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袁政府还有个特殊现象，虽只是个历史性的承继，与袁本人无关，然亦不妨略述始末。在前任孙文政府里的首席部长，原是陆军总长。那是军事第一，革命时期的革命内阁的组织。如今唐内阁则是国家恢复正常之后，依法（包括对外条约）行事的和平内阁。为赢得列强对民国的承认，则民国政府就不能做违反国际条约之事。在前清，中国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长，原是外交部长。因为这是那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明文规定的。那时列强由于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组建的中国政府，为便于随时可与中国政府交涉，他们要求把外务部提升为 首要部门。外务部尚书等于是内阁中的第一副总理。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那个风雨飘摇、变化无穷的中国政府，随起随伏，都无损于他们的利益。洋人既如此要求，中国官僚又何敢说一个不字呢？因此在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里，外交总长也是内阁里的首席总长。其后，北京政潮起伏，直如儿戏，而做外交总长的往往都做了署理阁揆，甚或实授阁揆了。像后来的陆徴祥、王宠惠、顾维钧，都做过内阁总理，就是这个道理。
再者，那时搞外交的职业官僚(technocrats) 一般都各有其国际背景。他们平时以纯技术本领，徘徊于中国各实力派政团的夹缝之间，干禄公卿，等候雇用。那些横行中国的军阀们，谁都不敢开罪他们，有时还要倚赖他们来寻找通洋之道呢！在那个时代，中国国内的任何政治派系都竭力寻找国际路线，以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有的甚至为此不惜丧权辱国。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时代，知道这项内幕运作的专家，莫过于三朝元老的顾维钧先生了。他腹笥之广，笔者不知有第二人也。可是顾公本人也卷入其中，未便畅所欲言。然笔者每从旁代为点出，顾公亦微笑颔之，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嘛。笔者当年亦曾把他们的故事尽量加以发掘，并写入《顾维钧回忆录》的英文原稿。不意这些故事后来竟被核稿人通统删除，因为万页原文已嫌太长，容纳不下题外之言，为之奈何哉？