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革命总是比军事革命先行一步，当革命性的武器到来之后，军事革命的到来就是迟早的事了。战争史在不断提供这样的证明：青铜或铁制的矛造就了步兵方阵、弓箭和马蹬为骑兵提供了新的战术[1]、在使用黑火药的枪炮中萌生出了整套近代战争的模式……从圆锥子弹和来复枪[2]作为技术时代的尖兵登上战场的时候起，武器干脆就在战争的胸前缀上自己的名字。先是钢甲巨舰充当海上霸主，开启了“战列舰时代”，再到它的兄弟“坦克”名冠陆战，然后是飞机称雄天空，直到原子弹横空出世，昭示“核时代”的来临。今天，大量的高新技术武器不断涌现，使武器俨然成了战争的首席代表。当人们谈到未来战争时，已经很习惯地用某种武器、或是某项技术去称呼它，叫它“电子战”、“精确武器战”、“信息战”。在思维轨道的惯性滑跑中，人们还不曾察觉，某种不显眼但很重要的变化正在悄悄来临。
[1]恩格斯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P19）
关于马镫对改变作战方式的作用，可以参阅顾准的文章“《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译文及评注”，“马镫……它立即使白刃战成为可能，而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新战斗方式……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么简单，但很少方面在历史上起过像它那样的触媒作用。”“马镫在西欧引起了军事——社会一系列改革”。（《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P293－309）
[2]“在1850－1860年之间发明的来复枪和圆锥形子弹与任何先进的新式器技术发展相比都具有最深刻的直接革命性影响。……20世纪出现的高爆弹、飞机、坦克对当代产生的影响肯定比不上当时的来复枪”。详见T·N·杜普伊著《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中，第三部分21节“来复枪、圆锥形子弹和散开队形”。（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1938－250）
武器革命是军事革命的前奏。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即将到来的军事革命，将不再被一两件单一武器所推动。大量的技术发明，在不断刺激人们对新武器心向神往的同时，也迅速消解了每一种武器的神奇。以往只需要数件武器或装备的发明，像马镫、马克沁机枪[3]，就足以引起战争样式的改变，现在则需要上百种武器构成若干个武器系统，才能从整体上影响战争。然而武器发明得越多，单一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就越小，这是隐含在武器与战争关系里的悖论。就此意义上说，除了全面使用核武器这一越来越不大可能出现的情况可以称之为核战争外，其它任何一种哪怕是极富革命性的武器，都已不再拥有对未来战争的冠名权。
[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会战中，1916年7月1日英军对德军发起进攻，德军用马克沁机枪向密集队形的英军扫射，使英军一天伤亡6万人。从此，密集队形的冲锋逐渐退出了战场。（《武器与战争——军事技术的历史演变》刘戟锋著，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P172－173）
或许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才有了“高技术战争”和“信息战”[4]的提法，意在以宽泛的技术概念替代具体的武器概念，用模糊学的方法解决这道难题。可这似乎仍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4]如果不把维纳关于战争游戏机器的看法，当成是对信息武器的最早论述。那么，汤姆·罗那在1976年所说的一句话，信息战“是决策系统之间的斗争”，就使他成了“信息战”这一术语的最早提出者（美《军事情报》杂志1997年1－3月号道格拉斯·迪尔斯“信息战的内涵、特点与影响”）。曾有过十余年服役经历的我国青年学者沈伟光通过独立研究，于1990年出版了《信息战》，这大概是研究信息战最早的专著。托夫勒借“第三次浪潮”的声势，在他的另一本畅销书《权力的转移》中，把“信息战”概念推向全球，而海湾战争恰好成了这一作战新概念的最精彩广告。于是，谈论“信息战”成了一种时髦。
