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八百罗汉"（且看他们在菩萨庙里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大闹天宫，真是弄得个天翻地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八百罗汉"在民国初年是没有选民(constituents)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这时虽有人口四万万，但80%是不识字的文盲。另外20%虽或多或少认得字，但他们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选举。这玩意儿，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们何能顿悟起来呢？他们之中也确有略通民主选举之皮毛的，但这种人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先知先觉了。一个文盲遍地的社会能产生几个先知先觉呢？因此这些"罗汉"们就只是一 批徘徊于转型中期，从前朝（帝制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转到后朝（共和的民国），仍背着入朝做官的老包袱不放的半旧的政客。但是这些半新半旧的转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旧中国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补人(office seekers)。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为官，因此他们并不代表什么阶级。以前入朝为官的快捷方式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成了有志青年的正途。这是我们社会政治大转型还未转完的一条大尾巴。孙中山先生劝告当时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说是针砭时弊，但是他老人家还是在这大尾巴上做文章。试问青年人个个都要立志做大事，那么小事谁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国父大人也是我们五千年中华大酱缸里出来的嘛，未能免俗也。呜呼，社会文化转型之难，有如此者。所以在孙中山和袁世凯那个时代，入朝为官，是当时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导思想。
总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组党，入党，毁党，造党，分党，合党……一言以蔽之，万变不离其党，才是入朝为官的不二法门。据说1988年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后，不期年，宝岛便出现小党一百余个之多。民初国会选举时，据吾友张玉法院士的考据，大陆上竟有大小政团六百余家（见张玉法著《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市，1985 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第33页）。何以有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当时政论家黄远庸之言曰：
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乃复演为千奇百怪之崇拜政党论，或毁谤政党论，以相攻于一隅。于是乃有党与党之争，有党与非党之争，更有一党之中一部分与一部分之争。（同上，第13页，引自《远生遗著》）
玉法这本584页之巨著，所谈千奇百怪之事是征引不尽的了。但是如把民国初年的政党摸出点头绪来，也未始不可大义微言。盖民初的政团实始于清末，而清末的政团实始自康、梁的强学会。康氏的教条主义把强学会弄垮以后，各省小会林立，虽群龙无首，然其宗旨与成分，大致相去不远。戊戌以后康、梁避居海外，与孙、黄的革命派相竞争，俨然形成两大主流。迨清末立宪运动在国内风起云涌，两派又同时回流，渗入各省的参议会。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原立宪派（包括康、梁的老保皇派）也加入革命，墙倒众人推，两派就水乳难分了。如今国会开始竞选了，各小党、小政团，又各为小团体利益，或分或合，甚至不惜毁党造党，来各取所需，因而就形成上引黄君所说的千奇百怪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