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事”字是动词，和服侍、侍候的侍同义。子路问作一个国君的高级干部，应该怎么才对。孔子说，既然作人家的干部，就要绝对忠心，不可欺骗上司，不欺他就要说直话。但说直话也很难，所谓“忠言逆耳”，可是要对领导人尽其忠，不妨冒犯他一下。
讲到这方面，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常看到大臣与皇帝政见冲突的事，旁注便有“拂其龙麟”的话，以前对皇帝以龙作为表征，据说龙的个性，能柔能刚，随便怎样碰它的鳞甲，都不会生气，只有龙的颔下三寸处生的是逆鳞，倒的，那是致命所在，绝对不能碰，否则龙就会发怒而毁人的。这就说明为领导人的，度量要大，对有理取闹的，能够包容原谅。但在最要紧的关键上，千万不可以碰。譬如我们对朋友也尽管说直话，但对于朋友某一要命的缺点，则不能随便说了。以现代的行为道德讲，适当的限度，保持别人的自尊心，是必要的。所以历史上有些大臣“犯颜谏诤”，就是说领导人已经很生气了，可是忠心的部下为了他好，不管他怎样生气，应该说的话，还是要讲。我们读《宋史》，赵普对宋太祖，就做到了“勿欺也，而犯之。”
有一次，赵普推荐某人作官，宋太祖不答应。第二天，赵普又上奏推荐这个人，宋太祖还是不答应。第三天赵普又上奏推荐，宋太祖这一下可忍不住了，气得大发雷霆，把奏摺撕碎了扔到地上。赵普面不改色地跪着，把这些碎片拾起来，带回去。过些天，把这撕碎了的奏章补贴好，又带上朝去推荐。宋太祖这一次总算醒悟了，终于任用了这个人。又有一次，有个大臣应该升官，但是宋太祖一向讨厌那个人，不准他升。赵普极力奏请太祖批准，宋太祖又被赵普惹火了，气呼呼地说：“我就是不让他升，你又能怎么样？”赵普说：“刑赏，有天下刑赏的准则，陛下怎么能以个人的喜怒来左右刑赏？”太祖气得离座而起，回到内宫。赵普就跟着站在宫门口，久久不肯离去。宋太祖后来也就答应了。我们从这两个故事就可想见赵普处事的刚毅果断，但是他也有缺点，心胸不宽，容易记恨。他常会挑剔那些当他贫贱时，对他不好的人们。每逢这种情况，宋太祖就说：“若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劝赵普度量放大，不要计较这些小节。更何况天子宰相之才，哪里是社会一般人所能鉴识的。后来，赵普就不敢再提这一类的事了。
这种类似的故事，在《贞观政要》这部书里，记载得很多。唐太宗、魏征也是一对好搭档。不过话说回来，魏征这个伙计固然好，也要有唐太宗那样的好老板。照《贞观政要》的记载，长孙皇后也很好，所以还要老板娘也好。不然的话，就变成上论中所讲的“事君数，斯辱矣！”
这两句话，大家都知道，经常引用，已变成成语了。自古以来，对于上达与下达的解释各有各的观点。综合一般的观点来解释，所谓“上达”，以现在思想的习惯而言，就是比较形而上的、升华的。所谓“下达”，就是比较现实的、卑下的。深入一点说，君子与小人，在春秋战国时代，尤其在孔子言论中，经常提出来作为一个对比的名称。因为真正研究学问，真正搞思想是少数人的事。有许多人尽管在读书，但并不一定在研究学问，而只是在求知识；尽管有人在搞思想，但并不一定在研究思想本身，不是研究哲学的问题。研究思想怎么来的，牵涉到形而上哲学的问题。形而上可以说是上达；形而下、现实的、浅近的就是下达。“达”就是通达，这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过去的习惯，问人读书的情形，不问他读了什么书，有没有文凭学位，只问读通达了没。再说，“上达”，也可以解释为有高明的远见。“下达”，便是比较浅近，只重于现实的低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