细究起来，最先出现在美国建筑业中的“高技术”[5]一词，实在是有点语焉不详。什么是高技术？它针对什么而言？从逻辑上说，高和低只是相对概念。而用一个可变性很大的概念，刻舟求剑式的为干变万化中的战争命名，本身就很成问题。当一代所谓的高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低技术时，我们是否还准备把接下来出现的新鲜玩艺儿再次命名为高技术？而这是否会给我们在技术大爆炸的今天，称呼和使用每一项新出现的技术带来混乱和麻烦？何况是否高技术，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就技术本身来说，每一项技术都是具体的，因而也就有它的时限性。昨天的“高”，很可能是今天的“低”，而今天的“新”，又会成为明天的“旧”。相对于M－60坦克、“眼镜蛇”直升机和B－52这些60－70年代的主战兵器，“艾布拉姆斯”坦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17以及“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是高技术；而在B－2、F－22、“科曼奇”直升机和“杰斯塔”联合监视目标攻击系统面前，它们眼看着又要成为明日黄花。如此说来，始终都是一个变数的高技术武器概念，岂不成了“新娘子”的头衔，随着“年年花开人不同”，只剩下空壳一样的名分，不断地戴在那些正在成为“新娘子”的女人头上。那么，在接连不断的一环环战争链条中，每一种武器都在随时随地地由高变低、由新变旧，时间之矢不肯在任何一点上停留，也就没有一种武器可以久居高技术的王座，既然如此，所谓的高技术战争，究竟是指哪一种高技术？
[5]国外专家认为“高技术”是一个没有完全固定下来的概念，也是一个动态概念，不同国家对高技术的侧重点各异。军事高技术主要包括，军用微电子装置技术、计算机技术、光电子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隐形技术、定向能技术。军事高技术的最主要特征是“综合性”，即各项军事高技术都是由多种技术组成的，是一个技术群。（详见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外军资料》1993年69期）
泛泛而言的高技术不能成为未来战争的同义语，作为当代高技术之一的、几乎在所有现代武器的构成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信息技术，就更不足以用来命名一场战争。即使在一场未来战争中所有武器都嵌上信息元件而被充分的信息化，我们仍不能把这种战争称作信息战争，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信息化战争[6]。因为不论信息技术如何重要，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每一种技术本身的功能和作用。比如，已经充分信息技术化了的F－22战斗机仍是战斗机，“战斧”导弹仍是导弹，而不能笼统地把它们称作信息武器，用这些武器进行的战争也不能称作信息战[7]。广义的信息化战争和狭义的信息战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指被信息技术所强化并伴随的各种形态的战争；后者则主要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手段获得或压制信息的作战。此外，信息崇拜制造的当代神话，使人们误以为它是唯一的朝阳技术，其它的一切都已经日薄西山。这种神话可以给比尔·盖茨的口袋里带来更多的钱，却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同样依赖于其它技术的发展，相关材料技术的开发直接制约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如生物技术的进展就决定着信息技术未来的命运[8]。说到生物信息技术，我们不妨回到前面的话题，再做一个小小的假设：如果有人用信息制导的生物武器打击了生物计算机，它应该算是生物战呢还是信息战？恐怕没有人能用一句话答得上来，但这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人们根本不必为信息技术能否在今日坐大煞费苦心，因为它本身就是技术综合的产物，它的第一次出现及每一次进步，都是一个与其它技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融合过程，而这正是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最本质的特征。这一特征当然也会像钢印数码一样在每一件现代武器上留下它的典型印记。我们并不否认在未来战场上，某些先进武器仍会起主导作用，但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败，已很难有谁还能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它可能是主导的，却不是唯一的，更不会是长久不变的。也就是说，没有谁还能把自己的名字大言不惭地冠于某一场现代战争的前面。
