滏阳河套地域。滏阳河套沙土地无法构筑工事。敌被四面围攻，伤亡甚大，急电蒋介石求援。蒋令石家庄的第16军、安阳的第32军南北对进解围。但第16军被晋察冀军区部队阻于高邑，第32军被晋冀鲁豫军区阻援部队档在漳河以南。
10月28日，刘伯承下令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令第1、第2纵队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太行军区两个支队为北集团，狠打第40军；第3纵队直插敌30军与新8军之间。此时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派王定地到刘伯承司令部接洽，投入中共阵营，对困斗之敌产生极大的震憾瓦解作用。战至30日，第40军106师大部被歼，第30军遭到重大打击。
10月31日，残敌向南突围，被全歼于临漳、磁县间的旗杆樟、辛庄、马营地域。
邯郸战役（亦称平汉战役）除高树勋率部万余人起义外，共毙伤敌3000余人，俘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以下17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物资。
与此同时，聂荣臻、贺龙所部发起平缓战役，打退傅作义集团对张家口的进犯；陈毅所部，发起津捕战役，控制了徐州至济南段，截断了李品仙部沿津浦路的进攻。邯郸战役、平绥战役和津捕战役，迟滞了蒋介石从陆上运兵到平、津、张建立基地，抢占东北和热河的计划。
解放区军民的胜利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高涨。
1945年11月19日，重庆各界成立了反对内战联合。25日，昆明举行了盛大的反内战集会，由于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横暴干涉，激起了昆明数万学生的总罢课。
至12月1日，便发生了举世轰动的“12.1”惨案。接着，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为援助昆明学生的游行示威，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1945年11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免去了公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赫尔利驻华大使职务，12月15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呼吁“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并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处。
1945年，在圣诞节前夕，马歇尔前往中国。美国驻华外交官文森特和他10岁的儿子为他送行。当飞机滑行之后，文森特说，“孩子，那一位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他是去设法统一中国的。”文森特认为，马歇尔个人的名誉是无可非议的。
他不想炫耀自己。若干年前在中国时，他的妻子曾问他，是否可以把他们在中国的经历记述下来公开发表。他同意她这样做，但是，先要把赞扬他的那些话全都删掉。
驻在昆明的美国总领事斯普劳斯正准备在圣诞节，设宴招待在那里的20来位美国人，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火速赶到重庆，听候马歇尔的调遣。斯普劳斯本以为过3个星期就能回到他的岗位上，谁知却为马歇尔工作了将近1年。
当时，谁都认为，马歇尔成就大业的希望不大。有人说，美国国务院中那些“丢掉中国的人”要他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太多了，他们分明知道这位委员长是不可能接受这些要求的。事实上，马歇尔接受的指示，是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拟订的各种建议的汇总，而这两个机构的建议则大同小异。它们都认为，只有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政府之后，美国才能进一步提供援助，而这样一个条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会特别愿意接受。
马歇尔想使所有中国人都重视他的使命，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很多高级军官闲着无事，可以陪同他赴任。这些鼎鼎大名的人物到中国去，这件事本身，就会使他的工作显得更重要。他把这些人安置在北京阶和医学院住下。
马歇尔在国共之间进行的调停，起初确实显得很顺利。
1946年1月5日，双方达成了《停止国内军年冲突》的协议，1月10日正式公布。国共双方依据协议下达停战令，规定从1946年1月13日起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军事3人小组，并在北平建立由三方代表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调解冲突。1月10日，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并于1月31日一致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和平又出现了一线转机。
政协会议能够开成，与马歇尔使华有很大关系。马歇尔是个中国通，1923年至1926年曾在美军驻天津的步兵第15团服役3年。二战期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有国际声望。所以，杜鲁门总统选中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给马歇尔的信规定了特使的基本任务是：“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有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同时实行停战，特别是在华北要实行停战。”杜鲁门要马歇尔“以最坦白的态度和蒋介石及其他中国领袖谈话。尤其是涉及中国在经济方面希望得到贷款与技术援助，以及在军事方面的援助时（我的意思是已经提出了美国军事顾问团，我在原则上已经同意），你可以表明：一个不统一的和为内战所分裂的中国，事实上不能被认为是适当的地区，按既定方针而得到美国的援助。”在此之前杜鲁门答应了给蒋介石政府20亿美元的贷款。他把这个胡罗卜给了马歇尔。蒋介石如听招呼就给，不听招呼就不给。杜鲁门接受了罗斯福和蒋介石打交道的教训，对付这位曾和史迪威闹翻过的东方君主光有措词严厉的电报是不行的。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11日到了重庆。会见了在重庆的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全面阐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他这次来华的使命。特使最后有礼貌的说：“假如蒋委员长未做出合理的让步，使取得政治统一的努力都归于破灭，而美国又放弃对蒋委员长的继续支持，那么接着将发生这样的悲剧性后果：一个分裂的中国；俄国可能再度在满洲取得权力；其结果就会使我们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归于失败或遭到损失。”
