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无不点头称是。这帮人中可没有张玄素、于志宁那样的人物。
太子拔出佩刀，走前几步，从一整只烤好的羊上割下块肉，塞进口中，吃得好不痛快。
“还是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感觉好啊。咱们原来从宫外盗来的马呀牛呀的，都吃完了吗？”太子曾命东宫收留的逃亡官奴去民间盗取牛马，并自制大鼎，与众人煮来分吃。
“小子再去弄。就怕被那些宫臣知道。”
“他们好糊弄得很。对他们说些忠孝节义的话，就对付过去了。再不我就一副深自悔改、痛哭流涕的样子，他们就只有说太子贤明的份了。”承乾自以为已经找到了躲避宫臣、父皇监督的方法。
“太子真是聪明过人啊。”
“还是让那帮顽固的老臣死了最好，可惜派人去刺杀，总不成功。不说这些讨厌的人了，不如咱们玩乐痛快。”太子说完，又与众人喝酒去了。
而与喜欢突厥风俗、倾向于胡人文化的太子不同，魏王自幼爱好文学，倾向于梁陈以来的南方文化。他得到太宗的喜爱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此。
隋朝统一以后，南方文化在统一王朝中就明显地占有优势。李世民本人在文化取向上其实也是舍北从南的。在他积极谋求皇位的过程中，就已经表现出了这种倾向。当年秦府十八学士中，大部分就是南人或重南学的北人。李世民即位之后，命家承南学的颜师古考定五经，又命重南轻北的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其所作义疏基本上也是舍北从南的。他还对由陈入隋唐的陆德明十分欣赏，对其所撰《经典释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太宗下诏编撰的《隋书·儒林传》中，也存在着明显的扬南抑北的倾向，其序在历叙南北章句好尚互有不同之后，对南北学术总的评价是“南学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又下诏褒扬前代名儒，他所列举的名单中，以南朝梁皇侃为首，其余也大都为南人或重南学的北人，明显地偏重南派学术。尽管太宗也知道文风的浮华并不利于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不利于国家的治理。但是，南北长期分隔之后，南方文化确实比北方水平高出许多，其绮丽柔美，也更加令人不自觉中心向往之。
正因为李世民有这种舍南从北的文化倾向，所以才对同样爱好南方文化的魏王李泰表现出偏爱之情。世间万事，细细看来，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李泰自然明白父皇对自己多么与众不同，心中生出非分之想也是人之常情。在传统的政治格局中，嫡长子继承制有时候是会妨碍选拔出最优秀的接班人，矛盾的激化就往往演变成宫廷斗争。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是如此，在李承乾与李泰之间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