[6]关于“信息战”的定义，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所下的定义是——在保护己方的信息、信息处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的同时，为干扰敌人的信息、信息处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以取得对敌信息优势而采取的行动。美国陆军FM100－6号野战条令认为，“国防部对于信息战的认识偏重于信息在实际冲突中的影响”，而陆军的理解是“信息已渗透到从和平时期到全球战争中军事行动的各个方面”（军事科学出版社，中译本，P24－25）。“广义信息战是利用信息达成国家目标的行动”，美国空军大学教授乔治·斯坦对信息战下的这个定义，气魄显得比陆军要更大一些。布莱恩·弗雷德里克斯上校在《联合部队季刊》1997年夏季号上的文章中提到，“信息战是一个超出国防部范围的国家性问题”，这也许是对信息战之广泛性的最准确表述。
[7]“信息战”概念的内涵越来越扩大的情景正相反，美军中一些有头脑的少壮军官对“信息战”概念，提出越来越多的反话。空军中校詹姆斯·罗杰斯指出，“信息战并非新事物……那些断言信息战技术和谋略将必然取代‘兵器战’的人们是否有些太过自信了。”（美《海军陆战队》杂志1997年4月）罗伯特·古尔利海军少校则提出了“信息战方面七个误区：（1）滥用比喻手法；（2）过分夸大威胁；（3）过高估计自身实力；（4）历史的相关性与准确性；（5）回避批评的反常企图；（6）毫无根据的设想；（7）不规范的定义。”（美《纪事》杂志1997年9月号）空军少校玉林·怀特海德在《空中力量杂志》1997年秋季号上撰文指出，信息不是万能的，信息武器也不是“魔法武器”。对信息战的质疑并不限于个人，美国空军的文件《信息战的基础》对“信息时代的战争”与“信息战”作了严格区分，认为“信息时代的战争”是使用信息化武器的战争，如用巡航导弹攻击目标；而“信息战”则是把信息作为独立领域和强劲武器。同样，一些著名学者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埃略特·科恩提醒道，“同核武器并没有淘汰常规力量一样，信息革命也不会淘汰游击战术、恐怖主义或大规模杀伤武器。”
[8]用生物技术设计生产的大分子系统是更高级的电子元件生产材料，如蛋白分子计算机比现有计算机运算速度和储存能力高数亿倍。（《跨世纪的军事新观点》，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P142－145）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与“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这两句话道出了传统战争与未来战争的明显分野，也点明了在两类战争中武器与战法的关系。前者反映了处于自然状态下进行战争的人类对武器与战法关系的不自觉或被动适应，后者则预示了进入自由状态时人们对同一命题的自觉或主动选择。自有战争史以来，人们一直遵循的一条不成文的通则就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往往在先有了一种武器之后，才开始形成与之匹配的战法。武器在前，战法随后，武器的演变对战法的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这里固然有时代和技术的局限因素，但也不能说与每一代武器制造专家们都只考虑武器自身性能是否先进而不论其它的线性思维无关。或许这就是武器的革命总是先于军事革命的一个原因。
尽管“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这句话就其本质而言是消极的，因为它的潜台词所折射的是一种无奈，我们却无意贬低它在今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就是立足现有武器，寻找最佳战法。换言之，就是力求找到最能与既定武器相匹配的作战方式，从而使其性能的发挥达到最大值。今天，从事战争的人已经在有意无意间完成了使这一法则从消极向积极的过渡。只是人们仍然误以为这是落后国家在无奈中唯一可能采取的主动。殊不知就是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也同样需要面对这种无奈，即使富甲天下，也未必就能用清一色的高新技术武器去打一场费用昂贵的现代化战争[9]。只不过她在新旧武器的选择搭配方面有更多的自由罢了。
[9]即使在被人们称为是新式武器实验场的海湾战争中，也有许多老式武器和普通弹药发挥了重要作用。（详见《海湾战争——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附录》）