不看佛面看金面。蒋介石表示遵从杜鲁门总统的意见。下达了停战令并答应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上午10时，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
各党派代表38人参加。
国民党8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
共产党7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民主同盟9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
青年党5人：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德。
无党派人士9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云台、李烛尘。
秘书长：雷震（国民党）、齐燕铭（共产党）、蒋匀田（民主同盟）、萧智（青年党）。
会外专家10人：吴尚膺、林彬、戴修骏、史尚宽、楼桐荪、吴经熊、周贤、李中襄、钱端升、周炳琳。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亲自主持开幕式。
他在讲话中作了保障人民自由的四项诺言：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
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
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进行自下而上之普选。
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政协会议开了20天。1月31日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五项议案。蒋介石致闭幕词，对于各项协议，这位国民政府主席表示完全拥护。他说：“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坚决地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报答为革命抗战牺牲的先烈，完成国父缔造民国未竟的事功。”
政协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是作了许多让步的。周恩来在会后答记者时对这些让步作以如下概括：“例如通过的纲领（按：和平建国纲领）和中共的原提案有颇多的出入；在军队国家化上、终止了18年来的武装斗争，改变了军队的制度；在改组政府上，我们放弃了我们根据边区经验所提的三三制，即最大的党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而同意国民党可在国府委员中占二分之一，在行政院中占大多数；在民主宪草的原则上，我们接受英美式的初期民主，例如解散国会制度；最后在国大问题上，我们做了大让步，我们容许始终为人民所反对的10年前代表的继续存在。”
中共能够让步，与斯大林的影响有关。关于在政协会议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中共对斯大林有所请教。1月17日，苏联大使向周恩来转达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本人的意见：“由于情况不了解不能提具体意见，但中共不应想苏维埃化，应决心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中共如再不停战，美国军队和空军会压下来，要对美国有足够的估计。”周恩来及时把这一信息电告延安的毛泽东。
对于政协的各项协议，中共是真准备实行的。政协会议闭幕后的第一天，即1946年2月1日，延安中共中央对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纵队，发了一个《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这个文件是刘少奇起草的，其要点是：
（一）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年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的民主建设的阶段。
（二）此次重庆重大协议之所以获得，是由于三国莫斯科会议的决定及对中国实行干涉（以马歇尔为代表），我们党的强大存在与4个月来的坚决自卫斗争，以及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与反对一党独裁和国民党内部的困难，使得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开始放弃其一党独栽，并开始实行国家民主化。……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三）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在今天只有来取这种形式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被国内各党派及各国政府所承认而保存起来，并且换得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与国家的民主化，换得国民党军队脱离国民党所有，个人私有与派系所有。
（四）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依然可能向我进行武装袭击，我应严加警戒外，武装斗争是一般停止了。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万一被破坏，并须在此期间准备整编军队及精兵简政。
（五）因此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对政策及十八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的克服这些偏向。
这个文件代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集团对当时形势的共识。
