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民们把对动物的狩猎变成对同类的杀戮之后，战争这头巨兽便始终被披甲执锐、为不同目的所驱使的军人们锁定于血腥的战场。战争是军人们的事，俨然已成天经地义。几千年间，军人——武器——战场，一直是任何战争不可或缺的三项硬件，贯穿其中的则是它的软件：战争的目的性。这一切构成了战争的基本要素，从没有人对此提出什么疑问。问题是有一天，人们发现所有那些似乎一成不变的要素统统变得让人把握不定时，战神的面孔还会是清晰的么？
对古希腊人来说，特洛伊战争的目的既显明又简单，美女海伦是值得用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争去争夺的，如果荷马史诗的记载真实可信的话。视野的有限，活动范围的狭小，生存需求程度低下，武器杀伤力严重不足，这一切使我们的先人们所进行的战争，在目标上大多比较单纯，几乎谈不上什么复杂性。只要是用正常手段无法得到的东西，他们一般都会毫不犹豫地用非常手段去获得。克劳塞维茨正是据此写下了他那句被几代军人和政治家们奉为信条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们可能会为一支宗教派别的正宗地位而战，或为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而战，甚至为香料、为烈酒、为国王和王后的风流韵事也不惜大动干戈，在史书上留下了诸如香料战争、情人战争、朗姆酒叛乱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的词条。此外还有英国人为鸦片贸易对大清帝国发动的战争，这大概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贩毒行动。由此不难看出，近代以前的战争在动机和行动上的单一性。及至后来希特勒提出“为德意志民族争取生存空间”和日本人所谓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尽管从字面上看要比此前所有战争的目标都复杂了些，但其实质不过是新列强企图重新划分老列强的势力范围和攫夺其殖民地利益而已。
然而在今天，要判断人们为什么而战就不那么容易了。特别是冷战终结后，横亘于两大营垒之间的铁幕陡然崩毁，不论是“输出革命”的理想还是“遏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口号，都失去了昔日登高一呼应者如云的号召力。壁垒分明的时代结束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曾经对革命和反革命都是首要问题的问题，突然间变得扑朔迷离，难于把握。昨日的放手正在成为今天的伙伴，从前的盟友则可能在下一场战事中兵戎相见。头一年还在两伊战争中为美国人猛击伊朗的伊拉克，第二年又成了美军猛击的对象[1]；由中央情报局一手训练的阿富汗游击队，一夜间变成了美国巡航导弹最新的打击目标；同是北约成员的希腊和土耳其，为塞浦路斯问题争得几近动武，而缔有盟约关系的日本和韩国，则为一座小小的岛屿差点撕破脸皮。所有这些都一再印证了那句老话：没有不变的朋友，只有不变的利益。战争的万花筒被利益之手摇动着，呈现出变幻不定的镜像。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更加剧了这种利益分化与利益组合的不确定性。从领土资源、宗教信仰、部族仇恨、意识形态，到市场份额、权力分配、贸易制裁、金融动荡，一切都可以成为开战的理由，不同的利益诉求，模糊了战争的目的，使人们越来越难以说清他们在为什么而战[2]。
[1]伊拉克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可参见《沙漠勇士——联合部队司令对海湾战争的己见》（军事谊文出版社，P212），“伊拉克曾与美国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它曾经从美国接受了武器、关于伊朗动向的珍贵的情报以及打击伊朗海军的美国武装支持”。
[2]1993年美国《军官》杂志2月号，发表了国防部长阿斯平的文章《谈安全环境的巨变》。
不必追问，每一个参加过海湾战争的小伙子都会告诉你，他们是为在弱小的科威特恢复正义而战。但战争的真实目的却可能与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相去甚远，它们就隐藏在这一理由的大伞下而不必担心直接面对阳光。事实上每个参战国都是在精心掂量过了自己的动机和目标之后，才决定投身于“沙漠风暴”的。整个战争中，西方都在为他们的石油生命线而战，在这个主要目标之上，美国人附加了建立以USA为标记的世界新秩序的追求，或许还有几分传教士式的维护正义的热忱；沙特人为了消除近在肘腋的威胁，甘愿打破穆斯林禁忌而“与狼共舞”；英国人为回报山姆大叔在马岛战争中的鼎力相助，自始至终都热情响应布什总统的每一项举动；而法国人则为了他们对中东的传统影响力不致消失殆尽，终在最后一刻出兵海湾。这种情形下进行的战争，当然不可能是对单一目标的角逐，众多参战国构成的利益集合体，使一场“沙漠风暴”这样的当代战争，变成了一个在共同利益的旗帜下不同利益的追逐赛。于是，所谓共同利益，便成了在战争算式中能被参战各方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要共同进行战争就必须兼顾各方的利益，因为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场战争中肯定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即使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的利益阶层对战争也各有诉求。复杂的利益关系使我们无法把海湾战争归结为是为石油而战，还是为新秩序而战，抑或是为驱逐侵略者而战。只有极少数军人会领悟到政治家们人人都懂得的原理：现代战争与过往战争最大区别就是，公开的目标和隐蔽的目标常常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