如果能找到良好的契合点，也就是找到最恰当适宜的战法，新旧不同代次的武器搭配使用，不仅能消解武器单一性的脆弱，还可能成为武器效能的“倍增器”。曾多次被人预言早该寿终正寝的B－52轰炸机在与巡航导弹及其它精确制导武器的结合后又重放异彩，至今仍未歇下它的翅膀；A－10飞机利用外挂的红外导弹，使自己具备了原本没有的夜间攻击能力，而其与阿帕奇直升机的配合相得益彰，更使这种70年代中期出现的武器平台雄风大振。可见，“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并不是消极无为。如今日益开放的武器市场，多元的武器供应渠道，为武器的选择提供了极大的余地，多代次武器的大量并存，为武器间的跨代次组合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广阔也更可为的基础，只要破除把武器代次、用途、联结方式固定化的思维惯性，就可能化腐朽为神奇；如果以为打现代战争就一定要靠先进武器，一味迷信这类武器的神奇作用，反倒会化神奇为腐朽。我们正处于以火药为标志的武器系统向以信息为标志的武器系统跃进的武器革命阶段，这期间会有一个相对漫长的武器更迭期。眼下我们无法预言这一时期有多长，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这一更迭没有结束，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就是任何国家包括美国这样拥有先进武器最多的国家处理武器与作战间关系的最基本的办法。需要指出的是，最基本的不一定就是最有前途的。在消极的前提下积极进取只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做法，而并非永恒的法则。科技进步在人类手中早已从被动发现变成主动发明，美国人提出“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的设想，引发了武器与战法关系自有战争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变革。先确定作战方式然后再来研制武器，在这方面，美国人吃到的第一只螃蟹就是“空地一体作战”，时下沸沸扬扬正当红的“数字化战场”和“数字化部队”[10]则是它的最新尝试。这种做法标志着武器总是领先于军事革命的地位已经动摇，战法先行而武器随进或是两者相互砥硕、推挽前行构成了它们之间的新关系。同时武器自身也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演变，它的发展不再只是看单件武器性能的改进，而更要看武器是否具备与其它武器之间联结和匹配的良好性能。像当年高蹈独行的F－111因其太先进无法与其它武器匹配而只能束之高阁的教训已被汲取，那种企图依靠一两件高新技术武器充当“杀手钢”就能制敌于死命的思想显然已经过时。“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实验室特征的做法，既可以被视为一种主动选择，也可以被当成以不变应万变之策，它在酝酿战争史的重大突破的同时也隐含着现代战争的潜在危机：为一种尚在探讨研究中的战法度身定做一套武器系统，就如同为不知谁来赴约的盛宴准备菜肴，差之毫厘就可能谬之千里，从美军在索马里遇上艾迪德军队后一筹莫展的表现看，最现代化的军队也不具备调节众口的能力，应付不了不按常规行事的敌手。在未来战场上，数字化部队很可能会像擅长烹饪奶油浇龙虾的大厨师一样，面对坚持啃玉米棒的游击队员徒呼奈何。武器和军队的“代差”[11]也许是需要格外重视的问题，代差越近，代位高的一方战果越显著，而代差拉得越开，彼此间相互对付的办法就越少，甚至可能谁也吃不掉谁，从已有的战例来看，高技术军队难以应付非正规战争和低技术战争，这其中或许有某种规律存在，起码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12]。
[10]从“空地一体战”开始，美军武器装备的研制大体上都分为5个阶段：提出需求、拟定方案、方案论证、工程研制和生产、装备部队。对数字化部队的装备也是按此路子进行研制。（美国《陆军》杂志1995年10月号）1997年3月，美国陆军举行旅规模的高级作战实验，共检验了58种数字化装备。（美《陆军时报》1997年3月31日，4月7日、28日）根据美陆军器材司令部司令约翰·E·威尔逊上将的介绍，他的任务就是和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合作，为他们的大胆而新颖的设想，开发合乎需要的先进技术装备。（美《陆军》杂志1997年10月号）
[11]俄罗斯总参军事学院科研部主任斯利普琴科认为，战争和武器已经经历了五代，现在正走向第六代。（朱小莉赵小卓《美俄新军事革命》，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P6）