2月6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政协协议研究参加政府名单，决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解放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张闻天参加国府委员会，以便将来将指导中心移到外边。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加行政院，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并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
2月25日，中共中央授权周恩来同张治中、马歇尔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到年底全国陆军应为108个师，每师人数不得超过14000人，其中中共部队编成18个师，占军队总数的六分之一。
在1946年8月以前，政府军应更缩编为50个师，中共军应更缩编为10个师，合计60个师。
3月4日，3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到延安。毛泽东对马歇尔表示：“东北问题内政和外交应分开，外交目前应由政府与苏联直接商办。内政应停止冲突后整军，改组政委会及省政府，实行民选县长。”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亦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我不会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泽东愉快地答道：“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
毛泽东和张治中对国共合作前景的乐观态度都是真诚的。
在共产党人作了重大让步，准备履行政协协议和裁军协定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吵翻了天。3月1日至3月17日，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
第一天，蒋介石以总裁身份致开幕词。第二大，吴铁城作党务报告。下午检讨党务报告时，CC分子谷正纲在会上大喊：“救国必先救党，应以革命精神，反对反革命势力。”有人指名道姓，要求开除冯玉祥、邵子力、王世杰、张群诸人的党籍，后3人都是与中共和谈的代表，右派指责他们“对党不忠心”，“将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对其他政党太妥协了”。中央社发消息对于此种攻击大事赞扬，称之为“热烈情绪为历届大会所罕见。”
3日，军政部次长林蔚代陈诚作军事复员报告，对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军事3人小组签署的《军队整编基本方案》只字未提，但在报告复员数字和保留军队数字时，完全推翻3人小组的方案。按3人小组方案，国民党军队至年底应保留150万人，林蔚报告是保留347万；至1946年8月，三人小组方案国民党部队应减至84万人，林蔚报告是减至280万人。黄埔系军人坚决反对裁军。北平《益世报》3月10日称，以何应钦为首在南京组织了一个“抗战军人大同盟”，提出四项主张：一、反对政协会议；二、武力接收东北；三、反对裁兵；四、继续剿匪。
5日下午至6日上午，在讨论王世杰的外交报告时，反苏声浪甚高，白崇禧等发言主张对苏联“诉诸武力”。七、八日全会讨论孙科之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内战叫嚣达于高潮。有人竟说接受政协决议是“党国自杀”。不断咆哮：“宪法修正原则必须纠正”，“中国应采用五院制、总统制”、“不应以种种问题束缚领袖”。蒋介石的态度是：“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
经过顽固派一番补救，好比行家里手在棋盘上移动几个重要的“子”，代议制、内阁制的民主政体的格局就变成了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格局。
政协《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
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再提请解散立法院。
总统经行政院决议，得依法发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
这里的要害是相当于议会的立法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决定相当于总理的行政院长的任免，行政院要对立法院负责。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坚决反对这一条，作出决议：“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坚持1936年5月5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
根据“五五宪草”制定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5条规定：“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在这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每个委员，按照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决定，又必须宣誓“誓以至诚服从总裁命令，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要坚持的“国家根本大法”，就是这样一个领袖至上的独裁体系：全国人民都要“依法律”服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要服从主席蒋介石，主席蒋介石要服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个委员又都要“誓以至诚服从总裁”蒋介石。
蒋介石主持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对“五五宪草”的修正案，蒋介石又主持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推翻了对“五五宪草”的修正。《新华日报》1946年3月19日社论《出尔反尔》指出：“实质上，国民党内反动派所反对的代议制民主政府，是多党内阁制，是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制衡；他们所主张的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连不同意权和不信任权也没有的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是一党独裁个人独裁的政治。”
