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宋教仁和汪精卫在当时国民党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间。宋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毫无顾忌的大嘴巴。做起演说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其实宋教仁不是袁世凯、蒋介石那一流的人物。在聚义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调和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及时雨"宋江。虽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敌叫成梁山盗魁，但是渔父（宋的别号）是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毕竟不是宋江。
总之，宋教仁不是个有心计的人。相反，正因为他搞政治锋芒太露，不特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甚或同党相妒呢！君不见，在孙文大总统第一次组阁时，党中才气最大、声望最高的高干，也是孙公最看重的，一夜之间就能草成一篇不朽的《民元约法》的宋教仁，不就有遗珠之憾吗？其后，唐内阁垮台，陆徴祥组超然内阁（内阁中的国务委员一律脱党）。陆徴祥不孚众望，称病辞职（1913年9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另组"混合内阁"（只重人才不分党派），而终未实行，乃改提前内务总长赵秉钧暂代；这也是赵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陆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党派中政敌太多，不易领导混合内阁；第二也是宋一向坚持政党内阁（清一色由国民党成员组阁），袁不愿，而事实亦不可行。袁的借口是当时任何一党都人才不够。这显然也是事实（见前一章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22～63页，选辑《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原载1912年6月22日《政府公报》；另见《宋教仁谈话》，原载1912年10月7日上海《民立报》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