[12]1998年第11期《国防大学学报》，刊登了陈伯江对美国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奥迪恩的访问记。菲利普·奥迪恩多次提到“非对称作战”，认为这是对美国的新威胁。安图利亚·埃切维利亚在《参数》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在后工业时代最难对付的仍是‘人民战争’”。
与新概念武器相对，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武器几乎都可统称为旧概念武器。所以称其为旧，是这类武器的基本性能就是机动力加杀伤力。即或像精确制导炸弹等高新技术武器，也不外乎添加进了智力和结构力这两种因素而已。从实用角度来说，不论如何改头换面也无法改变其传统武器的性质，即它始终被职业化战士所掌握并在一定战场上所使用。所有这些沿传统思路制造出来的武器和武器平台，在适应现代战争和未来战争的努力中，无一例外都已走进了死胡同。那些想用高技术的魔法使传统武器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愿望。最终落入无休止消耗有限经费和军备竞赛的高技术陷阱。这就是传统武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悖论：
为保持武器的领先，只能在研制经费上层层加码；层层加码的结果，则无人有足够的经费保持领先。其最终的结果是，保卫国家的利器，反倒成了导致国家破产的诱因。
最近的例证也许最有说服力。前苏军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元帅敏锐地洞悉了“核后时代”武器发展的走向，相机提出“军事技术革命”这一崭新概念时，他的思想显然领先于他的同时代人。但思想的超前并没有给他的国家带来福祉，反倒带来了灾难性后果[13]。这个在冷战背景下被他的同僚们视为独步一时的设想一经提出，便大大加剧了美苏间存在已久的军备竞赛，只是当时还没有人会预料到，其结果竟是苏联解体及其在超级大国的角逐中彻底出局。一个强大的帝国在一枪未放的情况下就土崩瓦解，活生生印证了吉卜林的一句名诗：帝国的灭亡，不是轰隆一响，而是扑哧一声。不独前苏联如此，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也在步其老对手的后尘，为我们提出的武器发展悖论提供新的证明。随着技术综合时代的轮廓日渐清晰，他们投入新武器研制的费用越来越多，武器的价格也越来越昂贵，60－70年代研制F－14、F－15的花费是10亿美元，80年代研制B－2飞机就突破了100亿美元，而90年代F－22飞机的研制费超过了130亿美元，若以重量计，单价在13－15亿美元的B－2飞机[14]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3倍[15]。像这样昂贵的武器在美军武库中比比皆是，如F－117A轰炸机、F－22主战飞机、“科曼奇”武装直升机，这些武器的价格几乎件件超过或接近上亿美元，大量费效比如此不合理的武器，给美国军队披上了越来越沉重的甲胄，把他们一步步拖向在经费上层层加码的高技术武器陷阱之中。财大气粗的美国人尚且如此，其他每每囊中羞涩的国家在这条路上又能走多远？显而易见，谁都很难走下去。步出困境的办法当然是另辟蹊径。
[13]美国防务专家认为，奥尔加科夫已经看到电子技术将使常规武器发生革命，并使之在效果上取代核武器。但奥尔加科夫在军事革命问题上的远见卓识因体制问题而搁浅，“如果一个国家跟踪技术革命的代价极其高昂，超出了它的体制和物质条件所能承受的限度，而它仍然坚持与其对手进行军事实力的竞赛，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在可以使用的军事力量方面更加落后。俄罗斯在沙皇和苏联时期都是这个命运：苏联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军事负担，军方又不愿意接受收缩战略的要求。”（见美国《战略评论）杂志1996年春季号，斯蒂芬·布兰克《为下一场战争作准备：对军事革命的一些看法》）
[14]1981年，美空军预计投入220亿美元就可生产132架B－2。但8年后，这笔钱只造出一架B－2飞机。若以单位重量价值计算，一架B－2是同等重量黄金价值的3倍。（见《现代军事》1998年第8期，P33，朱志浩文《美国隐身技术政策之剖析》）
[15]美国国防部对1993年1月13日空袭伊拉克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高技术武器存在许多局限性，综合效应炸弹有时比精确炸弹效果更好。（美《航空与航天技术周刊》1993年1月25日）
于是，新概念武器应运而生。只不过让人感到有点不平的是，在这方面领先于潮流的又是美国人。早在越战时期，投放在“胡志明小道”上空造成倾盆暴雨的碘化银粉末和撤播在亚热带丛林中的脱叶剂，即已使“美国鬼子”在新概念武器和手段残忍两方面都独领风骚。此后30年，他们更在财力和技术的双重优势下，令人无力在此领域望其项背。