3月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发表宣言，推翻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协议，而且一字不提国民党将执行整军方案。
3月1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此点望你们即与民盟人士商量，并在适当时机告知国民党。”
同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党全军发出了《中央关于蒋介石反革命方针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坚持斗争的指示》，提出“我们反对分裂、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些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
从此，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再不提“和平民主新阶段”，虽仍不放弃“和平”的旗帜，只是作为揭露对手内战部署的策略运用，专心致志地转入对长期战争的运筹谋划了。
谁破坏了政协决议？谁破坏抗战胜利后中国这个唯一的化干戈为玉帛的转机？
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这是《马歇尔使华报告书》得出来的客观结论。
马歇尔说：“在1月、2月和3月初这一段时期内，在达成了有关停战、成立联合政府和整编军队的协定的时候，没有理由怀疑共产党的诚意。“”对履行政协决议唯一的反对来自一些国民党内重要而有势力的人物，这似乎是无疑议的。但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在较小的程度上）坚持说，蒋委员长本人就居于通过一部独裁主义宪法的运动的幕后，他希望建立一个装璜门面的联合政府，以影响美国舆论，以此为他获得美国财政经济援助铺平道路。“早在1945年9月20日蒋介石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一封密电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空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支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好党作具体谈判。
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由此观之，蒋介石邀毛泽东谈判，请马歇尔调处，停战令，整军方案，政协会议等等，都是为了争取时间，抢运军队，造成军事上的有利态势，准备发动内战，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禁止中国境内一切军队调动。但从1月13日至5月8日，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达35个军、99个师，兵力达100万人以上。按照蒋全面进攻解放区的部署，各部队都占领前进出发阵地，或已经发动了进攻。
6月23日，上海5万人示威游行，送马叙伦（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蒉廷芳（扬子江拖驳公司总经理，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蒋介石拜把兄弟）、盛丕华（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药厂董事长）、包达三（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义地产公司总经理）等10人代表团到南京向蒋介石呼吁和平。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火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是谓闻名全国的下关惨案。
半年前蒋介石曾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讲话中许下的四项诺言，其中第一项就是保护人民之自由，对这样一个和平请愿代表团都不能容，使他在国民中进一步失去了信仰。当时刘晓领导的上海中共地下党能量实在大得惊人，在上层统一战线中能把蒉廷芳这样的资本家头面人物发动起来；几个秘密党员就能左右一所大学的政治倾向，学校中那些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特务学生毫无办法。
7月3日，蒋介石通过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宣布：“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7月5日，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宣传部长罗隆基向国民党代表团提出严重抗议，指出：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应该由改组后的联合政府或各党派协商决定，国民党一党政府宣布召开国大的日期是非法的，无效的。
7日，周恩来致函政协代表及蒋介石，声明国民党片面决定11月12日召开国大，完全违反协商精神，中共坚决反对，不受任何片面决定之约束。从此，蒋介石对召开国民大会和改组政府就另有打算了，那就是召开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组织没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孤立共产党，拆散共产党与民主同盟的政治联盟。
民主同盟是1941年3月成立的，发起人中有：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第三党（后来的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职业教育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后来救国会的沈钧儒也参加进来，因为是由6个政治团体组成的，所以开始叫民主政团同盟。是年冬推举德高望重的张澜（字表方）为主席。1944年去掉“政团”二字，改称民主同盟。这支政治力量在各大城市，在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中，以中间派自居，主张走所谓第三条路线。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以及周恩来的成功的统战工作，民盟逐渐左倾，同共产党站在一起为和平、民主、统一而斗争。
对民主同盟，蒋介石采取了拉与打两手。
马歇尔于3月11日回国述职，4月27日返华后，失掉了前期公正中立的立场，采取了支蒋压共的方针，在东北问题上，只要共产党让步，继续用美国军舰帮助蒋介石往东北运兵。7月9日，马歇尔受蒋介石委托，约罗隆基谈话，对罗说：
