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
“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也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这也是魏徵的聪明之处。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同样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也是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
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群臣都贺：“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其实，创业与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是历史上经常被讨论的有关君道政体的一个重要话题。辩证地看，创业与守成同样是艰难的。创业时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到战胜了所有的敌手建立了新政权之后，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还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说，房玄龄经历过战争的艰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但是，在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如果还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变得骄傲自满，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再关心人民疾苦，就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导致政权的衰亡。魏徵认为，打天下还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顺应时势人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纵，这才是最难的。
其实魏徵也是经历过隋末动乱的，只不过在太宗掌权以前，没有跟随他夺取皇位而已。说他不懂得创业的艰难，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养令他比房玄龄更明白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守成、是治国。当然也是因为魏徵没有创业的功劳可居，没有那方面的发言权罢了。
魏徵之所以在贞观十二年的时候引申发挥“守成更难”这个问题，是他发现太宗在当时已经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了。
太宗原本就有气疾，大概是属于心肺方面的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状况更是明显变糟。贞观七年（633）五月至十月，贞观八年三月至十月，太宗都到九成宫去避暑。贞观九年，做了十年太上皇的高祖李渊去世。贞观十年，四十岁的太宗又失去了贤明恩爱的长孙皇后。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太宗在政治上的锐气大挫。
加上多年的社会政治稳定，经济不断恢复发展，太宗的思想和心理变了，朝中政局也变得不如以前那样稳定和明朗了。一方面，太宗的骄满情绪明显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太宗的心态也明显老化。与以前破除迷信、积极进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开始转入对往事的回顾对身后的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徵才指出守成更难。魏徵希望他的提醒可以让太宗居安思危，继续保持贞观前期的作风，从而将贞观之治保持下去。
在贞观十三年（639），魏徵还特地上疏，明确指出这些年以来，太宗在十个方面都有渐不克终的苗头。其中一个就是滥用民力，还说百姓没有事情干就生骄逸之心，只有让他们多服劳役才容易管束。这与贞观前期的安民之道无疑是天差地别。太宗看了，深表赞赏，跟魏徵说：“卿所上疏，朕已经令人写在了屏风上，可以方便常常观看，提醒自己。”
说实话，魏徵经常性的提示，确实使太宗思想上提高了许多警惕。贞观十五年（641），太宗还对侍臣们说：“朕有二喜一惧。这些年来粮食丰收，长安一斗粟才三、四钱，这是一喜；边境安宁，四方臣服，这是二喜。但天下太平则骄侈易生，骄侈将导致危亡，这是朕害怕的事情。”这说明魏徵提出的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等政治原则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太宗的重视，为贞观之治局面能够持续较长的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魏徵之所以能够做到高瞻远瞩，帮助太宗在天下大乱之后制定出迅速实现天下大治的方针，并在不同时期提出针对性很强的治国原则，协助太宗开创并维护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是与他自身的知识修养和经历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