不过美国人也并非事事占尽风头，在新概念武器之后提出范围更其广泛的武器新概念，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美国人没能在这方面理清头绪。因为提出武器新概念无须凭借新技术做跳板，只需要一种明快而犀利的思想。而这并不是思想附丽于技术的美国人之所长。美国人总是在技术未曾到达的界域停顿思想的呼吸。不容否认，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地震、海啸、灾害性天气或是次声波、新生化武器等都属于新概念武器[16]，并且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武器已有很大区别，但它们都还是与军事、军人、军火商有关的以直接杀伤和损毁为目标的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只不过是改变了武器的机理和在杀伤力、损毁力方面成倍放大了的非传统武器而已。
[16]新概念武器主要包括动能武器、定向能武器、次声武器、地球物理武器、气象武器、太阳能武器、基因武器等。（《跨世纪的军事新观点》，军事科学出版社，P3）
武器新概念则不同。它和人们所说的新概念武器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说，新概念武器是超出传统武器范畴的、可以在技术层面上掌握和操作的、能够对敌方造成物质或精神杀伤的武器的话，那么，这种武器在武器新概念面前，仍旧是狭义的武器。因为武器新概念就是广义武器观，它把所有超出了军事领域，但仍能运用于战争行动的手段都看做是武器。在它眼里，一切能造福于人类的，皆可加害于人类。也就是说，今天世上的一切没有什么不能成为武器，这就要求我们对武器的认识要有打破一切界限的自觉。当技术的发展正在努力增加武器的品种之际，思想的突破则一举拓开了武器王国的疆域。在我们看来，一次人为的股灾、一次电脑病毒的侵入、一次使敌国汇率的异动，或是一次在互联网上抖落敌国首脑的绯闻、丑闻统统都可被纳入新概念武器之列。武器新概念为新概念武器提供指向，新概念武器则使武器新概念固定成型。对于大量出现的新概念武器，技术已经不是主要因素，关于武器的新概念才是真正的深层原因。
必须明确的是，武器新概念正在打造与平民生活紧密相连的武器。假如我们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新概念武器的出现，肯定会将未来战争提升到普通人甚至是军人都难以想象的水平；我们要说的第二句话就该是：武器新概念则将使普通人和军人一起对自己身边习以为常的事物也会成为进行战争的武器而大感骇异。相信人们会在某一个早上醒来时吃惊地发现，许多温良和平的事物都开始具有了攻击性和杀伤性。
原子弹出现以前，战争一直处在杀伤力的“短缺时代”。改进武器的努力主要是为了增加杀伤力，由冷兵器和单发火器构成的“轻杀武器”，再到由各种自动火器构成的“重杀武器”，武器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不断增加武器杀伤力的过程。漫长的短缺，造成了军人们对拥有更大杀伤力武器的难以满足的渴求。随着美国新墨西哥州荒原上腾起的一朵红云，军人们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不仅能将敌人全部杀死，而且还够再杀死他们一百次一千次。它使人类拥有了超过需要的杀伤力，战争的杀伤力第一次有了富余。
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一切事物达到极致都会转向它的反面。发明像核武器这样的、能够毁灭全人类的“超杀武器”[17]，使人类掉进了自己设置的生存陷阱。核武器成了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它迫使人们思索：我们真的需要“超杀武器”吗？把敌人杀死一百次和杀死一次有什么不同？打败敌人却要冒毁灭地球的风险又有什么意义？怎样避免同归于尽的战争？“确保互相摧毁”的“恐怖的平衡”是这些思索的直接产物，而它的副产品则是为不断增速的提高武器杀伤性能的疯狂快车提供了刹车装置，使武器的发展不再是沿着轻杀武器——重杀武器——超杀武器的高速通道向前猛冲，人们试图寻求武器发展的新路径，既要有效，又能对武器的杀伤力实行控制。
[17]用“超杀武器”的概念取代“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概念，意在强调这类武器的杀伤力超过了战争的需要，是人类极端思维的产物。
