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O·斯宾格勒在他的《人类与技术》一书中说，“技术是像我父上帝一样永恒和不可变化的，它像上帝之子一样拯救人类，它像圣灵一样照耀着我们。”哲学家斯宾格勒对技术一如神学家对上帝般的崇拜，正体现了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并在后工业时代愈益兴盛的另种蒙昧。
在功利主义的熏风吹拂下，技术比科学更受人们青睐是不足为奇的。科学大发现的时代，已经留在了爱因斯坦以前的岁月。现代人则越来越倾向于：在我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一切梦想实现。这使他们在为自己的明天下注时，大都透过上千度的近视镜片去乞灵膜拜于技术。如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技术得到了令人瞠目的爆炸性发展，给急功近利的人类带来了数不胜数的好处，而我们自豪地把它称之为技术进步，却不知此时自己正置身于一个迷失了心性的技术蒙昧期[2]。
[2]在这方面，法国哲学家兼科学家让·拉特利尔有独到见解，他认为，科学技术对文化既有破坏效应，也有诱导效应。在这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下，人类很难保持对技术的清醒判断。常常在技术狂热或是“反科学”运动的两极中摇摆。硬着头皮去读一读他的行文晦涩但思想艰深的《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会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角度去观察技术对人类社会多方面的影响。
技术在今天已日益变得令人眼花缭乱和不可控制。贝尔实验室和索尼公司不停地推出新奇的小玩艺，比尔·盖茨年年开启他的新视窗，克隆羊“多莉”证明人类已经打算替代造物的上帝。俄制令人生畏的SU－27战斗机还没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派上用场，SU—35就已经登台亮相[3]，而SU－35能否在战场上出尽风头后再功成身退也是件大可怀疑的事。技术就像套在人类脚上的“魔鞋”，在被商业利益拧紧了发条后，人们只能随鞋起舞，按照它给定的节奏飞快地旋转。
[3]尽管超视距（BVR）武器的完善，已使空战的基本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毕竟没有完全取消近距格斗。能做“眼镜蛇”机动的SU－27和能做“钩子”动作的SU－35，都是迄今为止最出色的战斗机。
瓦特、爱迪生的名字几乎是技术大发明的同义语，用这些技术巨匠去命名他们的时代可以说理所当然。不过，从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百多年来无法数计的五花八门的技术发明，使得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出现都很难在人类生活的领域中妄自称大。如果说“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这些提法在当时还可谓名至实归的话，今天，当种种新技术像不断拍打时代堤岸的涌浪，使人们连短暂的欢呼都来不及，便被淹没在更高更新的技术潮头之下时，仅以一种新技术或一位发明家就命名一个时代的时代已成昨日黄花。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把当今时代称之为“核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话，仍会让人有以偏概全之感的原因所在。
毫无疑问，信息技术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福音。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唯一能给从潘朵拉盒中放出去的所有技术“瘟疫”注入更大能量，同时又加上一道紧箍咒对其进行控制的手段。只是谁又能为它也戴上道紧箍咒眼下还是个问题。悲观的论点是，假如这一技术朝人类不可控的方向发展的话，最终将使人类成为它的牺牲品[4]。如此可怕的结论却丝毫没能减弱人们对它的热情。它本身显示的乐观前景对渴望技术进步的人类具有更强烈的诱惑性。毕竟它所独有的交流与共享的特性，是我们可以期望的引领人类走出技术蒙昧的灵性之光，尽管这还不足以让我们与那些一叶障目的未来学家们一样，用它的名字来冠名整个时代。它的特性恰恰使它无法取代大量已有的、正在出现的和即将诞生的各类技术，特别是像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和纳米技术这些与信息技术彼此借重、彼此推进直至彼此共生的技术。
[4]弗·格·容格是最敏锐的技术悲观论者，早在1939年，容格就已经认识到了现代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技术统治的增长和环境问题的威胁。在他看来，技术已经变成一种无可匹敌的、魔鬼般的力量；它既掠夺大自然，也剥夺了人类的自由。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技术称为“杰出的荒谬”，要求人类回归自然，以避免作为最大危险的技术。最著名的技术乐观派是维纳和斯泰因布赫，在维纳的《控制论》、《上帝与机器人》、《人有人的用处》和斯泰因布赫的《信息社会》、《哲学与控制论》等著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描绘的人类社会在技术的推进下呈现出的光明前景。
