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袁氏当国》44章 宋至死未尝疑袁</h1><hr /> <p> 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关系，似乎就是如此。赵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杀宋，所以他就加意筹划了。袁之所以连电邀请宋教仁入都，磋商军国大事，显然他还是在"重用之"和"除之"的两极之间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觉。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对自己的政治前途甚为乐观。他甚至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时，还没有怀疑是袁氏对他下此毒手，所以他还要上书总统（这在帝制时代便叫作上遗折）作最后诤谏呢！书曰： </p><p>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载1913年3月22日《民立报》） </p><p> 宋之遗折颇有忠荩之忱，读来哀婉。袁或无立刻杀宋之心，然赵为保存其相位，而乘机除一劲敌，或为杀宋之主要动机所在，亦未可知。果尔，则袁反为赵背杀宋之黑锅矣，是耶？非耶？袁氏当时通令自辩，也说： </p><p> 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须知刑事案件应候司法机关判决……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见1913年5月4日《政府公报》） </p><p> 他这话也有他的道理，读史不能以人废言也。而宋逝未几，凶手遂在牢中中毒而死。未几洪述祖亦畏罪潜逃，赵亦猝毙，胡为乎而然哉？你说这是民初军阀时代的政府下流吗？纵在美国，肯尼迪总统是谁杀的呢？杀肯尼迪的刺客又是谁杀的呢？后来杀刺客的刺客之死，又是谁干的呢？ </p><p> 政治暗杀，古今中外都是罄竹难书的，不查个水落石出，就硬把疑犯(suspect)当主犯(convict)是很落伍的现象。其实黄兴所说的"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这三大暗杀案，若从纯法律的观点来分析--如果读者贤达和在下都是三案的陪审员(jurors)，我们就很难确定袁世凯是真正的刑事犯--证据不足之故也。 </p> <script><!-- getPageBottom();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