任何重大的技术发明，都会有深刻的人文背景。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后与此有关的50多个公约，为世界规定了一套人权国际准则，其中认定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特别是核武器严重侵犯了“生命权”，是“对人类的犯罪”。在人权等新政治概念的影响下，再加上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主张犬牙交错，对生态环境特别是人的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概念的提出，导致对杀伤和破坏的顾忌，形成了新的战争价值观和新的战争伦理。武器的“慈化”[18]正是对人类文化背景的这种大变迁在武器生产和发展方面的反应。同时，技术的进步也具备了直接打击敌方中枢而不殃及其他的手段，为夺取胜利提供了许多新的选择，这一切使人们相信最好的取胜办法是控制而不是杀伤。战争观念、武器观念都发生了变化，那种通过无节制杀戮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的想法，已成为旧时代的陈迹。战争已经告别了凡尔登战役式的绞肉机时代。
[18]“慈化”武器的“慈”，主要指它减少了杀戮和附带杀伤。
精杀（精确）武器和非杀（非致命）武器的出现，是武器发展的转折点，它标志武器第一次不是向“强化”方向发展，而是呈现出“慈化”倾向。精杀武器可以精确地打击目标，减少附带杀伤，像能切除肿瘤却几乎不必流血的伽马刀，它导致了“外科手术式”打击等新战法的出现，使不起眼的战斗行动亦能收到十分显著的战略效果。如俄国人仅用一枚导弹追踪移动电话信号，就使令人头痛的杜达耶夫永远闭上了强硬的嘴巴，顺带着也就缓解了小小车臣惹出的巨大麻烦。非杀武器能够有效地使人员和装备失去战斗力，但不会致人死命[19]。这些武器所体现的趋向标志着人类正在克服自己的极端思维，开始学习控制已经拥有却日显多余的杀伤力。在海湾战争长达一个多月的大轰炸中，伊拉克平民的死亡人数仅以千数计[20]，远远低于二战期间的德累斯敦大轰炸。慈化武器是人类在武器领域进行多种选择中最新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它在给武器注入了新技术的因素之后，又加入了人性成份，从而破天荒地使战争涂上了温情色彩。但慈化的武器仍然是武器，并不会因慈化的需要便降低武器的战场效能。剥夺一辆坦克的作战能力，可以用炮弹、导弹去摧毁它，也可以用激光束去毁坏它的光学设备或是使乘员致盲。在战场上，一个伤员比一名阵亡者需要更多的照料，无人武器平台可以省去越来越昂贵的防护设施，发展慈化武器的人肯定已经对此经过了冷冰冰的费效比计算。杀伤人员可以剥夺敌人的战斗力，让敌人恐慌且丧失战斗意志，可谓非常上算的取胜之道。今天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技术，可以创造许多更有效的造成恐惧的办法。像在天幕上用激光束投射一个受难圣徒的影像，就足以震慑那些虔信宗教的士兵。制造这样的武器在技术上已没有什么障碍，只是需要往技术成份中添加更多一些想像力。
[19]据英国《国际防务评论》杂志1993年4月号披露，美军大力研究包括光学武器、高能微波弹、声束武器和脉冲化学激光在内的多种非杀伤性武器。《简氏防务周刊》1996年3月6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非杀伤性武器高级指导委员会制定了一项政策，对此类武器的研制、采购和使用做了规定。
此外，据《1997世界军事年鉴》（P521－522）介绍，美国国防部成立“非致命武器研究领导小组”，目标是使非致命武器尽早出现在武器清单上。
[20]见军事科学院《外军资料》，1993年3月26日，27期P3。
慈化武器是武器新概念的派生物，而信息武器则是慈化武器的突出代表。不论是进行硬摧毁的电磁能武器，还是实行软打击的电脑逻辑炸弹、网络病毒、媒体武器，都是着眼于瘫痪和破坏而不是人员杀伤。慈化武器这种只可能诞生在技术综合时代的武器，极可能正是最有前途的武器发展趋势，同时也就会带来我们今天还无法想象和预知的战争状态或是军事革命，它是人类战争史迄今为止最具深刻内涵的改变，是新旧战争状态的分水岭。因为它的出现，已足以把冷热兵器时代的战争统统划进“旧”的时代。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沉湎于技术浪漫主义的幻想，以为战争从此就会成为电子游戏般的对抗，即便在计算机房内完成的虚拟战争也同样需要以国家的整体实力为前提，一个泥足巨人拿出十套虚拟战争的方案，也不足以威慑任何在实力上强于它的敌人。战争乃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容不得丝毫的天真。哪怕有一天所有的武器都被充分慈化了，一场或许可以避免流血的慈化战争却依旧是战争，它可以改变战争的残酷过程，却无法改变战争强制性的本质，因而也就无法改变残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