三百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于在技术领域里盲目的喜新厌旧，对新技术的无尽追求成了解决一切生存难题的灵丹妙药。人们沉迷其中而渐入歧途。就像为掩饰一个错误通常会再犯十个错误一样，为解决一个难题人们也常常不惜为自己带来十个难题[5]。如为更便捷的代步人们发明了汽车，但紧跟在汽车屁股后面的一长串问题——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石油开采、橡胶提炼、道路修筑等等，又需要同样一长串的技术手段去解决，直到最终导致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挤占耕地、交通事故等更多更棘手的问题出现。到头来，以车代步的原始目的与这些派生的问题相比，倒似乎显得无足轻重了。技术的无理性膨胀，就是这样让人类不断地把一个个初始目标遗失在枝杈横生的技术之树上而迷途忘返。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作“枝杈效应”。所幸的是，在这个时候，现代信息技术出现了。这肯定是技术史上最重要的一场革命。其革命性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本身是一项全新的技术，更在于它是一种能轻松穿透技术间的重重壁垒，把看似毫不相关的各种技术联结在一起的黏合剂。通过它的黏合，不但可能派生出许多非驴非马又亦此亦彼的新技术，而且还给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人类只能站在人类的角度，才能认清技术的工具性实质，才不至于在解决自身面临的生存难题中，成为技术——工具的奴隶。人类完全可以充分展开自己的想像力，在使用每一项技术时穷尽其潜能，而不必像熊瞎子掰苞米那样，只会不断地用新技术去淘汰旧技术。在今天，单项技术的独立使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想象。信息技术的出现，为各种新旧技术以及高新技术间的匹配使用，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无数事实证明，技术的综合运用甚至比技术的发明更能推动社会的前进[6]。
[5]在戴维·埃伦费尔德的《人道主义的僭妄》一书中，列举了许多这样的事例。施瓦茨在《过度巧妙》中说，“一个问题的解决会产生一批新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会排除那种解决。”热内·迪博在（理性的觉醒》中也谈到了同样的现象。
[6]E·舒尔曼在《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中指出，“在以现代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为基础的当代文化的动态发展中，我们将越来越多地面临多学科合作的事实……一门特殊的科学无法足够科学地指导实践。”
单声部引吭高歌的局面正在被多声部大合唱所取代。技术的大融合正在不可逆转地导致全球化趋势的上升，而全球化趋势又反过来加速了技术大融合的进程，这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这一特征必会将其特点投射到时代的任何方向上，战争领域自然也不会例外。任何一支渴望现代化的军队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喂养，而战争的需要从来就是新技术的催产士。海湾战争中有500多种80年代的高新技术登台亮相，使得这场战争简直就像是新武器们的表演。像“爱国者”拦截“飞毛腿”，看似用霰弹枪打鸟那么简单，实际上要牵动部署在大半个地球上的许多兵器：DSP卫星发现目标后，向澳大利亚地面站传送警报，经美国本土的夏延山指挥所再把信息发给利雅得中心指挥所，然后是命令“爱国者”操作员进入战位，光是在90秒钟的预警阶段，就要依赖空间系统和C3I系统的多次传接配合，真可谓“一弹动全球”。众多武器间超距离的实时合作，形成了前所未见的作战能力，而这正是信息技术出现之前无法想象的事情。假如说，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单件武器的出现还可能引起军事革命的话，那么在今天，已经没有谁能独领风骚。
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的战争，取消了武器对战争的冠名权，在新的基点上重新排列了武器与战争的关系，新概念武器特别是武器新概念的出场，使战争的面孔日渐变得模糊。一次“黑客”侵袭，算不算敌对行动？利用金融工具去摧毁一国经济，能否视为一场战争？CNN对美军士兵曝尸摩加迪沙街头的报道，是不是动摇了美国人充当世界宪兵的决心，从而改变了世界战略的格局？以及对战争行为的判断是看手段还是看效果？显然，从传统的战争定义出发，已经无法对以上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非战争行动都可能就是未来战争的新的构成因素时，我们不得不对这种战争新模式进行一次新的命名：
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简言之：超限战。
如果这一命名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种战争意味着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意味着横亘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两个世界间的全部界限统统都要被打破；还意味着已有的许多作战原则将会被修改，甚至连战争法也需要重新修订。
但是，战神的脉博是难以把握的。要想谈论战争，特别是谈论发生在明天晚上或是后天早晨的战争，你别无它法，只能屏息定性，仔细号切战神在今天的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