“你们既是中间派，为什么又同共产党联盟呢？假使民盟以独立自主的行动参加政府，名额问题倒容易解决，我也容易帮你们说话些。”进行露骨的分化挑拨。
所谓“名额问题”指的是国民政府委员40个名额的分配问题。政协会议决定把国民政府委员会由一个俸养“党国元老”的闲散机关变成行使国家实际政权的“最高国务机关”。共产党作了重大让步，承认国民党的大党地位，同意国民党占40名委员的二分之一。其余20名由在野党派和社会贤达分配。
为了限制国民党一党独裁，王若飞和罗隆基在表决法中争得了这样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议决定某一议案”。为了有把握控制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蒋介石把青年党收买了。分配其余20名委员时，青年党领袖左舜生提出，青年党的名额要与民盟相等。然后邵力子出面提出“8、4、4、4”方案，即共产党8个委员，民盟4个委员，青年党4个委员，社会贤达4个委员。
共产党提出要10个名额，民盟提出要6个名额，青年党也要6个名额3者加起来已超过了定额，还没有社会贤达的名额，几方争执不下，成为僵局。
3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来到民盟总部，对张澜等民盟领导人说：“在国府委员的20名席位中，共产党同民主同盟共同联合要求14名，即超过总额三分之一强。这样，第一，我们对于蒋介石任意修改施政纲领的行为，有了否决权的保证；第二，使青年党硬要同民盟席位相等的要求无所借口；14名之外，尚有6名足够青年党同社会贤达分配。至于这14名代表名额怎样分配，那是我们共产党同民盟双方自己内部的问题。民盟是个许多单位合组而成的集体政团，你们数目少了不好分配，将会影响团结，在目前政治斗争中，民盟团结要紧。在这14个席位中，民盟自己可以斟酌，你们要几个都可以商量。你们要6席，共产党就8席；你们要7席，我们双方就各半；你们要8席，我们就6席。你们大胆提出来，丝毫不要客气，我们共产党没有问题。总之，民盟团结要紧。”
这一席话，使在座的民盟领导深受感动。民盟两党三派加上无党派盟员这一单位，按国民党给的4个名额是很难分配而不影响团结的。张澜喜笑颜开，认为共产党真正帮助了民盟的团结。
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和刚出狱的叶挺等乘飞机返延安，过山西黑茶山上空时失事，全部遇难。
马歇尔找罗隆基，鼓动民盟甩掉共产党单独参加政府，名额问题他帮助说话，就是要否定那个控制否决权的14名。罗隆基说：“没有这三分之一的保证，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政府的。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是解决不了今天中国的问题的。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民盟同共产党合作，正是民盟为争取国家的和平、民主、统一所作的贡献。“
就在这次谈话后的第4天，即7月11日夜，民盟中委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7月15日，民盟中委闻一多又在昆明被暗杀。这是对罗隆基和民盟其他领导人的警告：要么为蒋捧场进政府做官走飞黄腾达的道路，要么跟着共产党与政府作对，走李、闻的道路。
8月初，马歇尔在牯岭与蒋密谋后下山，又约见罗隆基，提出13席的方案，即：国府委员中共产党占8席，民盟占4席，允许共产党提名社会贤达一席。马说蒋已经让步了，希望民盟劝中共接受。
罗隆基说：“问题的症结不在国府委员13席或14席的问题，而是在蒋介石有没有改组政府的诚意。13席14席之争不过是蒋介石故意刁难，拿来做拒绝改组政府的借口的。倘若蒋介石真有诚意，假使我是蒋的顾问，那么，我就劝他给民盟同共产党15席或16席，即在民盟同共产党要求的数目上添上两三席。”
马歇尔诧异地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共产党同民盟要委员三分之一强，要的是一种否决权，蒋不愿受这个束缚，所以不肯给你们14席。”
罗隆基说：“你看了政协决议关于这个问题的条文没有？假使蒋介石存心要修改施政纲领，这个14席，即三分之一强是束缚不了他的。国民党的宪法专家王世杰在政协协议的条文中早已打好了埋伏了。”
马歇尔不懂。
罗隆基让记录员找来一份政协协议英文稿，指着说：“在三分之一的否决权后面，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如其内容是否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发生疑义时，由出席委员过半数解释之。’尊敬的特使先生，有了这样一个条文，蒋介石要想修改施政纲领，还怕不能为所欲为吗？国民党已有国府委员20席，加上青年党和听蒋指使的社会贤达，他任何时候都稳稳地掌握着多数。明明是修改施政纲领的议案，要三分之二多数方能通过，但国民党掌握的过半多数肯定这不是修改施政纲领的议案，我们同共产党的三分之一强的否决权就起不了作用了。”
马歇尔恍然大悟，随即又问：“那么共产党同民盟又为什么坚持要14席呢？”
罗隆基说：“这是对蒋是否有尊重施政纲领的诚意的一个考验，也就是是否尊重我们这些在野党派的一个考验。民盟同共产党合作，不单在这个三分之一强的问题上，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民盟将同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奋斗，以制止蒋介石的专制独裁。”
马歇尔说：“我感谢罗先生的坦诚。可否民盟先参加政府，由新的政府设法停战，以后再请共产党来参加政府。假使民盟同意这样做，我可以向蒋建议增加民盟的委员名额。”
这次谈话的要害，罗隆基听懂了，依然是拆散民盟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阴谋。
罗隆基说：“共产党不参加政府，中国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内战不停止，共产党是不会参加政府的，民盟也是不会参加政府的。这一点是半年多以来民盟一贯坚持的一个大原则，这不是我个人可以变动的，也不是任何民盟领导人可以变动的。”
说到此处，新上任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排闼而入。罗隆基把刚说的话又复述一遍。司徒雷登点头叹气，表示遗憾。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结束了在华使命回到美国。在一项对中国时局的声明中他说：“政治协商会议一年前达成的协议是一部开明的向前看的宪章，当时曾为中国提供了和平与重建的基础。但是，国民党内的顽固集团只热衷于保持他们自己对中国的封建统治，显然并不真心想要把那些决议付诸实施。虽然我是作为一个军人在说话，我也必须在这里谴责压倒一切的军方势力。他们的统治作用加深了中国行政管理的软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